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契约论文,政治论文,环境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契约的有效实施对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分工以及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Acemoglu et al.，2007；Nunn，2007；Vogel，2007；Costinot，2009)。然而，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由于契约实施制度并不完善，契约的实施得不到有效保证，从而成为制约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障碍。中国不仅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契约不完善，而且还存在着“基于所有权的契约歧视”，即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明显差于国有和外资企业(Nee，1992；McMillan，1995，1997；Brandt and Li，2003；方军雄，2007)。实际上，直到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才得到宪法承认。而此后一直到1992年以前，民营企业还面临着姓“资”与姓“社”的争论。在2004年，我国正式把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之后，这种局面逐步有所好转。但尽管如此，民营企业的契约仍得不到有效保护(Che and Qian，1998)。
面临这样的制度背景，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陈钊等，2008；陶庆，2004)。根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1993-2006中国私营企业大型调查》，民营企业家对政治参与表现出了较强的兴趣，28.8%的民营企业家认为“争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最为迫切。在2002-2006年间，我国近76%的民营企业存在政治关联的现象，而有近34%的民营企业家是政治关联型企业家(饶妙，2009)。2007年11月，当选的全国工商联第十届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中，民营经济的人数超过六成，在当选的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民营企业家的人数由7个增加到13个(邓建平和曾勇，2009)。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文献大量涌现。这些研究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企业提升自身价值、获得政策、税收和信贷优惠的重要手段(胡旭阳，2006；Fan et al.，2006；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吴文锋等，2009)。
上述研究深化了我们对于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的认识，然而，鲜有文献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对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看，契约的有效实施对经济绩效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已有文献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其影响上，鲜有文献考察契约实施环境的决定因素，从政治关联的视角对此进行考察的文献更是寥寥无几。事实上，一国契约实施环境的好坏，不仅取决于是否有法可依，而且还依赖于法律的有效实施(Fabbri，2001)。尤其是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后者的作用可能尤为重要。我国作为转型和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而即便存在相关法律，也往往在执行过程中得不到有效实施(McMillan，1995)。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强调，对于转轨国家而言，执法体系的构建比成文法体系的建立更重要(戴治勇和杨晓维，2006；李坤望和王永进，2010；盛丹和王永进，2010)。因此，深入了解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因素，对于我们推动司法和法律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其次，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在1989-2005年间，民营经济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年均28%的速度增长，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已达65%，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也超过非民营经济部门，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和对外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①然而，长期以来，民营企业的产权和契约一直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Che and Qian，1998)，这就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民营企业只能依靠一些非正式制度来寻求司法和法律保护，建立政治关联正是重要的手段之一。那么，政治关联究竟能否改善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对该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拓展和深化我们对政治关联的认识，而且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旨在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并着重考察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由于数据所限，已有研究大多从金融、税收和政策优惠等角度来考察政治关联的影响(胡旭阳，2006；Fan et al.，2006；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吴文锋等，2009)，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其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而且，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研究大多只限于民营企业样本。那么，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是否因所有权特征而异？换句话说，政治关联是否也改善了非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其对两类企业的影响有何差异，两类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差异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由政治关联来进行解释？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的回答。已有研究并没有考察政治关联对非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没有比较其对两类企业影响的差异性。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综合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model)克服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和选择性偏差问题。为了比较政治关联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契约实施环境影响的差异性，一种做法是直接对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的样本进行最小二乘回归，并对二者的结果进行比较。但这样回归出来的结果可能是有偏的：一方面，单独对一部分样本进行回归可能破坏样本的随机性，产生样本选择偏差；另一方面，不仅政治关联会影响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契约实施环境的差异也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民营企业的发展，即企业的所有权特征可能是内生的。鉴于此，我们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
