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务报》到《新民丛报》：梁启超党报思想向国报思想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思想论文,党报论文,时务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人物，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他的报刊活动密不可分。《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他在改良运动中所主办的三份最有影响力的报刊。作为政治家，梁启超始终以报刊为舆论宣传工具，充满激情地宣传其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和“新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因而这三份先后接续创办的报刊，有着思想的连续性与风格的一致性，如始终围绕要求变革国家政治制度与开启民智这两条主线而坚持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论色彩及从“时务文体”到“新民文体”的报章文体通俗化方向等，因而这三份报刊也被视为政党报刊并通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1](P651)然而，对这三份报刊及梁启超的办报思想加以仔细考察，却可以发现它们在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同时，又有所发展和变化，体现了“通”中有“变”、“变”中有“通”的“通变”之道。在保持政治立场大体一致的同时，三份报刊有着不同的办报宗旨，其内容和读者对象也有着不同的变化，从而显示了它们对其舆论功能、教育功能与传播功能的不同侧重。梁启超认为《时务报》“于一党报之范围”、《清议报》“在党报与国报之间”、《新民丛报》“中国报界前此未有”[2](P108)，这也表明了梁启超并不认为它们都是充当政党舆论工具的政党报刊，因此不能仅从政治的视角将它们同视为资产阶级政党报，从而忽视了它们在中国报业由政党报刊向大众化报刊发展过程中的渐进与蜕变。
一、“一党之报”的《时务报》
1901年12月，为了纪念《清议报》刊出100期，梁启超写下了《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一文，他将报纸划分为“一人之报”、“一党之报”、“一国之报”和“世界之报”四类，认为“以一人或一公司之利益为目的者，一人之报也；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党之报也；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者，一国之报也；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也。”[3](P53)显然，梁启超认为一党之报不同于一国之报，它们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而后者的范围要大于前者。同时，他还认为：《时务报》属于“一党报之范围”，而《清议报》则“在党报与国报”之间，并要“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且更努力渐进以达于世界报之范围”，“永年与国民同休兮！”[3](P51)这样看来，梁启超并不认为《清议报》是完全意义上的党报。
对四类报纸的划分，实际上也反映了梁启超对报纸发展所持有的进化观，四类报纸标示着报业由低向高不断进化的四个阶段，而《清议报》只是“我国报界进化之一征验”，处于“党报”向“国报”的进化阶段，其目标是努力脱离“党报”的范围而成为“国报”，最终成为“世界报”。由此也可以看出，梁启超并不把报纸仅仅视为政党宣传的舆论工具，他还有着更远大的报业理想和追求，即希望自己的报刊能够突破一党之狭小范围，为国民利益尽力，为全人类的利益尽力。而从办《时务报》、《清议报》至《新民丛报》，他也努力将自己的报业理想付诸实践。
作为政党宣传政治主张的舆论工具，政党报刊一般在经济上依赖于政党的津贴，报刊内容以政论、时政新闻为主，读者对象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主要是关心政治的社会中上层人士。以这些条件来衡量，《时务报》无疑属于“党报”的范围。
《时务报》创刊于1896年8月9日，它以上海强学会停办后的余款为开办费，在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维新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创办，梁启超任总主笔。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阐明了他的办报宗旨。着眼于报纸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强大的舆论沟通功能，梁启超提出，报纸在“去塞求通”的诸种方法中居于“导端”的地位，如同国家的耳目喉舌，它可以发挥“宣上德通下情”的重要作用；他还把西方国家的强大与其报业的完备和发达相联系，认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但同时他又指出：“今设报于中国，而欲复西人之大观，其势则不能也”。[3](P26)梁启超认为，西方报业为中国报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中国的报纸不可能像西方报纸一样拥有很自由的言论空间，因而提出处于开创阶段的中国报纸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艺要书”，如此待以岁月，则“风气渐开，百废渐举，国体渐立，人才渐出，十年以后而报馆之规模亦可以渐备矣。”很明显，在梁启超办报之初，西方报业的发展就已成为了他思考中国报业发展的参照系，与西方相比，中国的报业发展迟缓而无力，“于全国社会无纤毫之影响”，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报纸只能先做“开风气”的工作，让阅者了解世界而不至夜郎自大，同时广泛宣传维新变法，变法以自强，进而到达国体立、人才出，中国报业也只有经过这样的发展才能逐步完备，也才有望与西方完备的报业比肩。因此，《时务报》实际上只是梁启超报业理想的初始阶段，他的奋斗目标是与西方发达的报业比肩而立。
