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样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新形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间联系的概念：超越生物文化视角
本文的前提基于这样的假设：探讨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的任何尝试，都必须从有效地分析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入手。我们分析的前提是承认多样性可能是个难以捉摸的概念，特别是在试图跨越各种文化定义和生物学定义的视差对多样性作出描述时更是如此。正像马古兰注意到的：
多样性有点儿像一种视觉上的错觉。对它注视得越久，似乎就越难以对它作出清晰的界定，而从不同的角度打量，又可能导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知。(Magurran 1988，p.1)
多样性这个概念的语义范围跨度极大，从一个数字、一种指标到一种价值承诺，其间相距甚远，而且必须承认和接受这种语义范围。
在过去20年中，学者、实际工作者、政策制定者都认识到了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既存在空间上的联系，也存在概念上的联系。尽管这种认识的谱系相当复杂，但其简化版本是：它主要来源于将这种观念设计为一种策略的原住民拥护者，目的是肯定原住民是值得重视的知识拥有者和生物多样性的守护者[Brush 1996；Burger 1990；Gray 1991；Interational Work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IWGIA)1993-1994；Kemf 1993；Suzuki and Knudtson 1992；Taylor 1990]。偶尔，它也会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用以宣称原住民族——
通过其生态学知识而拥有某种具有难以估量价值的资产——一幅所有生命都依赖于其上的地球生物多样性地图。用原住民语言、习俗和实践对其进行编码，也许比将其储存在现代科学的图书馆里更能达到对自然的理解。(Durning 1992，p.7)
他们是这样一些人——通常生活在偏僻的地方(Tsing 1993)，政治和经济上被边缘化。我们估计他们拥有丰富详尽的知识，这些知识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人对草药、作物品种、树木、动物习性以及很多其他东西的观察和试验。
流传最广、在森林与民族的命运之间建立最直接联系的论点，也许是断定原住民知识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使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罪魁原形毕露而言很重要。在奥萨布尔看来，
生物多样性的灭绝与文化多样性的毁坏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土著文化的丧失，有关与地球平衡相处的生存方式的知识和对这种知识进行编码的价值体系也在逐渐消失，而这种知识至关重要，生死攸关。(Ausable 1994，p.211)
明确建立这种关联的最早文献之一，是1988年的《贝伦宣言》，它承认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1992年，伯纳德·尼采曼提出他所称的“生态文化公理”(biocultural axiom)，使这种联系进一步成形(Nietschmann 1992)。
后来被称为“生物文化视角”(biocultural perspective)的观点的源头，是某种危机感——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丧失。有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有一个很长的谱系(Myers 1979；Wilson 1988)，目前对危机急迫性的表达是这种谱系的延伸。约翰·特尔博格谈到了我们正面临“生物世界末日大决战前景”的事实(Terborgh 1999，p.123)。苏莱和特尔博格描绘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并警告说“自然的每一孤立残存碎片，都陷于文明越来越勒紧的止血带之中”(Soulé and Terborgh 1999，p.12)。不那么直接的隐含意义是，生物灭绝的时钟正在嘀哒作响，即便我们的方法不是十全十美，但是已经时不我待。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危机的说法已经形成势头，我们见证了全球越来越关注受到巧取豪夺和文化丧失所威胁的原住民族的命运(Conklin and Graham 1995；Niezen 2003；Varese 1996)，堪称例证的有一场跨国性的原住民权利运动，以及诸如“森林人民纲领”(Forest People's Programme)、“文化求存国际”(Cultural Survival International)、“原住民事务国际工作小组”(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for Indigenous Affairs)等非政府组织的倡议。
生物文化视角通过承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联系密不可分而兴起。对在生物多样性的名目下工作、既主张文化多样性又主张生物多样性的许多提倡者(Harmon 1996；Loh and Harmon 2005；Maffin 2005；Sutherland 2003)来说，这是个诱人的理念，它对于将其作为对全球多样性丧失的一种回应而言“是有好处的”。结果是出现了几种动议，这些动议试图通过记录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存在为这种洞见增加砝码。生物文化视角的支持者声称已出现一个新的“经过整合的跨学科领域……跨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且将理论和实践、科学和政策、伦理学、人权等联系起来”。(Maffi 2005，pp.612-613)
承认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是一回事，但就这种联系的本质形成概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概念的形成，应既有益于产生新的洞见或新的实践形式，又有益于进一步理解其对于政策和管治的隐含意义。在这方面，还必须找出生物文化视角的缺失。
尽管有人宣称我们正目睹一个跨学科新领域的出现，但迄今为止，生物文化视角的支持者却将异常多的注意力投入到确定各种指标，这些指标使他们可以开发出种种地图，展示各种规模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将这些相互关联与保护政策联系起来的工作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是非政府组织“绿色语言”(Terralingua n.d.)。这些空间化的图形形象，可能是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间的联系形象化并对其进行评估的重要工具，但是，在推进一以贯之的研究方面，或者说，在促进既支持生物多样性也支持文化多样性的政策方面，它们的意义十分有限。为何如此？有以下若干个理由：
首先，制图方法和相关性研究方法似乎受到以下假设的引导：这类可视化能不证自明，它们对研究者或决策人的意义从某种角度上说是直觉的。这样，一种生物文化视角提供的只是一种与行动的模糊联系——无论我们说的“行动”是指研究、跨学科协作，还是指对政策、实践或权利问题的参与。断定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联系，并且通过制图将这种联系表现出来，与提供一幅概念性的路线图来应对两种形式的多样性面对的威胁并非一码事。因此，最终，这些空间的关联会产生什么并不清楚。
其次，得出的结果随分析的规模而非常多变(Manne 2003)，这些相关性所依据的指标过度使用简化的多样性替代物(例如，用燕雀类飞鸟充当生物多样性的替身)，有鉴于此，对所产生的相互关联的可靠性，存在一系列必须提出的根本质疑。在使用简化衡量指标表现多样性方面，存在着某种内在矛盾。
第三，生物文化视角实用价值有限，因为它往往只是赋予人类的一部分——那些生活在具有高度生物多样性的地方，因而使其“在空间上被幽闭”(Appadurai 1988，p.37)的众多不同小型原住民共同体以特权。这样的共同体都遭受过漫长的被边缘化历史，如今又处在从各种项目中获益的状态，这些项目赋予他们特殊地位，以实现某种变革，但尽管如此，生物文化视角仍然是一把双刃剑。这种秘而不宣的对原始的偏好(Appadurai 1996，p.139)，意味着多样性程度低的地方是作出牺牲的地方，对那些从事推进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人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Cocks 2006)
