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学的发展和人口科学体系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学论文,人口论文,体系论文,我国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入手，回顾了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过程，总结了人口学研究取得的成就，并探讨了人口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与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我国的人口学研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50年代初期和中期较繁荣，主要是对人口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之关系的研究；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期人口学研究属禁区；70年代是人口学恢复时期；79年后至现在是人口学飞速发展时期，无论是在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教学、科研和应用、刊物著述、国际交往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形成了以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等三部分为主的较为完整的学科体系。但目前我国人口科学研究也存在重实践轻理论、重调查轻分析、重引进轻吸收的倾向，需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
关键词
计划生育
人口学
人口科学体系
我国的人口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指导下，在对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口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适应我国的人口经济形势和计划生育实践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成长过程，曾中断二十年，从70年代起，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以蓬勃发展。我国的人口研究与计划生育形势密切相关，因此在探讨人口学的发展历史前，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
一、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经历了反复探索和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50年代后期，是第一次出生高潮和节制生育呼声高涨期。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解决旧社会遗留问题的任务繁重。针对艾奇逊的唯心论调，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加生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的论点。这在鼓舞全国干劲、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但该论点也包含了忽视人口控制的因素，影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得以改善，医疗卫生事业加强，死亡率特别是婴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则因结婚人数的增加而上升，自然增长率猛升。当时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缺乏清醒认识，甚至认为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是社会繁荣和生活改善的标志，故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行政、经济措施。结果，出生人数急剧膨胀。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暴露了我国人口无计划增长同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矛盾，中央开始注意到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是年8月，政务院批准了卫生部关于《避孕及人工流产法》，1954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节育问题座谈会，并成立了节育问题研究小组。1955年3月又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指示》，1956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提出了“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次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重申了这种主张，当时马寅初先生等也提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主张，节育工作在一部分城市初步开展起来。但是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反右斗争，因“左”的思潮影响，不断扩大化，把马寅初等人的人口观点和主张混同马尔萨斯主义，大批特批，片面宣扬“人手论”，严重影响了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节育措施的实施，放纵了人口的盲目增长。
第二阶段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是计划生育重被提起旋即遭文革动乱严重破坏时期。
1959-1961年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下降。1962年随着经济好转出现了补偿性的生育高峰，出生率达37.01‰，1963年更高达43.37‰，这再度引起国家的关注。1962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1963年又提出在中央和地方成立计生委，具体领导计生工作。1964年二普结果全国总人口达6.9亿，11年间净增了1.1亿，这使国家进一步重视计生工作，决定成立国务院计生办，开始将计生工作纳入政府工作议程，1965年提出了一系列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措施，如免费发放避孕药，加强宣传和技术指导等。不幸的是，计划生育工作刚刚起步，十年文革开始，对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从而导致生育的无政府状态和人口的失控。1962-1970年，全国人口年均递增2.6%，总和生育率为5.91，9年人口净增1.7亿，成为第二个出生高潮。
第三阶段从7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显著成就时期。
1971年国务院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应加强计生工作，开始了中国计划生育的新篇章。1973年中央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并首次把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计划，提出“晚、稀、少”的口号，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在计划生育政策制定和落实上，逐步修改了一些不利于计划生育的政策和规定，制定了有利于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和法规。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调整和充实了各级计生工作组织，配备了专业干部，总结了计生工作经验，加强了计生科研机构和技术队伍建设及避孕药具的生产和供应。政府提出奖励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夫妇，加强社会保险，做好妇幼保健和老年福利工作，以巩固计划生育成果。人口出生率由1966-1970年的34.4‰下降到1971-1978年的24.16‰，总和生育率由5.91降为3.94。
