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格局、利益取向与农户土地流转契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取向论文,契约论文,格局论文,利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12-0095-10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12.012 契约，俗称合同，又称合约或协议，被定义为由双方意愿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作为法律概念的契约，自20世纪70年代起被引入经济学之后，就迅速成为经济学界的前沿研究领域。由于国情的差异，我国农业领域存在的更多是土地流转契约。而且近年来，我国土地流转规模日益扩大，2014年全国总流转面积已经达到家庭承包土地面积的30%。因而，加强对土地流转契约的研究十分必要。 1 文献综述 现代契约经济学认为，凡是存在交易就会存在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这就是契约关系，因而任何交易行为都是契约行为。威廉姆斯[1]则引入“契约人”作为交易条件理论假设条件，指出应当把契约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单位。诺斯[2]也高度认同契约的重要性，指出任何制度都可看做契约，其目标是实现交换收益和财富最大化。契约理论有着广泛的应用性，在农业领域，张五常[3]对地主与佃农之间的三种合约，定额地租合约、工资合约和分成合约进行了分析，认为分成合约之所以广泛存在，是因为地主和佃农在权衡交易费用和风险。巴泽尔[4]从土地属性的多维度和公共领域的视角对土地租约予以分析，指出任何合约都存在非最佳利用问题。在土地与劳动不均质条件下，三种合同形式是在监督劳动、监督土地和监督产出三个目标中进行折中选择。Stiglitz[5]则对农业领域的固定工资进行了重点分析，指出雇农之所以愿意拿固定工资，是因为承受风险能力有限，同时，雇农与雇主之前存在着庇护与被庇护的默示关系。 通过对国内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对土地流转契约的相关研究十分匮乏，仅有少量文献在描述性分析中有所提及[6]。关于土地流转契约的选择方面，钟涨宝、汪萍[7]对浙江和湖北的研究表明，农地流转过程中契约多为口头形式，其选择率达到79.17%。叶剑平等[8]基于17省的调查，发现高达86%的农户在转出土地时没有签订书面合同。王春超、李兆能[9]基于湖北9县调查也发现，仅有13.5%的农户签订了书面流转合同。可见口头契约在农村地区被普遍接受[10]。但从现代契约视角来看，口头契约流转是一种希克斯式的人情交易，代表着落后的交易理念。相对而言，书面契约有着诸多优点。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书面契约会逐渐取代口头契约的地位[11]。这一理念也得到各级政府的认同，为促进土地流转的规范化，保障农民权益不受侵害，各级政府越来越强调土地流转中的合同(契约)正规化问题，并出台一系列政策意见予以指导。从最新的一些调查来看，政府的推动已经产生显著效果。如叶剑平和田晨光[12]对1956名农民的调查发现，虽然口头契约在农地流转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书面契约的比例也达到了32.76%。农业部2014年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土地流转案例中签订书面合同的比例已达60%左右。 除了对现象予以描述分析外，近年来，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土地流转契约的选择机制。如李霞、李万明[13]认为口头契约之所以较多发生在村庄内部，是源于村庄内部道德能够约束个人的“离合”行为，使得口头契约交易费用低于书面契约。孟召将[14]通过广东省中山市和清远地区的典型案例差异比较，也认为交易费用是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的关键因素。洪名勇[15]从信任博弈角度探讨农地流转契约选择，指出农户的多重博弈及其信任使得口头契约成为一种习俗元制度。且随着信任程度的上升，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高[16]。洪名勇、钱龙[17]则从农户声誉这一视角进行解读，认为声誉的信号发送效应和网络效应使得农户更愿意选择口头契约。刘文勇等[6]则通过构建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和地权稳定性的制度框架分析了农户流转契约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既有成果多为定性分析，且均从西方经济学视角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解释农户的契约选择，认同农户的目标在于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本质上依然将契约视为个人关系或特殊信任的替代品。诚然，在市场化大潮的持续冲击下，农户的动机中夹杂的经济理性成分，但传统因素的影响依旧存在[18]。在中国情景下必须考虑到特定文化背景下契约含义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华人社会是关系本位制，差序格局的社会网络从方方面面影响着个体的行为[19]。从某种意义上，契约并不是西方式人际关系的替代物，而是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20]。中国人崇尚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并行不悖，中国式契约更多是一种备忘录，或者说是君子协定，是私人关系的体现[21]。因而，不能将契约简单地视为一种“制度信任品”。尤其是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时期，契约更可能会兼具市场经济性和传统文化性。为验证上述判断，本文试图构建实证模型，并基于贵州省三县的农户调查来检验这一观点，进而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差序格局是解释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个本土社会学理论，最早由费孝通[19]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他认为在乡土中国，人们的行为多以“己身”为圈中心，“已身”与其他的亲疏取决定于他们与“己身”的距离。好比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差序格局很好地刻画出中国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后续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指出“差序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人的社会关系虽然凭借血缘和宗族关系为纽带，但同时还以地缘关系为基础[22]，而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 关于差序格局的学术成果十分丰富，但多从社会学、人类学和伦理学视角去解读，而从经济学视角去探讨“差序格局”的研究较为匮乏。