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筠与清中叶学术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清代学术演进中，清中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的兴起，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此一学术变迁，受众多因素的影响，有力儒臣和封疆大吏对新学风的积极倡导、大力扶持与推动，在其间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颇值得关注。朱筠就是这样一位代表性的人物。他对“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径的张扬，对《说文》之学的提倡，不仅嘉惠一时士林，而且有力地推进了“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的发皇；至于其在《四库全书》馆经营之初的贡献，更于政治文化导向的抉择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意义。本文拟对朱筠为学取向做进一步的探究，并以之为视点，尝试揭示儒臣对新治学取径的倡导之于一代学术转向的密切关系，以期对清中叶学术变迁的内在脉络和契机做一新的个案透视。
自乾隆初叶惠栋致力于倡复古学以来，卢见曾以地方大吏，加以推阐发明，倡为“通经当以近古者为信”①之说，而其主持纂辑的《雅雨堂藏书》，以对汉儒特别是郑玄之学，以及惠栋、朱彝尊诸儒的表彰，揭示了新的为学趋向。接武其后，朱筠更以所倡“识字以通经”②的治学方法，衡文校士，开示学人，于一时学风移易和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③
朱筠“识字以通经”为学思路的确立，乃基于其对汉儒解经路径的认同。早年的朱筠，曾一度以为文好奇自憙，然在业师蒋德“教之穷根源”、朱乾“不读线钉书，无用也”、吴光昇“制义非根柢经史不可”、顾光“读先秦、西汉书”之教的影响下，他逐渐体悟到“养之慎勿伤，其本在书诗”④。基于此，朱筠遂致力于经史之学的探究。⑤朱筠既服膺汉儒之学，故其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汲汲以通经识字引导士子，使知为学趋向。在《送万黍维》诗中，朱筠曾倡言：“不闻郑与贾，朴学古亦少。马君训博精，立起枯若槁。人不食菽粟，生活不自保。经传味入人，不朽安得老。”⑥将汉儒经传与人生存必需的菽粟相比拟，可见朱筠对经义的重视程度。而在《劝学编序》及《安徽试卷序》中，朱筠更进一步揭示了通经的必要性和意义。其言曰：
余试士之文谓之经义，所以说五经及四子书之义也。按说经始于汉初，诸老翁抱保携持诸经于秦烬之余。《汉书》称……盖禄利之路然也……然今国家悬诸功令以诏士，其路其义，无以异也。唐韩愈氏曰：“士不通经，果不足用。”又曰：“为文须略识字。”今汉儒之书颁在学官者，则有毛苌氏、何休氏、赵岐氏、郑康成氏；其书见传于世者，则有许慎氏。诸生不读许氏书，无以识字；不读毛、何、赵、郑氏书，无以通经。诸生应使者试，为文不如此，其求合于诏令“清真雅正”之指者盖难矣。夫“清真”者，非空疏之谓；“雅正”者，非庸肤之谓。诸生将求免于空疏、庸肤，以仰符诏旨，其必不能外乎识字以通经矣。⑦
这种以训诂而通经的为学方法，彰显出惠栋以来汉学中人的治经门径。
基于“识字以通经”为学主旨，朱筠首先从本原上着手，其注目点为汉儒许慎的《说文解字》。他尝言：“余每恨九经传注文字讹失，欲与同志者依据许君《说文解字》，是正其体画，写石刻之。”⑧故当其提督安徽学政时，遂刊布宋版《说文解字》，并指出：“今学者无师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见尤甚者，至于謟谄不分，鍜鍛不辨，据旁著处，适内加商，点画淆乱，音训泯棼。是则何以通先圣之经而能言其义邪！”⑨在《桂馥说文统系图记》一文中，朱筠又对历代研治《说文》的统系加以揭示，以彰显许慎之学的重要性。他强调：
夫古者治世必先同文，言不顺则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递变而降，列史可得而论焉。若乃君子执经之心，其言之曰：文，心之声也。苟不通其文，则人人竞为私说，不准某师，至于离经畔道，而古经几不可读，承学者所惧也。然其所从入，必自形体始，形体正然后可以求声音，声音通然后可以明训诂，于是乎六书之统系以全，而许君之道尊。
由此，朱筠得出一种认识：“六书者，所以辅史而通经，其道大，非独一端而已。”⑩正是意识到六书之学的重要性，故朱筠在诲导士子时，特别指出：“古学权舆，专在是矣。”(11)此说一出，遂为“学六书之学者大启沟浍”(12)，流风所向，士子因多有通六书及注疏家言者，学风为之一变。而就当时知识界研讨《说文》的情形来看，除戴震、翁方纲、钱坫、王念孙等少数学人外，尚不多见。(13)朱筠于举世罕为之时，于《说文》之学推阐发明，倡导后进，实为一开风气之先者。
