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许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尤其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处处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当前，认真学习和把握邓小平的辩证法思想，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把握共性个性统一的辩证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强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共性同中国具体实际的个性有机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道路，这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解决矛盾的思想结晶，也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社会主义”是一般。社会主义国家一般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和本质。个别与一般相联系，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它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命题中，就必然包涵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的问题。但问题恰恰就在于：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以下凡引用此书只注明页码）。事实表明，几十年来，我们所犯的种种挫折与失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认识社会主义，以致最后陷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困扰中。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摒弃了传统社会主义观的片面性、局限性，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主义观。他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第63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37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 邓小平同志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观，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契机，以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为条件，以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一新的社会主义观，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获得了飞跃，达到了新的境界。
“中国特色”则是个别、特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具有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与特征，无论中国的情况如何特殊，也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另一方面它又具中国的鲜明特色。将共性和特殊性融合为一体，通过富有创造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无穷的生命力，只有这样植根于中国具体实际的社会主义，才是现实的，有特色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而不是那种书斋式的、抽象的、僵化的社会主义。
什么是中国的实际？怎样走自己的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同志对当代中国国情进行全面深入的探索，以唯实的科学态度和辩证和思维方式，成功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其表现在：第一，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国情作出科学的分析。对生产力水平的分析上，他指出经过几十年经济建设虽然取得巨大成就，但生产力水平仍然很低，科学文化落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的后列；对生产关系的分析上，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已初步显示出优越性，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仍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阶级斗争分析上，他指出阶级斗争仍然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还把中国放在国际大环境中加以比较分析，使人们对我国国情有清醒的认识。他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我们在政治上是大国，经济上是小国；生产总量上属于大国，人均水平上是小国；人口、疆域上是大国，富裕程度上是小国。正是通过这样辩证的分析，找准了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而得出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结论。邓小平同志还指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第252页）第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出发，为我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同志于1979年3 月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为了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建设，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反复强调，要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提出，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后，党的十三大将邓小平同志上述思想加以概括升华，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从而形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目标、方法、条件与保证。邓小平同志运用矛盾问题精髓原理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丰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坚持矛盾同一性和斗争性辩证关系原理，正确处理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以及“一国两制”的问题
矛盾就是对立统一。矛盾的诸多属性中，同一性与斗争性及其相互关系则是最基本属性。邓小平同志在开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事业中，精辟地运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相互关系原理，巧妙地实现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一国两制”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首先，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上，邓小平同志巧妙地从对立中把握同一，准确地寻求同一的基础。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里建设社会主义，常常遇到一个非常辣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无疑，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是对立的，它们之间在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上，是根本不同的，对立的。因此，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照搬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民主制、人权观和腐朽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错误的，绝对行不通的。然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既然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着同一性，即存在着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方面。正是在这一点，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斗争性的一面，看不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有同一性的一面，即相互借鉴、学习、合作与利用的一面。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与外界隔绝，关起门来搞建设，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相脱节，造成我国生产力发展相当缓慢。邓小平同志考察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重新审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态度和彻底革命精神，提出大胆向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第一，提出社会主义要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壮大自己。“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第373页）第二， 提出在十亿人口地区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第103页）这样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而且“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第103页）第三，我们向资本主义借鉴、学习，并不是良莠不分，什么都照搬照学，而是要学习它有益的好的东西。对于开放之后跟着进来的一些消极腐朽的东西，必须加以抵制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在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国创办了经济特区，吸收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成功地处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统一关系。
其次，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在对立统一中谋求祖国统一。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历史上殖民主义侵略造成的香港、澳门问题，以及国内战争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还没有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一国之内，并存着两种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很大的矛盾，其对立性是明显的。然而，矛盾也有其同一性的方面。面对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是采取和平方式抑或非和平方式？邓小平同志认为，“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第59页）。而采用“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则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为此，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统一，港澳回归，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如他所说的：“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第60页）因为，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而允许国内某些区域比如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的。邓小平同志还进一步提出以主权、统一、独立、安全为最高原则，其中最本质的内在联系是实现祖国统一。统一的条件是保持台、港、澳的稳定繁荣，统一的方式是实行“一国两制”。邓小平同志不仅巧妙地在对立中把握同一，而且善于在同一中把握对立，坚持必要的有理有节的斗争。比如，在香港回归问题上，邓小平同志一贯坚持主权问题不可讨论，1997年中国将按期收回香港；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统一问题上，他强调“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第87页）。
三、坚持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辩证处理“两个文明”建设的相互关系
邓小平同志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善于按照辩证法制定对敌作战策略，而且在设计和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事业中，善于运用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全面观点去分析观察和处理各种重大问题。
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互关系上，坚持“两手抓”的方针，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化会上的祝辞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随后，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在阐明本世纪末的基本任务时，既强调核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同时又提出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犯罪活动和整顿党的作风。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效果还不够的理想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第144 页）1986年1月，邓小平进一步阐明了“两手抓”的方针。 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不仅鲜明地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坚持两手抓”，而且进而讲到：“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第378 页）从上述可以看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肯定了物质文明建设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强调了精神文明建设对于物质文明建设的重大的反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它告诉我们，客观事物是个矛盾的统一体，每个事物内部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由多方面构成的。所以，当人们分析研究和解决这些矛盾时，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坚持两点论、两分法，才能避免形而上学片面性。
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同样运用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原理，为我们阐明了发展的辩证法。他在南巡谈话中，一方面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另一方面，他又反复强调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并着重指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为了使全党同志对发展速度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邓小平同志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分析：“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第377页）这是邓小平同志运用辩证法关于事物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原理，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作出的科学概括，它表明：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而稳定则是手段，稳定、协调是为了保证经济更快地发展。因此，我们在建设速度上必须坚持既稳定又快，不能谨小慎微，放不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不进则退。
四、运用事物发展不平衡的原理，处理好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关系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但是，由于各个事物发展的特殊条件的不同，它们的发展不是平分秋色，而总是不平衡的。过去，由于我们思维方法脱离了辩证法，因而不承认地区发展的差异性，也不承认分配上存在着差别，却热衷于“大拉平”，“吃大锅饭”，严重地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事实上，我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条件差别很大。因此，经济发展的步伐不可能是同步的。人们的富裕也有先有后。为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也是同样的道理。 ”（第111页）这里告诉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 但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同时富裕。由于各地内外部条件的差异性，以及每个劳动者在体力、智力、经验、技能等方面的差别，必然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多交税利，转让技术等多种方式带动其他人致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邓小平同志的辩证法思想不仅内容极其丰富深邃，而且具有形象性、全面性、实践性很强的特点，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运用，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胜利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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