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音韵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驳梅祖麟在香港语言学会年会上的讲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音韵学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年会论文,讲话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3-0002-08
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站上读到梅祖麟教授的《有中国特色的汉语历史音韵学》，这是他2001年12月8日在香港语言学会学术年会上所作的报告。报告人以音韵学权威自居，拉起了一面“主流的上古音研究”的大旗。梅教授的讲话主要是批王力先生。如果他批得对，哪怕是有某些出入，我们自然应当欣然接受；然而他完全歪曲事实，给王力先生泼了不少污泥脏水。作为王先生的一个学生，不能不为王力先生洗刷一下。梅氏给音韵学指定的一条路，决非什么主流正道。
一、王力果真不懂“同声必同部”吗？
讲话首先是集中攻击王力先生连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说的重要性都不知道，在自己的研究中不懂得利用谐声字的资料来解决问题。这就是王力先生同李方桂先生、董同龢先生所以分出高下的原因。并煞有介事地举出两个证据：一是王力先生用《诗经》押韵的材料给脂微分部，由于合韵较多，“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结果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参考谐声字给解决了，“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然后轻佻地挖苦讽刺说：“脂微分部的历史说明什么？如果我是王力，在三十年代研究脂微分部，把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资料用尽了，把《诗经》押韵的资料用尽了，还是功亏一篑，不能证明脂微两部一定要分，我会想：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用，用了以后可以把‘脂微分部’这个学说证成？如果我真正体会段王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一定会去分析谐声字，不必等董同龢四十年代的研究，就把脂微分部的问题全部解决。王力先生显然没有如此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没有真正体会段玉裁‘同声必同部’的力量。”二是“还有旁证”，这就是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学》大量地征引清儒古音学的原文，讲段玉裁的古音学那一章征引了六段段玉裁的话，“惟独没有征引的是段王裁最有名的论‘同声必同部’的那段。”[1][p4)经他这样一涂抹，王力先生似乎真的不懂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理论，似乎也真的研究古音不知道用谐声字材料。
事实到底怎样呢？我们知道，1937年王力先生发表了两篇音韵学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和《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姊妹篇，也是奠定王力先生古音学基础的两篇重要论文。《古韵分部异同考》就是把谐声偏旁分成三十二类，并将《诗经》入韵的字列在偏旁之下；然后把从顾炎武起到章炳麟、黄侃共十一家（包括江永、戴震、段王裁、孔广森、王念孙、严可均、江有诰、朱骏声）的古韵分部列出，再考察他们各部包括哪些类谐声偏旁和《诗经》入韵字；最后列成《诸家分部异同表》。[2][p97]王力先生通过考察谐声偏旁及同谐声的《诗经》入韵字来考求诸家分部的异同，目的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古韵系统，也就是为写《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作准备。这不是用谐声资料来研究古音吗？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难道王先生有这样一篇文章也不知道或者忘记了？再说，批评者在讲话中提到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这篇文章，[3][p116]其实这篇文章有一小节专谈谐声问题，王力先生在此说：“自从顾炎武以来，大家都知道谐声偏旁对于古韵归部的重要。段玉裁说得最明白：‘一声可谐万字，万字亦必同部。’这一个学说是一般古韵学者所恪守不违的。”（119页）在谈“开合问题”时，王先生说：“稍微研究汉语音韵的人，都知道汉语上古音开合两呼的界限颇严。谐声偏旁属于开口呼者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开口呼；谐声偏旁属于合口呼，其所谐的字也常常属于合口呼。”（123页）又说：高本汉“断定《切韵》时代有两种‘合口’的[w]”（124页），“我大致赞成高氏的断案，但我比他更进一步，不仅拿《广韵》系统为根据，而且还拿谐声偏旁为根据。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后世有变入轻唇音者，在上古即属合口呼；凡谐声偏旁，或其所谐之字，完全与后世轻唇绝缘者，在上古即属开口呼。”还说：如果《广韵》和谐声发生矛盾时，“这是可以牺牲《广韵》系统而迁就谐声系统的。”（125页）后面为上古韵母系统而作的图表，收字排列就是根据《诗经》押韵、谐声字类别和《广韵》系统三个因素来定的。我不知道批评者是不是真的读过这篇文章，如果真的读过，而且读懂了，就不应该作出王力不懂得用谐声字来研究古音的结论。难道只是听别人说过，只是耳食？没有读懂？或者更有别的什么原因？我百思不得其解。
