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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03)03-0139-03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同时，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生活中存在贫富差距问题，需要我们对此正确分析和认识，而这也正是贫困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
一、贫困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经济效应
贫困问题被称做是“经济王国的沼泽地”和经济发展的“歌德巴赫猜想”。众所周知，贫困现象是现阶段所无法回避和难以消除的客观现实，而有关贫困问题的理论探索也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历史任务。最早提出贫困经济理论的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鼻祖—马尔萨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也有研究。其中贡献最大的是瑞典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博士。在其1969年发表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明确提出贫困不仅是某个国家或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应合理配置资源，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以期达到加快经济发展、共同致富的目的。其理论主要有三点：人口增加必须受生活资料限制；生活资料增加，则人口必须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加力为贫困及罪恶所压抑，致使现实人口与生活资料相平衡。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关贫困理论的探索也一直不断，但却被镶套在其他经济学的范畴内，被分门别类地归到其他经济学如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等之中。可见，有关贫富差距的经济理论——贫困经济学的研究一直是存在的，并为广大经济学者所关注。
贫富差距的经济效益指的是由于贫富差距所造成的后果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各种影响，包括正效应和负效应。正效应主要是指适当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对既得利益者劳动成果的承认，从而鼓励和刺激其更加努力地工作，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更重要的是能通过激励效应和知识外溢，激励更多的相对低收入者加倍工作，扩展就业思路，并为其拓宽就业渠道创造条件。从这方面而言，有限、适度的贫富分化是党坚持“先富后富”的富民政策和走向共同富裕的最实际的一项措施。其负效应主要是指悬殊的贫富差距必然会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稳定，甚至有可能影响一国的社会安定。在这个方面秘鲁和阿根廷都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也警告说：“财富的严重不平衡是一种威胁”，“一个不公正的世界，乃是一个危险的世界”。
由此可见，贫富差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存在着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价值判断。合理、适度的贫富差距，能够利用普遍的利益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利益落差压力，来驱动经济的增长和发展，进而起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相反，过分和不合理的贫富差距，必然蜕变为两极分化，那就有可能走到邪路上去了，这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因此，贫富差距必须适度。
二、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及表现
（一）从基尼系数看我国的贫富差距
一般规律是在以0.4为警戒线来衡量一国的贫富差距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与基尼系数高低成正比，越发达的国家基尼系数越高，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往往低于发达国家。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O.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增加到0.458，我国贫富差距已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且呈逐年扩大的趋势。而且我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一直高于0.3左右的世界平均基尼系数标准，收入差距脱离经济发展水平表现畸高，与经济发达程度不相吻合，而且随着经济非均衡连续快速发展，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提前涨至警戒线，这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二）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具体表现
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贫富差距，主要是指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收入差距是一种流量差距，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不同；财富差距是一种存量差距，主要指社会成员之间所掌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而当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则较多地表在收入差距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城乡差距。这是贫富差距最主要的表现。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和消费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一方面，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出现了减缓的趋势，有些地方增产不增收，使改革开放以来本已缩小的城乡经济差距又有所扩大。1998年，城市人口的消费、收入和生活费用分别是6182元、5425.1元和4331.6元，而农村的这几个数据分别是1895元、2162元和1590.3元；另一方面，不同地区农民之间的这种差距表现得更为突出。统计显示，中国东部地区12个省及直辖市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平均为3649.4元，比全国水平高1215.4元；中部九个省平均为2170.6元，西部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平均为1605.8八元，分别比全国水平低263元和828元。
个人差距。资料显示，我国最贫困的20%的家庭仅占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而富有的20%的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50.24%。目前在城市高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占31%，平均月收入为8786元；所占比重最少的是农林牧渔、水利业的生产人员仅占到0.1%，平均月收入为3158元。据1996年天津市千户抽样调查得出的结论：在城市低收入群体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类下岗人员占40.2%，失业者占2.4%，提前退休者占5.5%。
行业差距。分配正在向科技含量高的行业和新兴产业倾斜，脑力劳动者、技术密集领域的劳动者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的收入正在迅速增长。近年来，金融、保险、外贸、邮电、交通、电力、烟草等行业的收入明显高于平均水平，而文化、教育、科研、采掘、勘探、纺织等行业收入明显偏低。从工资统计上看，差距在1倍到3倍之间。再考虑到垄断行业职工享受的奖金、劳务费等名目繁多的工资外收入和住房等非货币收入，不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明显。
