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及形式略论——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理解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史论文,马克思论文,经济论文,彼特论文,经济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思想史是经济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经济学的“历史的评论”即经济思想史主题及其“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形式的探索，构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之后，约瑟夫·熊彼特认为，经济思想史在经济科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经济思想中具有“分析性”或“科学性”的历史即经济分析史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分析史》对经济思想史及经济分析的主题和形式作了阐释。经济思想史的主题是理解其形式的基本立场，而经济思想史的形式则是理解其主题的重要标识。本文主要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视角，对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及其形式作出探索，并对经济思想史的当代意义作出新的理解。
一、马克思关于“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的经济思想史主题及形式
1843年底，马克思开始经济学研究时，就高度重视经济思想史的探索。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留下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1847年)和《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等记录了这一探索的成就。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1850年-1853年)强调，他多年来“完全埋头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史”这两个方面的探索。[1]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起点。
在《伦敦笔记》写作期间，马克思认为，从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上升到思想历史阐述是他经济学体系的基本序列，这一序列是不能改变的，如果把这两者颠倒过来，“就会把我的整个计划推翻”。[2]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第一次以“双重结构”的方式，把关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呈现出来。这一“双重结构”体现为两重标题：一是以理论原理阐述为主题的，如“第一章商品”、“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以及第二章中“1.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3.货币”和“4.贵金属”；二是以思想历史阐述为主题的，如“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第一章商品”关于商品理论原理阐述之后，就是“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第二章“1.价值尺度”论述货币的价值尺度理论原理之后，就是“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对价值尺度作为货币基本职能时货币计量单位的思想历史的阐述等等。“双重结构”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体现经济学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关系。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基本逻辑。
1863年下半年，马克思《资本论》的“四卷(册)结构”接续这一序列，《资本论》第四卷“理论文献部分”就是对前三卷理论原理的思想历史阐述。1865年7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资本论》结构时明确指出：“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3]《资本论》“四卷(册)结构”只是把体现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由《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以章和节为基本论述单元，转变为《资本论》以卷(册)为基本论述单元。
从经济理论原理阐述到思想历史阐述的序列，也是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史的基本逻辑，但不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学观的全部内涵。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他对经济思想史的探索称作“历史的评论”，认为“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4]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中，有以“政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和以“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为主题的两种形式。经济思想史的这两种形式，与马克思关于经济学方法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5]这是马克思对经济学方法的整体理解。经济思想史的“自我批判”和“历史路标”这两种形式，就是马克思关于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在经济思想史观上的体现。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的叙述方法所要求的，思想历史阐述同理论原理阐述一致，按照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进程上升。在这一意义上，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可以称作“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以“历史路标”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所要求的，在方法上按照经济思想在历史上“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研究要求，以对经济学范畴、重要理论和规律以及经济学派演化的研究为主题。在这一意义上，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可以称作“研究的经济思想史”。