第四，生物文化视角完全是那种危机说法的产物。无疑，人们有很好的理由应当关注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遭到全球规模的迅速侵蚀(Redford and Brosius 2006)，但是，一种完全从危机角度来界定的视角，忽视了从人类的能动性和杂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可能性。
最后，生物文化视角受假设的空间、地点和文化的同型论(isomorphism)之害，(在这种同型论中)空间本身成了一种铭刻文化差异、历史记忆、社会组织的中立网格。正是以这种方式，空间在社会科学中发挥了中心组织原则的功能，而与此同时，它又从分析的视野中消失了。(Gupta and Ferguson 1992，p.7)
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提出的，承认文化的创造性活力及其脱离空间与地点的自主性，是相当关键的。
显然，为了有效地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我们需要一种思考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独特方法。一种非常倚重对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间的空间关系作视觉再现的生物文化研究方法，明显不足以完成这一任务。下面，我们试图界定一种理解这种联系的更富有成果的概念方法，并且为研究、政策和实践提供一个框架。
我们提供了两种说明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联系的方式。首先，作为对以危机说为依据的生物文化视角的回应，我们提出，可以通过承认使多样性的各种过程受到冲击的范围很广大，像一种光谱，以此更有效地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尽管多样性丧失是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但产生多样性的过程也在起作用。承认各种过程这个光谱的广泛性，而不是仅仅关注光谱的一端，是很重要的。其次，我们尝试进行某种分析，它通过了解保护过程中出现的种种趋势，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保护不是一项静态的事业。恰恰相反，其特征是由一系列连续的不断变化的重点事项和实践构成，这些重点事项和实践塑造了保护行动者处理人类因素的方式。因此，制定有助于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的新战略，不仅是承认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分布模式的问题，还在于承认保护政策和实践中的一系列转变是如何将人类的社会和文化思考楔入到人类过去和现在的实践之中的，并且要对未来的其他选择作出界定。
在同质化与杂种性之间：重新考察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联系
在寻找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之间的概念整合并因此寻找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的概念整合的努力当中，我们需要了解当代各种过程构成的某种光谱，这些过程不仅减少多样性，而且产生或者修改了多样性。承认存在着某种介于同质化(homogenisation)与杂种性(hybridity)之间的光谱，并不是要否认危机说，也不是意图否认存在着经由同质化过程而对多样性构成的威胁。正如雷德福和布罗修斯指出的：
推动多样性的力量和推动同质化的力量正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结果泾渭分明的最后交锋。在世界上差不多每个地方，多样性都正在败给同质性。(Redford and Brosius 2006)
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补苴罅漏的尝试，办法是针对既侵蚀也创造全球多样性的种种过程的多样性进行一次更广泛的评估。
同质化
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概念上的重要联系之一，是承认通过一系列以同质化为大标题的不同过程，这两种多样性在今天都正在递减。正像雷德福和布罗修斯指出的：
近年来，横跨科学、宣传、学术等多个领域，我们见证了有关多样性丧失和同质化威胁的评论异乎寻常地增多。这种多样性丧失的各个维度以复杂、相互关联的方式扩大到整个文化和自然领域。从纯属于人类的一侧开始，这些维度包括：中东的城市中心和日本小村庄的毁坏，欧洲朝圣路线的消失，语言的灭绝，以及随之而来的全世界文化多样性这幅丰富多彩的“织锦”的消失。介于人文领域与自然领域之间的，是包括以下维度在内的多样性遭到侵蚀的维度：牲畜品种、农耕文化种类以及作物培育传统的急剧丧失，地区性烹饪和吃食方式的消失或被遗忘。在这一光谱更靠近生物的一端，基因、种群数量、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灭绝或受到侵蚀，以及迁徙路线和生态互动的消失，都可以算在其中。(Redford and Brosius 2006)
在寻找这两种多样性丧失之间在概念上的联系时，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是否是同样一个系列的力量要对此负责，或者说，我们是否应当观察在起作用的不同类型的过程？正如雷德福和布罗修斯也同样注意到的那样：
无论我们希望关注哪种形式的多样性，同质化的驱动力大多是一样的：资本的超强流动性，由新自由主义议程所推动的越来越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政策，结构性暴力和身体暴力；所有那些我们可以用“全球化”这个标签作为光环粉饰的事情。无论原因为何，这种飞流直下的同质化产生了相同的结果：一个简化的世界。事实上，在生物学文献中，已经为这一正在迫近的大时代取了一个名称：“同质新”(homogocene)时代(Rosenzweig 2001)。(Redford and Brosius 2006)
近年，我们见证有关全球化主题的评论汗牛充栋。显然，我们越来越将那些过程一股脑儿归到全球化的大标题之下，认为它们要对我们观察到的很多同质化过程负责。然而，将同质化解释为全球化的结果，模糊了三种重要情况。第一，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进程：它是一个复数的进程，是一种现象——我们必须将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在这种现象的名下，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全球商品市场、跨国性宗教原教旨主义、“土生土长”的社会运动等。这类进程当中，有许多是大量评论和争论的产物，有关一系列进程是如何在众多领域中起作用的，我们拥有大量已经出版的记载。这些领域包括：语言损失(Crystal 2000；Dalby 2003；Harrison 2007；Nettle and Romaine 2000；Wurm 2001)、发展(Banuri 1990；Giddens 1990；Nederveen Pieterse 1995)、资源抽取(Perreault 2006；Roe and Van Eeten 2004)、市场一体化(Cox 1992；Peterson 2004)、宗教皈依和原教旨主义的成长(Heimbrock 2001；Moten 2005；Wessels 2008)、教育(Matthews and Sidhu 2005；Robertson 2006)，以及其他领域。所有这些领域对多样性和同质化都具有暗含的意义，只不过暗含的方式各不相同。
第二，我们必须承认，要在各种不同的范围找出同质化的驱动因素。当然，在许多历史场景中，民族国家是产生同质化过程的关键动因。无数学者已经在国家主题的制造和确立“事物的国家秩序”(Malkki 1995,p.1)的语境下探索过这种进程(Anderson 1983；Fox 1990；Rosaldo 2003；Scott 1998；Weber 1979)。《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 1983)的出版，在民族、民族主义和民族政治文化建构的研究方面，是学术旨趣上的一个分水岭。
对这些学者而言，这种民族政治文化有着相当强烈的环境因素。一方面，他们有特殊的地志学——不仅有更广大的民族“地缘实体”[geo-body，(Thongchai 1994)]，而且有地缘实体内的包容和排斥地带作为自己的依据。对赋予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而言，合适的空间(高度开化的平原对人烟稀少的高地雨林)和职业[城市居民、传统农民(peasant farmer)、流动耕种者、狩猎—采集者]是什么呢？政府有关矿山、大坝、种植园或木材采伐特许区域的决策，应当在多大程度上以存在于那些地区的共同体的设定为前提？与此同时，民族国家通过建立“易读性”的网格分区(grids of legibility)形成了民族空间和臣属。在引用易读性这个概念时，我们吸取了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英文版1998年出版，中文版2005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编者注)中的成果。对斯科特来说，易读性是治国之道的中心问题，它通过一系列国家规定的简化来实现，目的是减少地方性的东西的难懂性。罗安青有关印度尼西亚的边缘性(marginality)的讨论(Tsing 1993)，也许是迄今为止对公民身份的民族地志学所做的最好的人种志学研究。最近有关罗萨尔多(Rosaldo 2003)称之为“文化公民身份”(cultural citizenship)的成果，也为理解民族地志学提供了很好的前景。