地区差距。我国东中西各省市区发展差距较大，导致不同地区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从1999年来看，东、中、西三者收入之比由1998年的1.46:1:1.06变为1.48:1:1.06。以农村居民收入为例，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南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相比，绝对差额为221元，相对差距两者的比值为1.68:1；到2000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华东地区与最低的西北地区绝对差距达到1774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也达到了492.8元，比1978年高47个百分点。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596.37元，是收入最少的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1374.16元的4.07倍。在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也在增大。199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是上海，为8438.9元，是最低山西4989.9元的1.69倍，2000年这一比值增加为2.48倍。
教育差距。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学历也成为衡量收入差距的一项重要指标。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偏低，导致低学历人口多、收入偏低。
三、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形成的原因
根本原因是我国现阶段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情。这个最基本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今后将长期坚持的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确立国民经济的初始分配由市场来调节来完成，再分配则要由政府来调节、执行的分配制度。这种配制度打破了计划经济年代长期存在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政策使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等生产要素能够直接分享生产成果，使得一部分能利用制度与政策优势、把握机遇的人率先致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收益也更多地流向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十六大报告中，对此也有明确的表述。朱镕基同志在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时也指出：“中国的两极分化或者说存在着贫富差距在加大的这种现象，我认为是存在的。邓小平先生讲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必然有一部分人现在还没有富起来。因此，贫富差距的扩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面，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从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序列来看，是由东到西、由南到北、由沿海到内陆、由经济特区到全方位开放的梯度开放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先行地区不但在政策方面先享受了倾斜的优惠，而且在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和市场运行机制方面都存在着比较优势，并通过辛勤劳动获得了丰厚的收益；而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恶劣、交通不发达、技术落后、信息闭塞、人才缺乏和流失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市场竞争能力较差，要素禀赋处于劣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资源配置更不利于向贫困地区流动。
居民自身原因。这主要是由居民由于自身天生和后天学习所造成的，有以下几个方面：自身身体的健全，这制约着个人发展的范围和层次；劳动技能的差别，这直接决定着劳动投入的层次和劳动报酬的多少；职业和劳动强度的差别；教育水平的差别。
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和政策扶持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也有很大影响。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开辟了沿海经济开发区，并提供优惠的政策，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近年来，国家把上海定位为我国的金融中心，并为其制订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使上海逐步成为国际化的大都市。现在国家又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策，并制订了相关优惠政策，完全有理由相信西部地区未来必将有一个大发展，从而会逐步缩小东西部差距。
其他因素。主要是指工资外收入、垄断性收入和非法收入。据中国社科院的多位学者研究发现：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了几大纯粹的金融投机行业如金融拆借、股票市场、房地产业、期货市场、债券市场等等，在不健全的法制下，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一次次巨额的私人财富再分配。
四、调节贫富差距的对策
切实贯彻执行扩大中等收入的政策。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呈金字塔状；既有高收入者人群，也有中等收入者人群，但比重还很小，绝大多数是低收入者人群。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应转变为橄榄状；中间大，两头小。即：高收入和低收入者人群的比重相对较小，中等收入者人群的比重相对较大。这样的社会结构最稳定，最符合我国的国情。现阶段要真正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要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加快国有企业分配制度创新，保障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生活；把大力发展服务业与加快城市化进程结合起来。在搞好现有农业的基础上，把农村富裕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条件，让更多的农民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所在；要重视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为已经获得就业机会的职工提供进一步培训的机会，使其能够在原有工作岗位上再有所提高。
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在继续保持东部经济健康高速发展的同时，实施西部开发战，并相机实施政策倾斜，开发中西部地区，逐步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强化税收征管力度，有效调节高收入，适当限制过高收入。国家应通过对个人征收所得税、财产税、遗产税等，使高收入者的收入适当降低，从而缩小高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达到社会分配公平，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和规定，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的一项社会安全制度，其主要包括社会失业保险、社会成员救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内容。
由此可见，我国现阶段确实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着的贫富差距，而且从现阶段来讲是不可避免的。富人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现阶段我国贫富差距的存在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必须清醒认识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为实现这个目标，现阶段则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切实做到“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人水平”。
收稿日期：2003-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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