在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体系中理论原理阐述从哪里开始，思想历史阐述也从哪里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以商品范畴为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起始范畴，同时也是马克思关于经济思想历史阐述的起点。在“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的思想历史阐述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劳动，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6]马克思循着17世纪中叶开始的配第，到布阿吉尔贝尔、本杰明·富兰克林、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最后到19世纪前期的李嘉图、西斯蒙第等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商品分析的思想脉络，揭示了古典经济学在“商品分析”上的“自我批判”过程及其达到“最后结果”的思想史过程。在第二章的“2.流通手段”、“3.货币”和“4.贵金属”之后，马克思以“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为标题，对这三节的理论原理作了思想历史的回顾。“C.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的思想历史回顾，起始于16世纪和17世纪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货币学说。马克思指出：“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7]显然，在思想历史进程上，货币学说是以16世纪和17世纪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学说为起点的，早于17世纪中叶开始的配第的商品价值学说。但是，在思想历史逻辑中，16世纪和17世纪产生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货币学说，要接续于17世纪中叶始发的古典经济学的商品学说，因为在理论逻辑中，商品范畴先于货币范畴。在这里，理论逻辑对历史逻辑作了“修正”，思想历史阐述要服从于理论原理阐述的逻辑。
马克思对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说明，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论述中。马克思认为，在从经济学角度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时，人们可能会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这一些“实在和具体”开始。这样做，表面上来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一错误主要在于，“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这“第一条道路”的结果只是达到“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并不能理解和把握一国经济关系的总体。马克思认为，正确的思维路径却在于，“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就是“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也就是在思维中再现一国经济关系总体的正确的方法。[8]
从马克思经济思想整体过程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以1857年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为标志，马克思从原来以现实的和理论的批判为主的研究思路，转变为以建立理论体系为主的叙述思路，开始以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为起点，在思维的进程中逐渐增加具体的规定性，最后达到最具体、最复杂的范畴，并在思维的进程中实现具体的再现，进而把握具体总体。《导言》中所讲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专指这种以建立理论体系所要求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而不是泛指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方法。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毫不含糊地认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第二条道路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第一条道路是“错误的”。[9]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认为“第一条道路”作为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是“错误的”同时，肯定了“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刻画的就是马克思后来明确的“政治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进程。马克思指出：“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劳动、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10]马克思在这里对经济学“历史上走过的道路”的阐述，显然不同于对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解。这一意义的经济思想史，是依经济思想历史本身的发展为对象的，突出地体现在对这一过程中的经济范畴、基本理论和规律的历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经济学派等的探索和研究上。在《导言》中，马克思对这一意义的经济思想历史没有作更多的说明，他这时集中的是建立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方法，以及以这一方法为导引的经济学体系和结构的问题。马克思更多关注的是与方法上的“第二条道路”相联系的经济思想史，也就是以“自我批判”为主题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
以“历史路标”为主题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思想史。在特征上，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一是以对经济思想历史中范畴、理论和规律及各经济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为主题的；二是注重对经济思想历史的连续性和间断性的研究，特别是以经济学形式和流派形成和发展及其比较的研究为主题的，注重对经济学演进具有“历史路标”意义的经济范畴、经济理论、经济规律和经济学派的研究；三是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也是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的前提，马克思在1843年以后，特别是《伦敦笔记》的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基本上属于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范围。正是在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基础上，才可能有依据理论原理阐述而生成的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依据经济学历史发展本身的脉络展开的，是随着经济思想历史的发展而接续延伸的。
