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试论欧词“侧艳”形成的内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内因论文,不关论文,试论论文,有情论文,人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欧阳修是北宋文坛上的盟主，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苏轼称之为“今之韩愈也”。他的诗、文，“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欧阳修语），评论界对之几乎众口一辞，了无异议。但对他的词的评价，却颇有分歧。欧词与欧诗风格迥异，可以说是“诗庄词艳”的典范。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说：“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系幼眇，世所矜式。当时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今悉删除”。蔡絛《西清诗话》认为“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欧阳公词多有与《花间》、《阳春》相混，亦有鄙亵之语厕其中，当是仇人无名子所为也。”其实，欧词“侧艳”是客观的，后人大可不必为贤者讳。问题是，欧词“侧艳”形成的原因何在？其外因首先是北宋太祖以来全社会侈靡享乐之风盛行，歌儿舞女遍于京城的“大环境”所造成的。其次，词这种文学样式最适于抒男女风月之情。宋词家张炎说：“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词源》卷下“赋情”）。但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本文拟就欧阳修词“侧艳”形成的“内因”，略书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杨海明在《唐宋词史》中解释说，这是“北宋文人的‘多重人格’”，“在朝堂上，在官场里，他们以政治活动家和士大夫的身份面目出现着；而在歌席酒宴上，他们又以‘风流’文人甚至是‘多情种子’的身份出现着。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相差甚大的距离必然会促使人们的感情世界形成更深的‘裂痕’”（加重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这样解释，不能说没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具有这种“多重人格”的文人，何止“北宋文人”为然！如果考察一下三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就会发现，几乎是古今之所同也。至圣先师孔子可以说是一个“以政治活动家和士大夫的身份面目出现着”的典型，他周游列国，到处讲学，宣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主张。但正是这位孔先生，却演出了一出“子见南子”的喜剧。东晋的陶渊明，既有“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下小儿”的政治品格，也有思念心中美人“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愿在眉而为黛，……愿在莞而为席，……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的“感情世界”。连昭明太子在《陶渊明集序》里也说“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即上文所引的《闲情赋》），鲁迅先生幽默地称之是作者“大胆的”，“胡思乱想的自白”。
唐代这样的文人更多了，元明清如此“多重人格”的文人更是不胜枚举。
其实，依笔者看，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作家也是人，有七情六欲，他们在作品中渲泄自己的感情是必然的，与他们“在朝堂上，在官场里”政治主张与活动并不矛盾。这种现象是否可以称之为“多重人格”，都值得进一步推敲。白居易在《与元九书》里说：“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遇騃。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这与他在此文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理论并不矛盾。“政治生活”和“私生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看成完全对立或完全统一，都是不符合实际的。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说的好：“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中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随园诗话》卷十四）。
欧阳修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从《欧阳修全集》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对父母、妻子、子女有一种炽热的情怀。这是形成其词“侧艳”的“内因”之一。