朱筠以经义古学为宗尚的取向，顺乎时代潮流，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以后，遂孕育出从《永乐大典》中校辑遗书的倡议，从而直接促成了清廷下诏开《四库全书》馆。
朱筠之所以发此倡议，乃导因于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的两道上谕，此时朱筠任安徽学政。是年正月初四日，高宗下诏中外搜辑古今群书，以彰千古同文之盛。其言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备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十三经》、《二十二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
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著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指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14)
高宗此诏，虽然不免炫耀盛世文治之意，但也昭示出其对载籍意义的重视，并为士人指明了为学应有的态度和方法，应该说还是颇具有文化建设意义的。但在文字狱阴影的笼罩下，中外官员一时揣摩不透高宗下此谕旨的意图究竟为何，所以迟至十月，应之者寥寥。对此情形，高宗大为失望，故于十月十七日再下谕旨，敦促各省督抚、学政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以备采择。自此，地方大吏始渐次展开该项工作。
正是在此背景之下，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一则上《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高宗之谕的积极响应，一则上《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阐发了自己对购求遗书事宜的看法。据前折所奏，朱筠自任安徽学政按试各属以来一年间，已陆续采访搜集到“潜心服古，说有依据，足成一家之言，可备甄择”者，如安庆方以智《通雅》，徽州江永《礼书纲目》、戴震《考工记图》，宁国梅鼎祚《算学全书》等等，而“其余前代故书，尚竢渐次网罗”(15)。而在后一折中，朱筠则提出了“旧刻抄本，尤当急搜也”、“金石之刻，图谱之学，在所必录也”、“中秘书籍，当标举现有者，以补其余也”、“著录校雠，当并重也”四条建议。
朱筠的四条建议，体现出以下思想取向：其一，与高宗搜求刻本、抄本稍异，朱筠对旧本的重要性给予了揭示。在他看来，“汉唐遗书存者希矣，而辽、宋、金、元之经注文集，藏书之家尚多有之，顾现无新刻，流布日少。其他九流百家，子余史别，往往卷帙不过一二卷，而其书最精。是宜首先购取”，如此“则著述有所原本矣”。其二，鉴于汉刘向“外书既可以广中书，而中书亦用以校外书”的校书之例，朱筠对内府藏书的作用给予充分关注。他指出，若能“先定中书目录，宣示外廷，然后令各举所未备者以献，则藏弆日益广矣”。其中，朱筠由在翰林院时翻阅《永乐大典》的体会，一则指出“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之不足，一则对其保存“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的贡献加以肯定。因此，他希望朝廷能派人“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以使“书亡复存”，嘉惠艺林。其三，在朱筠看来，著录固然重要，但若不加以校雠，亦不能收到好的效果。所以，他认为有命儒臣“分任校书之选，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书上，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首卷，并以进呈，恭俟乙夜之披览”的必要。其四，鉴于前代著录金石、图谱“并为考古者所依据”的意义，朱筠认为收书之外，对此二者也应加以充分利用。(16)
对于朱筠所上四条建议，高宗命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当时，军机大臣中对此议有不同的看法。刘统勋虽然对朱筠有知遇之恩，且十分赏识其才学，但在这件事上，却不以为然，欲寝其议。而于敏中却对朱筠的建议大为欣赏，与刘统勋力争，最后还是将朱筠之议上奏。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初六日，军机大臣依命对朱筠的奏议提出批复意见：同意朱筠搜求旧书、从《永乐大典》中辑校遗书、著录与校雠并重的建议；而对著录金石、图谱的看法予以否定。对军机大臣的批复意见，高宗作出如下决定：
