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脑卒中后焦虑障碍的相关因素。方法：选取符合标准的脑卒中患者120例，对其患者人口学特征、病史资料等进行观察和所得数据的统计学处理分析。结果：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家庭关怀度、病程、ADL程度组间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进一步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影响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情绪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年龄、性别、家庭关怀度、ADL程度(P<0.05)。结论：脑卒中后焦虑的发生是社会－心理－生理综合性因素所致，女性、年龄偏小（<50岁）、ADL能力低下、家庭关怀度障碍是诱发脑卒中后焦虑的高危因素，积极对其高危因素加以防治至关重要。
【关键词】脑卒中；焦虑障碍；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4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31（2017）35-0137-02
脑卒中后焦虑障碍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急性期患者面对突发的躯体功能障碍、生活自理能力下降、家庭及社会角色改变、社会地位和能力下降，对患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击，情绪极易波动，导致了焦虑障碍的出现。在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中，焦虑抑郁的发病率高达40～60%[1]。近10年来脑卒中后抑郁障碍已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并被加以研究[2]，但对于脑卒中后焦虑障碍的相关研究较少[3]。及早关注脑卒中后情感障碍将有利于提高脑卒中患者的生活质量及促进功能恢复，并降低致残率和病死率。本研究旨在探讨脑卒中患者焦虑障碍的影响因素，为临床艾灸改善脑卒中患者心理状态及提高日常生活活动提供基础研究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7年6—7月采用便利取样方法根据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选取某三甲医院脑卒中患者102例。纳入标准：（1）符合第四次全国脑血管病会议“各类脑血管病疾病诊断标准”或《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4]，经CT或MRI确诊；（2）经针灸科常规治疗后生命体征稳定，病情不再进展；（3）神志清楚，无认知功能障碍(ATM全8分)，无失语及听力障碍，沟通交流无障碍；（4）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排除标准：（1）有严重的失语、失用和认知功能障碍者；②有精神障碍个人或家族史阳性者。（3）合并有其他严重的躯体性疾病者(如重症高血压、心脏病、骨关节疾病等)。
1.2 评定方法
1.2.1一般情况问卷 依据研究内容及目的由研究者参考相关文献自行设计而成，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月经济收入、医疗支付方式、家庭关怀度。疾病诊疗相关资料：包括发病类型、是否首发、病程、肢体功能障碍、是否合并慢性病。
1.2.2汉密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
该量表由Hamiltony于1959年编制采用交谈与观察的方式进行评定。包括14个项目，可以分为躯体性和精神性两大类因子结构。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HAMA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测得该量表的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 a)为0.821。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比较结果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患者一般资料及病史资料用频数、百分数进行统计描述，对焦虑得分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应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探讨焦虑障碍的影响因素。
2.结果
2.1 脑卒中患者焦虑情绪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得分在年龄、性别、家庭关怀度、病程、ADL程度组间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病史资料及焦虑情绪的单因素分析(N=120)
注：﹡表示P<0.05
2.2 焦虑状况影响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焦虑得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5个有差异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5因素赋值见表2。结果显示，影响住院脑卒中患者焦虑情绪的因素有年龄、性别、家庭关怀度、ADL程度，最终拟合方程为Y﹦37.704-1.857χ1-2.411 χ2-1.444 χ3-1.960χ4。由标准回归系数B′可见，4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由大到小依次为年龄、性别、ADL能力、家庭关怀度，即女性较男性、年龄偏小（<50岁）、ADL能力低下、家庭关怀度障碍的患者焦虑情绪较严重，见表3。
表2 单因素有意义的因素及其赋值
3.讨论
