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研究笔谈——1.让城市文化史研究更富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城市论文,笔谈论文,文化论文,大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继城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之后，城市文化史研究日益成为中外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近期在活力四射的内地城市成都所召开的“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围绕“城市空间”、“大众文化”的概念，将对城市文化史的研讨，引向了新的深入。
研讨会上，无论是梁元生教授提出的“书写城市五度空间”：地理空间、文化空间、权力空间、生活空间、神圣空间，还是王笛教授对茶馆、街头的叙述，或是李德英、程宝美等对公园、戏园、电影院等“空间”的探讨，就我个人看来，皆指向于如何进一步扩充城市文化史研究的范围、进一步增强其活力。
究竟如何才能增强城市文化史研究的活力？我以为，首先似乎要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改进研究的方法和叙事的方法，注意城市文化史中时常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之处和细微之处。如时下一些学人颇为强调“感觉主义”的历史学或历史中的“感觉主义”(杨念群、雷天：《“感觉”历史》，《博览群书》2007年第8期)，其实，将“感觉史”概念引入城市文化史研究，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选择。
突然便想到了姜文的拍电影。无论是《阳光灿烂的日子》，还是近期的《太阳照常升起》，姜文的电影说白了其实就是“跟着感觉走”。他的电影中有他早年经历中所难忘的味道、声音：老家唐山马路上的柏油味、乙炔味；一段单调、激越的小号声……有他抹不去的感官印记：一双脚，一片白沙地；拖拉机从雾里开来；骆驼驮着女人慢慢走进一片橘黄，然后全部橘黄……他想着那声音、那气味、那印记，便能拍出流水一般的电影、来劲的电影。如他所言：“这电影非得到我能闻到味儿了，我才能拍，才能有自信比谁都拍得好，因为别人闻不着，我能。”(《饥渴的姜文》，《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21日，第24期)治城市文化史颇有点类似于姜文的拍电影，只有沉潜下去，深入进去，能闻其味、听其声、观其形、摄其魂，简言之，找到感觉了，才能真正将城市文化史写活。激情是感觉的酵母，激活是写活的前提。
城市之味。城市是有味的，这种味，既是一种气味，更是一种韵味。海港城市的空气中时常有一种咸湿的“海味”，这是大海呼吸所散发的气息；滨江城市码头一带的空气中则往往有浓浓的柴油味，与不时鸣响的汽笛声一起使人想起那横卧江中的大小船只和繁忙的水上运输；至于酒楼中所飘逸出的菜香、茶室中所缭绕的清香、公园中馥郁的花香，更是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勾起无数的回忆、无尽的遐思。
城市之味也是历时的，不同时代有着对城市之味的不同记忆。农业时代城镇中弥漫的柴草味、工业化初期城市中充斥的煤烟味、高速工业化时代城市道路上大量排放的汽车尾气味，均是不同历史时期城市的象征性气味。为什么大家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城市柏油马路的气味记忆尤深？因为那时国产劣质柏油铺就的马路，虽然改变了城市道路凸凹不平、坑洼积水的状况，给城市带来崭新的面貌，但与此同时，也带来难闻的气味、夏日里粘鞋的烦恼：“记得小时候走的沥青马路，一到夏天，路面便软软的，一脚下去一个窝窝。一时间许多人的鞋都镶了一圈黑边。”(方方：《阅读武汉》，2003年)这种集体记忆，是一代人对一个特定时代城市文化的集体记忆。我个人对柏油味的记忆，则与儿时一种特殊的玩法相关。每逢夏日，一伙玩伴人手一根细细的竹竿，顶端涂上晒软的沥青，寻蝉声爬上梧桐树，对准那薄薄的蝉翼，一粘一个准。用此法捉拿停伏在荷叶上的红蜻蜓、绿蜻蜓亦精准无比、妙趣横生。唯一的遗憾，是此游戏的结果总是弄得一身沥青味，稍不小心即染脏了衣服，回家后遭到大人的一顿训斥。