军机大臣议复朱筠条奏内将《永乐大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一节……著即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仍于翰林等官内选定员数，责令及时专司查校……先行摘开目录奏闻，候朕裁定……至朱筠所奏每书必校其得失，撮举大旨，叙于本书卷首之处，若欲悉仿刘向校书序录成规，未免过于繁冗。但向阅内府所贮康熙年间旧藏书籍，多有摘叙简明略节，附夹本书之内者，于检查洵为有益。应俟移取各省购书全到时，即令承办各员将书中要指隐括，总叙厓略，粘贴开卷副页右方，用便观览。钦此。(17)
朱筠的建议从而基本上得到肯定和采纳。不几日，高宗即下命开馆校核《永乐大典》，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拣选翰林等官，详定规条，酌量办理。二月十二日，高宗又对校书旨趣作出具体指示，并称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至闰三月十一日任命《四库全书》馆正副总裁，一场由朱筠奏议引发校辑《永乐大典》遗书的活动，遂演为搜罗四库的浩大政治文化工程。由此来看，《四库全书》之开馆，朱筠实为一有力的倡导者。
朱筠为何发为开馆校书之议？探其原由，主要有外在学术因缘与朱筠自身学识两大因素。就外在学术因缘来说，清廷搜集遗书以光文治的政治文化导向，由《古今图书集成》、御纂钦定诸书而三礼馆的诏开，学术集大成之势渐成规模。而就遗书的搜集来说，其着手处主要有内府与地方藏书两条途径。朱筠以其曾在翰林院翻阅《永乐大典》及在安徽任上接触旧本的学术实践，承时势而起，发为开馆校辑遗书之说，其运思可谓与政治文化发展的契机相合拍。此外，还与一些学人对《永乐大典》的关注，以及三礼馆对《永乐大典》的利用很有关系。先是，李绂与全祖望于雍正年间曾一起抄《永乐大典》中有关大义、欲见而不得的书，全祖望将此消息告之好友江浙藏书家马曰琯、曰璐兄弟与赵昱，马、赵二氏皆极力怂恿，且许予以资助，因此，《永乐大典》中藏有世不经见之书的信息得以流布。而当乾隆元年(1736)清廷诏开三礼馆时，李绂、全祖望两人皆曾向总裁方苞提出利用《永乐大典》，李绂并于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入为副总裁，此后，三礼馆确实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一部分有关《三礼》的书。尤可注意的是，全祖望与邵晋涵、章学诚交往密切，其对《永乐大典》的关注，邵、章二人当有所闻。而朱筠倡议开馆校书时，邵晋涵、章学诚皆在其幕府，《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的酝酿，二人当参与其事。(18)
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则是朱筠自身的内在学养。首先，朱筠自承庭训及蒋德、朱乾、吴光昇、顾光诸师之教以来，即确立起以经义古学为根柢和归趣的为学取向。而在学术实践中，朱筠愈益体悟到此一取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朱筠将五经、四书归本于经义，以及“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19)，“识字以通经”思想的提出，孕育出其以汉唐注疏为归趣的解经路径。此一路径，在客观上需要对前人的著述做一番全面的整理，而这是一人或少数人之力所难以达到的。其三，朱筠在翰林院时，曾翻阅过《永乐大典》，注意到其中不少世不经见之书，而这是学人为学所必需的重要资源之一。这一经历，使朱筠对《永乐大典》的重要学术意义，有了直接的感性认识。其四，朱筠家富藏书，经史之外，宋、元集部为多。而他每与友人及门生谈艺论文之际，“考古著录，穷日夜不倦”(20)。此外，朱筠对金石文字的孜孜搜讨和重视，以及基于“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向对石经和《说文解字》的特别关注，其学识已然拔出流俗，得学问之渊源。由此来看，朱筠自身已具备洞察学术发展动向的学识。
合观内、外两种因素，朱筠之倡议开馆校书，实是时势使然，而朱筠则颇具识见地把握住了政治文化和学术发展走向的契机。