作为维新派的机关报，《时务报》的“喉舌”色彩十分明显，曾连续43期登载了梁启超的《变法通议》一文，文章以“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坚定信念，极富鼓动性地鼓吹变法维新，阐述其变法主张，因而它也被看作是维新派政治主张的纲领性文件。这些主张在《时务报》的其他政论中，也有进一步的论述。《时务报》的变法宣传也确实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它“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P48)《时务报》的最高发行量达17000份，较之先前维新派报纸，其读者对象已不再只是王公大臣，而扩展至士绅阶层。而在晚清由官、绅、民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中，士绅居于官(统治阶层)民(下层民众)之间，由于国家与下层民众之间没有政治对话机制，国家政令一般只达于士绅，下层民众的大多数活动也由士绅组织领导，因而士绅在国家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晚清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其实就是国家与士绅互动，士绅与社会互动。[4]维新派在致力于说服光绪皇帝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同时，也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而其首要的目标就是士绅，梁启超就明确提出：“欲开民智，先开绅智”；维新派立学会、办报刊的目的也是为了改变士绅的思想观念，获得他们的支持，再通过他们去组织、教育下层民众，使涣散的个人聚合成有凝聚力的国家基础。与先前的维新派报纸相比，《时务报》读者范围明显扩大，但它仍有着明确的指向性，他们都是有着一定的政治文化修养并在国家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中上层人士。
严复在《〈国闻报〉缘起》中提到，当时有日报、旬报两类报纸，阅报之人也分为两类：“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病其文字之艰深”。[3](P35)而《时务报》的读者虽然也多为士大夫读书人，但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变法主张，梁启超尽力使报刊宣传通俗易懂，以他为代表，维新派政论家们勇敢地向流行于文坛的桐城派古文挑战，进一步将王韬时代的“报章文体”发展为“半文半白”、“平易畅达”、“直抒胸臆”的“时务文体”，从而使得报章文体更为浅近、通俗。《时务报》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最大的报刊，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与其新颖的报章文体不无关系，“时务文体”也显示了梁启超力求获得更多读者的办报追求。
二、“在党报与国报”之间的《清议报》
与《时务报》相比，《清议报》的党报色彩比较复杂。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到了日本。由于没有了在国内时的各种限制和不便，梁启超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很快学会了日文，并通过阅读吸收了大量的新思想，因而日本时期也是梁启超思想最富创造力的时期。到日本后，梁启超通过向当地的中国商人集资，于1898年12月23日创办了《清议报》。开办经费有华侨冯镜如等募集的款项、黄遵宪的个人资助和梁启超本人的资金，[3](P50)名义发行人是冯镜如，实际的主编是梁启超。由此来看，《清议报》其实是以义捐为资本而非政党出资开办，它更像是梁启超的个人行为，他要为自由地表达思想设立一个论坛，以言论实现中国知识分子兼济天下的宏愿。然而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舆论领袖，梁启超在日本并未独立于政党之外，他依然坚持改良国家政治的鲜明立场，因此《清议报》也就很自然地被看作了改良派在海外的机关报。然而，从刊物本身来看，其办刊宗旨及内容都已超出了宣传政党政治主张、充当政党舆论工具的范围，比之《时务报》，它向梁启超的报业理想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清议报》第1卷的《叙例》中，梁启超把这份报纸的宗旨定为“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等四项，很明显，他的办报理念已突破了“报馆有益于国事”的狭窄认识，报纸不仅有益于国家，也有益于国民；报纸不仅可以发挥“宣上德通下情”的舆论功能，还能够发挥激发国民、增长学识和交通声气的教育与传播功能，由此他也为报纸设定了一个更为宽泛的言论空间。在《清议报》第11期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他又进一步把报刊的宗旨概括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对国家政治发表意见，对国民进行思想启蒙，这更清楚地表明《清议报》在注重发挥舆论功能的同时，也自觉地承担起了传播知识、教育民众的社会责任。围绕“主持清议”这一宗旨，《清议报》设立了《论说》、《支那近事》等栏目，猛烈抨击慈禧后党，鼓吹君主立宪。梁启超发表的《立宪法议》一文被视为立宪派的纲领性文件，它论证了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的历史必然性，明确提出了“预备立宪”的主张。在“开发民智”方面，《清议报》先后开辟了《外国近事及外议》、《政治学案》、《闻戒录》、《猛省录》等栏目，大力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知识，呼吁国人奋起救亡。梁启超还发表了《爱国论》、《国民十大元气说》、《少年中国说》等文章，批判封建专制所造成的奴隶意识，积极倡导国家意识、国民意识、民权思想和独立精神。“开发民智”的宗旨也使《清议报》的读者对象由士绅阶层向整个国民下移，其报刊文风及宣传方式的通俗化、文学化也显现了这一发展趋势。《国闻短评》《饮冰室自由书》等栏中的评论文章，一扫政论文章长篇大论之风，“以精锐之笔说微妙之理，谈言微中，闻者足兴”；它还以刊登“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等”方式，“以稗官之异才，写政界之大事”，“美人芳草，别有会心”。[3](P45)而利用文学艺术等方式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吸引读者兴趣，寓教于乐，也是《清议报》“特异于群报”的一大特色，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并不具有特定指向性的一般读者，显示出了梁启超希望刊物能够通俗化、面向大众的办报追求。他通过文学作品“开发民智”的思想，也为五四新文学“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提出埋下了伏笔。