批评者又用所谓“脂微分部的历史”来论证王力先生不懂得用谐声的资料来解决问题时，节录了王力先生的一段话，却把王先生要表达自己观点最重要的话删去了，这里把它补上（删去的话，我们用｛｝号框起来）：
然而我们不能不承认脂微合韵的情形比其他合韵的情形多些，如果谈古音者主张遵用王［念孙］氏或章［炳麟］氏的古韵学说，不把脂微分开，我并不反对。｛我所坚持的一点，乃在乎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假使说完全相同的话，那么，‘饥’之与‘鐖’……其音将完全相等。我们对于后世的脂微分韵就没法子解释。｝（189页）
删去后，批评者代王先生下结论说：“换句话说，王力用《诗经》押韵的材料，得到的结论是脂微两部的元音虽不同而相近，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王力先生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脂微不分的学说，正说明他在学术上的谦虚态度，没有霸气；明明王先生说自己坚持“上古脂微两部的韵母并不相同”，批评者却偏偏要引出王力“并不坚持一定要分部”。我不知道批评者为什么要这样作？批评者嘲讽王先生“老师不能证明的学说给学生证明了”，其实，当时用谐声字划分脂微两部也存在一些纠葛，只是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脂微分部说是值得而且必须采纳的”，[4][p72]直到1962年王先生在《古韵脂徽质物月五部的分野》中把“隶”声、“惠”声归入质部，把“既”声归入物部，才解决得更好。[5][p248]三十年代王先生考察脂微分部是为了建立他的上古韵母系统，在这篇大文章中他为这一个问题写下了“脂微分部的理由”、“脂微分部的标准”，“脂微分部的证据”、“脂微分部的解释”。方方面面都谈了，王先生无疑是坚信自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合韵多一些，他也作出了现代语言学的解释。他说：“最合理的解答乃是：脂微两部的主要元音在上古时代并非完全相同，所以能有分用的痕迹；然而它们的音值一定非常相近，所以脂微合韵比其他各部合韵的情形更为常见。”（188页）他表示自己不反对别人遵用王念孙、章炳麟的学说，不仅是应有的学术民主作风；何况他写这篇文章时，章炳麟、黄侃都还刚过世，是不是批评者要王先生也像他一样，嘲讽一通章炳麟在《文始》中已经发现了脂微分部的线索，却不懂得审音，因而不能把微部从脂部中分出来。王先生反而在文章中承认自己受到《文始》的启示，这同批评者的态度确实是天壤之别，我想，绝大多数读者是会赞同王先生的。顺便说一下，批评者设想，“如果我是王力”，就会怎么怎么；恕我不客气地说，从讲话可以看出批评者确实自己没有全面弄过谐声资料，对谐声字系统了解得非常肤浅，即使知道用谐声资料可以证明脂微分部，恐怕也不一定能完成这个课题。
批评者嘲讽王先生不懂谐声资料重要性的旁证是王先生著的《汉语音韵学》没有征引段玉裁论述“同声必同部”那段话；其实，如果真正认真读了《上古韵母系统研究》的话，应该在王先生讨论“谐声问题”的论述中已经找到了答案。我们前面引过的那几句话，就说明了王先生对谐声问题的两个观点：一是谐声偏旁对古韵归部的重要性是从顾炎武起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段玉裁只是说得最明白。我们知道，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考证古音时就常常从谐声出发。二是“同谐声必同部”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已经是一般常识。因此，在王先生看来就没有必要大讲特讲。难道王先生写书也要照批评者的思路吗？大家都知道，顾炎武的《诗本音》创建了诗韵系联的方法，推动了古音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到二十世纪对研究古音的人来说，无疑也是一般常识，难道《汉语音韵学》中还要征引《诗本音》的实例吗？依我看，批评者作为大发现征引的段玉裁的那段话，王先生恐怕倒是会有不同看法的，他可能认为段氏的这段话不严密。因为在《上古韵母系统研究》中讨论“谐声问题”时，王先生还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同谐声必同部”原则上是对的，但声符的认定还成问题，不能全依《说文》。二是“谐声时代与《诗经》时代不可混为一谈。谐声时代至少比《诗经》时代更早数百年。‘凡同声符者必同部’的原则，在谐声时代是没有例外的，在《诗经》时代就不免有些出入了。”（119页－120页）因此，王先生认为，使用谐声资料，不能拘泥于段氏的这个说法。其实段玉裁本人也没有拘泥于自己的这一说法，比如他在《六书音均表》中，把“求”逑”“球”等都归入第三（幽）部，却把“裘”归入第一（之）部。在这一点上批评者的观点是同王先生不同的。他断言：“‘同声必同部’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段玉裁是说，谐声字所反映的韵母系统属于《诗经》时代。”（5页）这里我们不讨论批评者的论断是否合乎段玉裁的本意，也不讨论他同王先生的分歧谁是谁非，只想说明，他认为抓到了王先生不懂“同声必同部”的旁证不过是自己吹起来的肥皂泡。
二、不赞成古有复辅音就要逐出“主流音韵学”吗？