因此，《四库全书》之开馆，朱筠首倡之功当不可没。而以此为契机，自惠栋以来对汉儒之学的张扬，遂逐渐居于学术发展的主流，《四库全书》馆也因之成为不少致力于经义古学者得以一展学术抱负的重要场所。一时间，戴震、陆锡熊、邵晋涵、程晋芳、任大椿诸名儒硕彦，或因留心典籍，或因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皆得厕身纂修之列，有清一代之学术遂演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然不无遗憾的是，朱筠虽然有倡议开馆校书之功，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九月，始因生员宋邦孚欠考捐贡案部议降三级调用，依清高宗之命于是冬以编修入《四库全书》馆供职。迄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授为福建学政，朱筠在《四库全书》馆近六年时间里，却一直从事校办各省送到遗书事务。这一时期，正值清廷由大规模征书转向禁书全面展开的阶段，而文字狱亦因之迭起。此种态势，对朱筠来说是始料不及的，他所期望的目标遂因时势的骤变而走调变形。在此情势之下，朱筠除了尽心本职工作，依然致力于经义古学的探讨外，其小小编修的身份，对大形势的转向已无可奈何了。而当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六日清廷嘉奖纪昀、陆锡熊等人之时，其“恩泽”却并未惠及朱筠，这对有倡议开馆校书之功的朱筠来说，不能不说有失公允，尽管朱筠本人意不在此。
朱筠不惟因倡议开馆校书而发一时巨响，其“宏奖士林，敦崇实学”(21)，则对学风士习的转移、“通经稽古”新治学趋向的推进等，产生了值得关注的影响。
衡文校士，敦励实学。朱筠自为诸生，即开始课徒授业。其后，他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三十四年(1769)、三十六年(1771)三充会试同考官，又于三十三年(1768)充顺天乡试同考官、三十五年(1770)充福建乡试正考官，许多绩学之士，如陆锡熊、蒋雍植、任大椿、邵晋涵、程晋芳、钟大受等，皆得脱颖而出。而朱筠于“春秋两闱校士”，则“恒以对策为主”。在他看来，“以此观士所学之浅深，若持权衡以测轻重云”(22)。也就是说，朱筠对士子的考量，注重的是他们的真才实学。这一取士标准，较之斤斤于注目八股文之优劣者，可谓迥异其趣，彰显出朱筠校士的独特之处。所以，好学之士皆乐于从朱筠问学请益。李威曾说：“先生(指朱筠——引者注)与弟先后翱翔翰苑三十余年，文学品望，并为时冠，四方学者称‘二朱先生’。凡游日下者，问奇请益，踵相接也。先生汲引后进，常若不及。来学之士，一经诱诲，莫不争自濯磨，端品力学，时有‘朱门弟子’之目。”(23)由此不难看出朱筠对一时士人之影响。
朱筠不仅以实学取士，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更能以实学造士。赴安徽任之始，他即表示：“吾于是役，将使是邦人士为注疏之学，而无不穷经；为《说文》之学，而无不识字。”(24)基于此，朱筠在引导、识拔士子时，无论四子、五经，还是诗赋、策问等，皆以“通经”、“识字”两大端为准的。而作为通经的前提和基本功，识字是朱筠所特别注重的。在乾隆三十七年所作的《请正经文勒石太学以同文治折子》中，朱筠指出：
臣蒙被殊恩，备员词馆，出任学臣。伏念安徽大省，务思仰副我皇上以实学训迪多士至意，校艺之余，辄举御纂、钦定诸经及《康熙字典》，与之讲习，诸生亦颇蒸蒸向风。第其中词彩可观，而朴学未尽。每阅数卷，俗体别字，触目皆是。其尤甚者，瑕瑖不分，謟謟莫辨，據旁著處，通内加商，良由经训之未深，以致字体之罔定。江南且然，何况小者？其何以识字通经，由乡会两试进应殿廷之对乎……然则欲多士字体之正，非本经文以示之准，或不可缺。(25)
这一从本原上救治学风之弊的思路，虽然被高宗暂时搁置起来，但朱筠并没因此而放弃。乾隆三十八年春，朱筠将前此思路付之实施，因许慎《说文解字》旧本，重加刊布，期望士子“人人讽之，庶知为文自识字始”(26)。这对安徽士子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洪亮吉曾说：“先生以读书必先识字，病士子不习音训，购得汲古阁许氏《说文》初印本，延高邮王孝廉念孙等校正刊行……许氏之学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后，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声音训诂及讲求经史实学者，类皆先生视学时所拔擢……先生之课士，其效乃见于十年二十年以后者若此。”(27)后来，朱筠出任福建学政，也如在安徽时一样，以经学、六书为倡导，口讲指画，示士子以为学之方。虽然在任仅短短一年时间，但士子闻教者莫不奋然以识字通经为先务。故当朱筠去任时，诸生皆依依不舍。