第四阶段即1979年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完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为使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国家采取并完善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79年提出“鼓励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0年又提出采取立法的、行政的和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育一个孩子。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从思想上、理论上阐述了计划生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号召全体党员、团员带头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0年的新《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和“男22岁，女20岁”的最低结婚年龄。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世界上把计划生育列入宪法的只有中国，体现了中国政府控制人口的决心。“六五”计划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并把人口发展计划列入社会长远发展规划。1984年为进一步完善计生政策，在农村“开小口”、“堵大口”，即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同时，有条件地发放二胎生育指标，但严禁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生育，对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作了明确规定。各地也根据当地实际制定了计生法规，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如“计划生育领导责任制”、“一票否决权”、“三为主”、“三结合”等。1994年我国出生率为17.71‰，自然增长率为11.2‰，总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是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二、我国人口科学的发展和成就
与计划生育政策一样，我国的人口学研究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按时间顺序和研究工作的发展情况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50年代初期和中期，由于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导致人口增长加速，人口与经济发展及国家工业化的矛盾突出，对此许多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陈达的《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吴景超的《中国人口新论》、孙文本的《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等都是有影响的论著，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更是妇孺皆知。这些研究是对国家最现实问题的研究，不仅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正确主张，如晚婚、节育、计划生育、将人口发展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等。另一方面，当时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进行了批判，以划清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界限。如马寅初在其《新人口论》中在谈了“我国人口增殖太快”及对资金积累的影响和控制人口的主张后，就讨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的错误及其破产”，并用专节论述了“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从积累资金、工业原料、科学研究和粮食等方面论证了“非控制人口不可”。从人口学研究观点来看，这种研究基本上属于人口变量和社会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即应用人口学的研究。当时对属于狭义人口学的研究，即人口变量自身的研究很少，如妇女生育率转变，社会经济条件对生育率的制约，家庭功能与生育率的关系等。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资料的缺乏；二是对形式人口学方法的引进、研究较少；三是当时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人口与国家工业化的关系问题，从而不可能把注意力放在对人口自身变量变化的研究上，虽然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人口地理研究室，但大学课堂上也没有人口学方面的课程，只是在统计学中略微讲授一些人口统计的基本知识，如出生、死亡、人口迁移、生命表及取得统计资料的方法等。马老除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外，还提出了进行人口普查和人口动态统计的建议，以了解基本国情，掌握更多的反映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的确切的统计资料，这一建议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但是人口学研究生机勃勃的局面好景并不长。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化，特别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错误批判，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之界限，也混淆了理论是非。这主要是：把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绝对地对立起来，用“人手论”反动“人口论”，把人多说成是绝对的好事，甚至认为人愈多愈好，是社会主义繁荣的重要标志，把人口不断迅速增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把关于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不加分析地视为是马尔萨斯“人口自然规律”观点的反映；把主张增殖人口和主张控制人口没有根据地视为马克思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的分界线。当时，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重视人口问题，谁主张人口增长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谁主张控制人口，谁就有贩卖马尔萨斯主义之嫌。在这种情况下，对客观存在的人口问题也就视而不见，人口研究也就成了禁区，直到70年代初才有人敢越雷池。
2.70年代初我国人口学恢复与发展较快。自70年代起，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加强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势在必行。中国的实践极大地推动了人口理论与实际调查工作的发展。(1)在人口理论方面，1973年末，广东汕头地委党校举办了人口理论学习班，学者们从客观事实出发把人口问题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当时新建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的学者编写了《人口理论》一书，并汇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问题的论述。人口理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给予理论上的回答，这为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奠定了理论基础，扫除了各种思想阻力，人口理论也有了发展。其特点是摆脱了脱离实际、学院式的、标签式的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对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探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理论体系。当然在人口理论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和发展。(2)实践迫使人们进行人口调查和统计。