国家环境意识形态的另一个方面，涉及的是血液和土壤本质主义(blood and soil essentialism)问题。国家政府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提供没有时间性的“根”的形象，这类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以减少多样性的方式将某些类别的人包容其中或排除在外？保护越来越与身份认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可能具有解放性的东西与可能是反动的东西之间的界线不再清晰，在这样的时代，理解在民族共同体与自然共同体之间所做出的这种话语联系的这一方面，是至关重要的(Malkki 1992；Zimmerman 1994)。
从同质化到杂种性：三种主要趋势
尽管全球化无疑暗含着它是同质化的一种主要原动力，但它同时也是创造性、发明、差异和多样化的源泉。因此，在同质化话语的背景下，过去20年我们也见证了概念上的一系列发展，这些发展促使我们对“危机说”提出质询。这些发展是：(1)让偏好原始和本质主义的文化观去中心化；(2)知识政治学；(3)在自然科学领域出现了“新生态学”。其中每一种，分开来看或合起来看，都使传统的生物文化视角问题重重。
让偏好原始和本质主义的文化观去中心化
过去20年间社会理论中的关键发展进程之一，是质疑传统上被空间化的偏好原始文化观和本质主义文化观的评论风起云涌(Appadurai 1996；Bhabha 1994；Gupta and Ferguson 1992,1997；Hannerz 1996；Malkki 1992；Rosaldo 1989；Tsing 1993)。这些挑战的来源多种多样——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边界理论(border theory)、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以及其他与将差异性去本质化有关的联合视角。这类工作所挑战的是这样一种观念：文化总是在每个地方都是固定的、无时间性的、在空间中有界限的(García Canclini 1995)。例如，古普塔和弗格森就挑战了传统上“假设的空间、地点、文化的同形论”(Gupta and Ferguson 1992，p.7)。这类研究不是关注假设的纯粹性的内核，而是提醒我们有必要认识到：文化是动态的，人类发挥着能动性，正是在边界和边缘，经由杂交地带和杂交过程，显露出了文化生产的过程。从这一视角看，文化不是一个无时间性的实体，而是通过接合(articulation)过程主动生产出来的东西(Appadurai 1996；Gupta and Ferguson 1992；Pemberton 1994；Rosaldo 1989；Tsing 2004)。进而，文化不再被视为只是被共享的东西。毋宁说，当代对文化的理论概括，以承认人类能动性、认可“损失和发明同时发生”(Gupta and Ferguson 1992，p.8)的方式，将文化视为有语境的、有韵律变化的(polyphonic)、可分的(disjunctive)、经过谈判协商形成的和经过竞争形成的。
这种让传统上偏好原始和本质主义的文化观受到质疑的工作，是与一系列有关全球化的更具体对话同时进行的。这些对话包括：全球化、杂交性、混血化(mettisage)、跨文化移植(transculturation)、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散居各国与跨国民族主义、非领土化/去本土化/移位/移民(deterritorialization/delocalization/displacement/migration)、边界、关于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政治学。在这方面同样意义重大的是，人们对能动性(agency)这个概念的兴趣激增，这是一个“指称人类行动者作为个人或群体在指导或有效地干预历史进程方面的作用的术语”(Brooker 1999，p.3)。
针对在文化理论概括方面取得的所有这些进展，阿什克罗夫特等人警告说，对文化进行固定的、脸谱化的再现，依然是一种危险。
将通称性能指(signifier)用于内部有诸多变种的文化，可能会无视这些文化内部存在的真正差异。对于文化差异的标记，也许最好理解为本真性的文化能指(authentic cultural signifiers)，但这种对本真性的诉求，可能意味着这些文化不会受到变化的影响。使用本真性的能指，也许是许多从属社会的以下企图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它们企图论证其继续存在及其价值，因为正由于各种社会和文化变迁，它们不可避免地变得杂交化并受到这些变迁的影响。但是，过于僵化的定义，如果它们被主流群体用来监督和批准文化边界的确立的话，可能会对从属社会的这种抵抗产生不利影响。(Ashcroft et al.1998,p.21)
在保护语境之内考虑，这段话针对的是偏好原始和本质主义的文化观的内在危险。受这类文化观指导的保护项目，否定共同体的能动性，使权利的扩大以严格遵守外部强制规定的、有关什么因素构成传统的标准为条件。
知识政治学
在过去几十年中，学者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权力的面貌比我们曾想到的更曲折费解，更暧昧隐晦。横跨许多学科，理论性的地貌是由有关知识与权力间的关系的话题来界定的，认识论与政治学之间的边界比曾经设想的更为问题重重。我们认识到，“我们是谁”跟“我们能够声称我们知道什么”、“他人所持的有关我们的知识有效程度如何”大有关系。结果，我们不再能认为我们的范畴、我们的制造知识的实践及再现成规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关于知识政治学的学术研究(Agrawal 2002；Cohn 1996；Escobar 1995；Ferguson 1994；Foucault 1972，1973，1980；Haraway 1988,1991；Nadasdy 2003；Rabinow 1984；Said 1978；Stehr 2005)是以以下认识为前提的：所有的知识形式天生都是政治性的。这挑战了存在着客观知识之类的假设。在这一领域工作的学者，已经在医疗、教育、开发、环境和技术背景下及在许多其他领域内阐明了这一点。他们考察了知识是如何生产的，谁被赋予了生产知识的权力，知识是如何流通的，某些知识如何被认为具有权威性，而另一些知识又是如何被边缘化，某些形式的知识如何被某些类别的行动者当做是可信的，或者如何又受到另一些类别的人的反对。学者们还探索了各种形式的知识是如何通过统计学、制图学和其他形式的叙述得以表现的，并探索了各种可视化技术如何拥有出人意料的隐含意义。对目前的讨论来说，重要的是了解各种知识生产以何种方式建构和利用了某种有关危机的话语，以及这种话语反过来又以何种方式为各种形式的干预提供了理由。
自然、新生态学和对荒野观的批评
最近几十年中，理论领域和科学研究领域的许多发展进程已经汇聚成一系列洞见，要求人们对思考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传统方式提出质疑。
首先，我们已经见证了一种持续的努力，对西方将文化与自然进行两分的基本知识建构发起了挑战，进行了拆解，在西方的这种基本知识建构中，自然是“与人类社会和文化对立的，是先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的，或者就是处在人类社会和文化之外的”(Edgar and Sedwick 1999，p.256)。通过揭示在理论层面，这种二分法是从话语上建构出来的，在经验层面上，这两个领域间的界线从来都是交叉的，很少像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是离散的或绝对的，这种研究挑战了这种自然—文化建构(Braun 2002；Braun and Castree 1998；Castree 2005；Castree and Braun 2001；Ellen and Fukui 1996；Haraway 1991；MacCormack and Strathern 1980；Ortner 1974；Soper 1995,1996；Whatamore 2001；Williams 1976,1980；Wolch and Emel 1998)。
其次，在过去20年中，我们有关生态系统如何运行的许多传统设想都已被斯库恩斯(Scoones 1999)所称的新生态学推翻。与有关平衡、秩序、稳定、自动调节技能和均衡的设想相反，新生态学强调在各种规模上起作用的不确定性、非线性、非决定性、出人意料和复杂性，并且注意到，与均衡相比，非均衡过程是更具代表性的观察生态过程的方式(Botkin 1990；Scoones 1999；Zimmerman 1994)。这种视角转换给生态系统管理领域以深远影响——至少是在某些圈子内(如美国的环境管理)是如此，并且产生了适应性管理(Holling 1978)这个领域。