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了“保救大清皇帝会”(“保皇会”)，支持光绪皇帝复政。在康有为草拟的《保救大清皇帝会例》中，《清议报》被列为了机关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皆港澳、日本忠义殷商所办，主持政论，激昂忠爱，薄海共信。今公推为总会所，两报即为本会之报。”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已与康有为有了不少的分歧，所以对于如何办《清议报》，康、梁的意见并不一致。受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在报上刊登了不少倡导“自由”、“民权”、“革命”的文章；为了迎合时代潮流、获得更多的读者，梁启超提出不必拘守保皇立场，“甚至一度主张暂停刊登保皇会的文章，以避免因拥君色彩太浓而引起读者及舆论的反感。”[5](P79)而康有为则始终坚持渐进的改良主义，他对梁启超的这些思想和作法很不满。谭嗣同的遗著《仁学》在《清议报》刊出后，因为有激烈批判君权的言辞，康有为竟然“遽命撕毁重印”，梁启超还因此受到了警告。可以说，《清议报》尽管并未独立于政党之外，但是它也没有仅限于表达一党之见。梁启超将《清议报》的特色归纳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一言以蔽之，曰广民智振民气而已”，也清楚地表明《清议报》的言论空间已不再局限于“一党之利益”的狭小范围，在注重政治主张宣传的同时，它还把自己与国民相联结的，视自己是为“尽国民责任于万一而已”，[3](P46)表现出了一种报刊的社会责任意识。
梁启超的报刊思想受到了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很大影响，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中，他就提到了松本君平对于报馆功能的论述：“彼如预言者，驱国民之命运；彼如裁判官，断国民之疑狱；彼如大立法家，制定律令；彼如救世主，救国民之无告痛苦而与以救济之途。”[3](P54)松本君平把报纸与国民利益相联系，而梁启超也以维护国民利益为准绳提出了衡量报纸良否的四条标准：“宗旨定而高”，即报纸应“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思想新而正”，即报纸应“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献于其同胞”；“材料富而当”，报纸应“使阅者省无谓之目力，阅一字得一字之益，而又不使有所挂漏有所缺陷”；“报事速而确”，“报之所以惠人者不一端，而知今为最要”，“费重资以求一新事不惜焉”。[3](P55)良报要服务于国民，以国民利益为目的，这也是梁启超的报刊社会责任思想的核心。《清议报》有着明显的政党政治情怀，但以国民利益为目的、关注国民思想的变革的办报理念，使它又超出了“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党报宣传范畴，因而梁启超认为它介于“党报”与“国报”之间。非常可惜的是，《清议报》在出刊100期后，毁于一场大火，没能实现梁启超“祝其全脱离一党报之范围，而进入于一国报之范围”的希望。
三、迈向“一国之报”的《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又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创办资金是梁启超、冯紫珊、黄为之等向旅日华侨商人筹措的，[5](P80)其名义编辑兼发行人是冯紫珊，实际的主编还是梁启超。一年后，《新民丛报》改为股份经营，六股当中梁启超占其二，冯紫珊、黄为之等各占其一。[1](P652)这时的《新民丛报》显然已经摆脱了依靠政党津贴办报的模式，开始尝试西方现代报纸的股份制经营方式，尽管它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这种经营方式决定了它的大众化方向，它必须突破政党报刊的狭小言论空间，依靠丰富的大众化的内容赢得读者进而维持报刊生存。《新民丛报》这种经营方式体现了中国报业由政党报刊向大众化报刊过渡时期的经营特征。
梁启超将“一国之报”定义为“以国民之利益为目的”，而《新民丛报》的宗旨正是以革新国民思想为目标的“新民”。
在创刊号的《本报告白》中，梁启超指出：“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P652)“新民”出自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善。”它要求君子(道德精英分子)不仅要自治其身心，而且要应天下国家之用，将道德修养扩及到社会，帮助他人实现道德修养。梁启超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日本后，对于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广泛接触，使他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素质低下，长期的封建专制使国民缺乏国家、国民意识，缺乏自由、独立精神，因而要改变国家的面貌，革新国民思想是根本所在。由此，“新民”成为了他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吸收了许多以西方思想为参照的新内容，“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源”，他希望结合中西道德观并以新思想和新知识对国民进行教育，使国民树立理想的人格和精神品质。《新民丛报》曾连续34期刊登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其开篇就指出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他极力抨击国民的奴性，鼓吹自由、自治、进取、冒险等精神，希望以此造就一代“新民”。《新民说》集中体现了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它也是《新民丛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
