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2006～2007中国社会科学学术前沿扫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学术前沿论文,气派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时代与中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生态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学术的演变确实有其自身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结底要服从社会演变之规律，它是时代与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黑格尔在论述时代与哲学的关系时曾经写道：“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实际上，不仅是哲学，全部哲学社会科学都是时代所孕育的思维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也指出，“这种命运乃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实性的证据”。因此，要准确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必须将其置于我们这个时代进行考察。
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并且仍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一变革的时代拓展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视阈，开辟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生长空间，预示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从根本上看，当今时代变革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的挫折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这些深刻认识的积极成果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催生和引导着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150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波澜起伏，曲折发展，尤其是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暂时的低潮。这一历史形势，激发了人们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与此同时，具有强烈政治倾向的一些西方学者也在强化如何打消“对共产主义世界抱有幻想”，并试图单方面解除意识形态之争，阻断社会主义对人类的影响。在连续的和以新的形式延续的“冲突”与“终结”的话语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类历史将以社会主义的全面失败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终结而宣告结束。“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历史的反思启示我们，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丰富多样，人类对超越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探索并未终止，而是以更加成熟、更加稳健的姿态转入一个新的行程。从这一意义上讲，苏东剧变恰恰为人们进一步深化认识，在更高层次上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契机。时代的问题促使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始更为自醒地深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和社会批判与建设功能。事实表明，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是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的不可或缺的根据，福山式的“新福音传道者的辩词”，只是单向度精神想象的“基督教的末世学”。塑造时代精神，丰富人类知识体系和创造性思维，离开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只能是一种“假设的完美”和一种“超历史的理想”。
二、全球化浪潮的曲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现代性问题，需要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以世界历史大视野，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诸多方面探索创新
全球化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扩张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广泛运用，使人类不同主体间的交往日益普遍化和紧密化。这真正是一个马克思早就指出的由“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时代。可以洞悉的是，当今的全球化又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很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策划并推动的谋略，这种谋略更侧重于大一统的过程，推行大一统的全球大市场，推行利润至上的价值观。它推动了人类的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将国际垄断资本、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推向全球，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复杂的全球性问题，给21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蒙上了阴影。生存和发展的全球困境，实际上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理念的危机，本质上反映了人类文明的危机，也即所谓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境遇中，如何处理和解决这些危机，建立公正合理的人类生活新秩序，不仅是当今各国政治家们费心探索的课题，也是关心人类共同命运的“全球公民”正在努力的实践，更是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潜心探索、深度回应的重大课题。
全球化运动已经产生了回应：一方面，在经济势力不知疲倦地征服全球的进程中，当环境污染、犯罪、病毒传染等已成为世界共同的问题时，政治的跨国运作的条件也同样被创造出来。另一方面，声势浩大的反全球化运动、绿色运动、女权运动，甚至接连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和此伏彼起的局部战争，事实上也都是人类危机的直接表现和解决危机的不同方式。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和资本扩张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和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
从世界普遍交往的观点观察我们的处境及其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在对现实人类社会整体存在方式的思考与理论建构中扩展理性的张力，在文化联结中确立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并抱有应对普遍问题的气度和责任，这应该看作对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文明模式进行理论批判，在解答威胁人类文明进步的全球性问题中实现价值超越的真谛所在。