谁都有年轻的时候，谁都有恋情如火的岁月。欧阳修当然不能例外，他个人婚姻尝尽了悲欢离合，生死离别的甘苦。他一生结过三次婚。天圣九年（1031年）二十五岁的时娶工部郎中、翰林学士胥偃之女为妻。这位胥夫人结婚时才十五岁，既贤且慧“宜其室家”。“胥氏女既贤，又习安其所见。故去其父母而归其夫，不知其家之贫。在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为妇之劳”，第二年“胥氏生子未逾年，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后五年，其所生子亦卒”（见欧阳修《胥氏夫人墓志铭》）诗人肝肠寸断，《墓志铭》结尾的“哀辞”写的催人泪下：“清冷兮将绝之语言犹可记，仿佛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谓不见为才几时兮，忽二纪其行周。岂天子兮久先于下土，昔子姑兮今从于此丘。（胥氏从其姑葬于吉州吉水沙溪之山，笔者注。）同时之人兮藐独予留。顾生余几兮，一身而百忧。惟其不忘兮，下志诸幽，松风草露兮閟此千秋。”
1033年诗人写了一首《绿竹堂独饮》诗，对胥氏之丧表示沉痛的悼念，诗中写道：
“人生暂别客秦楚，尚欲泣泪相攀邀，况兹一诀乃永已，独使幽梦恨蓬蒿。忆予驱马别家去，去时柳陌东风高，楚乡留滞一千里，归来落尽李与桃。残花不共一日看，东风送哭声嗷嗷。洛池不见青春色，白杨但有风萧萧。姚黄魏紫开次第，不觉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拆，红绿点缀如裙腰。年芳转新物转好，逝者日与生期遥。……”
是年三月，诗人由随州返洛阳，其时胥氏已逝，刚生的孩子未满月。诗人说，人们短暂离别尚流泪依依不舍，何况诗人是岁正月离洛去开封、随州，与夫人胥氏之别竟成永诀！回洛后虽有“姚黄魏紫”次第盛开的牲丹，但美妻已逝，无人共赏，纵有良辰美景亦同于虚设。
此诗中还写道：“自言刚气贮心腹，何尔柔软为脂膏，吾闻庄子善齐物，平日吐论奇牙聱，忧从中来不自遣，强叩瓦缶何哓哓，伊人达者尚乃尔，情之所钟况吾曹。……”
这一段对了解欧公的真实感情极有价值。他自己认为有“刚气”满腹，可为什么一遇丧妻之痛就变得“柔软为脂膏”？此之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欧公还说，主张“齐生死”达观的庄子，丧妻亦不免“忧从中来不自遣，强叩瓦缶何哓哓”！达者当且如此，更况“情之所钟”者？这“情之所钟”四字，对我们了解欧公的情感极为重要。欧公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情之所钟”者！
1034年再娶谏议大夫杨大雅女为妻。第二年九月这位杨氏夫人也不幸病逝。这位杨氏孝其姑，友其夫，安贫乐道，与欧公感情很好。欧公对她的“哀辞”依然十分凄婉：“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殁久矣而悲如新。一言以志兮，千万岁之存”。（见欧阳修《杨氏夫人墓志铭》）
1037年三月再娶户部待郎薛奎女为妻。诗人两次丧妻这第三次结婚，其感情之珍惜可想而知。庆历五年诗人作《班班林间鸠寄内》诗，就是写给这位薛夫人的。诗中写道：“吾虽有室家，出处曾不一，荆蛮昔窜逐，奔走若鞭抶。山川瘴雾深，江海波涛
。跬步子所同，沦弃甘共没。昨日寄书言……又云子亦病，蓬首不加髴。书来本慰我，使我烦忧郁。思家春梦乱，妄意占凶吉。……”
此诗可见欧公对妻子的情爱真挚，感情细腻。“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钱钟书《宋诗选注序》）欧公的恋爱生活在诗里也有所反映，如上所述，但与出现在他词里的有很大不同。诗里语言质朴，而词里语言艳丽，感情炽烈。他的情爱由于受到多次打击，压抑的时间愈久，一旦爆发出来，就如火山喷发的岩浆一样，奔腾澎湃，势不可挡。这情爱，通过词这个“突破口”渲泄而出，其中有他与胥氏、杨氏闺房内的“有过于画眉者”的“夫妇之私”，这情爱的沉淀形之于文字，当然具有“侧艳”的特色。他词里出现的女性形象：有“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的少女（《长相思》之二）；有“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危楼远眺的少妇；有“梦里似偎人睡，肌肤依旧，骨香腻，觉来但堆鸳被，想忡忡”的闺中思妇（《解仙佩》）。这些形象，实际上都是胥氏、杨氏、薛氏形象的再现。
《南乡子》作为“代言体”，拟写青年男女的情爱，诗人将自己的情爱“镜头”艺术地再现于画面，词里的“镜头”与诗人回忆的“镜头”重叠，用现代影视文学的术语，就是“闪回”。词中写道：“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划袜垂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挨。一向娇痴不下怀。”
这位少女与情人相会，她深点红唇，淡抹香腮，打扮得娉娉婷婷，向情人跑来。由于激动，把绣鞋也跑丢了，只剩下一双袜子。两个青年人一见面，就一边走着一边抱着，这位少女在情人的怀里尽情地享受着初恋的甜蜜，甚至“娇痴不下怀”。有的论者说，读了这样的“俗词”，就简直会有“认不出是他”的感觉。也许这位论者认为欧阳修只应是大战高司谏，痛骂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的那个正气凛然的形象，一旦写些恋情的词，就“认不出是他”来了，笔者以为，恋人相会，在背人的地方“抱得，相挨”、“娇痴不下怀”，都是人之常情，何罪之有哉？这里，使我们想起蒲松龄《聊斋》里的《婴宁》中一段情节：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少时，会母所。母问：“何往？”女答以园中共话，媪曰：“饭熟已久，有何长言，周遮乃尔。”女曰：“大哥欲我共寝。”言未已，生大窘，……因小语责女。女曰：“适此语不应说耶？”生曰：“此背人语”。女曰“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