批评者集中攻击王力先生的第二方面的是：王力不懂谐声字对研究上古声母的重要，在四十年代，“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6页）甚至妄言：“对王力来说，谐声字所显示的是上古汉语有复辅音；这个结论使王力畏谐声字如蛇蝎。”（7页）指摘王力先生从《汉语史稿》到《汉语语音史》“更变本加厉”地反对古有复辅音的态度和言论，指摘王力先生不用汉藏比较的资料，因而要把王先生逐出他钦定的“主流音韵学”行列。
梅祖麟首先赞扬高本汉提出用谐声字研究上古声母“是个伟大的发现”，“是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学说”（5页、9页）。杜撰出两条路线：王力的总退却路线，李方桂、董同龢的继续前进路线。梅氏大概不知道1927年王先生还写过一篇《谐声说》，[6][p95]或许也不想知道。在这篇短文中，王力先生叙述了他同老师王国维讨论谐声的问题，他说：前人讲谐声“皆以韵说之”，“静安先生独疑字之衍声，当以纽，不当以韵。”他得到启发，因而悟出：
“制字之初，意在便民；即偏旁可知其音，其例易晓。”其后语音演变，“由今纽韵读之，音皆不近，是古与声母同音而今异矣。六书之作，谐声后起，然必权舆于三代以前，降及周末，字音或已微异于古。”（96页）
对比高本汉的“伟大的发现”：“谐声偏旁相同的两个字，它们上古声母的发音部位必然相同。”难道这两个说法真是南辕北辙吗？梅氏可以据此裁定：一个是伟大的发现，推动了古音学研究的发展；一个是“畏谐声字如蛇蝎”，成为实行古音研究退却总路线的思想基础吗？如果梅氏如实地把这些情况说出来，我看相信他的裁定的，恐怕不会太多。
在这样一个虚假前提下（王力不懂谐声字和声母有关系），又虚构出在有无复辅音的问题上王力跟董同龢、李方桂是绝对对立的假象，以显示出是总退却和继续前进两条研究路线的分歧。果真如此吗？
先说董同龢。董同龢在《上古音韵表稿》中揭示了高本汉古有复辅音说将要遇到的许多复杂情况，指出：“有一部分l-母字是同时并谐两个或两个以上声母系统的”。并举例如下：
的声母是bl-呢，dl-呢，还是gl-呢？”(39)他还明确表示：“现在所有的论证还不过是若干的可能而已。事实上古代带复声母的型式如何，他们出现的范围又是怎样的，又必待日后有了新材料才能决定。”（38-39页）至于其他复声母，他认为问题更多，并且说：“如果古代的确是有那样的复声母，决定他们的型式与出现的范围在目前又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43页）因此，在他的《上古音韵表稿》的《声母总结》中说：“复声母还要算作未知数”因而被他“除去”了（43页），并没有列在他的声母表中。
再说李方桂先生。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7]中讨论上古声母时，也没有构拟复辅音，只构拟了一套清鼻音和一个清边音；（注：李方桂先生在讨论上古的介音时附带谈到复辅音问题。一共谈了三点：一是作者拟的二等韵介音-r-和三等介音-j-，跟声母相连也可算复辅音，自然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复辅音；二是来母字常跟舌根音及唇音互谐的例子，大体上采取高本汉的说法，稍加更改以存疑；三是中古的心母s-及审母s-字常跟别的声母谐声的字“暂时认为他们也都有过*s词头”。（同上24-26页））后来在《几个上古声母问题》中，李先生虽然正式构拟了一套带词头s-的复辅音，但是他一开始就说：“我认为上古声母尤其是复声母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许多谐声字还没有解释的办法。”（85页）最后又说：“以上的假设与推论，似乎可以解释更多的谐声现象，可以使上古音有个更完整的系统。”（94页）在《中国上古音声母问题》中也说：“中国的谐声字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有些现象现在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99页）并表示自己对上古声母的构拟“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假设”（103页）。
现在再看看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是怎样批评高本汉的，[8]王先生说：
他在上古声母系统中拟测出一系列的复辅音，那也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例如“各”声有“路”，他就猜想上古有复辅音kl-和gl-。由此类推，他拟定了xm-、xl-、fl-、sl-、sn-等。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68页）
梅氏是把这段话作为批判靶子引出来的，我们不知道王先生这些话到底错在哪里？也不明白这怎么是跟董同龢、李方桂先生绝对对立的，因而梅祖麟就可以根据它作出非常重大的判决：“面对谐声字这批资料，王力先生的路线是总退却。李方桂、董同龢两位的路线是继续前进。”（6页）请问：高本汉的复辅音构拟董同龢先生也批评了，王先生为什么就不能批评？李方桂先生把自己的上古声母的构拟都说成是“假设和推论”，为什么王先生不能批评高本汉是根据“谐声来揣测的”？王先生批评：“他不知道谐声偏旁在声母方面变化多端，这样去发现，复辅音就太多了。”难道不是事实吗？如果按照高本汉的办法，在谐声字中一律贯彻下去，就会得出严学窘先生在《周秦古音结构体系》（稿）中那样的结论：二合复辅音140个，三合复辅音64个，四合复辅音4个，出现了nkt-、xmk-、xknd-、xsdl-等这样一些奇特的复辅音。[9]两百多个还不算太多吗？我不知道梅氏面对严学窘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高兴呢还是愤恨？严先生的研究与他同调，理应是高兴的；不过这却给王力先生的论断提供了根据，或许严先生的文章也可能招来梅氏的愤恨呢？我猜不透。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严先生作学问比梅祖麟老实，他是确实弄过谐声字才发言的。