最后，我们已经目睹对荒野(wilderness)观念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批评。直到最近，许多保护思想还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引导：最值得保护的地方是荒无人烟、人迹未至的地方。人类被视为主要是一种入侵性物种，逐渐渗入其他原始地区，人类的活动将无情地导致生物多样性被侵蚀(Brockington 2002；Terborgh 1999)。这种假设对保护实践有两种主要后果。第一，保护规划和实施大部分以以下模式为基础：指令将人类从生物上具有多样性的景观中退出，或者限制在这类地区生活的当地人的生计(Borgerhoff-Mulder and Coppolillo 2005；Brown 1998；Colchester 1992,2005；Peluso 1994；Sheil and Lawrence 2004)。第二，人为地制造景观的过程差不多全部被视为对生物多样性的威胁。有关保护的研究令人吃惊地集中关注生物多样性的要素或类型，而极大地忽视了保护地区的土地利用的历史(Brosius and Russell 2003；Foster et al.2003)。结果，之前世代的当地人用以塑造目前生物多样性构成模式的许多方式遭到忽视。总之，历史的视角还没有为保护区的确定和建立提供什么启发(Borgerhoff-Mulder and Coppolillo 2005；Foster et al.2003)。
近年来，这种假设已经在几条战线受到挑战。第一，大量的批判性学术研究已经开始在概念基础上挑战原始荒野观念(Cronon 1995；Guha 1989；Guyer and Richards 1996；Nash 1967；Proctor and pincetl 1996)。第二，考古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保护工作实践者已做了实证研究，阐明了许多曾被认为是原始的自然区域的人为性质(Adams and McShane 1992；Balée 1992；Denevan 1992；Hitchner 2009b；Nyerges 1996；Roosevelt 1989；Schwartzman et al.2000a,b)。过去在没有有关历史上土地利用模式的全面知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导致了将人类排除在过去数千年的管理已经塑造了物种构成和密度的区域之外(Adams and McShane 1992；Neumann 1998；Raffles 1999)。第三，针对有关人为地貌改造天生具有破坏性的假设，研究者已经阐明，人类对地貌的改造可能实际上提高了土壤和水的品质，维持或增加了生物多样性的水平(Fairhead and Leach 1996；Gadgil and Guha 1992；Guyer and Richards 1996；Michon et al.2000)；作为当地共同体景观管理之结果的农业生态生物多样性，也许是就地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Marjokorpi and Ruokolainen 2003)。第四，原住民共同体越来越多地挑战保护工作实践者的假设，即当今的观念宣称原住民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土地(Martin 2000；Wright et al.1995)。总之，这些研究和批评已经质疑了原始自然与人类间的严格划分，提出要承认人类历史在地貌、景观创造中的作用。对当代保护实践的一个关键挑战，是要通过将地貌、景观历史纳入到保护规划和实施之中，承认人类在场和人为改造的历史。
通过一系列趋势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
在寻找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之间富有成效的概念联系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保护事业的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保护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毋宁说，它是由制度、动议、基金流、联合、实践、行话、批评组成的一种永远变动不居的构造。第二，它是大型组织与捐赠者之间、组织与国家政府之间、国家政府与当地百姓等之间的一种关系纽带。所有这些关系，都是以多种方式经过谈判协商形成的，在此过程中，有些行动者被赋予特权，有些行动者不同程度地被边缘化。第三，保护涉及制度、当地共同体、生计、法律法规、知识生成实践，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确定和强化边界、减少谋生活动、就收益进行讨价还价、绘制生态区地图、保留地筛选算法(reserve selection algorithms)等，就此而言，从各个方面看，保护本质上就是政治性的。但是，不同的行动者和不同的分析视角将这种政治置于不同的保护实践领域。许多保护实践工作者在保护干预的当地现场清楚地看到了政治的身影。不过，政治也出现在其他地方：在制定“利益攸关方”类别的过程中，在筛选算法的使用中，在生态区地图的制作中，在监管和评估工具的运用中，在保护只能通过运用管理计划来实现的预期中……还以其他千百种方式出现。
在目前的讨论中，我们将考察保护领域的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即一系列话语和标量(scalar)的转变。我们将从追踪在保护中确定共同体、所在地、原生性价值的两种方式入手，继而进一步在更广泛、更具战略性的范围内形成保护的概念。
重视文化多样性在保护中的价值：参与和基于社群的保护(CBC)
以20世纪80年代“堡垒式”保护(Brockington 2002)的长期遗产为背景，各种各样的保护模式开始兴起。在“基于社群的保护”(CBC)、“基于社群的自然资源管理”(CBNRM)和其他参与性、基于生计和利益攸关方的保护方法等名目之下，这些模式纳入或者声称纳入了当地社群的需要和优先考虑事项(Brosius et al.1998,2005；Kemf 1993；Lynch and Talbot 1995；McNeely 1995；Pye-Smith et al.1994；Stevens 1997；Western and Wright 1994)。正像布罗修斯等所观察到的，这些方法——
基于这样的前提：当地人比国家或远方的公司管理者对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有着更大的兴趣；当地社群对本地生态过程和实践的复杂性有更多的认知；他们通过本地或“传统的”利用形式更能有效地管理这些资源。在坚持环境退化与社会不公之间存在联系的过程中，通过按照“基于社群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的形式提供具体的行动方案；非政府组织和它们的同盟者试图带来对以下这个问题的根本性反思：保护目标和有效的资源管理如何才能与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的民族谋求社会正义联系起来。(Brosius et al.1998，p.158)
这些模式的出现，部分是对一系列沉着冷静的批评的回应，这些批评主要是由南方国家(也就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和活跃分子提出的，最初的批评目标是关注发展问题，而且越来越关注发起大型“可持续发展”项目的国际机构。它也是诸如罗伯特·钱伯斯(Chambers 1983)、迈克尔·塞尔尼亚(Cernea 1985)这样的实践者所做工作的结果——他们反对传统开发规划研究、设计、实施的浪费和不公平。
在保护领域，倡导重视社群的做法必须置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其他的补救之道[如建立不予抽取资源的保留地(extractive reserves)，免除债务与保护自然互换等]的背景中看待。一种共识当时开始出现(至少是在某些地区)：由上而下的保护方法可能只是在有限的个案中才成功；仅有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作为一种用于保护性开发范式和动议的排他性框架是不够的；保护组织必须竭尽所能，促成社群对保护和资源管理的有意义的参与。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多种伪装之下，基于社群的保护已经被确立为规范，所谓的保护和开发一体化项目迅速增多(Brown and Wyckoff-Baird 1993；Peters 1996)。
在一个许多捐赠者、非政府组织、保护实践者、原住民中的拥护者高声赞美基于社群的保护的解放潜力的时代，也有人提出了质疑(Brosius et al.1998,2005)。例如，社群如何被建构为和谐与公平的场所？以何种方式，使社群的观念在保护计划规模不断扩大的进程中成为通用观念？基于社群的计划既要有强制性，同时又在话语上被塑造为民间性、协商性、参与性和民主的，可能性有多大？从这一视角来看，参与代表了一种礼貌的体制，意图是通过在桌面上创造一块稍稍不那么真实的地方，将异议包容进来，并使其变得温和(Macdonald 1995；Rahnema 1992；Ribot 1996)。
基于社群的保护和基于社群的自然资源管理刚刚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保护实践方法，一系列一针见血的批评就出现在某种异口同声的反对声浪中(Brechin et al.2002；Wilshusen et al.2002)。许多从事保护的生物学家感到，强调参与、发展和公平冲淡了保护的主要目标——拯救物种和栖息地。奥茨将基于社群的方法描述为一个另类的浪漫神话(Oates 1999,p.xi)。对于基于社群的保护和基于社群的自然资源管理，批评者最关心的是保护组织允许捐赠者提出自己的议程(Oates 1999；Soulé and Terborgh 1999；Terborgh 1999)。批评者在谴责赞成基于社群的保护组织时毫不留情。特尔博格认为，