奖掖寒俊，识延人才。朱筠一生，不仅孜孜于经义古学的研讨，更以识拔人才为己任。凡士贫而有一技之长者，无不在其识拔之列，或馆之于椒花吟舫，或延之于幕府。江藩尝论之曰：“先生提唱风雅，振拔单寒，虽后生小子一善行及诗文之可喜者，为人称道不绝口，饥者食之，寒者衣之，有广厦千间之概。是以天下才人学士从之者如归市。”(28)李威亦称：“士之贫而稍有才学者，以文为贽，来见先生，先生辄以奇才异能许之，为介绍于先达，称誉不绝口。”如夙负才名的武进黄景仁，因落拓来京师从朱筠游，然念及远在家乡的老母，常因贫不能养为忧。朱筠乃为之安排举家入都，既至之后，于所居之西赁屋处之，且“告诸名士爱才者醵金若干，月馈薪米，岁暮，则为母制寒衣”，故“景仁得从容翱翔日下，名益起”。又如龙溪李威，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京师时，甚为困顿，朱筠适由安徽旋京，乃援引李威居于椒花吟舫南偏之梧月松风，李威因得纵览椒花吟舫所藏书。而朱筠“喜威用力精勤，教诲不倦。当燕闲独处时，必呼入侍，坐于旁，论学谈心，常至夜分不辍”(29)。又如吴兰庭，当朱筠奉命赴任安徽之时，随从人员已经确定，而朱筠看到余廷灿推荐秀才吴兰庭的信，则说：“吾后车已延致十一人，皆宿彦也，颇不谓无助。虽然，妙文不可虚，奇士不可失。”因“命车就访，引吴秀才同载而归”(30)，携之同赴安徽。其后，吴兰庭于乾隆三十九年馆朱筠家，得尽读其所藏书，又得尽读其所校四库馆之书，遂撰成《五代史记纂误补》。其他如章学诚、汪中、王念孙等，当其不得意或因事遭困时，皆得朱筠呵护，得以用心学问。朱筠不仅能急人之难，更能以平等、豁达的心态待人。据李威言：“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如涌泉，先生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威侍先生饮，酒酣，每进言于先生，力争不已，继之以哭。举座踧踖不安，先生亦谈笑自若，绝无忤怒之色”；而“江都汪容甫，才学通敏，冠绝江南北，素傲睨，好诋议人，辄招时忌，无能合其意者。乃负笈从先生游，先生亦礼遇之有加，歉然常若弗及之也”(31)。朱筠胸怀之广大、仁厚，由此可见一斑，无怪乎学者多愿依其问学。而当朱筠去世之后，京师因有“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32)之慨叹，其为学人仰慕如此，足见其在他们心中的位置。
与朱筠的古道热肠、提携汲引相应，从其问业者亦皆奋然有为，或精于经学，或雄于诗文，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协助朱筠衡文校士的同时，襄赞他成就了一番事业。在朱筠任安徽、福建学政期间，一时知名之士，如戴震、邵晋涵、王念孙、洪亮吉、黄景仁、章学诚、吴兰庭、汪中、庄炘等，皆曾相从校文。其中，朱筠对“孤猿”洪亮吉、“逸鹤”黄景仁两人钟爱有加，视之为“绝世才士”，依之为左右手。而朱筠以《说文》之学引导士子，及入四库馆校书，更资王念孙以成其事。正是得力于以上诸人的集思广益，朱筠是以能发为正经文勒石太学和开馆校书两大动议，“识字以通经”的学术倡导亦因之而得传播。
朱筠之汲汲于人才的造就和识拔，一方面确实使一大批志学之士超然拔出，“以其资之所习近，与其力之所能勉，尊知行闻，各专其术业，以用于世”(33)，但另一方面，由于从游者众，其中亦不免“一二儇巧之徒，托足门下，颇招物议”(34)，给朱筠带来不少的麻烦。徐瀚就是一个例子。先是，当朱筠刊布《说文解字》时，徐瀚司校刊之役，“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钱市之”，而徐瀚等人“借此抑勒，并于定值外需索，以是不无怨声”。其后，朱筠因宋邦孚欠考捐贡事受到处分，也由徐瀚引起。尽管徐瀚做出此等不堪之事，朱筠依然将其“录入门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云”(35)。此外，由于朱筠每以奇才异能推誉后生，故招来他人“指不胜屈”的讥讽。门人李威尝因此进言道：“先生当世龙门，人皆欲求士于先生，而使之听闻不信可乎？”朱筠叹息道：“子亦有疑于此欤？夫士怀才未遇，其或家贫亲老，跋涉数千里而来，若其名不获显著，羁旅孤寒，未见其能有合也。且彼实有所长，吾言稍假之耳。虽致非议，庸何伤！”(36)此可见朱筠之宽厚襟怀，诚如其自言：“吾生泊与淡，肠每为人热。”(37)
表彰先贤，树立型模。朱筠既以经义古学为士子倡，故耳提面命、诗文唱和之际，每每以汉唐诸儒注疏之学讽喻之，使知为学根柢所在。如其《送金振之翀》曰：“诗礼有古义，音诂著在经。诸儒揖唐汉，后来何伶仃。譬如野氓隶，伥伥行户庭。明堂九宾设，乌辨豆与铏。子兮秀绝出，好学先心铭。浮名胡轻重，慰予眼见青。”《戊戌岁晚怀人八首》致李威、杨芬灿：“古经犹自高堂校，远梦曾无小阁窥”；“古学终期绝域业，惊才早称小儿家。”又《十里庵道中寄问永安吴为鸿李度》：“唐贤未必诗相贵，疏义何人咀更含。”(38)如此等等，无不彰显出朱筠对先贤经义古学的关注和认同。而这不惟是他立学的根本，更是其用以引导后学和转移学风的依据。朱筠一再强调的“识字以通经”，就是要在充分研讨汉、唐诸儒注解的基础上，以文字、音韵为入门之阶，进而体会经书中的意蕴，然后为文、成学，才会征实不诬，而不蹈立言虚空之弊。