正因为王力先生对从林语堂、高本汉起到后来的“古有复辅音说”正反两方面的主要意见都是很关注、很清楚的；也因为他亲自全面研究过谐声系统，对谐声系统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体会，才会越到后来越“变本加厉”地对古有复辅音的学说采取保留态度。梅祖麟指摘王力先生的“变本加厉”，也不过是王先生说了：“从谐声偏旁推测上古声母，各人能有不同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往往是靠不住的。”（18页）董同龢提出的上古有一个清鼻音，也是从谐声偏旁推测出来的，“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所以我们不采用董说或高说。”[10][p20]为什么谐声偏旁不足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呢？因为谐声字不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即使只用《说文》以前的材料也在一千年以上，比《诗经》押韵字的时地问题复杂得多。一千多年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所使用的语言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变化，不同地域所造的字可能出现各种分歧，把它看成一个平面是很危险的，王力先生采取慎重的态度，有什么不对呢？我们认为，上古有无复辅音，本来是古音研究中一个正常的不同意见，只许一说存在，这是董同龢、李方桂先生可能采取的态度吗？他们在什么地方像梅氏这样没有商量余地就下结论：“从汉藏比较的观点来看，上古汉语管保有复辅音声母。”（7页）任何对古音确有较深研究的学者，恐怕都不会这样武断。
更叫人难以苟同的是，梅祖麟在批评王先生的《同源字典》时，抓住王先生讲“黑、墨”同源时说了：“‘黑’的古音可能是mxek，故与‘墨’mek同源。”于是像逮住了什么把柄似的骂街式地数落着：
王先生这句话可真是语出惊人。第一，从《汉语史稿》（上）(1958）到《汉语语音史》（1985），王先生一直不承认上古汉语有复辅音。现在怎么拟构出来个王先生系统里没有的mx-来？第二，王先生想来是把-x-看做中缀。于是一连串问题都来了：(i)上古汉语有没有中缀？(ii)有没有-x-中缀？(iii)如果有的话，上古汉语的-x-跟藏缅语中哪个成分对应？第三，王先生写到这里，不知是否想过：“如果早知道《同源字典》要处理‘墨、黑’这对同源词，我二十年以前就该好好读《上古音韵表稿》(1944)，‘Consonant Combination in Archaic Chinese’(1960)，《上古音研究》(1971)。董同龢、雅洪托夫、李方桂都讨论过‘墨、黑’这对同源词。说不定他们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不必我现在抓瞎。”（15页－16页，按：梅文发表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时，删去了“第三”点。）
恐怕“语出惊人”的是梅祖麟自己，你怎么知道王先生这里的mx-就一定是复辅音？尤其怎么就一定要按你的思路来想问题？要把它看作中缀，要考虑它同藏缅语的关系。梅祖麟嘲讽王先生抓瞎，似乎他对他自己曾承认过的老师、王先生的学生董同龢先生的《上古音韵表稿》很有研究似的，可惜他没有想到，王先生的这个mx-竟然同《上古音韵表稿》是有联系的。《上古音韵表稿》在讨论明母和晓母相谐的关系时说：
高本汉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些现象。虽然没有作任何解释，他却在许多地方把这里面一些x-母字的上古音写作xm-。如“悔”
“昬”
是。他这种做法自然算不得问题的正式解答。只可以说他在表示有那么一层关系而已。所以李方桂先生就以为写作mx-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或许“悔”“昬”等字的声母更会是个清的唇鼻音m。
在我看来，这些例子根本就不适于用复声母的关系来解释的。（12-13页）
李方桂先生这里说的mx-也是把-x-看成中缀吗？梅祖麟是不是现在还该好好读一读《上古音韵表稿》呢？王先生既不相信古有复辅音，更不会相信梅祖麟的上古汉语是有丰富形态变化的语言（这个大胆假设怎么看，下文再讨论）。本来王先生对上古声母的系统，一直就认为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他写《上古韵母系统研究》就说过：“关于声母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性质，我愿意保留到将来再研究。”（129页）出于慎重，王先生对上古声母始终没有进一步作出结论，也没有肯定别人“已经把问题解决了”。他说：“‘黑’的古音可能是mxek”，是想到了董同龢的清鼻音，也只是想说可能是一个与一般的双唇鼻音有别的m-。这里可以看出，梅祖麟确实没有读懂王先生的书，没有读懂，就敢骂街式地嘲讽数落，这是多么轻薄。更有甚者，梅祖麟居然据此要把王力先生逐出他划分的“主流的上古音研究”队伍（10页），这又是多么霸道啊！不过，梅祖麟的批评落空了，他的愿望恐怕也只可能是落空。
三、谐声现象真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吗？