城市之声。城市有城市的声音，乡村有乡村的声音，但乡村即使有声，也是静的；城市即使无声，也是动的。一弯新月，十里荷花，十里蛙鸣，这是乡村似的喧闹，但意境却是静的。这种意境，在筑城而居、车水马龙、市井喧哗的城市是无法体会的，城市交响曲乃是各种声与音的结合、放大，没有热闹哪来城市，就是入夜了，市声渐息了，但仔细听，仍能感觉到城市的喘息、静夜中暗伏的盲动。叶圣陶写秋夜的都市，“秋天来了，记忆就轻轻提示道：‘凄凄切切的秋虫又要响起来了。’可是一点影响也没有，邻舍儿啼人闹，弦歌杂作的深夜，街上轮震石响，邪许并起的清晨，无论你靠着枕儿听，凭着窗沿听，甚至贴着墙角听，总听不到一丝的秋虫的声息。”(叶圣陶：《没有秋虫的地方》，1922年)因为城市是声音的世界，是喧闹的化身，是“不容留秋虫的地方”。
但城市所发出的声音也是有灵性的，是含有文化的，是有着自身的历史的。古代城市之声自有其悠远的韵味与独特的个性，用心去倾听，总能领会到妙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来自古时苏州的声音；“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这是来自古时杭州的声音；“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这是来自古时西安的声音。彼时的城市，尽管也发声，但尚有节制，还谈不上喧闹，说到底，因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还不分明，更多的情形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一体。
进入近现代，历史行进的车轮加快，城市日趋发达，也变得越来越喧嚣、躁动。无数的火车站、汽车站、轮船码头、街道、工厂、工地都是近代城市之声的策源地，而星罗棋布的影院、剧场、歌舞厅、茶肆酒楼、集贸商场，则更是增加了城市音响的分贝。如果说工厂蒸汽机所掀起的巨大声浪，火车轮轨相撞所造成的有节奏的轰响，街头上毫不加限制的汽车喇叭声，再加上各单位自由播放的高音喇叭声，商场和小贩络绎不绝的叫卖声，是上一世纪中国城市特有的音响组合，那么，高速公路上日夜不息的滚滚车流声、豪华酒楼的弦歌声、超市和销品繁茂的人潮声、成天响个不停的手机铃声，则是今天中国城市的品牌音响效应。要听那风与水的应答、虫与草的吟唱，就只好逃到遥远的郊外，或把自己限于狭小的一隅，聆听来自自己心底的声音。
声音记录了城市成长的脚步，也融入了我们复杂的文化情怀：太清净了孤独、太喧闹了烦恼，茫茫人海，知音难觅呵！
城市之形与魂。除味与声外，城市自然还有自己的形与魂，二者之间密不可分，但又并非天然合一。城市之形，是城市的规划、形状、建筑布局、建筑风格，或宫阙楼台，有古城之遗韵；或高楼林立，有现代之雄风。但一个城市“现代”与否，有魅力与否，又不纯在其城市建筑、市政设施、交通状况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形，而更在于其背后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文化意蕴——魂。
城市之魂，即城市所具有的文化传承、文化积淀和文化品味，也是一个城市所追求的精神、理念。城市如果没有内在的文化底蕴和自己的理念，就没有个性、没有风格、没有特色，简言之，也就没了自己的灵魂。任何再漂亮的建筑，只有当赋予其文化的内涵时，才成其为建筑艺术，才具有活的生命。所谓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并不在于它是最高的、最大的或最新的，而恰在于它能够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展示一个城市的风格，表达一个城市的追求。艾菲尔铁塔之于巴黎，伦敦桥之于伦敦，皇居之于东京，天安门之于北京，恐怕更多的不在于建筑形式本身，而在于它们所高度浓缩的文化符号。建筑形式与文化理念达于高度一致时，便成为城市的象征。
城市之魂往往体现为城市的独特个性魅力，如北京之气派、上海之典雅、广州之生猛、西安之雄浑、苏州之精致、杭州之绮丽、武汉之大气、成都之超逸、重庆之潇洒，大连之豪迈。如此等等，无不融城市之形与城市之魂为一体，修为而成，有着很深的文化底蕴并以人的集体无意识为载体。如武汉之大气，便既来自历史，又来自其地理与人文，“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这些千古名句中所包孕的那种流动、空灵、磅礴、大气，不正是大武汉的魂魄所在吗？不正应成为武汉城市个性最本质的构成要素吗？江汉朝宗，滚滚东去；大桥飞峙，江山如画。摄其魂而树其形，武汉当大有可为。