三、新科技革命的冲击，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模式、风险程度和生命伦理，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现代高新科技正日益迅速而强烈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同时这种影响已经渗透到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广阔领域之中，并推翻着我们的时间观、我们对远近空间的看法以及我们对世界的描述。但每一种事物都包含自己的反面。今天的科技成了一种潜在的危险，而且在这个疆界消逝的科技全球化时代，风险也就必然全球化了，必然形成全球风险世界。
21世纪的科学技术面临着严峻的伦理和道德挑战，蕴涵着深刻的社会道德危机。克隆技术中的生命伦理，使用转基因技术的指导原则，网络技术中的道德预设，以及如何走出生命伦理的两难困境，如何在技术伦理视角和方法之外建立道德哲学的维度，如何以全新的环境哲学理念为导向来实现人类文明范型的转变？所有这些疑问或问题都表明，在科技普遍运用和人类的行为后果越来越不确定的时代，如何寻找道德共识并提供有关伦理冲突的解答方案，这需要社会科学更加理性和更具社会责任感地作出积极回应。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既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探索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蓝本，也对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壮大提出了新的使命和新的要求，同时也使中国经验的科学总结具有前所未有的世界意义
只有历史地辩证地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实质的同一性与具体形态模式的多样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其在各国实践的特殊性的关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体系相对稳定性和具体论断、观点与时俱进变动性的关系，才能在坚持与发展的理论创造中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前进的方向。改革开放30年，是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当代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路的过程。事实证明，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对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具体形态和特殊内容的大胆探索中，科学社会主义才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在这样一个现实呼唤热情、智慧、勇气和创造力的历史时刻，如果理论活动只醉心于象牙塔中的寻章摘句，满足于脱离实际的高蹈论列，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与它所应担负的使命与责任之间保持距离，则势必逃脱不了“时代的弃儿”的命运。
应该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并存和较量，影响着世界格局的走向。这种国际形势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长期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竞争既包括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也包括被称为“软实力”的文化竞争，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竞争。在竞争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在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过程中，提出作为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思想，创立具有时代性标志的中国学术体系，并以更充分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支持服务大局、传承文明。
2 碰撞与交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思想格局
时代图景与中国境遇引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能不引起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在哲学社会科学界，广大科研人员自觉地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和科研方向，坚持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和学术繁荣。与此同时，在学术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社会思想外，其他各种社会思潮也是风起云涌，借助不同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为阐发各自不同的主张和见解开辟道路。特定话语系统的理论范式和学术框架并不是独立的，其内容往往就是一种制度的反映，因而必须考察以学术范式表现出来的某种社会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在形式。同时还要复原其隐匿的价值评价，社会科学研究不引入价值尺度，或者说缺乏价值前提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意味着放弃了应有的批判品性。
当前几种主要的学术思潮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左派”、历史虚无主义、后现代主义、新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制度因素和意识形态背景，它不是适用一切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万灵药方。民主社会主义是这两年又时髦起来的一股思潮。民主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实践模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成果。有意混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无疑歪曲和贬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创造性历史成就，早已远远超越了民主社会主义所能涵括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历史虚无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研究领域逐渐出现的一股较为值得关注的思潮，它以虚无主义态度贬低传统、歪曲历史，把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是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轻率地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所谓虚无是有选择的虚无，在历史解释和历史评价中，那些堆积在仓库中的历史事实成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工具，用逻辑的历史取代历史的逻辑，用有限的个别历史事件来消解作为整体可理解的历史统一性，这种究于细节上的历史还原恰恰是以细节遮蔽历史实在的现实性为前提的。历史虚无主义在本质上是否定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性、必然性的论断，通过对历史的曲解，否定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诸多学术思潮的论战交锋提示我们，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多变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因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任务将更加重要，也更加艰巨。应该明察，不同于以共同的研究纲领和研究范式为依托的学术流派，以及当今世界的一些思想流派，往往用特殊利益充当共同利益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一些思潮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概念的自我规定”和原理、体系的固有表现，思想领域的碰撞实质上反映的是急剧变革时代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诉求。