本文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政治关联相关文献进行简要评述；第三部分对计量模型、变量以及相关数据进行说明；第四部分报告计量估计结果；最后一部分进行总结。
二、文献回顾
企业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或“政治关系”(political relationship)是指企业与拥有政治权力的个人之间形成的隐性政治关系。政治关联不同于政治干预。政治关联是企业为寻求某种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采用不同方式主动与政府、司法机关等政治机构建立关系。而政治干预是指政府为达到公共目的，或者官员出于私人利益对企业所进行的政治干预(Shleifer and Vishny，1994，1998；Bertrand et al.，2006)。政治关联也不同于腐败，它在法律上是完全合法的(Faccio，2006)。围绕政治关联对企业融资、政策优惠和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的文献已有很多，但鲜有文献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作用。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融资
田利辉(2004)在对我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在国家控股的上市企业中，银行贷款规模的增大伴随着经理层的公款消费和自由现金流增大，企业效率和企业价值下降。在民营资本主导的上市企业中，上述的企业负债和经理腐败的协同关系并不显著。孙铮等(2005)对我国上市企业的实证分析表明，上市企业所在地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长期借款占总借款的比重越低。Fan et al.(2006)研究了与23个省部级官员腐败案件有关联的上市企业的融资情况，结果发现腐败官员被捕后，相比较于没有关联的上市企业，与这些腐败官员有关联的上市企业的负债率明显下降。胡旭阳(2006)以浙江省2004年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通过研究民企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考察了政治身份对民营企业资本获得的影响。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使用1993-2005年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118家民营企业样本，以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否是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判断企业是否具有政治关系，考察了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贷款规模和贷款期限的影响，发现在正式制度缺乏的地区，政治制度能够替代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帮助民营企业获得贷款。
(二)政治关联与政策优惠
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以民营上市企业2002-2005年的样本为例，考察了民营上市企业的政治参与对企业获得政策资源的帮助。研究发现，有政治关系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政府如下支持：更容易进入政府管制行业，更多进入房地产行业以及获得政府补贴比例更大等。吴文锋等(2009)以1999-2004年在沪深两地上市的民营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高管在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任职经历对企业获取税收优惠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企业税外负担较重的省市，高管具有政府背景的公司在所得税适用税率和实际所得税率上都要显著低于高管没有政府背景的公司。而且，公司所在省市的企业税外负担越重，高管政府背景获取的税收优惠也越多。
(三)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
Fan et al.(2007)以1993-2001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总经理的政府背景对上市企业IPO之后业绩的影响。结果发现，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在IPO三年之后的股价收益率要比没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低18%，而且利润增长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销售利润率等经营指标也要差一些。他们认为其中原因在于：这些具有政府背景的高管都是由政府任命，其推荐的董事也大多缺乏经营企业的专业才能，也更容易让政府干预企业的运作来实现“社会功能”。吴文锋等(2008)以1999-2004年沪深两市1 046个A股民营上市企业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了高管的政府背景与企业价值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高管具有政府背景整体上并没有影响企业价值，但高管的地方政府背景对企业价值的正面影响要显著大于中央政府背景，高管的地方政府任职背景在政府干预比较厉害的地区能增加企业价值。政府干预越强烈，这种正面影响也越强烈。邓建平和曾勇(2009)以我国2002-2006年上市民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的关系，发现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实际控制者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也越差。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减弱和法律保护程度的提高，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对于经营绩效的负面影响也在减轻。
三、研究方法、变量和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如前所述，本文的主要工作是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尤其是检验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鉴于此，我们拟对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样本分别进行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然后在此基础上比较回归结果的差异性。具体地，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up表示在商业纠纷中，企业的契约和产权被保护(uphold)的概率，即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企业的契约或产权被保护的概率越高，则意味着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越好。
pc表示企业的政治关联变量，包括：(1)与企业经常交往的官员中，掌握实权的官员所占比重(competent)；(2)与企业经常交往的官员中，那些旨在帮助而不是阻碍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比重(help)；(3)政府官员是否为董事(board)，若董事会中有政府官员，则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4)总经理是否被政府任命(appoint)，若是，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5)总经理是否为党员(party)，若是，则该变量取1，否则取0。此外，由于本文所选取的政治关联的变量较多，为了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总体影响，我们采用主成分方法计算得到了总体的政治关联指数(political)，并考察该变量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②