以前只有公安部门的出生、死亡、人口迁移等事件的登记，这些已不能满足计划生育部门工作的需要，计划生育部门不得不建立必要的统计制度和进行人口调查，以取得资料并进行必要的分析。如河北乐亭、江苏如东等县都做过很好的调查，得到的数据有同批人结婚年龄分布、婚后第一孩生育分布、第一孩第二孩间隔分布，很多地区就是用这种办法搞出生估计的。后来乐亭、如东的经验，通过在北京市实践将其概括为标准生育率法，这些研究是紧密为实践服务的。只要在基层搞调查，取得现有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资料，如各年龄组妇女已婚和未婚人数，已婚者已生一孩、二孩的妇女人数等，就能安排生育计划。这些方法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所以广为流传。(3)当时推行晚、稀、少政策要求每对夫妇生二个孩子。为了了解群众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接受程度，以便更好地贯彻政策，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有的县调查过已有二孩的家庭的分布比例及这些家庭对生育政策的态度。调查表明：已有二孩的夫妇中，有一男一女者约占一半，有两男或两女者各约占1/4。最难接受这一政策者为两女户，他们怕绝户而坚持要生男孩；其次为一男一女户，怕一个男孩不保险，希望有一个保险系数；再次为两男孩户，希望儿女双全，女儿更是贴心人。这样紧密结合实际的调查，使计划生育工作者心中有数，提高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程度。
3.1979年后是人口学研究大发展的时代，主要表现在：
(1)人口学研究机构和队伍迅速扩大。1978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时，全国仅有一个人口研究所和几个人口研究室，专职研究人员不到50人。自1979年起，人口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仅1979年，就有北京大学人口研究室、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南开大学人口研究室、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武汉大学人口研究室等机构成立。到目前为止，全国高等院校人口研究机构就已增到3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社科院人口研究机构有10多个，有的党校、教育学院也成立了人口研究室，有关实际工作部门也设有人口研究机构，如计划生育部门等，这些研究机构遍布全国各地。专职研究人员也迅速增加到500多人，还有许多兼职研究人员和计生系统工作者从事人口研究。人口研究队伍的学术背景、研究经验、年龄构成都有很大改善。研究队伍中的老同志主要是由统计学、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转行从事人口学研究的，现在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受过系统的人口学专业训练，不少取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还有一些归国学子，为人口学队伍注入了新的血液，为进一步加深人口学研究工作创造了一个数量充足、素质良好的队伍。
(2)人口学教学工作成绩斐然。高校设立了人口学专业和人口学系，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人口学专业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197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复旦大学建立了人口学专门化班，两校均从1981年开始招收本科生。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人口学系，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个。后来，各研究机构先后培养了一批人口学研究生、博士生，派出了一批留学生，北京大学人口所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吉林大学、河北大学等院校的人口研究机构和当地的计划生育部门协作，有计划地训练计生干部。1991年初，北京大学人口所被命名为“世界卫生组织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在中国政府与国际人口组织的支持与资助下，同时招收中国与外国研究生，用英语讲授所有课程。这表明我国人口学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
(3)人口理论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否定了人口不断迅速增长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人口发展规律，提出了人口发展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相适应，有计划地调节人口数量，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论断；重新提出和探讨了关于社会生产包括物质资料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及两种生产相互制约相互适应的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作用，否定了离开社会生产力发展对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要求，而抽象地说人愈多愈好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在人口稠密、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和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论点；否定了以主张增殖人口或控制人口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与马尔萨斯主义的错误论点；科学地论证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既有特有人口规律，也有共有人口规律；提出和分析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过剩人口的科学论断。所有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结合我国人口发展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4)有了一大批结合中国实际的反映国情与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调查及研究成果。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人口调查，取得了大量反映中国实际的科学资料。如1982年人口普查、1990年人口普查及将于1995年年中举行的人口小普查，1982年1‰人口生育率调查、1987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残疾人抽样调查、儿童死亡率调查、城市人口迁移调查、老年人口调查，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调查、1992年38万育龄妇女调查、1994年五保老人普查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举行了各种各样的人口调查，如流动人口调查、生育意愿调查等。在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开展了中国人口各方面情况的分析，如生育、死亡、年龄结构、行职业结构、婚姻家庭、少数民族人口等，并出版了许多专著，如《十亿人口的普查》（中、英文版）、《中国人口问题研究》、《1‰生育率专题分析》、《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英文版）等。在调查方案的设计、资料的开发等方面引进了大量西方的现代研究方法，并建立了人口数据库。