孙立平[23]指出差序格局社会网络不仅是一种人伦与文化模式，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模式。人们利用“差序格局”构建自身的社会网络，形成由“亲”而“信”的人际关系模式。不同的社会关系导致强度不一的信任，即差序格局关系对应着“差序格局信任”。Rotter[24]则指出这是一种特殊信任，是附着在社会关系上呈网状分布的信任。“己身”总是更愿意相信圈中心的那部分人，随着距离的增加相应的信任度也会随着下降。 在村庄内部，己身会根据与对方的“格局”远近来配置资源，土地流转也不能例外。钟涨宝和汪萍[7]、叶剑平等[8]和洪名勇[25]等的相关研究均表明，农户在流转土地时，合作方通常是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地缘关系的乡邻。而且土地质量等级越高，转出户越倾向于流转给与自己有地缘或有亲缘关系的人，且不需要签订书面合同[26]。而对于没有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合作方，农户通常选择书面契约。张翠娥、万江红[18]通过案例研究分析也发现人情在土地流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表现为社会关系越亲近，农地流转越是情感性的和缺乏协议精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农户而言，面对不同的对象契约之于农户自身的意义也不同。罗必良[27]将其归纳为，当合作方与农户社会关系亲近时，社会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保障机制。在部分地区，熟人之间采用口头契约甚至成为一种习俗性安排[15]。而当合作方与农户陌生时，签订书面合同实现契约的正式化则是更合理的选项。基于此，提出假说1： 与合作方“差序格局”社会关系越远，农户越可能选择书面契约。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每个人都日益处在一个陌生的“场域”中，情感交流方式越来越无力应付[11]。人口的流动导致农村社区也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甚至向陌生社会转变。传统的差序格局关系的影响在逐渐减弱，而基于个体经济理性的市场逻辑则愈发普遍，通过农地流转能否获利也成为农户的备择选项。尤其是在发达地区，农地流转能够带来的经济利益已达到一定水平，成为提升农户收入的有效手段之一。随着政府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还权赋能”，以及对农村土地流转重视程度的加深，承包经营权的用益物权价值日益体现。当土地流转租金在农户心中的主观价值超过维系社会关系的价值时，农户就可能选择放弃后者而选择实际的经济利益[26]，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人们从价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转变。此时，如何减少交易过程中风险，保障自身的利益成为农户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在这里，“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28]。此时，格式化的书面契约超越人际关系之上，成为共同遵守的市场游戏规则，并为个体带来更高程度的保障。而农户也从社会化小农转变为经济小农，显然更倾向选择书面契约来降低风险，因而提出假说2： 被调查农户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越大越可能选择书面契约。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与描述 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农地流转口头契约自我履约机制研究”的问卷调查，采集时间为2012年7-8月，调研范围涉及贵州省湄潭县、金沙县和施秉县12个乡镇39个村。其中湄潭县是国家农地制度改革试验区，金沙县是贵州省农地制度改革试验点，施秉县是苗族自治县，均具有一定代表性。此次调研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选择有过土地流转经验的农户作为调研对象，共发放问卷593份，获得有效问卷543份。其中有土地转入户296名，土地转出户247名。调查对象中男性占比67%，少数民族比例为18.78%。被访农户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6年。农户多以务农为主，占比约70%。 就土地流转规模来看，单笔流转规模普遍较小，1亩及以下规模流转数有102例，1-5亩规模为317例，5(不含)5-10亩89例，流转面积达到10亩以上只有34笔，这与贵州省人多地少和零碎经营的实际情况相符。从土地流转租金形式来看，免费比例达到21.92%，以一定粮食作为租金的比例为31.86%。从土地流转人际关系来看，流转给亲人亲戚的比例高达43.28%，流给朋友邻居比例达到30.76%。从地缘关系来看，转给本组村民的有365笔，占比67.22%；转给本村外组的比例亦达到17.13%。说明当前农地流转主要是村内部的交易市场。就契约选择来说，口头契约选择率高达83.06%。 3.2 变量选择 差序格局关系是本文的关键自变量之一，借鉴费孝通差序格局“波纹”理论及其他学者的拓展研究[22]，引入流转方与被调查农户间的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来反映。之所以没有引入业缘关系，一方面是因为被调查区域是欠发达地区，业缘关系尚不普遍；另一方面是考虑到业缘产生的基础也是利益取向，是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冲击后产生的另一层格局关系。利益取向是本文的另一关键自变量。度量利益取向的最佳变量土地租金，但由于在调查中免费与粮食租金的比例超过所调查案例的50%，且调查年份不一、粮食种类存在差异，这就为我们换算成统一的货币租金带来困难。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租金形式本身就是农民利益取向的表现。当农户选择货币租金时，多是用市场逻辑进行思考，而免费耕种和粮食租金多为照顾亲友耕种需求或者防止土地抛荒[26]，仍然有着“礼物交换”的痕迹。由于问题选项中为每亩土地的租金，因而还需要乘以流转面积，使用两者的乘积来代表农户的利益取向。 为提高回归结果可信性，本文还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个体特征和契约特征两个维度。个体特征涵盖个体生理特征、人力资本特征、职业和身份特征等信息，契约维度则包括契约形式和内容。另有研究表明，地权稳定性对农户签约行为产生显著影响[29]，但贵州省很早即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地权基本保持稳定，因而并不需要考虑这一因素。此外，由于转出户和转入户的行动逻辑方面可能存在差异，也有必要将这一因素引入[30]。最后，考虑到县域经济发达程度、地理地貌会对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影响，因而引入地区虚拟变量。自变量设置和描述见表1。 3.3 模型选择 模型选择方面，由于契约形式选择为二值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模型，其模型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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