此外，我们还引入了其他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的规模(size)、利润(profit)、年龄(age)、全员劳动生产率(prod)、总销售收入中销售给国有企业的比重(sale_soe)、总销售收入中销售给政府的比重(sale_gov)、中间投入中的进口比重(import)和企业出口总值(export)。
(二)估计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直接对(1)式进行估计的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首先，当我们分别对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样本进行回归时，由于一部分样本损失了，就可能导致样本的非随机性，即产生所谓的样本选择性偏差。其次，private变量很可能是内生的：一方面，某些重要解释变量的遗漏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例如，某些不可观察的变量可能既与private相关也与企业所受到的法律保护相关；另一方面，契约实施环境的改善能够为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尤其是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契约实施环境的改善会有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换句话说，企业的所有权特征变量private可能是内生的。
对此，我们采用Lee(1978)建议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其估计方法是基于Heckman模型实现的，具体估计步骤如下：
第一阶段，使用probit模型对是否为民营企业的决策方程(2)式进行估计：
Z表示影响民营企业发展的控制变量，包括：(1)市场化指数(market)，市场化指数越高，则民营企业的发展越好；(2)企业对法律制度的敏感度(sens)，在法律不完善的条件下，对法律制度较为敏感的企业面临的发展障碍越多，从而越不愿意成为民营企业；(3)中间投入中的进口比重(import)，中间投入进口比重越高，则企业对国内法律制度的依赖性也就较弱，从而可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
第二阶段，根据第一步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方程：
在第二阶段估计中，为了保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
(三)数据来源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03年所做的“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在中国这个项目的具体调研是由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执行的。该项调研的样本涉及15省(或直辖市)18个城市的2 400家企业。这15个省(18个城市)分别为辽宁省(本溪、大连)、黑龙江省(哈尔滨)、吉林省(长春)、河北省(石家庄)、河南省(郑州)、湖北省(武汉)、湖南省(长沙)、浙江省(杭州、温州)、江西省(南昌)、云南省(昆明)、陕西省(西安)、甘肃省(兰州)和广西自治区(南宁)、广东省(深圳、江门)和重庆市。该数据样本分散，既包括国有企业也包括民营企业，在民营企业中既有上市企业也有非上市企业，因此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表1中，我们汇报了主要变量的统计特征，这些指标展示了样本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由表1可知，平均而言，在商业纠纷中，民营企业的契约和产权受到法庭保护的概率为62.71%，低于非民营企业的67.04%，大约为非民营企业受到法庭保护概率的93.52%。这说明，民营企业确实在商业纠纷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此外，作为本文考察的主要变量，非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度均高于民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在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的过程中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另外一个发现是，与非民营企业相比，民营企业的总销售收入中销售给国有企业的比重相对较高。在中间投入采购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倾向于更多地从国外进口中间投入。
在表2中，我们进一步列举了主要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在下面的计量分析中，为消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当我们主要考察某个变量的影响时，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去掉了与这个变量高度相关的变量。
四、计量分析结果
在前文计量模型和数据描述的基础上，本节报告计量分析结果。在本节，为与没有克服选择性偏差之前的结果进行对比，并考察结论的稳健程度，我们首先报告了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克服变量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
(一)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
表3汇报了普通最小二乘(OLS)估计结果，并比较了政治关联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所受到的法律保护影响的差异性。考虑到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我们在不同的回归组合中，去掉了与核心解释变量相关性较高的样本。由表3可知：政治关联指数(political)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对非民营企业契约环境的影响虽然也为正，但显著性不高。因此，总体上来看，不论是对于民营企业还是非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均能够提高法律对其的保护程度。而且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受法律保护程度的影响更大。这表明，从契约和产权保护的角度来看，政治关联确实降低了民营企业受到的法律歧视。我们再来看具体的分类指标：
1.与企业经常交往的官员中，政府要员所占比重(competent)越高，则企业的契约和产权受到保护的概率越大。而且不论从估计系数的绝对值还是统计显著性来看，该变量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要高于其对非民营企业的影响。例如在回归组合(1)和(2)中，该变量对民营企业的估计系数为0.332，对非民营企业的估计系数为0.238，前者为后者的1.39倍；从统计显著性上来看，这一差异则更加明显，其对民营企业的估计系数的t统计量达到10.68，是非民营企业的2.22倍。这表明，与企业交往的官员的地位对企业受保护的概率有重要影响，其地位越高，则企业越能够在商业纠纷中得到保护。
2.与企业经常交往的官员中，那些旨在帮助企业发展的政府官员所占比重(help)越高，则企业的契约和产权受到保护的概率越大。这表明，如果一个地方的官员倾向于扶植本地企业的发展，则企业的政治关联能够显著地提高其契约和产权被保护的力度。这说明，不仅企业的政治关联重要，而且企业与什么样的官员交往更为重要。即与“好”官员进行交往，可以明显提高企业受保护的概率。当然，这里的“好”官员是从帮助企业发展的角度来定义的。另外，比较help与competent的估计系数不难发现，competent的估计系数的显著性更高，且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也越大。这就意味着，企业经常与之交往的官员的“地位”比官员的“好坏”更为重要。