(当)保护组织开始提倡热带雨林的可持续利用时，标志着保护已在运行之中。走上可持续利用的泥泞之途，就是从界定一个人信仰和原则的沙滩的关键界线后退。可持续利用代表了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一区域，政治、经济学原理、社会压力而不是科学决定了什么对人类有好处，很少让自然点头认同。(Terborgh 1999，p.140)
伴随这种批评而来的，是呼吁回归更独裁主义的、由上而下的方法——佩卢索所称的“强制保护”(Peluso 1993)。例如，奥茨呼吁回到“保留地概念”，提倡强有力的监管，以捍卫受保护区域(Terborgh 1999，pp.239-240)。独裁主义保护的最热情支持者是特尔博格，他提倡“围绕热带自然的最后残留地筑起安全堡垒”(Terborgh 1999，p.17)，相信“动机最好的国家公园没有持枪的人作为后盾，也依然是软弱无力的”(Terborgh 1999，p.163)。特尔博格进一步提出，“各国应创建由国际资助的精英部队……经法律授权持有枪支，并实施逮捕”(Terborgh 1999，p.199)。
重视文化多样性在保护中的价值：原住民知识(IK/TEK)
正像人种—生态学家、保护实践者和其他人所使用的那样，“原住民知识或传统生态知识”(按首字母缩写通常称为IK/TEK)一般用于讨论原住民对自然界的理解：分类系统、各种社会如何认知或解释自然过程、这样的群体对他们所利用的资源知道些什么等(Agrawal 2002；Brosius 1997,2001；Brush and Stabinsky 1995；Sillitoe 1998；Warren et al.1995)。布拉什提出，对原住民知识的研究所采取的形式已经大为改变，可以辨识出四种被置于历史场景的独特方法：描述性的历史特殊论(historical particularism)、文化生态学、认知人类学、人类生态学(Brush 1993，p.658)。这些方法当中，每一种都预设了一组有关原住民知识的本质、研究这种知识的目的和认识论基础的不同初始假设。尤其对后两种方法至关重要的，是对原住民知识的结构或体系性(Brush 1993，p.658)及其运用、适用性等(Brush 1993，p.659)的关注。
布拉什还描述了1980年以后，“原住”(indigenous)一词的附加意义如何产生了与权利问题有关的更加政治化的话语，这在当代有关原住民知识产权的争论中达到顶峰(Brush 1993，pp.659-660)。尽管曾经(现在也是)被政治化，原住民知识产权的话语仍然强烈地坚持客观主义的知识概念。考虑到将原住民知识定义为一个从属于法定承认、参照大都市的法律文本化形式来框定的实体这一目标，这种坚持是必要的。
让学术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继续对原住民知识或传统生态知识感兴趣的因素之一，是相信这种知识在保护和资源管理中具有工具性价值(Agrawal 1995；Berkes 1999；Brosius 2006；Ellen et al.1998；Foale 2006；Nadasdy 1999，2003)。最近的研究已经说明了原住民知识或本地知识对于成功的保护结果的意义(Berkes 2004；Colchester 2000；Sheil and Lawrence 2004)。最近20年，我们已看到以将原住民知识或传统生态知识纳入环境决策为前提的研究动议、项目和政策的大量案例。无数保护动议已经表明，通过将本地知识和土地利用体系纳入以科学为依据的保护计划，生物多样地区的项目是如何可以改进和指引保护实践的。(Colchester 1994；Colfer and Soedjito 1996；Colfer et al.1997；Hitchner 2009a)
保护的策略转向
今天，我们在环境管治领域面临着两种明显矛盾的趋势。一方面，我们已目睹重视共同体、参与、原住民知识和本地知识形式的价值的趋势；另一方面，在最近几年中，我们也在所谓的保护策略转向中目睹了以下相互联系的发展过程：主要保护组织迈出了关键一步，在生态区域保护的名目之下逐步采取因制图学而成为可能的区域土地使用规划方法；保护融资领域的出现；监督和评估；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计量方法和模型大量出现，这些方法和模型的设计目的是管理保护当中的社会和政治过程。在某种涉及面更广的合并过程中，它们在话语上、策略上和制度上互有联系，正在共同重塑就保护形成概念、对其进行计划和管理的方式。
生态区保护
在过去10年中，我们见证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举动，在生态区保护的名目之下逐步采取因制图学而成为可能的区域土地使用规划方法。虽然对基于共同体的保护的反弹并不一定必然将人们引向生态区保护，但是，在界定基于共同体的保护的后续活动规划方面，特别是作为一种增加保护资金的策略，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补充：毕竟，生态区保护首先并且最为重要的是关注保护地点的确定和优先次序的问题。生态区方法呈现出几个普遍特点：
●它带来了一种努力，在比过去更大的范围内展望保护，超越了目的在于为有效保护策略的制定提供代表性视角的保护区范式。
●它依赖于允许开发多重数据层的强有力的制图技术[参与性的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影像]。
●它扩大了保护规划的时间范围，同时通过确定未来保护投资的重点，为实践工作者提供了从策略上理解保护的途径。
●它与保护生物学这门科学的进展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在涉及碎片化等问题时尤其如此。
●它受到生物学标准而不是政治标准的指导。政治边界只是次要的。
这种生态区项目的最著名例子是“全球200家”(The global 200)，它是“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保护科学项目”(WWF Conservation Science Programme)发起的一个倡议，目的在于确定“地球上生物学方面最杰出的陆地、淡水和海洋栖息地”(Olson et al.2000)。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将“全球200家”倡议的特征归纳为“一幅指导保护投资的地图，使全球保护共同体和世界各国能最终完成一项全盘计划”(Olson et al.2000,p.21)。自然保护协会(TNC)的生态区保护策略愿景被称为“通过设计进行保护”(Conservation by Design)。根据自然保护协会主席斯蒂芬·麦考米克(Steven McCormick)的说法，通过设计进行保护——
指导我们系统地确定全球各地一系列包容了地球各种自然多样性的地方；开发最有效的策略，以取得有形的、持续的结果；精诚协作，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添砖加瓦，以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的生存。(TNC 2001，p.1)
设想只提及生态区保护的技术和科学依据，或者只提及保护界的概念和意识形态的转变，就可以讲清楚生态区保护的历史，那是错误的。生态区保护的历史，也是已意识到这种保护能提供多少可能性来吸引捐赠者资助的机构的历史。为了找到持续的投资，表达刻不容缓已不再足够。保护组织需要让这种刻不容缓有形化，并且说明它们是以一种战略愿景为指导，这种愿景将使人们可以切实有效地将自己的努力对准拯救大自然的任务。从捐赠者方面看，他们不仅要求有战略性愿景，而且要求有承担责任的组织结构以及衡量他们所资助的计划是否成功的方法。生态区保护提供所有这些，甚至更多：完整的、可以高度市场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关注生态区保护动议的激增，有许多原因。首先，我们需要思考制图学自然论(catographic naturalism)主张的后果。有时候，那些制作生态区地图的人将这些图看做是生物物理现实的无中介再现。例如，大自然保护协会网站上，对一种生态区倡议的描述就上了头条：“当大自然自己画图时”(未注明刊出日期)。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将其“活地景”(Living Landscapes)倡议描述为“通过用野生生物的眼睛观察”确定“保护的重点”(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n.d.)。涉及生态区地图制作的许多策略沉思(每种深思都受到了其设计者的广泛评论——关于范围、生物地理界限和“潜在自然植被”的决定)，在最终产品中都被弄得没有了痕迹，而这种最终产品随后却被当做再现了世界真实或可能的自然状态。其次，当生态区图过于夸大人类在地景中的在场时，会存在抹杀历史的问题。夸大有几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前面提到的制图学上让自然边界优先于政治边界居特殊地位。另一种方式是在地图制作和地图所产生的策略计划中夸大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不管其是否戴上土地分类范畴、有关潜在自然植被的假设、恢复野生化(re-wilding)或建立生态走廊的幌子。例如，正像一幅“国际保护热点”地图那样，它标出了“刚果盆地野生区”，我们应当反思这种标示对当地百姓的隐含意义。还有一种形式的抹杀是将人编码为“威胁”。当我所描绘的所有制图学和算法上的可视化力量都被转到估算威胁到底有多大时，当“被干扰”自行确定为“有人居住的”的替代说法时，会发生什么呢？这里的每一种情况，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有关人类共同体的假设，是如何在生态区图上、在制图学上被编码或被省略的，这反过来又如何产生了起到“毛细管作用”的力量过程？而视觉化正是借此力量被从地图上转到了地面上。