3.1 性别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别是脑卒中患者焦虑障碍的重要预测因素，女性患者焦虑得分较男性患者高，说明女性患者较男性患者更易伴发焦虑。许多研究都支持这一结果。Persky 等提出女性发生PSAD的概率更高，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的比例大约为1:2，较男性来说生活质量更差，在卒中后更需要获得帮助，女性在用药、护理、预防方面应该区别于男性。王梅波[5]研究显示女性患者脑梗死后焦虑、抑郁都明显重于男性。至2050年，60%的脑卒中患者将会是女性，女性与男性之间在生理特点、受教育程度、认知反应、社会地位乃至家庭地位诸多方面的不同均可能是导致女性脑卒中伴发焦虑高于男性的原因。因此临床工作中对女性脑卒中患者的情绪状况更应格外关注，加强对女性患者PSD的观察及防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3.2 年龄
关于PSAD与年龄的关系目前相关报道不多，且结论不一致。本研究显示，年龄偏低患者（年龄小于50岁）的焦虑障碍发生率相对较高。以往研究对各年龄层次患者的抑郁调查显示，本研究提示，50岁以下人群发生焦虑的概率增加可能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可能与原因可能为年龄偏低的患者多处于青、中年时期，为家庭的支柱，因卒中而导致地位及经济来源的丧失，因此易出现焦虑情绪；年龄偏高的老年患者发生率没有明显增加原因可能是身体器官功能的退化、脑萎缩、性情、既往生活阅历等能坦然面对疾病、且长期反复住院导致的心理老化也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重视年龄偏低脑卒中患者的心理卫生问题，提供简单可行的干预方法，改善预后，提高其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都是必要的。
3.3 家庭关怀度
本研究发现，家庭关怀度是影响脑卒中患者焦虑发生的重要因素，家庭关怀度中度障碍者焦虑得分明显高于良好者。社会支持中家庭成员支持及朋友支持是最基本的形式。白继庚等[6]对127例脑卒中后精神障碍患者其社会家庭环境与中风后焦虑障碍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家庭收入低、在职者及家庭关系差的患者卒中后情绪障碍发病率高。此次调查中发现，除配偶和子女外，需有其他人员照顾的独居患者（如护工、保姆等）PSAD的发生率会明显升高，究其原因，可能是一些中年人由于种种原因重新回到“二人世界”，提前进入“空巢期”，加之子女的离开，生活也变得不规律，很多中年夫妇感到失去了生活 “重心”，易产生孤独感、无用感和无助感，同时由于社会支持系统相对薄弱，在遇到困难或烦恼时往往要独自承担，易导致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发生。随着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更突出患者是一个整体的、社会的人，在社会、心理对患者影响的调节因素中，最受重视的是家庭社会支持，使之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注。中年人应尽可能与家人生活在一起，提示我们帮助患者寻求充分合理的家庭社会支持，改善家庭和社会环境，对维持患者良好的情绪、改善患者的预后有重要意义。
3.4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本研究中MBI评分反映患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PSAD组入院时ADL评分则与HAMD评分呈明显负相关，ADL评分可能对患者的焦虑情绪有较大的影响，病残程度越重，焦虑程度越重，入院时ADL评分是焦虑的保护因素。因此，ADL能力与PSAD有关，ADL缺失的程度是焦虑障碍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己经证实脑卒中后焦虑对脑卒中的康复起到明显的负性作用。研究表明脑卒中后焦虑状态对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日常生活能力及社会活动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恢复都不利，因此对脑卒中患者焦虑状态的治疗直接关系到患者的康复及预后。
综上所述，脑卒中后焦虑障碍的发病因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相关。系统地研究脑卒中后焦虑情绪的相关因素，可以指导临床工作并改善患者的预后。本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年龄偏小（<50岁）、ADL能力低下、家庭关怀度障碍是诱发脑卒中后焦虑的高危因素。而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医疗支付方式、发病类型、职业、文化程度、病程、肢体功能障碍部位等因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梁建姝，江华.脑卒中患者焦虑及应对方式的调查及分析[J].护理学报，2009，16(1B):22-24.
[2]庞思思，陈喜志，罗华，等.早期康复教育介入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J].中国康复医学杂志，2008，23(6):546-547.
[3]毛希祥，熊民.认知疗法治疗脑卒中后抑郁对比观察[J].华夏医学杂志，2007，20(2):190-101.
[4]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DM-3[S].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18.
[5]王梅波.脑梗死患者急性期情感障碍与认知功能障碍的研究[D].吉林大学，2012，3.
[6]白继庚，李东芳，李光来，等.脑卒中后精神障碍与社会家庭环境的相关性研究[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3，1(12):701-702.
论文作者:郝晓静,孙晓祯
论文发表刊物:《心理医生》2017年35期
论文发表时间:201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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