3.企业的董事会中是否有政府官员(board)、总经理是否被任命(appoint)以及总经理是否为党员(party)这三项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这说明，董事会中有政府官员参与、总经理被政府任命未必能够提高企业的契约和产权被保护的概率。其原因可能在于很多情况下，在董事会中安插政府官员以及对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任命是政府实现对企业控制的重要方式(俞鸿琳，2006)。如果一个企业的总经理是党员或在党中担任党委书记职务，这可能是政府希望控制企业发展的一个信号。作为掌握“特权”的官员来讲，官员既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来帮助企业，也可以掠夺企业。当官员控制企业的目的是希望掠夺企业时，此时的政治关联可能起不到改善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效果。通过观察表2的相关系数矩阵不难发现，help与part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01，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些企业，帮助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的比重并不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那些“党政合一”的企业，政府控制企业的目的可能并非帮助企业发展。因此，董事会中有政府官员以及总经理被政府任命不仅不会起到保护企业的作用，甚至可能是政府的“掠夺之手”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不会起到改善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作用。
4.企业的规模(size)、利润(profit)和全员劳动生产率(prod)与企业契约实施环境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这就表明，从契约实施环境，优秀的企业并没有得到良好的保护，该结论与聂辉华(2011)的发现不谋而合。聂辉华(2011)通过分析企业TFP的离散程度和对TFP进行分解发现，我国制造业存在普遍的生产率配置错误，即优秀的企业并没有得到优质的资源。本文的研究则意味着，企业之间契约实施环境的差异可能是导致资源配置错误的原因之一。
5.民营企业销售给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比重(sale_soe和sale_gov)越高，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越好。其原因可能是，与国有企业和政府的业务往来为企业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有助于改善其契约实施环境。中间投入进口比重(import)和出口规模(export)虽然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改善，但效果并不明显。企业的年龄(age)与企业受保护的概率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
(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严重的内生性会大大降低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就本文要考察的问题而言，一方面，如果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较差，这就可能激励企业去建立政治联系；另一方面，某些影响政治关联的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这也可能会导致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一般来说，工具变量选择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二是要求工具变量必须是外生的。本文采用n-1变量，即本市其他企业政治关联变量的平均取值作为企业政治关联变量的工具变量。③例如，对于企业i而言，若其在城市为c，则competent变量的工具变量为：
首先，从本文主要考察的变量来看，competent、help、board、appoint、party和political的估计系数及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均未发生本质改变。其中，competent和political变量的估计系数略有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表明变量内生性使得政治关联变量产生了向上的偏倚。help变量对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略有提高，对非民营企业的回归系数略有下降，表明普通最小二乘估计低估了该变量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并高估了其对非民营企业的影响。
其次，为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我们对工具变量进行了识别不足检验、弱识别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这三类检验所对应的原假设分别是：工具变量是内生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强相关、工具变量是外生的。从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来看，计量结果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弱识别检验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满足工具变量的第一个条件。综合识别不足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可知，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外生的，符合工具变量的第二个条件。
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和统计显著性未发生显著改变，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
(三)基于工具变量的内生转换模型估计结果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由于样本选择偏差和变量内生性的存在，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鉴于此，我们采用Lee(1978)所发展的内生转换模型来克服该问题。首先我们使用probit模型对样本选择方程进行估计，然后根据结果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λ，最后在表4的估计方程基础上引入λ进行回归。需要指出的是，原始的内生转换模型能够较好地处理private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但是却难以同时克服政治关联变量内生性。为此，我们在引入逆米尔斯比率λ的基础上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3)式和(4)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在表5所有12个回归组合中，逆米尔斯比率λ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均至少在5%的统计水平上保持显著，这说明我们采用内生转换模型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有一定的合理性。
此外，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出口规模以及中间投入进口比重的增加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契约和产权受保护的概率，而对非民营企业而言，这一结论并不成立。对该结果可能的解释是：对于那些从事国际贸易进口和出口的民营企业而言，为了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需要通过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的方式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要熟悉国外的消费者偏好、文化和法律法规。这就要求企业雇佣一定数量的法律人员，而这可能进一步提高其在国内商业纠纷中的胜诉和受保护的概率。尤其是对于那些经常面临国外反倾销的行业而言更是如此，为了在反倾销中获胜，企业必须储备大量的法律人才，并熟悉国外贸易法律规则。