表彰先贤的同时，朱筠也对当代名儒硕彦有所注目。如试学安徽时，即曾于江永、汪绂二人加意推扬。作为朱子故里，徽州婺源自宋、元、明以来，硕学魁儒，绳绳相继，“虽于朱子之学益远矣，然内行则崇根本而不为浮诞，讲论经义，精核贯通，犹有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焉”(39)。入清之后，随着清初诸大师的相继辞世，江永崛起于婺源，著述课徒，以经义之学引领一时风尚，遂使经籍之道复明。对于江永，朱筠早在京师时就已闻其名。乾隆三十七年试士徽州，朱筠征其书尽读之，大为叹服。适逢朝廷下诏求遗书，朱筠遂具以闻。不久，他又檄徽州府为江永建主，袝祀于紫阳书院，“风示学官弟子，俾之向学”。翌年八月，再试徽州，余元遴抱持其师汪绂遗著来献，朱筠卒读其书，以为“与江先生埒”。而据此间人士称，汪绂之行视江永无不及。朱筠因“博议遍举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为之主位十有六，诹以八月二十日迎主书院，补祀诸儒之次”(40)。至期，诸生皆来，朱筠亲自主持迎主仪式，“盛陈驺道，躬奉木主以登祠堂，匍伏祭奠成礼。维时观者千余人，咸感激有泣下者”(41)。之后，朱筠又命诸生分录汪绂遗书，上于四库馆；又应余元遴之请，欣然为汪绂撰墓表，以表彰其学行。朱筠的以上做法，一方面使江、汪二人的学行得显于世，另一方面则为徽州士子树立起研经讨古的型模。朱筠尝感叹余元遴抱献其师汪绂遗书之功，而他本人对江、汪二氏的大力推扬，意义更不可小觑。此后，安徽朴学之风渐开，朱筠实有倡导之功。(42)此外，朱筠还曾应邵晋涵之请，为文表彰邵廷采之学。(43)凡此“阐幽表微”，“有系于儒林者尤大”(44)。
综观朱筠一生，其之所以影响于世者，乃在能不为俗学所蔽，力倡“识字以通经”为学路径，上发清廷开馆校书之先声，下启后学经义实学之趋向。章学诚尝论之曰：“先生之言，经纶用世，远矣而疏，未试于事也。山水诗酒，宾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坚忍有执，弗为势力转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生盖以无用为用者也，人弃我取，独为于举世所不为者，将以矫世励俗，而恶夫汲汲于为名者也。虽时有所过，然闻其风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45)汪中亦称：“自其(指朱筠——引者注)少时已负盛名，既回翔翰林二十年，为通人学士所归宿。故所至常务扶树道教，以人材、经术、名义为急。(46)洵为的论。而姚名达先生撰《朱筠年谱》，更赞誉“朱筠是乾嘉朴学的开国元勋，朱筠是乾嘉朴学家的领袖”(47)。由此可见，在清中叶学术变迁过程中，朱筠无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值得表彰。
注释：
①[清]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经义考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50页。
②[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安徽试卷序》、《劝学编序》，《丛书集成初编》(第2506—2509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当然，若究其原始，晚明陈第、清初大儒顾炎武等，已发先声。只是因所处时势不同，其效果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③清人方东树在《复罗月川太守书》中指出：“国朝考据之学，超越前古，其著书专门名家者，自诸经外，历算、天文、音韵、小学、舆地、考史，抉摘精微，折衷明当。如昆山、四明、太原、宣城、秀水、德清，根柢学问，醇正典雅，言论风采，深厚和平，夐矣尚矣！虽汉、唐名儒，不过于斯矣。及乎惠氏、戴氏之学出，以汉儒为门户，诋宋儒为空疏。一时在上位者，若朱笥河先生及文正公昆弟、纪尚书、邵学士、钱宫詹、王光禄，及兰泉侍郎、卢抱经学士十数辈，承之而起，于是风气又一变矣。此诸公者，类皆天姿茂异，卓越常俦，强识博辨，万卷在口，能使有学者瞀厥耳、无闻者荡厥心，驰骋笔舌，论议涛涌。然而末流易杂，变本加厉，弊亦生焉。”(《仪卫轩文集》卷七，同治七年刻本)这一批判性的勾勒，从反面提供了自惠栋以来治学方法的影响，由此亦可见朱筠在此学术新趋向中所发挥的作用。
④[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三《癸酉九月伯思下第将之湖北从父紫澜先生学使者之役也作诗四首赠其行》，《续修四库全书》第1439册，第496页。
⑤朱锡庚曾对其父朱筠研治经史之学的情形有较详细的揭示，详参[清]朱锡庚《笥河文集序》，[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第3页。
⑥[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九，第576页。