(5)人口研究课题愈来愈向纵深发展，出现了大量文章和著作。目前对人口政策及生育率的分析和有关人口预测已成为普遍的研究课题，并已扩展到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等各个方面相互关系的研究。如人口迁移和城市化、人口产业结构、婚姻和家庭、老年人口和社会保障、人口老化、少数民族人口、妇女人口、贫困地区人口问题、人口素质、人口生态、流动人口、人口与持续发展等，都有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中国家庭的动态研究·模型与应用》、《老龄人口研究》、《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人口发展与生存环境》、《妇女与社会发展》、《中国贫困地区人口问题研究》等。这些研究为人口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6)适应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人口学教育和普及人口学知识的需要，编著了一批有价值的教材和参考资料。由600多名专家学者协作编写的《中国人口丛书》，按省、自治区、直辖市为单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对我国人口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预测进行地区性的研究和分析，连同总论共32册，是系统研究中国人口的重要资料。凝结我国人口学界的科学研究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各有关部门的专家集体智慧的大型工具书──《人口学辞典》，标志着我国人口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大学人口所主编的《人口学专业课程教学大纲》由人口学理论、方法和分支学科三个部分组成，共有24门课程，包括了人口学专业应有的学科，全面阐明了人口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是一本具有首创意义的人口学著作。各分支学科的教科书如《人口理论教程》、《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人口分析方法与应用》、《人口结构学》、《中国人口思想简史》、《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世界人口》、《世界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地理》、《人口与计划生育》、《民族人口学》及拟出版的《市场人口学》等书初成体系。此外，还编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各种人口学书籍，如《人口知识丛书》、《计划生育科普丛书》等，为普及人口学知识做了有益的工作。学者们还翻译了大量的人口学著作，如《人口增长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家庭人口学·模型及应用》、《社会与生育》等，为了解他国人口状况和研究方法打开了一扇窗口。
(7)创办了人口学专业刊物，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197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人口专业学术性杂志《人口研究》，1980年向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3年开始出版英文本（半年刊），对推动我国人口学研究和向国外介绍我国人口学科研成果，发挥了良好作用。此后，各种人口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中国社科院人口所创办的《中国人口科学》、中国人口情报与研究中心创办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原名《人口动态》）、北京经济学院人口与经济研究所创办的《人口与经济》、吉林大学人口所创办的《人口学刊》、兰州大学人口所创办的《西北人口》等刊物各具特色，几乎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有自己的人口刊物，如《山东人口》、《安徽人口》、《上海人口》等，标志着我国人口学研究工作欣欣向荣。中国人口情报与研究中心创办的双月刊英文人口学杂志China Population Today，向世界宣传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发展状况，也表明我国的人口学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1994年底创刊的《市场与人口分析》是一本将市场经济与人口学研究相结合，集学术性、实用性、可操作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市场──人口分析类刊物，为人口研究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传播工商实用人口分析及区域管理人口分析成果，帮助工商企业与政府管理部门提高投资经营效益与科学管理功能，直接为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和社会各项发展做贡献。
(8)成立了人口学会，开展了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1978年以来，我国连续举行了几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推动了我国人口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在1979年第二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人口学会筹备组，1981年2月举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科学讨论会上选出了以许涤新为会长的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会，宣布了中国人口学会的正式成立。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社科院的支持下，联系实际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每年一度的中青年人口学家人口问题研讨会，选题新颖，思想活跃，已出版了多本论文集，推动了人口学术活动的持续发展。
(9)人口学研究受到了中央各部门的重视，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支持和资助。国家计生委对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尤为重视，特别希望中国人口学者能在为计划生育服务、为解决中国人口问题服务方面，继续做出努力。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UNFPA等国际组织及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机构也资助了中国的人口研究。国家教委课题、国家计生委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科基金课题、国务院人口普查办课题及相应的省级课题都包括有人口研究内容。在人口学研究和训练项目上，UNFPA已由资助软硬件培训为主转向以资助课题研究为主，瑞典统计局还帮助中国建立了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仅国家教委P04项目就包括“中国部分贫困县人口问题研究”、“中国女性人口就业与生育率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中国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中国现阶段不同区域城镇化比较研究”、“中国人口发展前景与对策”、“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中国人口、社会与经济数据库”等，涉及人口的方方面面，参与人数众多，拟出版的一套专著汇集了其研究成果，也是了解中国人口研究水平的一面镜子。
(10)与国际人口学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开展了国际学术活动。
1980年我国与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建立了合作关系，受援项目中包括人口学研究与训练(CPR/80/P01)；纽约的人口理事会也和我国教委协定，向我国提供人口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奖学金；联合国设在开罗和孟买的人口研究中心也向我国提供奖学金和建立资料交换关系，加拿大的国际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的东西方研究中心也和我国在人口研究方面保持合作关系。北京大学人口所还是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的两个生育健康与人口科学合作研究中心之一（另一个在泰国）。1980年我国举办了第一次国际性的人口学术活动“北京国际人口学家圆桌会议”，有国外知名学者参加；1984年举办的“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和1992年举办的“1990年中国人口普查国际研讨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学者还参加了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包括国际人口学会的活动和三次世界人口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向国外传播了我国人口科学的研究成果，也学习和吸取了国外人口学研究的有益成果。