我们正进入一个环境圈地的新时代，而所造成的圈地是从北方国家的少数实践工作者所设计和建构的一系列专用地图和数据库开始出现的。正如一位生态区保护支持者用有点开玩笑的口吻和我说的，“地球未来的地图正在由华盛顿的七八个家伙绘制。”
保护资金
认识到需要有新的筹措保护资金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保护而融资的方法的几种要素已出现了十多年之久：比如，减免债务与保护自然互换、保护信托基金、认证计划等。不过，只是在最近一两年，随着保护组织和捐赠者越来越强调有必要以新的方式思考如何为保护提供基金，我们才看到这些因素融合成一个新的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分领域，这个分领域的意图，既是将所有这些方法变成一个单一的参照框架，也是为了开发出各种新的方法。
2000年6月，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创建了“保护资金中心”(WWF 2001)，专门负责建立下一代的保护资金模式——这些模式可以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复制(WWF 2002)。这种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保护资金同盟(CFA)，它是野生生物保护协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拉姆萨尔公约(Ramsar Convention)和世界银行之间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2002年初形成的保护资金同盟之所以建立，
是为了催生数量更多的、可持续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共和私人资助，以支持有效地实施《多边环境协定》……及其他保护承诺。(CFA 2002)
第三个例子是“关键生态系统合作基金”(CEPF)——一个由保护国际、全球环境融资组织(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和世界银行发起的一个动议，目的是“在下一个五年至少投资1.5亿美元，以推进庇护生物种类最丰富的关键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CEPF 2001)
保护资金的最重要方面之一，是它反映了一种尝试，即将保护话语由浪漫的、科学的和危机的说法转变为投资话语。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保护资金采取了生态经济学的某些价值评估策略；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是提供“生态服务”的“自然资本”。不过，事情还不止这些。采用投资话语，反映了用新自由主义术语从根本上重新形成保护事业框架的努力。因此，人们也许会提出几个有关保护资金的问题。当生物多样性被编码为自然资本或比较优势时，自然变成了什么呢？当那些声称自己为自然说话的人自称是“保护经纪人”时，其潜台词是什么呢？当保护组织必须提供衡量在三年的资金投入周期中其投资是否成功的各种指标时，对当地社群又意味着什么？当保护组织必须对投资人更负责时，他们会不会变得对当地社群不那么负责？
监督与评估
策略转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体现，是衡量保护投资是否成功已经成为绝对义务。在保护中，有一段时间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但保护资金的日益集中给这一进程注入了额外的动力。保护工作被迫采取这类度量方法，一方面是因为保护工作与主要捐赠者(美国国际发展署、世界银行等)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这些捐赠者来说，这些方法如今成了他们目前授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因为存在着一种趋势，即逐步从生态系统服务而不是生物多样性的意义上理解保护。
这些方法在授权方面已经变得越来越程序化。例如，各种组织从项目周期方面形成自己工作的架构，其中包括清楚地界定目标、目的、活动、结果和影响。某种程度上，这种工作是由几个关键行动者推动的(Margoluis and Salafsky 1998)，其中最著名的两个是“保护测量合作伙伴组织”(Conservation Measures Partnership)和“成功基金会”(Foundations of Success)。后来的关键发展成果，是试图为各种方法创造一种通用的话语和“工具箱”的努力。
保护组织并不是没有反思这种趋势，例如表达对阻碍人们承认和了解失败的因素的关注。在评估成败方面，有很多利害攸关的事情，这是个紧张的政治过程。对保护组织来说，比单纯在某个特定地方获胜或落败更紧要的事情多得多。它们作为机构的可信性，还有与这种可信性相伴的丰厚资助资金流，都可能面临风险。因此，重要的是要了解(例如)某种问责结构是否迫使保护组织确定在错误的地方落败的原因。问题在于：正在大量增多的责任计量指标体系是如何强制推行某些成败定义的，而这又如何使保护领域的某些行动者边缘化或者享受特权？
社会科学方法与计量指标体系
随着保护组织(和资助他们的捐赠者)越来越接受更为策略性的保护方法，我们也同时见证了比以前更多地依赖使用正规社会科学模型去管理保护的结果。几个特征使这种方法与众不同。首先，是非常强调主要通过使用以调查为依据的数据收集方法实现目标的快捷性，并且肯定这种快捷性的价值。另一个同样明显的强调重点是可复制性：在实践者的眼里，这些模式的价值是一种功能，即无论在哪使用这种方法，都能产生可以测量的结果。这在强调扩大规模上最为明显。高度强调在保护社会科学研究中要产出可信的结果，可复制性成了可靠性的一个替代品。第三，正像布罗修斯和卢梭在其他地方所提出的，这种方法“聚焦于与最近的威胁相关的数据，即关注本地共同体所采取的行为，而不是聚焦于这些威胁所出现的更广语境”(Brosius and Russell 2003,p.41)。所有这些特点都与短期投资周期的规则和对捐赠者的责任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有人也许还可以补充说，它们一目了然是为研究者的方便设计的。保护实践工作者的拥护，说明了保护组织由倡导向管理的一般转变。
对保护策略转向的质疑
正像我们已经表明的，必须将保护的策略转向置于整个保护领域随时间变化而动的漫长的一系列转变的语境中加以定位，置于时而是召唤、时而是抹杀人类在地景中的在场历史的一系列转变的语境中加以定位。特别是生态区保护，代表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圈地制度。其结果无所不包但微不足道。它所推动的包罗万象的愿景，它在追求这一愿景中所使用的工具，它所开发的专用数据库，以及空间规划、投资、监管和评估、社会度量体系正在出现的互相补充，具有重塑未来世代人类和自然间的关系轮廓的潜能。因而它适宜我们仔细地思考：对世界的生态区进行分类和制图，为这一星球的未来确立一系列全景蓝图，融合一个将保护与资金结合起来的新的话语秩序——所有这一类的尝试努力的增长繁衍，什么是生死攸关的，其目的又是什么？我们现在想要做的是分析思考策略转向的某些因素，思考一系列与其前景和潜能有关的问题。
假如我们过去这些年知道了一件事，那就是地图和其他可视化技术具有的潜能既是解放性的又是极端保守的。正像桑托斯所说的，“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一个压抑和牺牲的简单时刻；它是一个呈现出调整和解放双重危机的时刻”(Santos 1998,p.531)。萨克斯问道，生态学
将使自己从一种对立的知识转型为一种统治的知识……重塑为一种专家的中立知识，直到它能够与主流世界观结合吗？(Sachs 1993，p.xv)
换一种方式来问，我们正目睹一种并行、斯科特所称的“能使他们所描绘的大部分现实得以重造”(Scott 1998，p.8)的国家简化的出现吗？接下来，在我们的批评中，我们是在提起“对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性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控诉”(Scott 1998，p.6)吗——这种帝国主义“精打细算，使各个领域、其产品、其劳动力从上面和中心看得更清楚、因而也更能操控”(Scott 1998，p.2)正像斯科特所说的：
极端现代主义眼光的清晰性，应归于其坚定不移的简单性。其简化的臆想是：对经受其细察的所有活动和进程来说，只有一件事在进行。(Scott 1998，p.347)
在哪一点上，介入生态区保护的组织成了“同质化、一致、简化”(Scott 1998,p.8)的代理机构？拿起另一根“操纵绳”，戴维·哈维引用哈杰的生态现代化观点提出：
对(环境问题的)独裁主义解决，依赖于在行政国家内运用科技理性技术(这种行政国家配备了强大的、与“大”科学和巨大公司资本联手的监管和官僚权力)。此处争议的中心是我们许多的生态问题的界定……必须是科学引导的，解决方法同样依赖于科技专家的动员和嵌入理性的……政治经济决策进程之中的公司技术技能。(Harvey 1996，pp.177-178)
要害之处在哈特和内格里的《帝国》(Empire)中得到了共鸣：