⑦[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第78—79页。
⑧[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曲阜颜氏弆藏尺牍序》，第76页。
⑨[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说文解字叙》，第69页。按：朱筠之刊刻《说文解字》，王念孙校正之功为多；而其序中之辨别六书要旨，亦多承王念孙之意。
⑩[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七，第133—135页。朱筠撰《汉西岳华山庙碑跋尾》曰：“……然则此碑之足以补益范书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为汉隶冠，姑不必论。今窃据六书以考是碑，其可以见篆、隶、楷之递变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与小篆合，四曰变篆而意则存，五曰变篆作俗书之俑，六曰篆变而楷不从。”([清]朱筠：《笥河文集》卷六，第90页)又《寺中与汪钟何暎标夜话示之》曰：“自笑游山癖，多君山共游。六朝余旧迹，一局对名流。无字犹呼石，遗经亦构楼。汉疏唐刻在，吾学要精求。”([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一○，第590页)
(11)[清]李威：《从游记》，[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第25页。
(12)[清]余廷灿：《存吾文稿·朱侍读学士筠传》，《续修四库全书》第1456册，第70页。
(13)详参[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一二《送钱献之坫还嘉定即题其篆秋书屋图》。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又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庚子，但文字略有出入。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页；又见[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遵旨复奏访求遗书折子》，第2页。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021页；又见[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第3—4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55—56页；又见《清高宗实录》卷九二六，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乙丑。
(18)钱穆先生曾说：“二人(指李绂、全祖望——引者注)相约同抄《永乐大典》，又开以后清廷纂辑《四库全书》之远源。盖《四库》馆之设立，其议起于朱筠条奏搜辑遗书，而开局阅校《永乐大典》，实为朱筠奏中要点，时邵二云、章实斋等在朱幕，朱奏盖出二云诸人，亦闻其绪论于谢山耳。穆堂、谢山则首辟此途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七章《李穆堂》，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4页)顾力仁先生对此亦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详见其所著《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第七章《永乐大典之辑佚及其批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278—376页。又据章学诚《朱先生别传》称：“稍长，出从通人长者游，多闻前辈绪论。是时京师通显负物望者，临川李氏绂、桐城方氏苞，讲论经术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学，辄心识其得失。”([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76页)此可见李绂于朱筠之影响。
(19)[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安徽试卷序》，第77页。
(20)[清]朱珪：《诰授中议大夫翰林院编修前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加二纪竹君朱公神道碑》，[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第7页。
