哲学视域下的中国环境问题追根溯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追根溯源论文,中国论文,环境问题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改日期：2008-04-01
哲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存在的追问，对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的探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生态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虽然我国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十分复杂，应当从多学科的、多维的视角予以研究。但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和经济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一个哲学问题。从根源上看是思维方式问题，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层本质，对人类行为起支配作用，是人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式。它决定战略目标、经济模式、技术形态的选择和设定。在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同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就会导致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环境问题形成的哲学思想根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性存在高于其他存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近代以来，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的崇尚分解的科学方法，提出“动物是机器”的论断，认为自然既是一架只能遵循力学规律而运转的机器，那么人类就可以任意地支配它、制服它、驱使它。英国哲学家培根(F.Bacon)的经验主义的自然观，提出“知识就是力量”，表明了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心。这种西方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导致人们将作为整体而存在的自然，还原、拆卸、分解为各种孤立存在和基本单位。作为人类征服、改造和统治的对立面，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过高地估计人类理性能力，人被称为不同于自然中其他的理性存在，这种理性高于其他存在，其他存在服从于理性的存在。在价值观上关注的是人的价值的最大化，把人看成是一切价值的核心，非人类的自然只有外在的工具性价值。这种理性存在高于其他存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具体表现为唯意志论的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一)唯意志论的世界观
唯意志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片面夸大人的主观意识能动性，强调意志，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把人看作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把人类的使命归结为控制自然，中国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人定胜天”和“控制自然”的唯意志论世界观。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毛泽东过分强调人的自觉能动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大跃进”时期和十年动乱时期，广泛推行“人定胜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极端的唯意志论口号。“铁人一声吼，要使地球抖三抖”的不顾一切地“向自然进军”。在这种唯意志论的世界观指导下盲目推行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围海造田等征服大自然的运动，所谓“开荒开到山顶，种田种到湖底”和“大炼钢铁”。在“全民炼钢”的运动中，烧掉了大量森林，为了增加粮食产量，开展了“让荒山变良田”运动和填湖造田运动，使森林植被遭受破坏，水土流失，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频繁，给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带来了灾难性损失。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告诫我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P383—384)。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唯意志论世界观变形为自上而下的上级意志的实现，要“天堑变通途”、无条件的“招商引资”等，只要是上级的意志，就一定“不惜一切代价”，“全民动员”，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一项忽略了环境问题的意志化决策的工业活动一旦付诸实施，就难以有其他社会力量来阻止这项工业活动的实施。长期以来存在的“首长工程”、“献礼工程”、“拍脑袋工程”、“立军令状工程”等常常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种“历史合力”的缺损的唯意志论世界观，必然会蔑视自然的存在。即便是在环保意识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一种普遍的文化意识下，目前我国的这种意识形态下的意志化的工业活动依然大量存在，导致中国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的破坏。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P305)。一种文明如果把掠夺和征服自然视为自己的价值圭臬，那么，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的出现就是必不可免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认识自然规律，但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之上。一旦人们主观膨胀，违背自然规律，搞什么唯意志论的“人定胜天”，就一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以人作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在《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中人类中心主义被定义为：人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自然是僵死的原料仓，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的手段，人的使命就是去征服和占有自然，使之成为人类的奴仆。人类中心主义在迪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哲学和培根的关于人类可以凭借科学技术“征服自然”的思想中得到了深刻的表述，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集大成，他从“人是目的”和“人为自然界立法”这两个方面论证了为何只有人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仅有“工具价值”，主张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只要有利于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无论怎样对待自然界都是天然合理的，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3]。人类中心主义自工业社会以来一直十分强劲，甚至已内化为现代社会发展模式的深层理念，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又一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人类拥有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它以征服自然、主宰自然为特征，肆意向自然界索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否认自然界的自为价值，无视生物圈稳定的客观需要与规律，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类中心主义在中国造成的危害也是相当严重，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曾经遇到环境恶化的情况在中国某些地区情况已相当严重。我们这里只讲一个“人口危机”的例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人类中心主义影响下，认为只有人类才具有价值，“有人就有一切”，不顾自然环境奖励多生，推举“英雄母亲”，使人口的急剧增长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负荷，引起水资源危机，粮食和土地资源危机，森林资源和矿产资源危机等等。
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完整的，人属于自然界，人是自然界生物圈的组成部分，人的价值绝不会大于自然界的价值，自然界绝对不是人想拿来用就用，不用就抛弃的工具。离开了自然界就没有了人的生命，人的内在价值就无法存在，人只能尊重自然界，和其他生物平等相处，人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而是它的守卫者。罗尔斯顿在谈人与自然关系时说：“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身的生命后代和同类，但人类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怀(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4](P464)我们必须打碎人类中心主义的桎梏，遵循马克思的把自然、环境和生态摆在对人的优先地位的观点，倡导有机整体观。有机整体观是生态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它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是联结在一起的有机整体，整个世界是一个生命整体，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与其他物种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其他物种的存在状态关乎人类的生存质量。因此，整体的性质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是相对的，联系才是基本的。正确处理大自然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辩证关系，把保护环境是人类的务必与开发自然是人的权利辩证统一起来；把个人、群体的局部利益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辩证统一起来；把充分利用科学技术与限制某些科学技术辩证统一起来。