梅祖麟为什么要攻击王先生不懂谐声字的重要、不赞同古有复辅音就是古音研究中的总退却路线呢？原来梅祖麟早在1992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有过交代，他说：“藏文有种种复声母，如果上古汉语如王先生所说只有单声母，我们简直不知如何作比较。藏文也有音节末尾部分的复辅音，如果上古汉语如王先生所说没有后缀，没有末尾部分的复辅音，我们也不知道如何作比较。”[11]这倒是真话。
我们知道：汉藏语系包括汉语和藏缅、壮侗、苗瑶三个语族。汉语和藏缅语在词汇方面比较接近，学术界确认了许多汉藏同源的基本词根；在语音和语法方面汉语反而是和壮侗语、苗瑶语比较接近，却同藏缅语差别很大。拿藏语来说：在语音方面，古藏语不但有许多二合复辅音和一些三合、四合复辅音，还有七对复辅音韵尾和一些辅音交替现象，却没有声调。在语法方面，古藏语的动词是一个形态丰富的词类，利用前缀、后缀或内部屈折来表达各种语法意义；古藏语的名词也有一套格助词来表示它在句中的语法关系。[12]也就是说，藏语是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是粘着型语言，而汉语是分析型语言；不在上古汉语中弄出许多复辅音前缀、后缀来，就无法进行比较，无法论定上古汉语也是粘着型语言。梅祖麟与他的同道企望在谐声字中要找出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来。他钦定的“主流”音韵学家潘悟云在《汉语历史音韵学）[13]中作的努力最大，也说得最明确。他在书中第八章《谐声原则》中专列一节《谐声现象是上古汉语形态的反映》，一开头就说：“潘悟云(1987a)指出，谐声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现象，而不是语音现象。”（122页）摆出了不容置疑的架势。又说：“我们可以通过谐声分析，得出上古汉语语音形态相关的主要规则。”（126页）并且列举了他得出的十一条主要语音形态相关规则，可是却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形态现象。就拿他列举的第一条规则来看：
韵尾相同而主元音相近的韵母形态相关，具体点说，就是
（～表示交替，E代表韵尾）。这种交替相当于清儒的旁转。例如E为-ng时，aE-eE表示阳部(-ang)与耕部(-eng)交替，下面是这种形态相关的例子：
这种语音形态相关相当于英语的sing～sang～sung，但是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音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127页）
首先，作者既然说这种语音交替相当于英语的形态变化，那么它到底反映了汉语的什么形态呢？可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是作者竟然打起了“我们对汉语的这种语音交替的实质所知甚少”（127页）的障眼幌子，实现了金蝉脱壳，却要人们相信他的断言：这种旁转的例子反映了上古汉语的形态。不只是这一条所谓“相关规则”是这样胡弄含混，全部十一条都大致相似，没有明确结论。只在第二条“对转”例中作者提出了郑张尚芳的所谓代词有强调式，他自己提出了上古指代词有弱化式，想把它说成是形态，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猜测，而且不知作者怎么会误把“居”字也列到了指代词中，让它与“其”相配（128页），这只怕是犯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常识性错误。
真正能与形态粘点边的是第三条提出的所谓“读清声母为使动词，读浊声母为自动词”以及第六条提出的所谓前缀表示使动用法。作者说：“例如同一个字如有清浊两读，读清声母为使动词，读浊声母为自动词，周祖谟、周法高、王力对此都作过讨论”。其实周祖谟先生的《四声别义释例》并没有讨论清浊不同有使动、自动之别，而是在讨论四声别义时列举了“区分自动词变为他动词或他动词变为自动词”一类。他举了“饮、语、离、毁、去、禁”等例。“饮”，於锦切，上声，是自动词；於禁切，去声，使饮，他动词，也就是使动。“语”，仰举切，上声，是自动词；牛据切，去声，以言告之，他动词，但不是使动。“去”，羌举切，上声，除之曰去，亦即使离去，他动词，也就是使动；丘倨切，去声，自离曰去，自动词。周法高先生在《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中讨论音变构词时，举了一例浊声母为使动的用例（“见”，古甸切，见母，清声母，视也，自动词，胡甸切，匣母，浊声母，使见曰见，使动。），两例清声母为使动的用例（“坏”和“败”）。王力先生的《古汉语自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是目前讨论这个问题最详尽、举例最多的文章，潘悟云所举的十个用例中的前五例就是变相摘引自这篇文章的。王先生除举了大量声调不同、清浊不同区分自动、使动的用例外，还举了多种区分形式。有同是次浊声母的，如：“入：入（内）”，人执切，日母，自动词；奴答切，又奴对切，纳也，使人，使动词。有同是清声母的，如：“至：致”，至，脂利切，章母，到也，自动词；致，陟利切，端母，使至也，使动词。又如：“出：黜”，出，赤律切，昌母，自动词；黜，丑律切，透母，贬黜也，即使出，使动词。还有韵部对转的，如“回：运”，回，户恢切，匣母，微部，转也，本义是旋转，自动词；运，王问切，匣母，文部，使旋转，使动。很显然，上古汉语中自动词和使动词配对的形式是多样的，并没有形成潘悟云所说的“浊声母表示自动，清声母表示使动”这样一条规律。周祖谟、周法高、王力等三位先生认定它是构词现象，是上古汉语音变构词大格局下的一种特殊现象，不是什么形态变化。这种看法是符合上古汉语实际的。强把它同藏语的自动词、使动词的形态拉在一起，企图证明上古汉语也是一种有形态变化的语言，这是完全不顾客观语言事实的。