二、熊彼特“经济分析史”视野中的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
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经济分析”是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史主题的表达，也是对经济思想史形式的选择。
经济分析的主题是建立在对经济思想史研究意义及内涵理解基础之上的。熊彼特夫人在《经济分析史》的“编者绪论”中提到，熊彼特1939-1948年在哈佛大学长期开设《经济思想史》时，“对于课程中所讨论到的以及他所写到的那些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纯粹属于分析性的成分，并不十分看重。事实上，在很长一个时间给我的印象是，他是在写一部经济思想史。”[11]熊彼特对经济分析史的理解是以他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基础的。
熊彼特的经济思想史观突出体现在他对“为什么要研究经济学史”的阐释上。在熊彼特那一年代，经济学尽管已经有了近三百年的发展，但对经济思想史的理解却十分保守，依然囿于19世纪初萨伊的传统观点，萨伊曾质疑“研究很久以前就被推翻的荒谬的观点和教条有什么有用的目的吗？值得吗？企图复活他们不过是无用的卖弄”。熊彼特对这种认为“现在的分析工作会保留以往分析中至今仍然有用的成分。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概念、方法和成果，想必是不值得再费心的”的观点多有微词。[12]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从四个方面凸显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意义，前三个方面是对社会科学思想史研究一般意义的理解，第四个方面是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特有意义的理解。
一是“在教学上有所裨益”。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在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知识传承中，“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13]社会科学的延续和发展，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永无休止的搏斗”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前进不是受逻辑的支配，而是受新思想、新观察或新需要的冲击以及新一代人的偏好与气质的支配”。[14]熊彼特的结论就是：“任何企图表达‘科学现状’的论述实际上是在表述为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只有对照其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有意义。”因此，“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现状。”[15]经济思想史对经济学知识传播和学科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是“获得新的观念”。从推进社会科学发展和创新的意义来看，科学史的研究是拓展思想视野和获得新的灵感的重要通道。熊彼特认为：“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他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思想史既能打开了解过去思想成就的视窗，也能开启立足现实思想创新的灵感，由此，“学会弄清为什么我们实际上走到多远以及为什么没有走得更远。我们也知道接着而来的是什么，以及怎样和为什么接着而来”。[16]熊彼特竭力想把这一思想贯穿于《经济分析史》始终。实际上，思想历史与理论和现实发展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历史总是现实的，那么思想历史也总是现实的。经济思想史是经济学思想拓展和理论创新的重要平台。
三是“了解人类的思维方法”。熊彼特认为：人类思维的方法是“从具体事物中展示逻辑，从行动中展示逻辑，并展示与想象和目的密切结合的逻辑”，可以认为，“科学的习惯或过程的规则不仅要由那些外在的逻辑标准来判断；它们自己也对这些逻辑标准有所贡献并对这些标准产生反作用。”在这一方面，“人类行动的任何领域都能显示人类的心智活动，但是没有哪个领域像经济学领域这样逼近实际的思想方法”。[17]经济思想史是展示人类思维进步的主要鉴镜。
四是从经济学的特有意义上来看，“经济学的题材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18]经济学本身就是历史的科学，洋溢着历史的丰富性和连续性，“事实上我们的主要的目的是描述所谓‘科学观念源流’的过程——人们对经济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不断推倒原有分析结构的。”在经济学的长期发展中，“由于某些原因，这种观念的源流在我们这门科学中要比在几乎所有其他领域中遇到更多的阻碍。”[19]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能发现被遗忘和搁置百年的有启发性的见解和有用的教益也许是屡见不鲜的。
“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或“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就是熊彼特所说的“经济分析史”。[20]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分析史与政治经济学、经济思想史有着显著的区别。
熊彼特认为，政治经济学从其体系上看，就是指“一整套经济政策的阐述，而这些政策是作者根据某种统一的(规范的)原则，例如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而极力主张的。”[21]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学主张中，不同的政策主张，如关于公共政策的主张总是体现特定时间和地点在公众舆论中浮现的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相比较，经济分析对于经济学家“为什么主张进行辩护倒没有多大兴趣，我们注意的是他怎样辩护及其他使用哪些分析工具”，其中“有真正分析”内容的，就属于经济分析史研究的范围。[22]“在经济政策或其他任何政策问题上，进步这个词是没有客观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历史演变也“没有进步可言”；唯独在经济分析史中，才能体现出“分析进步”的意义。[23]