二、“缺失公正”与“重私轻公”的伦理观和道德观
人类为了维持生存与发展，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了某些自己限制自身行为的习俗、规范，对这些习俗、规范的反思，形成道德观念，并发展为伦理思想。造成中国环境问题的思想文化根源，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失公正的伦理观和“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
(一)缺失公正的伦理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公正”追求不够充分，缺失公正的伦理观。传统的伦理学说大多流于论证封建等级制的“天然合理”、“合乎天道”，强调封建纲常的修身养性，恪守封建道德义务，不容许人们探求公正的社会秩序和思考社会公正问题。在这种长期传统伦理道德氛围的熏染下，公正性问题很难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影响了追求公正精神的培养。尽管近些年来中国各界人士开始关注“公正”问题，但“公正”思想的真正形成需要多年道德教化的积累，这是一种文化观念的转型，涉及到经济、政治、技术与社会思想意识的深层相互作用，是一个长期渐进的复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所以传统中缺乏“公正”思想的惯性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这种思想局限性在环境问题中充分暴露出来，由于缺乏对公正的正确认识，不公正现象制造者在生产过程中很少想到自己的行为后果对他人是否公平、正当，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益，这种损人利己行为会产生环境问题的不公正现象，使环境问题不公正现象得以大量滋生。
中国环境问题中存在的不公正现象，概括说来主要表现为：在空间上的个体与群体间的不公正。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以提供资金或技术为条件，向中国转移在国外禁止使用的污染技术、原材料、设备和垃圾，这是民族之间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国内不同区域间的一些企业将有污染的技术设备出租或出售给其他企业，或转移到他地进行生产。表现为从城市向乡镇、农村的转移，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这种做法虽然增加了转移技术者的利益，却极大地加剧了乡镇、农村的环境恶化。在时间上有当代与后代环境问题的不公正。当代人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只强调对已经存在的人的责任和义务，很少谈论对遥远后代的伦理义务，不惜损害后代人应有利益，使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二)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
“公德”是人们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亦称“公共道德”，即列宁所说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它是人们为了维护公共生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行为准则。“私德”是人们在私人生活和私人交往中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指个人私生活方面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品质。社会公德同个人私德两者虽有区别，但不是绝对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家天下，一切都是皇帝的，无所谓公，最大的公不过是皇帝一家之私事，这就难以产生公德意识。如“五伦”讲君臣怎样、父子怎样、夫妇怎样、兄弟怎样、朋友怎样，都是私人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曾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5](P12)。在这种几千年重私德轻公德的传统影响下，从而导致中国公众公德意识比较缺乏，中国的环境问题与这种侧重强调“私德”和缺乏“公德”意识有着重要的关系。
缺乏公德意识使得生产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忽视对社会集体应履行的义务，忽视社会集体的权益，对环境的损害没有产生任何负罪感。同时，受害者也由于缺乏公德意识，很少主动监督生产经营者履行其对环境的保护。这种公德意识的缺乏，在技术不发达时期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由于缺乏公德的约束就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另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以私德为纽带的“以情代法”，人为干扰环境保护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领导干部公开为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者说情开脱，直接妨碍了环境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加大了环境治理的难度。
三、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世界观决定发展观，唯意志论的世界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导致了片面、扭曲的“唯生产力论”的发展观和政绩观。
(一)不科学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有两种发展观，一种是形而上学的发展观；一种是科学发展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观。我国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畸形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社会的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追求物质财富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环境保护一直让位于经济发展。我国在过去的25年里创造了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快速度的损耗为代价的。人口、生态、环境、资源等矛盾日益突出，这种畸形的发展观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都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根源于中国传统的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它以直接观察到的现象为基础，对事物进行直接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和自发性地把握，而不是着重以概念、判断进行分析推理。在认识事物的深层本质方面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对事物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以这种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对近期的、直接的或明显的事物容易把握，而对长远的、间接的事物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而环境问题又具有滞后性、累积性，只有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表现出来。所以传统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很难及时、全面、深刻地认识到环境问题。在传统直观体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使得不少企业生产经营者和一些地方领导都把眼光投向经济效益，而忽视环境问题。
(二)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
形而上学的发展观决定了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国考核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GDP的增长，GDP至上是地方政府的最高价值。这样的政绩观直接决定领导干部从政的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工作追求和施政行为，如果利润最大化是政绩观的核心价值，在这种政绩观的指导下，就会使领导干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因为政绩主要来自于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依赖于大规模的项目投资，大量的招商引资，不管是“优资”还是“劣资”，不惜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一时的“政绩”、“业绩”，这种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观带来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诸多问题。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胡锦涛同志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但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框架，很容易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发展的领导干部制度框架，把环境问题作为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内容，作为考核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决定发展观、道德观。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若要更新思想观念，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去寻找理论源泉。马克思比任何生态学家都更加关注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贯穿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根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为解决我国环境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完成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使“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6](P20)；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6](P23)；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