其次，作者自己也承认，他这里第一条所举的现象不过就是清儒所谓的古韵旁转，第二条就是清儒所谓的古韵对转；经他一“科学化”，加上洋字母公式化，就深奥难懂了。这是浅入深出，粘上了近些年来流行的“洋化”的文风。大家都知道，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作者讨论语音形态，举例却一律不注意义，这是割裂音义的做法；而且注音也随意，爱列反切就列反切，不愿意列就不列。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也是浅入深出的方法之一，让读者如堕五里雾中，又难于检核。例如，“亡”氓”本来都是阳部，他说是表示阳部与耕部交替。“磾”在《广韵》中只见于齐韵，作都奚切，作者要把它归入他的元2部，不作任何解释。不过，这样一来，在潘悟云的古韵系统中，就完全打破了段玉裁的“同声必同部”的原则了。不知梅祖麟怎么又把他捧上“主流古音学”的宝座，要大家向他学习，这不是毫无原则吗？
再说，《汉语历史音韵学》这本书知识性错误实在太多，仅就《谐声原则》这章来说，除前面提到的把“居”列作代词外，再举两例：①一字两读失落一读的唯一用例“雇”：
举“雇”字为例，它在《广韵》中读侯古切，折合成上古音为*gla，意义为“农桑候鸟”，当为本字。另一读古暮切，折合成上古音。*klas，《广韵》：“鸟也”。这说明作为鸟名的“雇”原来是有两个读音的，反映古代两个不同的形态。后一读另义“相承借为雇赁字”，当为假借义，后来又增加了“亻”旁，成了新的形声字“僱”。（126-127页）
查《广韵》姥韵“侯古切”小纽首列“户”字，其中有“雇”字，注云：“《说文》曰：九雇，农桑候鸟。（下略）”又《广韵》暮韵“古暮切”小纽首列“顾”字，其中也有“雇”字，注云：“本音户，九雇，鸟也，相承借为雇赁字。”这里明明说得清清楚楚，“鸟也”是说明“本音户”，即姥韵‘侯古切”那个音（今音hù）的，它用在“九雇”这个词语中，“九雇”是鸟。暮韵“古暮切”是假借“为雇赁字”的“雇”（今音gù）的音读。我百思不得其解，作者在这里怎么会搞错？是故意还是没有读懂呢？我宁肯相信是误释。作者还批评《汉语大字典》“‘雇’的‘农桑候鸟’义只留下侯古切一读，古暮切一读被丢弃了”；其实是作者自己弄错了，《汉语大字典》并没有错。作者又列了一个表，对比《广韵》和《汉语大字典》处理“雇”、“僱”的变动情况，给“僱”字也拟上了上古音，殊不知“僱”字在《康熙字典》中还没有，《中华大字典》才收入：“僱，俗雇字。”给现代才产生的俗字加注上古音，恐怕不妥吧？②在第二条讨论对转问题时，说“盖”字除入声韵一读外，还有阳声韵一读：
实际上，“盖”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中还有见母覃韵上声读音，折合成上古音就是。*kom，后人不知它就是“盖”这个词的另一种读音，就造了一个方言字
去代表它。（129页）
《广韵》覃韵上声是感韵，感韵“古禫切”小纽首列“感”字，收有这个字。注云：“《方言》云：箱类。又云：覆头也。又音贡。”我对方言所知甚少，不知南方哪些方言说“盖”这个词（还是这个字，不知作者到底指什么。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都值得讨论）有这个音。作者也没有交代，我只能推测了。可以肯定，《广韵》的注释中的“方言”是指扬雄的名著《方言》，而不是指现代的方言。今本《方言》卷五作“椷”。它决不是后人造的方言字，《说文》就收了这个字，注云：“小杯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方言》后说：“按，椷盖即许之‘’，音同字异。”
总之，梅祖麟逼着我读了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深感失望，我认为这本书从观点到材料都存在不少可议之处，决不是什么主流正道的经典之作；梅祖麟把它捧为“有中国特色的历史音韵学”的“主流传统的著作”，既是捧杀作者，又是贻误读者。
四、同源词与汉藏比较——在古音研究中怎样对待汉藏比较？
梅祖麟的讲话还从同源词研究的角度，不但重点攻击了王力先生，还扫荡了从乾嘉学派、章黄学派到海峡两岸现在的不少学者。什么“徒子徒孙”，什么章黄学派“根本不是语言学”，什么“只有清儒才会发明这种论证法，外国人可没有这个能耐”，语言之粗野、狂妄以及一种说不出的怪味，哪像出自一个学人之口，他把王念孙的“因声求义”，包括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必须韵部声母都相同或相近”的原则都歪曲成笼统的“一声之转”，都是不科学的。那么，梅祖麟又是怎样考证同源词的呢？《汉藏语的“岁、越”、“还（旋）、圜”及其相关问题》[11]是梅祖麟的得意之作，也是他考察汉藏同源词的代表作，他在文中论证了汉语的“岁”和藏语的skyod-pa是同源词。在这篇文章1992年发表的时候，我就曾对当时的研究生说过：“这篇文章立论不可靠，对王先生的批评是片面之词。”因为文章中说了什么“王先生是我的太老师，我非常尊敬的前辈学者”，说什么“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我虽然对他早有所了解，并不相信他的这些话，却因为他态度谦恭，也就只是看在眼里算了。现在为了辩明真伪，我们就看他是怎样论证同源词的。他说：
所以纯粹从汉语内部的资料来看，“岁”、“越”可能是同源字。正好东汉刘熙《释名》说过“岁，越也”，我们认为这不但是声训而且是正确的义训。
现在来说明藏文的skyod-pa“行走、逾越、时间之逝去”是“岁”、“越”的同源字。Skyod-pa有三种意思，“行走”和“岁”、“越”的意符“步”、“走”相配，“逾越”和‘越”字相配，“时间之逝去”和“岁”字相配。至于声韵，请比较一下：
(6)汉：岁*skwjats＞sjwai
藏：skyod-pa