熊彼特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政策的“所有意见与愿望的总和”，就是所谓的“经济思想”。[24]因此，经济思想史就是“追溯人们所抱的态度在历史上演变的线索”，因而“可以显示我们所说的舆论态度与当时是分析家感到兴趣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25]同经济分析史相比较，经济思想可能同经济分析“紧紧相接或互相重叠”，经济分析力求“从表达时代习尚的陈词滥调中跳出”。[26]因此，“写出一部经济思想史，追溯人们所抱的态度在历史上演变的线索，顺便提一提分析上的成就”，完全是可能的。“这样一部历史倒是真的可以显示我们所说的舆论态度与当时是分析家感到兴趣的问题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分析家正是在这些问题所形成的一般态度与时代精神之下研究他们的问题。”[27]
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的形式，是经济思想史中关于怎样分析和使用什么工具分析的部分。熊彼特认为，在经济分析史中，“当然我们绝不会忽视分析家在各个时期进行他们工作时所处的一般经济思想的环境，可是这些环境及其历史变迁绝不是我们的主要兴趣所在。这些东西有时对分析工作起促进作用，有时起阻碍作用，而在我们这台戏里，自始至终都是分析工作在扮演主角。从经常产生影响的舆论背景与分析工作的相互纠缠之中，理出分析工作的线索”。[28]经济分析是难以摆脱政治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基础。熊彼特在论及马克思经济分析观点时就认为，马克思的“创立主义的活动和他的制定政策和宣传鼓动的活动，又都是和他所进行的经济分析活动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29]经济分析上的成就要以经济学的发展程度为依据，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学的成就“泰然地居于首位”，成为经济分析“这门科学的历史中一个特殊的英国时期”，最终还是英国“经济上的成功”所“反射到他们头上的光辉”。[30]
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在经济科学上的意义，主要就是“对分析性的或科学的经济学的命运进行了叙述”。熊彼特把“科学”解释为“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科学”是“经过提炼的常识”，也是“经过工具加工的知识”。[31]经济分析在“技巧”或“技术”上，可以分为历史、统计方法、经济学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等方面。熊彼特认为，在历史中，经济史是最为重要的，但也不存在纯粹的经济史，因为“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32]“由于经济学家本人是他自己时代和所有以前时代的产物，经济分析及其成果必然会受到历史相对性的影响，问题只在于影响程度的大小而已。”[33]因此，在经济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代精神”特别是每个时期的政治背景和知识背景加以简述。熊彼特还强调：“经济分析所讨论的问题是人们在任何时候怎样行为以及产生什么经济效果；经济社会学处理的问题是他们怎么会这样行为的。”这里的“行为”，“不仅包括行动、动机、偏好，而且也包括与经济行为有关的社会制度如政治制度、财产的继承、契约等等”。[34]熊彼特在谈到马克思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特点时认为，“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35]在经济分析的“技术”上，“适当掌握现代的统计方法是防止现代经济学家闹笑话的一个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36]
熊彼特认为，经济分析史所重点理解的“科学现状”，实际上就在于对历史规定的方法、问题与结果的重新表述、获得创新的灵感，在于展示思想活动的过程和贴近实际的思想方法，描述“科学观念源流”的过程，即人们对事物现象的了解是怎样发生、改进，以及怎样推倒原有的分析结构的。据此，熊彼特将经济分析史分作四个时期：一是从古希腊罗马到18世纪最后20到30年时期的经济分析史，这一时期的“顶峰”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二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古典学派为主线时期的经济分析史，作为这一时期标志的著述主要有：马尔萨斯1789年发表的《人口论》、马克思1867年发表的《资本论》第一卷、杰文斯1871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门格尔1871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等；三是从19世纪最后3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分析史，这一时期以19世纪70年代前后的经济理论“传统被打破”的“革命”为起点，“这场革命的中心是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兴起”，[37]其“领导人”就是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之后20年是“激烈的讨论”阶段，而后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典型的古典”的取向，“马歇尔的成功之巨大，可以同亚当·斯密相埒”，[38]最后10年既有“衰微的迹象”又有着“新的破裂迹象”、“革命的迹象”；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20世纪40年代末时期的经济分析史，这一时期以马歇尔—维克塞尔体系、动态经济学和经济周期、凯恩斯和宏观经济学等为主线，说明“现代分析工作是怎样和过去的分析工作联系起来的”。[39]
三、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视野中的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及意义
叙述的经济思想史和研究的经济思想史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学观的要义。但是，马克思逝世以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的这些见解，并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得到全面实现，反而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解。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把马克思关于叙述的经济思想史误读和误解成马克思经济思想史全部主题和形式，其理论上的消极后果突出地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把马克思在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或《资本论》理论原理阐述到理论历史阐述序列的体系分离开来，把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与马克思经济学体系脱离开来，并将叙述的经济思想史作为经济思想史唯一的主题和形式。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就是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内容和结构为“蓝本”的，把经济思想史只是当作对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为“自我批判”的主题的经济思想史。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领域，与叙述的经济思想史相对应的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一直没有能够建立起来，或者说没有能够完全地建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思想史不是因袭《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就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体系基础上延续，把马克思经济学以前的经济思想史和马克思以后的经济思想史，都当作以马克思关于价值、剩余价值理论为圭臬的经济思想批判史。