基于“新民”这一报刊宗旨，梁启超还提出了具体的办报主张：“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当以渐也”。梁启超依然坚持着“导中国进步当以渐”改良主义，但是他的切入点已经转向了改造国民的思想，由此也导致了《新民丛报》的内容从以政论为主向以思想文化教育为主的转变，它“效仿西方大型综合性杂志”，“内容分设25个栏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无所不包，古今中外，无所不谈。”[2](P108)除了《论说》、《时局》等栏目发表政论外，《新民丛报》开辟了《史传》、《海外汇报》、《新知识之杂货店》、《绍介新书》、《小说》等栏目，大力介绍西方新思想、新知识、新消息以及文艺创作，综合性、大众化的内容，显示出刊物由注重发挥舆论功能向注重教育功能和传播功能的转变，更为突出的是，《新民丛报》公开宣称“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这种对于报刊独立立场的坚守，也正是显现了中国报业由政党报刊向大众化报刊的蜕变。
对于报刊独立立场的坚守，在梁启超这一时期的办报思想中十分突出。《新民丛报》第17期发表了《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文中梁启超提出了报馆两大天职说：“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他认为报馆拥有言论出版自由，“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政府受国民之委托，是国民之雇佣也，而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也”。[3](P56)这些观点表明，梁启超已不再局限于报纸的党派性、工具性，而将报纸视为代表民意的“公言者”，从而也赋予了报纸以公共性和独立性。梁启超同时还指出，“报馆者现代之史记也”，报人应当有史家的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涂径”，而报馆向导国民又不同于学校，“报馆者作世界之动力，养普通之人物者也。”报纸是面向不特定的普通人群的，偏于一党之私就会使报纸的公信力受到影响，因此，面对普通大众，报纸应持论公平、公正。梁启超的这些报刊思想，无疑已超越了政党报刊思想的局限。
为了赢得更多的读者，《新民丛报》时期的报章文体较之“时务文体”，更加的成熟，形成了所谓“新民文体”，这种通俗浅近的文体影响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为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奠定了基础。黄遵宪评价说：“《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5](P81)梁启超曾宣称，要把《新民丛报》办成“中国报界前此未有”、“足与东西各报相颉抗”的报刊，他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使得《新民丛报》呈现出了脱离党报窠臼的崭新面貌，它也因此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最高发行量达到了14000份，国内设立了97个代销处，有时一期再版或辗转翻印达10余次，成为20世纪初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杂志。“中国报界此前未有”的《新民丛报》实现了由“一党之报”向“一国之报”的跨越。
然而遗憾的是，1903年以后，梁启超放弃了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宣布不再谈论革命，与共和告别，政治态度的转变使《新民丛报》的内容也有所变化，革命、共和的呼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更多鼓吹君主立宪的文章。1906年，《新民丛报》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就是否要进行民族革命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论战。其实梁启超与革命派在要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这一点上有着一致的要求，所不同的是，梁启超主张渐变，通过改良现存政府，实行君主立宪；而革命派则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存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家。这场论战以《新民丛报》的失败而告终。论战的失败也危及到了《新民丛报》的生存，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最终因办刊经费困乏停刊。此后，梁启超还创办过一些报刊，但影响力都没有超越《新民丛报》。可以说，梁启超的报业理想在《新民丛报》时期得到了初步的展现，但也正是在此时，他的报业理想被他的政治选择所中断，对于中国报业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综上所述，在中国报业发展史上，《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有着各自不同的特色，它们既是梁启超表达、传播政治思想主张的载体，也是他报业理想的具体实践，三份报刊由“一党之报”向“一国之报”的嬗变，正预示了中国报业由政党报刊向大众化报刊过渡的端倪，因而不应仅从政治的视角，一而概地视之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机关报。从报业自身不断演进的角度，应当看到梁启超开阔的报业视野，认识到其报刊思想中所蕴含的大众化报刊理念，进而准确评价梁启超为使中国报业与东西各报相颉抗所作出的努力与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