同时，由于民营企业缺乏资金和技术，这些企业往往从事的是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这些行业本身的附加值较低，在国际市场上主要依靠的是低价竞争，因此，那些出口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也往往熟悉国外法律环境并拥有丰富的法律人员储备，这就为其在国内处理商业和法律纠纷提供了便利。而相比之下，我国的国有企业则资金实力雄厚，因此，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的出口比较优势相对较强。这些行业的出口主要依靠的是技术和品质，因此，不太容易遭受反倾销威胁，这就不需要其花费太多的时间去熟悉国外环境。另外，由于行政垄断，国有企业享有法律、政策和融资方面的各项优惠，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其储备法律人才的积极性。当然，民营企业从事国际贸易会提高其在国内受到的法律保护也可能与我国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有关。
(四)更多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使用2002年数据考察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和非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自2002年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和政策环境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
2002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不能把这两者对立起来。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十六大”报告为中国的非公经济破除了体制性的障碍，民营经济今后可以与国有、外资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开展竞争。
2003年3月，从全国政协十届一次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有六十多名来自非公有制经济阶层，占所有委员的比例至少有2.9%，人数和比例均超过上届。2003年11月30日，全国工商联首次举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出席并做了题为《2003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形势分析》的主题报告。这份报告认为，2003年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更加宽松。
上述事件促使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随着对民营经济体制性障碍的消除，以及民营企业政策环境日趋宽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还是减弱？
为了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本节采用世界银行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来进一步验证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该数据发布年份为2005年，数据采集的年份为2004年。
另外，与2003年调查数据不同，2005年报告涵盖了中国120个城市的12 400家企业的样本，样本量更大，因此所得到的结论可能更具一般意义。在此次问卷调查中，有两个问题与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相关：一个问题是，“在本省与供应商、客户和子公司的商业纠纷中，本地的司法体系能够公正地解决纠纷的概率是多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外省与供应商、客户和子公司的商业纠纷中，当地(外生)的司法体系能够公正地解决纠纷的概率是多少？”。我们采用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来分别表示企业在本省和外省所面临的契约实施环境，并分别用up_in和up_out表示。
表6报告了不同所有制企业up_in和up_out变量的均值以及排名情况。在原始数据中，有802家企业up_in变量的取值为999，有3 735家企业up_out变量的取值为999。为此，本文在下文经验分析中删掉了up_in(或up_out)取值为999的样本。
从表6可知，在所有9类企业中，民营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平均排名分别为第6位和第5位，虽然排名位于港澳台、外资和有限责任企业之后，但却高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联营企业。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确实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另外我们还发现，不论是在本省还是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排名，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均排名前列，证实了我国地方政府在“软环境”方面对外资和港澳台企业所给予的“超国民待遇”。
在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报告中，有两组变量与企业的政治关联有关：第一组变量只有一个变量appoint，该变量表示企业的总经理是否是由政府任命；第二组变量包含四个变量，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和help_social，分别表示在税务、公安、环境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官员中，帮助企业发展的官员所占的比重。
在表7和表8中，我们分别考虑了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help_social和appoint变量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与前文类似，我们仍然采用n-1变量以及其二次项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工具变量。由表7和表8汇报的结果可知：
第一，就企业在本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来看，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和help_social对民营企业在本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虽然为正，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随着国家对民营企业发展限制日趋放宽，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已经开始减弱。从对非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的回归结果来看，help_security和help_environment变量对非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起到了负面作用。上述结论提醒我们，虽然政治关联曾经对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其负面作用正在开始显现。
而不论是对民营企业还是非民营企业而言，appoint变量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说明如果一个企业的总经理是由政府所任命的，那么这些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不仅不会改善，反而会更加恶化。其原因可能在于，政府对企业的总经理进行任命实际上是政府实现对企业控制的重要方式。由于这些管理人员是由政府任命的，他们的收入和所享受的待遇由其行政级别所决定，这将导致其激励目标发生偏移(俞鸿琳，2006)。再加上总经理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筛选出来的，因此没有激励为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二，从企业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来看，help_security和help_social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提高了民营企业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help_tax和help_environment虽然对民营企业在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为正，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但对非民营企业而言，这四个变量对其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均无显著影响。此外，不论是对民营企业还是非民营企业而言，appoint变量均恶化了其在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