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史两种形式的理解是深化经济思想史主题的重要基础。马克思从“历史路标”意义上对研究的经济思想史的理解，拓展了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研究的经济思想史上，对魁奈和斯密在经济范畴、经济规律等方面的功绩和成就作了分析，刻画了重农学派和斯密经济学派在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建树及流变。在《手稿》第Ⅵ笔记本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重农学派在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了分析”，由此“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在这方面的“重大功绩”体现在“两个要点”上。一是“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在这一“要点”上，“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二是“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别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本的流动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马克思认为，作为后来者，“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40]马克思从对经济范畴、经济规律探索的分析上，对重农学派和斯密在经济思想史上“历史路标”式的功绩和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马克思特别对魁奈的《经济表》在经济思想史上“历史路标”式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经济表》所作的“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既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在这一方面，“斯密实际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于过程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的像《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41]重农学派作为那一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学流派，“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来表述的体系。”[42]马克思还从剩余价值范畴和经济规律的思想历史的探索上，高度评价了重农学派和斯密的“历史路标”式的功绩。马克思认为，“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认为，“在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对价值规律等的认识上，亚·斯密的著作中也包含了“天才的东西”。[43]
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熊彼特诞生于这一年；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于1954年出版，在之前的100年马克思已经完成他的《伦敦笔记》。尽管有这样的时间差距，用先期出现的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来考察后来形成的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仍然具有思想史研究上的合理性。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主题和形式的观点，能深化对经济思想史当代的意义的理解。
马克思经济思想史观包含了熊彼特所注重的经济思想的“分析性”历史的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观包含了对“分析性”方法的多方面的杰出运用。马克思在对法国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的评价时就认为，“巴师夏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就分析的方法和工具而言，一方面“巴师夏提供的是虚假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另一方面巴师夏“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他“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44]1857年马克思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作出的这一“分析性”评价，90年后熊彼特在的《经济分析史》中似乎作了回应。熊彼特在评价巴师夏一生的经济学研究的命运时，作过这样的比喻：“一个游泳者，在沙滩上玩得很痛快，然后走到了深处而被淹死了”，《经济的和谐》就是巴师夏一生最后“被淹死”之作。熊彼特认为，尽管不能断言《经济的和谐》“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但“它的缺乏推理力，或者无论如何，它的缺乏运用经济分析器械的能力，使得它在此处无权请求受到重视”，“在这本书中我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有什么科学的功绩。”[45]显然，与后来的熊彼特的研究相比较，马克思对巴师夏《经济的和谐》的“分析性”的研究应该说更为清晰，也更为明确。在《经济分析史》中，熊彼特曾经从“唯一真正进化的经济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分析性”过程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过程以某种方式通过积累发生作用，以某种方式摧毁了竞争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并以某种方式造成了无法维持的社会局面，后者将以某种方式让位于另一种类型的社会组织。正是这个事实，并且仅仅是这个事实，使我们有权把马克思称为伟大的经济分析家。”[46]