三、我国人口科学体系的建立
随着人口研究的逐步深入，人口研究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逐渐形成新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新的分支学科，这样我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人口科学体系。7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将人口学体系归结为三大组成部分：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应用学科（或分支学科），这样归类是将人口学视为由理论、方法与应用学科组成的统一整体（《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P.247）。人口应用学科包括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家庭人口学、人口地理学、人口生态学、健康人口学、人口管理学、计划生育学、民族人口学等，统称为应用人口学，各应用人口学科派生出来的从事实用与可操作性研究的交叉分支学科是实用人口学。
人口学各部分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相联系，互相配合。各学科发展状况还不平衡，有的学科还不成熟，正在形成之中，有的已较完善。80年代，随着我国人口学的飞速发展，各人口分支学科的教科书应运而生，如张纯元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史》、《人口经济学》、吴申元主编的《中国人口思想史稿》、彭松健编著的《西方人口经济学概论》、刘铮主编的《人口理论教程》、《人口统计学》、桂世勋编著的《人口社会学》、潘纪一主编的《人口生态学》、周启昌编写的《人口地理》等，这些分支学科借鉴了国外的研究成果，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在人口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口管理学和计划生育学是在我国的新形势下逐渐形成的两个新学科。二是都是人口发展规律与研究解决中国现实人口问题具体途径的学科。人口管理学，要研究人口数量的控制、质量的提高、结构的调整、分布的优化等，既要为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提供建议，又要探讨有关的治理措施，还要检验政策措施的实施情况。计划生育学主要包括对计划生育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的研究，对计划生育政策、规章制度和条例等的研究和建议，对计划生育和经济后果的考察，计划生育中有关医药器械、节育技术等方面的研究。
实用人口学在我国刚刚起步，它是人口学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产物。中共十四大决定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重大的反作用，人口的总量、素质、构成及其变动不但直接作用于流通领域，也作用于生产领域，从而影响厂家的命运。实用人口学（工商人口学和市场人口学）应运而生，它尚属年轻学科，直到现在尚少见公认的权威性著述问世，但在中国发展很快。1993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和海南省人口与社区综合发展试验区联合创办了主题为“市场经济与人口”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了专著《市场经济与人口分析》，中山大学成立了市场经济与人口发展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招收实用人口学研究生，1994年底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共同创办了《市场与人口分析》季刊，1995年底北京大学将出版《市场人口学》，所有这些都在逐步完善着人口科学体系。
四、对当前中国人口研究状况的思考
我国人口学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为了更有效地深入开展人口学研究工作，使之切实做到为国家决策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服务，有必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一下。正如南开大学人口研究所李竞能教授所言，现在中国的人口学研究是“重方法，轻理论”、“重调查，轻分析”、“重对策，轻原则”（科学研究的原则）。下面几点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分析、批评与指教。
1.存在轻视理论研究的倾向。(1)要防止把理论视为空谈，把用马克思主义研究问题视为保守，视为脱离实际的新潮流。我们不能不承认，自80年代后期起，结合中国实际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停滞，理论研究的成果较少，大多进行实证性分析，而现实则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规律问题、人口宏观控制与微观调节的矛盾、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人口控制问题、制约生育率的社会经济机制问题、社会主义的过剩人口问题及人口与贫困问题、持续发展问题等，都需要从理论上予以研究说明。定量分析应有一定理论指导去进行，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是真理，否则会得出不科学的结论。现在存在一种数理化趋势，不管什么人口问题，都用复杂的数理模型、高深的统计方法来计算，似乎缺了它，文章就没有水平。当然我并不否认这些模型的重要性，但必须与具体问题结合起来。(2)由于对现实生活中碰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的研究，导致我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说明某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并以正确的理论去武装人们的头脑，使思想得到统一，并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途径。
2.课题重复设置现象比较严重。80年代我国科研机构发展很快，专职研究人员增加很多，科研基金来源多种多样，各系统各单位均有自己的科学研究课题和安排。从全国范围看，缺乏全国性的人口学科研规划，各部门各单位又缺乏必要的通气和协调，在课题研究的设置上，重复研究现象较严重，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金的浪费。另一方面，每个资金提供者都有他们一定的要求和意图，所以尽管有些课题意义重大，但因不符合资金提供者的意图和要求，得不到应有的支持和资助而难以开展。现在许多学者是让课题牵着转，哪个课题有钱就搞哪个课题，个个是个“多面手”，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特长和兴趣搞研究，这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大悲哀，应引起足够重视。
3.实际调查愈来愈多，重复性调查严重。注意数据的取得是一个好现象，但不可否认，有相当的重复性调查；特别是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问题开发利用资料不足。比如生育观的问题，许多单位都搞过，也在许多地方做了调查，但互相不利用。再比如我们做了大量的生育率调查，对生育率自身的人口学变量及生育率与社会经济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多方面的分析，可谓相当深入，但对当前生育率一直基本持平，难以下降，甚至有所回升，进行科学分析的不太多，而这正是当前我国控制人口工作最急需有一个合理答案及相应对策的重大问题。
4.对西方理论和模型移入较多，但结合中国实际加以分析吸收的较少。对西文理论和模型的引入是必要的，但引入的目的是消化、吸收，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因此必须对西方理论进行一分为二的科学分析，汲其精华，去其糟粕，洋为中用。例如生育率的经济理论，有伊斯特林理论、莱宾斯坦理论、贝克尔理论、考德威尔理论，它们对中国是否适用？适用到何种程度？有哪些需汲取？哪些需抛弃？没有对这些问题做出很好的回答。不少学者运用国外的各种方法在分析研究调查资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缺乏深层次的分析。有些分析只限于现象的描述，提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建议似有不足。今后应该多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