由此可见，如能开阔思路，不拘一格，写活城市文化史，的确有很多通道、很多线索、很多着力点，凡可感知的，皆是可写的，且皆是可以入史的。我们因人的不同，因对城市之味、之声、之形、之魂的记忆不同、感觉不同，就可以写出不同的城市文化史，而这样的城市文化史也才可能是有个性、有独特见解的活的文化史，不至于要么趋同，要么架空，终流入俗套。
循文化感觉史的思路，我认为目前城市文化史研究中有两大课题真可以好好研究一番：一是近代以来的游行史，二是近代以来的展览史。前者与政治史相涉，后者与经济史有关，但主旨仍为城市文化史。
近代中国城市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而政治的转型又首当其冲。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两百年间，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请愿、示威、游行、庆祝。这些大规模群众活动，从数百人到数万人、数十万人，可谓万人空巷，热情高涨，血脉贲张，把人们的激情调动到了极致，使人的情感宣泄也达到了极致，形成中国近代城市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典型如1925年6月10日北京民众为支持五卅运动开展示威大游行，时人有如下记载：“(时逢)烈风迅雷，暴雨倾盆，间以冰雹，街上水深尺余，数万群众步行泥淖中，虽裙履尽湿、水流被体，但游行队伍中很少有人私语，也无笑声，故观者肃然起敬，或至泪下，有的学生长跪水中，请避雨者同行，群众极受感动。”(北京市政协编《文史资料选编》第31辑，第106～109页)我们无意去探寻每一次街头游行活动的背景、组织和目的，这是政治史的任务，城市文化史需从这些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文化内涵去探讨，需要去深究这些活动对于近代城市文化形成的意义，需要去发掘人们在这些活动中的真切感受，包括对他们心灵的冲击、对其人格的塑制、对其人生道路的影响，而这均需要翔实、可靠、个性化的史料(包括文字、图片与影视的)作为基础，并非一件易事。
近代中国城市中所举办的各式各样的展览，也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这些展览形形色色、内容繁多，既有商品展览，也有花卉展、农艺展、影视展、图片展、艺术展、公园展，不一而足。别的不论，单就民国时期各地举办的国货展览会，估计就有25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为1928年在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展会历时64天，展出全国22省的展品共20余万件，参观人数逾130万人次，盛况空前。另一次为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该展会历时128天，展品近15万件，共有近200万人次前往观览，同样盛况空前。这些展览会集中国产品的精华，辅之以国际的比较，运用各种宣传手段调动人们购买国货，奋起竞争，共赴国难的热情和决心，不知影响了多少民众。所谓“荡心骇目”、“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乃是时人对这类展会的普遍感受。如果能从城市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些展览和人们的参与、感受进行研究，细剖其中的文化意蕴，想必将大大有助于更直观、深入地了解近代城市文化的变迁及其展现形式。
以上所列，不过只是通过感觉历史而深化和写活城市文化史的若干片段的思考，其实，无论就城市精英文化还是城市大众文化，需要填补的空白尚多。王笛等人通过研究街头、茶馆、公园、戏院、电影、郊游而开辟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也仅仅是开了一个头，这方面可以做的题目和文章实在太多，城市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无限的，可供探讨的空间也是无限的，只是需以完全开放的文化心态，抱一个见微知著、处处留心的治史态度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