与熊彼特的经济分析不同的是，马克思把“分析性”的经济思想与经济思想史的整体联系在一起。如果把经济思想与经济分析作出过分的分割，就会出现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分析史上的“悖论”。熊彼特在评价约翰·海因里希·冯·杜能(Thunen)时，就因为他在“使用微积分作为经济推理”、“从数字资料中得出他的概括或者某些概括”等等经济分析方面的成就，就认为“杜能应当位于李嘉图之上，而且实际上位于那个时期的任何一个经济学家之上”，而李嘉图“对那时代的重要性”只是“对政策的才气焕发的鼓吹”。[47]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政策既是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分析工具产生的基础，也是经济思想包括经济分析工具发展的结果。如果把经济分析的发展看作是经济研究方法、手段的进步，那么这种进步就应当凸显于、而且体现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成就上，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成效也往往培植了经济研究方法和手段成长、进步的沃土。
但是，不能由此而轻视熊彼特对经济思想“分析性”研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意义。如果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史观来透视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的意义，还是可以认识到，对经济思想的“分析性”或“科学性”的研究不只在方法论上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经济思想史本身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分析是以经济学的“技术”即经济学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的进步为研究主题的，这对于理解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依据是有重要意义的。熊彼特认为，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分析不仅表明，“李嘉图是马克思当作老师看待的唯一的经济学家”，而且也显露了“马克思使用了李嘉图的工具这个客观事实”。马克思“采用了李嘉图的一套概念工具，而他的那些问题是以李嘉图所赋予的形式向他呈现的。无疑地，他改变了这些形式，而且他在最后得到了大不相同的结论。”从经济分析意义上来看，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总是通过从李嘉图开始并批评李嘉图来得到他的结论的——在他的纯粹理论工作中，批评李嘉图就是他的方法。”[48]对经济分析的理解，能够搞清楚不同经济学流变中方法的继承与变革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革命基于他在方法论上的革命，这种革命的基点不仅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及其在经济学上的运用，而且还在于对思想史上已经存在的方法论的扬弃。从经济分析来理解经济思想史的演变的“技术”、“工具”等“科学性”因素，有利于揭示经济思想史发展内在动因，也有利于理解经济学创新中对既存的经济思想中的方法、手段等扬弃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经济分析关注的是对经济思想的“科学性”的理解，从“技术”、“工具”等运用上探索经济思想史的主题和形式，对于思考不同经济学家和不同经济思想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交融是有意义的。显然，从经济思想整体中离析出“分析”的因素和主题，专注于不同经济思想之间在“技术”、“工具”等方法和手段上的“进步”，是经济思想史的重要的和必然的形式。熊彼特对马克思经济思想在整体上是否定的，但他并不掩饰对马克思经济学“技术”的“分析”上那些“不受时代限制的”特点的高度评价。熊彼特在“严格地把自己限制在马克思的理论技术上”的经济分析时认为，马克思经济学存在两个“不受时代限制的”特点：“一个是他的‘经济表’，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结构时，他再一次发展了李嘉图。但其中有一个因素，不是来自李嘉图，而可能是来自魁奈：马克思是试图为资本主义过程建立清晰模型的第一个人。另一个特点更为重要。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为其他经济理论所没有的意义，即它是进化的：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4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就内在地包含了对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各种流派的“经济分析”，实在地借鉴和吸纳了各经济学流派的多种分析“技术”、“工具”和“手段”等等。
经济分析是以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因素为背景和前提的，经济分析中的“技术”、“工具”和“手段”是社会各种关系对经济的反作用的结果，也是社会各种思潮对经济思想的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对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60年代或70年代初的经济分析史探讨时，熊彼特先作了两个基本背景方面的阐释。一是“社会政治背景”的阐释，其中包括这一年代经济的发展以及自由贸易与对外关系、国内政策与社会政策、国家财政政策与银行政策；二是“知识背景”的阐释，其中包括这一时期的时代精神及其哲学、文学艺术的浪漫主义、社会学与政治学、进化论、心理学与逻辑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等等。在对这两个基本背景的阐释中，熊彼特强调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时代精神的多样综合性，他认为：“一个时期的时代精神是绝决不能依据一个由许多彼此一致的思想或信仰所组成的单一体系去加以说明的。”[50]关注这一时期时代精神的多方面的嬗变及其对经济分析的多方面的影响，成为熊彼特经济分析的显著特点。二是同一时期各种思想潮流的独立性，他在对这一时期英国的功利主义、德国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法国的孔德的实证论阐释时认为：“在分析思想主流时，我们是太容易认为从同一缺口中涌现出来的泡沫彼此之间都有关系的”。[51]在对时代精神综合性的理解中，也要厘清各种理论思潮之间的分立性与独特性，理解一定时代经济分析的主流和支流存在的同时性。三是非理性因素分析的重要性，他在论及作为“文学风尚”的浪漫主义“贡献”时认为，“这种贡献是，在对制度和制度内的行为所作的分析中，插入了非理性的——不一定是无理性的——人类意志、习惯、信仰等等的混合物，主要是由于这种东西，某一社会才成为它所是的那种样子，没有它，一个社会及其反作用的形态就不能被人理解。”[52]非理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同样影响着经济思想和经济分析。显然，对社会政治背景和知识背景的深刻理解，不仅具有经济分析的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经济思想史也具有重要意义。熊彼特承认：“马克思著作的大部分由于其所有的逻辑性而是分析性的，因为它是对于社会事实的相互关系的说明。”[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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