所谓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的动机往往就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另一种表达。如果不抱任何偏见，不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策略考虑，就必须承认，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历史演变中是在不断地反映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变化的过程中建构着的，它本身已不是传统立论背景下的某种静止的抽象的思想，这一点完全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脉相承的理论成果对当代中国实践的指导意义中得以确证。所谓停滞不动的“永恒”之河下面何有历史可言？因此，建立在所谓抵制“僵化意识形态”判断基础上的各种思潮，因其本身的僵化在出发点上就失去了理论批判的方向。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没有排除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这种理论与实践一致性的历史逻辑是任何思潮所不具备的。借助西方的理论假设或传统的想象代替我们现实生活本身，将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的现实环境回归为基于西方经验的地域性范畴，各种思潮不仅在前提和方法上暴露了其非批判的本质，而且缺乏建设性的维度和理论建构的高度，当代“中国经验”、“中国实际”完全在其视野之外，这种种思潮和理论，注定不具有充当意识形态主导因素的资格和品格。
3 路径与远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究其根本，是在路径选择上处理好几个关系。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及中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内在要求相适应。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包括“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但都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先后都失败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理论武器，从此中国学术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中国社会才真正找到正确的出路。
对当代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超越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局限性、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最终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在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中融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不能否认，有的人一看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认为不是真学问，竭尽贬低排斥之能事，而看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文化的文章，就认为是真学问，将其奉作圭臬，当作至宝，真所谓“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其立场观点出了问题，已经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二是他既不真懂西方学术，也不真懂马克思主义，由于本身缺乏起码的理论和学术素养，胸无定见，只能人云亦云，如水中浮萍，随波逐流。盲目崇拜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学说，只能妨碍我国理论的创新，导致中国学术的倒退。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必然会迷失方向而且软弱无力，沦为西方资产阶级学术的附庸。
第二，文明对话的世界语境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
世界文明对话的语境问题，是文明对话得以展开的前提。全球性本身就是一种对话，而非世界的同一。全球性的多元对话既保存了各文化样式中的普遍性，又能使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得以共存。然而，对话语境本身是需要建构的，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向着共生共创的方向发展，是营造对话语境的价值基础。如果将不顺应、不服从霸权逻辑，视作文明“冲突”的根源，文明间就没有对话的余地，而只有模仿、复制和单方面的文化输出。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涵盖了不同文明实体发展机会和发展环境的平等，无视这一根本的平等权利，其直接的后果必然是语境对现实的分离，各文明实体被拒绝从本国的现实出发进行世界交往与对话，实际上就被取消了霸权之外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21世纪的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在世界学术文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享有话语霸权。这一严峻的现实，就给当代中国学人提出了一个在世界结构下如何自立于西方“文化霸权”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其研究对象是世界的中国问题。假使中国学者毫无保留地非批判性地向西方舶取学术和引进理论，能否被视为合理的甚至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如果中国学者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要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或这些研究必须依赖西方话语的“路径”，并打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那么，社会科学还有中国形态吗？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独创性和理论的原创性将不复存在，由此世界意义的文化交往和文明对话多样性之间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也就失去了基础。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诉求，必要的前提是自身的科学化。科学化本身也包括以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为参照对象，从中国经验的视角来修正这一体系的局限性，而不是狭隘的关门主义。形成对话能力，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实现其科学形态。但这种科学形态在逻辑上和内容表达上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本质上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形态与中国形态的内在关系，常常以一种变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频度甚高地提出“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关系问题。如何看待学术性？社会科学的学术性能否离开现实性而获得某种独立的形态？这实际上一直是困扰学者的一个既基于学术自身规律又与学术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的深层问题。
当前学术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尚未凸显出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又大量剩余。社会科学研究呈现的低水平重复劳动局面，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当代境遇和当代中国的学术语境看理论的实现方式，不能不对当前学术繁荣背后所隐藏的严重危机表示深深的忧虑，也不能不对学术发展深层的学术创新问题提出强烈的诉求。