第三，在所有控制变量中，企业的规模(size)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的契约实施环境均起到了积极作用。这说明，规模越大的企业在商业纠纷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第四，为了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影响的总效应。我们采用主成分方法提取了help_tax、help_security、help_environment、help_social和appoint变量的主成分，并构造了political变量来综合反映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在表9中，我们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考察了political变量对不同类型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由表9可知，总体来看，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存在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其效果并不明显。这说明，随着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民营企业整体生存环境的改善，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正逐步被其消极作用所抵消。因此，取消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制度壁垒、促进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仍然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渠道。
五、结论
本文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和2005年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结果表明：
(1)与掌握实权的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联系能够显著改善民营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而且这些官员的地位越高，其影响越显著；(2)政治关联是否能够改善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与官员的类型有关，如果官员属于“帮助企业发展”类型的，则这类官员的比重越高，政治关联越能够改善契约实施环境；(3)董事会中是否有政府官员以及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对企业契约的实施环境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4)比较基于世界银行2003年和2005年调查数据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比之下，若采用前一套数据进行回归，则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这就意味着，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各类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积极作用正在被其消极作用所抵消。因此，消除阻碍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制度和政策障碍仍然是推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根本之道。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但利润水平、劳动生产率与企业契约环境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说明，“优秀”的企业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保护，这与聂辉华(2011)的研究不谋而合。聂辉华(2011)研究发现，中国存在普遍的资源配置错误，即“优秀”的企业没有得到“优秀”的资源。本文的研究则对我国普遍存在资源配置错误这一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缺乏西方主流标准所列出的契约和产权制度的背景下取得的，而这些被认为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Jefferson and Rawski，2002；Allen et al.，2005)。而且，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民营企业不仅长期以来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护，而且还经常遭到政府官员的随意管制、干预甚至掠夺。这就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乃至经济增长形成了掣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建立政治关联和参政议政成为民营企业摆脱制度束缚、寻求法律保护和提升自身价值的重要手段(Fisman，2001；陈钊等，2008)。
尽管众多文献对民营企业参政议政的动因和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鲜有文献考察政治关联对企业契约实施环境的影响，更没有比较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影响的差异性。本文则弥补了这方面研究的不足，并为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条件下中国经济为何仍能获得高速增长这一现象提供了一种替代性解释。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的政治关联都能够帮助企业改善契约和经营环境。有些政治关联不仅不能改善企业的契约实施环境，而且还会阻碍企业的发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虽然政治关联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法律制度的不足，但任何替代性制度的实施都是有成本的。不仅如此，对民营企业契约和生存环境的压制也使得我国的大量储蓄无法转换为有效投资，这就使得内需不足，从而加剧了我国的贸易顺差(Song et al.，2011)，进一步带来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鉴于此，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加大对民营企业的产权和契约保护力度，并逐步取消政府官员对民营企业的不恰当干预(如进入董事会和任命企业总经理等)，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经验研究的结论是基于2005年之前的数据得到的，近年来，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2008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否会恶化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是否会加强民营企业进行参政议政的动力？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契约实施环境以及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会有新的变化？未来有必要在数据收集和整理的基础上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资料来源：《我国民营上市公司发展实证研究》，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研究所，2008年1月。
②非常感谢其中的一位匿名审稿人建议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③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建议我们采用该工具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