我们仿用婴宁的话回答这位论者的指责：“且男女相恋‘抱得，相挨’亦常事，何讳之？”
《南歌子》：“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
这首词采用通俗泼辣的语言，塑造了一个娇憨活泼的新娘子形象。这首词从唐代诗人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点化来的。朱诗原意在于试问主考官是否赏识自己的文章，此词直截描写新婚，显得更贴近生活，这可以理解为欧阳修新婚生活的再现。这位新娘在新婚第二天清晨，梳妆罢，便走到窗前，扶着新郎，甜蜜地问：“画眉深浅入时无？”下片写新娘与新郎相偎相抱，她想为夫婿描花一显身手。可是由于她沉浸于宴尔新婚的甜蜜，一心不可二用，“等闲妨了绣工夫”。她情不自禁地拿起笑问丈夫：“鸳鸯两字怎生书？”这句问话含义颇深，甚至带有只有他俩心里才明白的含义。然而却含而不露，“发乎情，止乎礼义”。这类词，应该是欧公艳情词的精品，明代沈际飞评曰：“前段态，后段情，各尽，不得以荡目之”（《草堂诗馀别集》卷二），在欧公的“艳情”词中，属于这类的爱情词占有很大比重，源于“花间”，胜于“花间”，情浓烈而芬芳，但香而不腻；辞缠绵而艳丽，却艳而不淫。对宋代词家，如苏轼、辛弃疾的爱情词起到了沾溉滋润的作用。
欧阳修又是一个追求声色和“人生行乐在勉强，有酒莫负琉璃钟”（《丰乐亭小饮》）的文人，这是形成欧词“侧艳”的又一内因。
他自己也坦率承认“春到山城苦寂寞，把盏常恨无娉婷”（《啼鸟》），晚年犹感叹“有酒醉嘉客，无钱买娇鬟”（《与子华、原父小饮座中寄同州江十学士休复》）。
他在刘原父家宴上看到刘的初买的婢女十分漂亮，他就起了艳羡之意：“爱君小鬟初买得，如手未触新开花”（《重赠刘原父》）
他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当时正是二十五、六岁的年龄，他轻佻浪漫，与歌妓过从甚密。后来在《答孙正之第二书》中，他说：“仆知道晚，三十年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则已布出而不可追，圣人曰：勿谓小恶为无伤。言之可慎也。如此，为仆计者，已无奈何。惟有力为善以自赎尔”，字里行间大有“三省吾身”，“觉今是而昨非”的感慨。宋人笔记里记载了许多关于欧阳修与歌妓相与而写词的“本事”。
如：“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园，客集，欧与此妓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著，觉失金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破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钱氏私志》）
又如：“欧公闲居汝阴时，一妓甚颖。文忠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矣。……”（《避暑录话》）
他的《生查子》构思虽仿唐崔护《题都城南庄》，但里面移情于景，情景交融，与他的“浅斟低唱”生活实有关系。“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诗人有感而发，缘情而作，与上面《避暑录话》记载的这类“情事”也许不无关系。
欧阳修年轻时“游饮无节”，后来为官期间，家中蓄有八九个妙龄歌妓。梅尧臣曾赋诗调笑：“公家八九妹，鬒发如盘鸦，朱唇白玉肤，参年始破瓜”（《韵语阳秋》卷十五）
欧阳修政途坎坷，屡遭贬谪，心情常常抑郁不欢。耽于歌儿舞女，寄情于花下尊前是可以理解的。陶慕宁先生在《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书中谈到宋代文人心态时说：“即使是那些胸怀大志，渴望济世安邦的杰出人物面对日益衰敝的国势，党同伐异的政局，也很难有所作为。像欧阳修、苏轼和南宋陆游、辛弃疾等人的纵情声妓就是由于政治抱负不能实现，心理失去平衡而采取的自我调节，自我渲泄的手段。”（见该书62页）
高尔基说过：“文学的一般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把人的美、诚实、崇高品质表现在色彩、文字、音乐、形式中”他还认为“富于感情，是最好的写作手段。”（《高尔基论文学》）欧阳修的歌妓词，主要描写她们的外貌美，心灵美及艺术美，表达诗人与歌妓之间浓情蜜意。这些词与宋代晏殊、柳永、苏轼、姜白石的同类题材词大同小异。研究宋代文人妓女系列词的思想、艺术，欧阳修的这类艳词当然是不可或阙的。
以上所述，笔者旨在说明，对欧阳修词“侧艳”的内因的探索，是全面了解欧词“侧艳”形成原因的关键，还试图说明，不能以“侧艳”两字，全部否定欧阳修这些词的审美价值，更不能把这些占欧词四分之三的艳词，统统说成是“鄙亵”之作。
从“内因”入手，就可以在这些“风月多情”的艳词中“体会出他在心性中所具有的对于人世间美好之事物的赏爱之深情与对于生命之苦难无常的悲慨，以及他自己在赏爱与悲慨相交之心情中的一种对人生的感受和态度”。（叶嘉莹《论欧阳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