破解中国学术潜藏的各种危机，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理念，即“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中国化”不是抽象的或象征性的话语，也不是学术史意义上的脉络梳理，而是一种理论的现实途径和实现方式。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问题在于，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理论的要求，理论建构能否达到实践所开辟的历史深度和实际水平，这既是对学者社会责任的提问，也是社会对学者基本使命的要求。
第三，问题意识与学术进展的内在动力。
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必须凸显问题意识，以问题为中心推进学术进步。问题不是意识的外化和主观的认定，问题根源于现实的矛盾。判断社会变革的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只要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会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事实。因此，离开了产生问题的实践基础，问题就只能是虚假的空洞的概念。
问题与时代的关联在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因为现实的要求和矛盾最强烈地表现在人类面对的问题之中。马克思曾经说过：“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正是问题之于时代的重要意义。
纵观人类学术思想史，可以发现，每一次大的学术创新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合理解决的基础之上的。18世纪中国的思想大师袁枚曾经说过：“学问之道，当识其大者。”所谓“大者”，讲的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规律，社会变迁、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深入思考和研究社会生活中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来都是认识和发现规律的基本途径。
正因为问题之于时代、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准确把握和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最前沿，自觉地将探索的目光投向当前最亟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投向党中央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投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解决的重大基础性学术课题，为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科学的解决方案。
第四，跨学科研究的综合趋势与学术增长点。
社会科学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离不开“全球化”和“中国化”语境。人类需要一种综合性的方式来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所处的世界。可以说，当代学术前沿的问题都带有跨学科的综合性特点，单凭一个学科的资源已无法索解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现实条件越来越成熟。种种学术发展的迹象都表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相互关联地跨地域性发展趋势，使得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失去了单独解决人类面对的文明冲突和生存困境的意义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要在组织机构、对象、方法、成果评价等方面作出回应。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刻反映了社会实践对理论综合化的当代需求，也预示了社会科学发展问题域的开拓方向。这直接推动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同时，各个学科也在合作过程中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工具，不再仅仅满足于利用本学科的传统研究方法。通过“问题”实现对学科的综合，并通过这种综合体现出各个学科自身的优势，这应该上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方法。也许囿于学科自身所设定的范围而不融入整个问题语境和时代背景，将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一个障碍。
第五，信息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方式。
当代社会由工业时代到信息时代的技术转型，也给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打上了深刻的信息时代的烙印。网络技术的影响对当代社会科学无处不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视野的变化。二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拓展。信息和网络文化成为新的“问题源”，对网络出现后人类新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做出理论阐释，形成了相关领域中的一个个研究热点。三是造成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变革。计算机技术与网络技术的结合，为社会科学工作者开辟了一条通往新信息源和交往对象的通道，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如果缺乏对海量网络信息的检索和选择能力，就会如同在绝对光明中和在绝对的黑暗中一样，什么也看不见。另外，网络和电脑写作等导致的抄袭他人、复制自己、写作的碎片化等负面现象，也需要引起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视。
第六，在对话与争鸣中鼓励学派形成、提升学术水准。
学派的发展为什么能够推动学术进步？原因很简单，不同学派的人对相同的学术问题持有不同的学术见解，势必产生分歧，而解决分歧的办法，就是开展学术对话、交流与争鸣。在这一过程中，论争双方或多方为了批驳对方的观点和确证自己的见解，往往殚精竭虑地给对方设置理论疑难、智力挑战和思想诘难，从而不断地把学术研究推向深入，并激发或促生新的学术思想。清初理学名臣熊赐履曾有言，为学之道须“究其渊源，分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别，宁严毋滥，庶几吾道之正宗，斯文之真谛，开卷了然，洞若观火”。这里提到的渊源、支派即不同的学术派别；是非、同异即指不同学派之间的判断与择取；而术道正宗、斯文真谛则可以理解为，通过学派的争论、批驳、解构过程而达到了新的认知、建构与境界。直言之，这种不同学派之间的互动过程，既能够促使学者们认识到和抛弃错误观点，确立和发展正确的思想见解，还能使论战的双方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展和深化各自的学说。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不同的学术见解相互竞争、辩难、扬弃、融合甚而更替，才构成了学术思想史奔腾不息的浩荡江河。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派的发展是学术进步的强劲动力，是开辟学术新域的基本前提。正是由于此，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必须密切关注学派，重点培养学派，呵护学派成长，促进学术争鸣。可以看出，鼓励学派形成，保护学派发展，推动学派争鸣，在对话中查漏补缺，在辩难中反思重构，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提升自身学术品质、获得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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