共同汉藏语的*a元音，在藏文里受到*kw、*khw等圆唇成分的影响而变为o元音，在上古汉语中保持不变，这是一般通律。共同汉藏语的*-s在藏文里大致保留不变，但在-n-r-l后变成-d再失落，-ds直接变成-d，所以藏文的-d也跟上古汉语的-s对应。藏文的skyod和上古汉语的*skwjats“岁”每个音都能对上号，这两个字显然是同源词。（379页）
拿藏语一个词的一个意思和两个汉字的一个部件相配，这是梅祖麟的发明创造；除此，这段文章讨论汉藏音义的搭配，用他构拟的汉语上古音来对应，被他解释得“都能对上号”，貌似科学。但是，我们知道，汉语“岁”这个字词在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表示岁星、岁时的意义。《书·尧典》：“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说明了早在殷商时代我们就已经采用了阴阳合历，很早就有了岁星纪年法。那么藏历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根据藏文文献记载，它创始于松赞干布时期，最初运用物候观察，以麦熟为岁首，后受古汉历和古印度历的影响，七世纪中叶才使用十二年循环纪年，九世纪才使用六十年循环纪年。汉历和藏历相差一两千年，汉语中由天文、历法的发展而产生的专用字词“岁”，怎么会同藏文的skyod是同源词呢？“岁”的一系列意义是：岁星（木星）、年成、年岁（由岁星运行一次到泛指一年）、年龄单位；从来也没有表示“时间之逝去”这样的意义，更没有“行走”、“逾越”的意义。强把它拉到一起，这不是汉藏比较，而是比附，梅祖麟的这篇文章是典型的比附之作。从比附出发，要求汉语上古音的构拟适应自己的需要，这只能是伪科学。梅祖麟嘲笑王先生“引了一大堆字典里有的资料，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他认为‘荒(*smang)’和‘秽’(* skwjats)同源。”我看，应该受到嘲笑的是梅祖麟自己，而不是王先生。为什么要引“一大堆字典里的资料”呢？王先生早在《同源字典序》中作了交代，他说：“为了保险，《同源字典》大量地引用古人的训诂，来证明不是我个人的臆断。”似乎王先生的话也打中了梅祖鳞的要害，当然他不是针对梅祖麟的，而是有感于高本汉的《汉语词族》的释义多有不当而采取的正确措施。这也确实是在研究同源词时，王先生与梅祖麟的根本分歧之一；对同源词的意义确定，是主观臆断还是要有客观根据。至于是否说明了他为什么认为“荒”“秽”同源，在王先生那里是很明确的。在音的方面，王先生注明：
xuang荒：iuat
（秽）（晓影邻纽，阳月通转）
晓母、影母都是喉音，是邻纽，这说明了两字的声母是相近的；“荒”字是阳部合口一等，“秽”字是月部合口三等，阳部和月部的主要元音相同，又同是合口，只有韵尾有异，一是阳声韵，一是入声韵，所以叫“通转”（梅稿误作对转），因此韵母也是相近的。王先生在这里已经说明了“荒“秽”两字声音相近，意义也相近，所以是同源字。这里用的是现代语言学的声韵分析方法，决不是什么笼统的“一声之转”。我们不知道梅祖麟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作文章，是真的没有理解王先生《同源字典》的体例（我们不想说他没有读懂），还是一定要按他的主张来认定同源词？按他的主张，“荒”“秽”两字不同谐声系列，依他的拟音也不相近，似乎是不能认作同源词。但是，为什么只能按照梅氏的主张呢？那不是太霸道吗？
梅祖麟是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的积极主张者，因为古藏语是有词头、词尾的，也是有复辅音和复韵尾的，正好没有声调。要让汉语的声调也被证明是后起的才适应汉藏语的比较，这是梅祖麟及其同调者的迫切希望。于是有了上古汉语去声来自韵尾-s，上声来自韵尾-？的说法。梅祖麟的《中古汉语的声调、声律与上声的来源》对上声来源于韵尾－？说提出了三种证据：一是浙江温州、福建建阳、海南文昌等方言的上声字有喉塞音韵尾；二是佛经材料可以证明中古汉语上声字是短促的，这是早期有喉塞音韵尾的特征；三是古汉越语显示了汉代的上声字是从－？尾来的。这种说法早被丁邦新先生驳倒，丁先生在《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14]中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包括梅祖麟的三条理由。我们不在这里多引，只把丁先生在《结论》中举出的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和结论抄在这里，丁先生说：
在《诗经》时代汉语和中古一样是有四个声调的，声调是音高，不是韵尾辅音。……如果去声字真有-s，何以-as（或-ats）能够和-at自由押韵，实在令人无法相信。如果再把在上古汉语中不可能存在的上声的和去声的-s(＞-h)向下拉到《切韵》时代，更是没有确切证据的说法。（103页）
我们在这里只想强调一点，正如丁先生指出的，现代方言中有的上声字有喉塞尾的现象是后起的；而梅祖麟却要拿它来作为上声采自喉塞尾的证据。这又是一种以今律古的比附方法，可是在梅祖麟、潘悟云那里却是很常用的。我们知道，这种没有历史发展观点的作法，是语言史研究中的大忌，也是王力先生所不取的。梅祖麟在香港的报告中没有提出上古汉语声调来自韵尾的说法，是否他已经放弃了呢？看来并没有放弃。因为他在1999年为自己编选《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时，还选了《中古汉语的声调、声律与上声的来源》一文的英文稿，只是在后面的按语中作了一点说明，把韵尾-？从上古推到了远古，承认了“还是个尚未证实的假设”（458页）。