我们所目睹的是一种新的星球秩序：对管理机器的强化、对全球空间要求的新的等级制度的生产。在总体性的建构过程中，谁来决定横跨这种总体性的广阔区域的正义和秩序的定义？……谁又能将悬置历史的进程统一起来，并称这种悬置为正义的？(Hardt and Negri 2000,p.19)
我们可以引证无数同类关注环境治理制度的陈述(B
ckstrand and L
vbrand 2006；Campbell 2007；Luck 1995；O'Malley et al.1997；Rutherford 2007)，这类话题相当有用。当然，这类争议也有不容忽视的另一面。与前面的评论相反，有人可能提出生态区保护动议可以视为资源开采利用背景下的一种反绘图实践。考虑到传统上给予生物多样性的低廉价值(Bayon et al.2000)，使用主人的工具去保护生物多样性不是一种好想法吗？地图、金融工具和其他这类权力的化身均指向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不是使开采业的利益攸关方和首席执行官盆满钵满，这不更好吗？在一个越来越以公司霸权为典型特征的世界上，我们不想使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和大自然保护协会这样的组织变得更强有力吗？保护代价正变得日益高昂，如果保护组织不能在权力和影响被不加辩解地当做日常功课来练习的领域里一争高下，那么我们便不能期望这些组织是有效的。
那么，我们只是被这里的谜题弄得焦头烂额吗？或者，我们能对摆脱困局的出路稍稍作出分析吗？我们不能确定。不过我们的确想，我们至少可以尝试超越有关清晰性政治和极端现代主义生态学的综合性陈述，也许还可以稍微精确一点地列举最近向生态保护规划的地方编制(和抹除)实践的转向中，什么是生死攸关的。
保护、文化多样性与知识政治学
视地点和范围而定，某个社群的真实状况也许和他人眼中所看到的状况大相径庭。我们这里的目标，是提出有关表现与解决方案间关系的一系列问题。当我们不是按我们所习惯的从地面观之，而是通过一种普遍化的、像素化的全球眼光从空中观察各个社群和地点时，我们在一定意义上一直试图理解这种社群和地点分析的后果。一般来说，这对保护实践工作者在设计和实施保护动议时倾听当地的声音、感受当地的现实、考虑当地的特殊性有重要的意义。当然，同样随之而来的是，这种可视化技术带来了更广的干预结构、责任结构和顺从结构。它们因此有潜力以新奇的方式改变权力的面貌——这些方式是我们还不能想象的方式。
这里所指的是要认识到，任何对当代保护领域作出分析的尝试努力，一定会涉及知识问题。各种行动者和机构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以无数方式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交叉重叠在一起。有关这一点有无数的声明：事实上，所有主要保护组织都强调他们的努力都坚定地以可靠的科学知识生产为基础并受其指导；自然保护国际联盟(IUCN)在促进更严厉的知识管理方面接受了各种开发机构的指导；无数个人和机构通过致力于共享最佳实践知识的学习网络联系到了一起。在全球保护范围内，环境治理制度大部分是通过位于北半球的主要机构所散播的范畴和知识—制造实践所生产的。环境管理的技术—科学语言、利益攸关方的管理修辞和参与、监管和评估的度量话语，都一起臣服于保护知识、原则和实践的诱人形态。
例如，正像前文中所表明的，在过去10年，我们越来越多地将原住民知识的估价视为是与保护和资源管理决策相关的。对原住民或本地知识的参考被普遍运用于自然界知识：有关他们所开发的资源，这些群体知道些什么；这些社会是如何认识或阐释自然资源的。我们最终承认了本地和原住民知识的价值，而不是将其当做轶事性的或不相关的东西轻轻打发掉，这显而易见是一大积极的进步。但是，通过将我们对知识的估价大部分限制在与自然界相关的部分，我们使这种知识屈从于决策人所拥有的知识形式。此外，人们还可以作出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通过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调节过的原住民和本地知识；另一方面，是通过本地和原住民中的活跃分子和提倡者所阐明的知识。有人用被动的科学之声发言——将本土的认知方式翻译成实践者和决策者所明了的形式；也有人用主动的赞成之声发言。作出这种区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这样的问题是如何引出本地和原住民的认知视角与方式，并在不同的范围中转译的，这种知识和政策领域间的联系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学习如何看：指向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相联的政策
假如我们要界定一条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的新途径——一条既避免压抑性的同质化，又避免传统的生态文化视角的未被问题化的空间监禁的新途径，那么，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知识政治学，引领我们从“可读性”的政治学走向一种“可视性”的政治学。在谈论可视性时，我们所指的是一系列潜在方法，这些方法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实践性的，其目标在于使多元视角、多元概念和多元诉求可以相互通约，或至少可以存异求同。这是远比由决策者和实践工作者所操纵的方法“工具箱”更复杂的东西。它提出有必要认可承认多元代理形式、可以由多元使用者运用的方法。它也提出我们有必要寻求这样的方法——将复杂性与语境的价值看得比可推而广之(scalability)要高。
许多行动者正在做各种努力，试图采用种种符合这些标准的方式，设计出能将文化多样性和保护联系起来的几种方法。定义更多的这类方法，目前恰逢其时。以下我们试图提出的，只不过是建立这种联系过程中通向一种新的知识政治学的几种因素。
社群地图绘制
在过去10年中，我们见证了本地和原住民社群尝试努力迅速增长繁衍，与非政府组织和其他行动者(有时甚至是国家)联手合作开发旨在使自己对土地的诉求变得清晰可见的地图(Alcorn 2000; Chapin et al.2005; Colchester 2005; Eghenter 2000; Flavelle 2002; Hitchner 2009c; Mohamed and Ventura 2000; Peluso 1995; Poole 1995; Rocheleau 2005; Warren 2005)。的确，可以将社群制图的时尚——有时也称为“反制图”(Cooke 2003；Peluso 1995)描述成一场运动。这样的制图规划明显坚持这样的大前提——对当地人或原住民社群来说，其历史土地诉求受到全面挑战或抹杀，其在地景中的在场被以前为国家支助的制图项目抹除得看不见了。
与此同时，有理由关注反制图的解放潜能。这类地图的生产也许可以以其他人为代价增加共同体某部分人的权利(Hodgson and Schroeder 2002)，特别是当某些亚群体(例如妇女或长者)的利益和知识被抛诸地图之外时，尤其如此(Rundstrom 1995；Russell and Harshbarger 2003)。对使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的反制图规划作出批评的批评家声称，地理信息系统要求和强加一种确定的在空间上再现现实的逻辑和方法，这种逻辑和方法青睐西方的范式，因而将一种科学的、男权的、数据驱动的、霸权性的世界观象征化了——这种世界观不能充分包容未得到充分再现的人们的世界观(Goss 1995；Gregory 1994；Kyem 2004；Roberts and Schein 1995)。有些学者提出地图编绘会加剧共同体内部和共同体之间的土地争端(Berry 1993；Obermeyer and Pinto 1994)，而另一些人则声称，向当地社群引入地理信息系统也可能导致因获得技术的权利不平等而造成的权力失衡(Aitken and Michel 1995；Curry 1994；Obermeyer 1991)。此外，正像布罗修斯等(Brosius et al.1998)所问的：
将种族和版图联系起来的更大的法律和社会含义是什么？地图是如何发挥作为一种工具的功能、导向认可与种族有关联的对领土的诉求的？与共同体有关联的地图并不总是被人们同质地接受，它们是如何突然催生或集中关注争论的？它们是如何导致文化认同或种族边界的具体化的？人们为被制图的领土内的社群提出了何种权力和权威形式？以社群、种族和空间的图像为一方，以国计民生中的公民权、流动性和参与的抱负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存在何种紧张关系？(Brosius et al.1998，p.162)
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与社群制图的潜在危险相关的话题应当排除出开发社群制图的尝试努力。更准确地说，它只是意味着这些话题应当坦然地面对社群制图是否保持了它的解放潜能。它也提醒我们，社群制图不是一剂奇异的扭转数世纪以来的巧取豪夺的灵丹妙药。准确地说，它是将文化多样性及其保护联系起来的许多策略中的一种策略。
解放的方法
对和本地人一起在生物上多样、政治上活跃的领域里携手合作的研究者来说，有两大挑战：一是超越纯粹的筛选研究，走向和正研究的社群更相关的调查研究；二是当地人所提出的批评——研究成果未能充分地再现他们的真实状况(Escobar 1998；O'Neill 2001；Orlove 1991；Peters 1996)。其结果是，与当地社群协作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发出能够更好地回应他们工作所在地的社群的需要和优先权的新的多元研究方法论(Flocks and Monaghan 2003；Hitchner 2009c；Lassiter 2005；Sillitoe 1998；Smith 1999)。这种多元方法至少存在三大要素：
