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大战后现代：“索卡尔事件”硝烟未绝——“索卡尔事件”始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尔论文,事件论文,始末论文,后现代论文,硝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6年5月18日，美国纽约时报头版登出了两条新闻，一条是配有一幅彩色照片的克林顿总统签署保护儿童条例的法案的消息，另一条是报道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m Sold)向著名的文化研究杂志《社会文本》递交了一篇诈文，标题是“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其目的是检验《社会文本》编辑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性。结果是5位主编都没有发现这是一篇诈文，没有能力识别出作者有意识捏造出来的一些常识性科学错误，也没能识别出索卡尔在编辑们所信奉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科学之间有意识捏造的“联系”，一致通过把它发表，引起知识界的一场轰动。这就是著名的“索卡尔事件”。
这一事件的产生是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向科学领域中的渗透，在知识界充满着对科学技术的价值持怀疑倾向的相对主义思潮，其特点是：对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与实验证据等认识论价值进行挑战，强调政治权力的规则，把科学看成一种权力，一种靠金钱运转的游戏，一种服务于其赞助者的手段。并企图在科学定理中读出文化和政治蕴涵。作为一位在政治上持左派倾向的物理学家，使索卡尔感到更为不安的是，这种相对主义的思潮是以政治上的左派面貌而出现的。在过去20年中，大量“进步的”和“左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家，由于受法国思想家的后现代主义和美国的女权主义影响，已经抛弃了文艺复兴的思想遗产，投入各种相对主义的怀抱。索卡尔自己说过，他的诈文的目的是要把左派从相对主义思潮中解放出来。
这篇诈文一出现，就立即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组成的科学卫士与后现代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已出版了的著作有N·克瑞杰主编的《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秘性的曝光》(1998)；艾伦·索卡尔和杰·布里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说：后现代知识界对科学的滥用》(1998)；保罗·格罗斯、罗曼·莱维特和马丁·刘易斯主编的《飞离科学与理性》(1996)；罗曼·莱维特的《普罗米修斯的困惑：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1999)；斯尼尔·莱维特主编的《识别错误：在政治方向上论战的第二波》(1999)，这本书的出现标志着对后现代科学思潮的批判已从第一阶段的对认识论相对主义的批判进入第二阶段对其政治意识形态的批判；《大众语言》杂志编辑部出版了《索卡尔诈文》(2000)，把“索卡尔事件”后引发的争论中的主要文章汇编成一本论文集；芝加哥大学还计划在明年出版《后现代之后》（布里克蒙特主编）。
后现代思想家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社会主题》主编之一的安德鲁·罗斯主编了《科学战》(1996)一书；法国著名的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布鲁诺·拉尔(Bruno Latour)（在科学战中，他受到了最猛烈的批评），发表了《潘多拉的希望——论科学研究的实在》(1999)一书作为反击；美国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编辑了《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1994)论文集；普里高津与斯唐热发表了《确定性的丧失》(1997)；而斯唐热，一位当前活跃在后现代舞台上的哲学家，又发表了《发明与权力》(1998)一书；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玛里奥·比尔基奥林(Mario Biagio-li)将近年来出现的后现代科学反思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汇集成一本论文集：《科学元勘读者》(1999)；诺尔·塞提娜(K.IQEorr Cetina)发表了《认识的文化：科学是怎样创造知识的？》(1999)；芝加哥大学出版了费耶阿本德的遗作《丰富的结果：抽象的神话与存在的丰富性》(1999)：基思·M·艾锡曼(keith M.Adman)和菲利普－S·巴里格(Philip S.Bar-inger)主编了《科学大战之后》（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1年）；杰伊·拉宾格(Jay Labinger)和亨利·柯林斯主编了《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芝加哥出版社，2001年）。
这场论战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关注，200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张一兵、周宪、任天石主编，蔡仲、邢冬梅等翻译的《“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一书。本版文章均摘自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