(21)[清]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卷九《大兴二朱学案》，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59页。
(22)[清]李威：《从游记》，[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第24页。
(23)[清]李威：《从游记》，第28页。
(24)[清]余廷灿：《存吾文稿·朱侍读学士筠传》，第70页。
(25)[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第1页。
(26)[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五《说文解字叙》，第69页。
(27)[清]洪亮吉著，刘德权点校：《更生斋文集甲集》卷四《书朱学士遗事》，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035页。
(28)[清]江藩著，钟哲整理：《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朱笥河先生》，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8页。
(29)[清]李威：《从游记》，第26、29页。
(30)[清]余廷灿：《存吾文稿·朱侍读学士筠传》，第71页。
(31)[清]李威：《从游记》，第26页。
(32)[清]袁枚著，王英志校点：《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六《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55—456页。
(33)[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三《朱先生五十初度屏风题辞》，第230页。
(34)[清]李威：《从游记》，第28页。
(35)[清]洪亮吉：《更生斋文集甲集》卷四《书朱学士遗事》，第1035—1036页。
(36)[清]李威：《从游记》，第26—27页。
(37)[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一五《送钱献之》，第657页。
(38)[清]朱筠：《笥河诗集》卷一五、一六、一九，第658、665、666、699页。
(39)[清]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五《吴石湖家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0页。
(40)[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一《婺源县学生汪先生墓表并铭》，第207—208页。
(41)[清]李威：《从游记》，第25页。
(42)[清]余廷灿：《存吾文稿·江慎修永传》称：“自江永以注疏之学传经，一时戴东原震，亦以《说文》、《尔雅》之学起休宁，若宫商应和。于是汉经师硕儒授受微言，遂大显于世，而好者颇稀。永既死，震入都，客秦尚书蕙田所，箧衍中携永一二著述。尚书方集《五礼通考》，见而奇之。乃摭其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且深惜其不得见《礼经纲目》。其后，大兴朱学士筠视学安徽，锐意以兴起注疏、《说文》之学厉士，乃恭拜奠婺源故士江永主，祠入乡贤。而所著《乡党图考》、《古韵标准》，近亦稍稍刊布矣。然传者一二，不传者尚压架阁束，墨漫纸刓。其终饱蠹鱼啮蚀徒留书目在人间乎？抑后世复有子云而薶蕴积久之业自不可揜其实而发其光乎？”(第76页)
(43)详见[清]朱筠《笥河文集》卷一一《邵念鲁先生墓表》。据文中言，在邵晋涵之前，章学诚因笃好邵廷采之文，尝多次为朱筠感激言之。
(4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七《笥河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01页。
(45)[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一八《朱先生别传》，第176页。
(46)[清]汪中：《朱先生学政记》，[清]朱筠：《笥河文集》卷首，第31页。
(47)姚名达：(朱筠年谱·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33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