·当地界定研究需求 这一方法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当地社群的成员在界定追求自己的保护和开发愿景的步骤时，应当起带头作用。
·当地参与研究 尽管参与话语已成为当代保护规划和实施的标准要素，但是，作为一系列管理实践，其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供社群支配。当地人对研究的参与带来了与共同体成员更为基本的约定，这一约定的前提，是承认当地社群成员的地位是作为研究事业焦点的知识和地景的监护人。
·研究的结果回到社群 研究的结果以显著的、有意义的方式回到社群成员那里，这种合作规划在刺激社群的保护兴趣、记录土地使用的历史、展望土地使用计划方面已经产生了戏剧化结果(Borrini Feyerabend 1996；Sodhi and Liow 2000)。通过研究获取的数据应当按对当地社群成员有意义的方式进行数据处理、存档和展览。
认可多元地景
尽管对稳定的、原始的、自然的传统观念存在着多元挑战，保护共同体中却少有人先发制人地回应对荒野概念的批评，或对人为地景的实证研究作出回应。的确，正像我们已经表明的，在某些时刻我们确实已经见证了对这些挑战的坚定回应。尽管保护计划工作者已经认识到与应受保护的地景的人为本质相关的证据的有效性，但却并没有转化为保护规划和实施实践方面的重要变化。尽管《世界遗产公约》承认自然地景和文化地景间存在联系，它对具有“杰出的普适价值”的地景的强调却很少谈及创造了这些地景的当地共同体的权利、生存和福祉。在规划和实施保护动议时，必须认可大多数地景的内在多元性并使其清晰可见。必须作出商定的尝试努力，将人类地景改造的历史整合到保护实践之中。
可靠性制度
正像人们注意到的，几乎所有的保护组织都强调它们的努力是坚定地以可靠的科学知识生产为基础并受其指导的。对大部分保护和开发的实践工作者来说，这已被当做一种信条——如果科学共同体和决策者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这种工作必须是可靠的。这指的是我们必须在作为事实领域的科学和作为政治领域的倡导之间建立一堵防火墙——仿佛可靠性是存在于人类范围之外的一个纯粹、单一、自由飘浮、抽象的实体。
一种可替代方法是承认可靠性是复数的、语境化的，而不是单一的、抽象的。因此，对保护和开发取舍的分析，必须以承认可靠性的多元制度的重要意义为基础——这种制度是存在于学术界、实践工作者、国家权威、共同体成员和其他行动者的工作语境中的。许多种行动者现在都介入保护和开发决策。因此，被科学共同体、决策人或捐赠人视为显著和可靠的研究发现，对在其中工作的共同体中的人来说，也许并不显著或可靠。坚持认为可靠性仅与一般类型的科学信息相关，无视或没有考虑到对其他多元种类的行动者(包括当地共同体)相当重要的各种形式的可靠性。可靠性不能只是“仰视”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它也必须“俯视”或环顾其他行动者或共同体。接受这种主张的结果，是承认建立可靠性所要求的不只是做出众的科学研究。可靠性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种关系形式，其前提是相信一组行动者已处在其他人所提供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合法性之中。接下来，目标不仅应当是建立与科学共同体的信任，而且要尽可能广地建立与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承认可靠性制度的多元性，会带来一种约定，即今日的知识得以生产和普及的多元语境是复杂多变的。
21世纪初，随着全球环境变化以史无前例的步伐出现，保护也作为南北半球各国市民和政治争论中的一个关键要素出现在人们面前。我们正目睹各种努力迅速发展——试图加强环境科学与管理和制度性地景的转型间的联系(保护在这种制度性地景中得以成形并受到争议)。伴随这些转变，新型的保护实践正不断出现。
当代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承认构成每一保护语境的典型特征的复杂性。在传统的决策语境中，承认复杂性一般被认为是挫败与瘫痪之源。这正是为什么有的学科在政策和实践领域里兴旺发达，而另一些学科却没有兴旺发达的原因。当人们考察不同的学科时，会看到有些学科特别擅长说权力语言。它们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们将清晰性的价值定得比复杂性的价值更高。像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一类的学科十分擅长提供既优美又精确的模式，并且坚持双赢解决方案的诺言。而人类学家可能似乎永远告诉你的是，万事万物既复杂又麻烦。
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看到保护动议将在大范围内展开，但它们肯定基于更为经济主义的逻辑——通过抽象、集成和简化取得其效益。按照这些模式，当地人和原住民仅仅是数据点——假如他们最终是可见的话。通过决策支援模式和规划算法一类的东西，利益将在许多抽象层面并通过价值的可补偿性假设进行取舍，许多层次将被排除出当地人和原住民的生活经验之外。对形式主义模式的所有权力观来说，存在着这样的地方——被精确地加以设计以覆写本地语境的复杂性，而目的是为了决策者的利益，并且将处理这种复杂性视为一种交易成本。按照这种抽象模式，社会成本——社会系统、语言、生存、认同的崩溃，地方的丧失被抹除得看不见了，或被视为可补偿的。它们将本地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视为一个要加以克服的问题，视为阻碍全球利益最大化的障碍。
当然，在清晰和精确以及达成清晰和精确的所有方法论形式(归纳、集成、像素化、简化)中，也存在着危险。尽管我们已经惯于通过不屈不挠的权力和普通镜头来了解世界，但仍然存在一种代价。当我们考察保护历史时，随着一副又一副的灵丹妙药——债务转用于保护自然资源、筛选保护、基于共同体的保护、生态区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基于市场的机制——没有兑现其诺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激情与醒悟的循环圈。
我们愿意提出这种幻灭的循环是我们渴望清晰性胜过复杂性的一个直接结果。当保护实践工作者看到某些东西在一些小地方起作用时，难以避免的诱惑是从中抽取出随后可以加以推广和复制的行动模式，而忘记了在原语境中使之成功的语境因素。而当它繁衍开来并进入其他语境时，在推广过程中被当做是一种外部因素的语境的复杂性，往往又反回来使自己呈现为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我们提出，虽然通过集成和抽象获得的清晰和精确可能至关重要，但这必须不遮蔽对复杂性的认可。对复杂保护局面的有效回应，不是以事物既复杂又麻烦为理由去控告技术定论(这些定论隐藏了论争政治或抹平了当地语境的复杂性)。
当保护正经历迅速的变化时(譬如当保护实践超出小范围和以当地为基础的动议，进而包含了诸如天气变化、海洋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地景生产和综合利用方面的保护等全球问题和进程时)，这些话题尤有重大关系。我们正见证生态服务的戏剧性的支配地位正成为一种保护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正见证以市场为基础的实现保护目标、缩小气候变化的机制(例如“为生态系统服务买单”，也称“为环境服务买单”、“减少滥砍乱伐和森林退化所产生的碳排放”)。保护不再只是有关保护区而是有关整个地景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星球。结果，决定由哪些人群承担保护的代价，由哪些人群获取保护的利益正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保护组织如何实施它们的尝试努力以承认文化多样性、尊重人权而同时保护在多元范围内起作用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甚至更不明朗。
在回应过程中，主要保护组织正忙于重新定义自己的任务。这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必定对接下来数年的保护实践产生戏剧性影响：人们不得不问，对保护科学和各种专门知识来说，保护实践中所推崇的有何潜在含义？人们也不得不问，对文化多样性的提倡者们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个重新想象保护实践的诸种形式的恰当时机——这类保护形式考虑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丰富多彩，不仅只是通过寻找由制图学来驱动的可视化使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间的关系呈现出来，而且要通过一种更为基本的尝试努力，质询有关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是以哪些方式生产出来、加以流通并被整合到决策之中的。我们这里提出的一些方法，将促使我们走向这一目标，不过，对其他众多创造性方法作出界定，从而建立起文化多样性和保护间的联系，这样的机会依然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