总之，在古音研究中如何对待汉藏比较、如何对待传统，王先生和我们同梅祖麟确实存在原则的分歧。王先生一贯重视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要学生有这方面的知识，五十年代王先生在北大招收了第一批汉语史研究生，他为我们从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请来金鹏先生，给我们开了一年的汉藏语概要。王先生对汉藏比较的论著采取了很宽容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探索，难免出错，不宜要求过严。郑张尚芳曾同王先生有过较长时间的联系，王先生始终采取鼓励和支持，甚至在古音构拟的个别问题上，也听从他的意见。这并非表明王先生赞同郑张的观点和研究方法，它只是表示一种宽容。王先生研究古音强调要有历史观点，要有系统观点，也强调要接受前人的研究成果；很不赞成随意采用汉藏语言比较的资料来促成新说。其实，这同李方桂先生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李先生在《上古音研究》中首先高度肯定了清儒在古音研究中的成绩，认为他们在《诗经》用韵研究、谐声系统研究、《切韵》系统和古韵比较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成绩。他一再说：“以上三项我觉得是他们对于上古音韵系统最大的贡献……我们仍然不能脱离以上三项的范围，依然得用他们所供给的宝贵材料。”（4页）“就现在的阶段而盲，能成系统的考订上古音系的方法仍然要依据前面所提到清代学者的研究。”（5页）又说：“汉语与别的藏汉语系的语言的比较研究，这是将来发展汉语上古音系的一条大路，也有不少人尝试……可是这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我们现在可以应用的也不过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拿来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还没有作到成系统的拟测藏汉语系的原始语音系统。”（5页）这同梅祖麟的看法和态度是多么对立啊！梅祖麟对传统否定一切，李先生却说清儒的研究成果是对古音研究“最大的贡献”，现在还要“依据”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梅祖麟对现有汉藏比较推祟备至，李先生却认为“只是初步的”，只有“少数比较可靠的例子”可“作上古音系的印证而已”。因此，在李先生的古音研究论著中，同王力先生一样，也是很少引用汉藏比较材料。我们是相信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都造诣深厚的国际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呢，还是相信这两方面都不太地道的梅祖麟教授呢？人们是会作出正确选择的。
我们再看另一位古音研究、汉藏语研究都造诣深厚的国际学者张琨先生是怎样看待这些问题的吧。张先生在《汉语音韵史论文集》中说：“要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上进行汉藏语的比较研究，首先得把汉语、苗瑶语、藏缅语的原始形式拟出来；我们不能拿《诗经》（公元前1100年到600年）上古汉语音韵系统来跟时代较晚的古藏语、古缅甸语、泰语等的音系作比较。”（59页）又说：“究竟有没有藏缅语族？这在我心里头还是一个大问题。现在最好是大家不要争辩系属划分问题，都好好地、扎扎实实地做点研究，像李先生那样把所有的泰语做出一个系统来。……把各个语族都搞清楚了，然后再说这些语言的系属划分问题。现在汉藏系语言的系属划分，完全是凭印象。”（230页）又说：“从前研究汉藏语总是想找同源语，……一直到现在，如拿汉语和藏语比，找出来的同源字没有多少，偶尔有一两个字，比方说‘飞’和藏语的phur-ba很相近，可是要深究的话，《切韵》里微韵的字跟藏语的-ur有多少对应关系呢？很难说。……我从前写过‘针’‘铁’等字的文章，这可以找出几个相对应的字，可以找出一套。可是呢，这两个字可能是早期的文化借字。”（230-231页）还说：“理论假设可以，就如假设汉语原来没有声调一样。可是自从《诗经》以后，声调清清楚楚在那里，不能像蒲立本、梅祖麟说一直到汉朝，到了后来还可看到-s和喉塞音的影响，这是无中生有。”（231-232页）梅祖麟所鼓吹的似乎都与张先生的主张很不相容，我们当然完全同意张琨先生的意见。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汉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把本族语研究好，然后才谈得上不同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大家知道，汉藏浯系和印欧语系不同，并没有从语言内部证实其语言系属。汉语和藏语即使确实同源，分开也已经五、六千年，所接触的相邻语言很不一样。藏语从新石器时期同汉语分开后，到有文字的松赞干布时代，总在三千多年以上。在这漫长的时期中，它长期与西北的匈奴、突厥等阿尔泰语言接触。它们之间的影响、关系尚难肯定，怎能武断地认定古藏语有的词头、词尾、复辅音上古汉语也一定就有呢？汉藏语的比较研究比印欧语比较研究困难得多，正如李方桂先生指出的：“这种工作一直到现在还只是初步的，还没有十分肯定的结论。”这是一种清醒的估计，并没有过时。只是科学的发展需要探索，我们赞同王力先生的态度，因而对目前的汉藏语比较研究是关注的，也是宽容的；但是却不欣赏梅祖麟的比附之作，更不能容忍像梅祖麟这样否定传统，否定他人，自封“主流”的做法。当然，我们也希望汉藏语比较研究能尽快建立在语音对应规律的稳固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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