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降清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洪承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Hong Chengchou was captured in the Song Jin war and then surrenderde himself to the Qing government.He was entrusted with important tasks and played a great role in the Qing Army’s entrance through Shan Hai Guan,the conquest of the Jiangan area,and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outhwest,but because Hong Chengchou had been an important Minster of the previous dynasty,the Qing emperors were always specious of him.Judged by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at the time,we should not find fault with Hong Chengchou’s surrender.
洪承畴，福建南安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进士。天启年间，洪承畴即投身于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的战场，以文臣而能军知兵，受知于崇祯帝。崇祯四年，擢陕西三边总督，七年，兼河南、山陕、川湖军务，后与卢象升分督潼关内外。为支撑破败不堪的晚明大厦，洪承畴与农民军血战，崇祯十一年，南原大战，重创李自成军，有记载说，李自成仅率十八骑遁去，隐息商洛山中。明廷以为关中农民军被剿灭殆尽。
同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年）九月，多尔衮、豪格、阿巴泰率清军由青山关入明境；十月，岳托率师由墙子岭入明境，清军分路蹂躏京畿至山西界，复至山东，攻破济南。同时，清太宗率多铎、济尔哈朗等，兵指山海关，以策应关内清军。清军大肆戮掠，所至残破。
清军横行京畿一带，崇祯帝征洪承畴入卫。翌年（崇祯十二年），授洪承畴蓟辽总督，率所部总兵曹变蛟、王廷臣、白广恩等秦军以御清军。自此，洪承畴从镇压农民军的战场转向与清军作战。
清军围锦州，守将祖大寿告急。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率八总兵、兵十三万援锦，明清展开松锦大决战，明军惨败，死五万有奇。洪承畴坐困松山，清军围之，越六月，食尽，崇祯十五年二月，松山城破，洪承畴被俘降清，巡抚邱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被杀，祖大寿旋以锦州降。
一、洪承畴初降未获清太宗信任
洪承畴本是明之重臣，崇祯帝视其为攘外安内的干城，如今背明降清，这在明清恶战双方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明廷初以为洪承畴已尽臣节、殉社稷，拟予祭十六坛，建祠以祀，崇祯帝并欲亲临祭奠，以昭忠烈，闻其降清乃止，于是物议沸腾，终明之世而未稍戢，入清后亦然。
清太宗重视洪承畴之降，而清将对优渥厚待洪承畴却大不以为然，甚而反感。昭梿《啸亭杂录》卷1《用洪文襄》条云：“松山既破，擒洪文襄归。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文皇（皇太极）命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上乃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洪茫然视上久之，叹曰：‘真命世之主也！’因叩头请降。上大悦，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诸将皆不悦，曰：‘洪承畴一羁囚，上何待之重也？’上曰：‘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曰：‘欲得中原耳！’上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众乃服”。
《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所载，又有范文程劝降，云：“上（皇太极）欲收承畴为用，命范文程谕降。承畴方科跣谩骂。文程徐与语，泛及古今事，梁间尘偶落，著承畴衣，承畴拂之去。文程遽归，告上曰：‘承畴必不死，惜其衣，况其身乎？’”[①]
以上两段引文，记洪承畴被俘之初对清的态度各有不同，《啸亭杂录》说：“洪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清吏稿》称：“承畴必不死”，而均载其“骂詈不休”。之所以要指明这一点，是因为洪承畴初降未获清太宗信任的原因实由于此。
洪承畴于崇德七年二月降清，四月，在大凌河城战败降清的原明副将张存仁上书皇太极说：“洪承畴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剃发，酌加任用”。[②]由此可知，洪承畴虽已降（否则谈不到“酌加任用”），但一直被拘禁，也未剃发，故清将称其为“羁囚”。而张存仁所谓“酌加任用”，更不是指引清入关之“导者”，而是重在树立一个明朝重臣降清的形象，目的是从心理上给予明之君臣沉重的一击，即张存仁所说：“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文臣，闻之夺气。盖皇上特为文臣之归顺者开一生路也”。[③]这是从“气节”心理上瓦解敌手的政治策略，清太宗优渥洪承畴亦由于此。
张存仁上书后，五月初四日，洪承畴剃发称臣，清太宗于崇政殿召见洪承畴及祖大寿等。此时，太宗对拘禁洪承畴而不加以任用才直白其心迹。
是日，洪承畴等跪于大清门外，自陈罪状，皇太极遣使谕之曰：“承畴所陈诚是。……昔阵前所获张春，亦曾养之，彼不能为明死节，又不能效力事朕，一无所成而死，尔（洪承畴）慎勿如彼之所为也。”[④]张春，明太仆寺卿。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围祖大寿于大凌河城。九月，明以张春为督阵监军，率总兵吴襄、钟纬等马步兵四万援大凌河，战败被俘，与洪承畴之被俘颇相似。皇太极多年善待张春，欲其降，然终不屈，上书与太宗言事，自称“难夫张春”，称太宗为“金汗”，不承认其为帝，即使在崇德改元称帝后，仍然如此。其上书有云：“（清）今所据者，边外禅（弹）丸土耳。试取天下舆图览之，不似大海一滴之水乎！关圣有言，天命未改，尺土皆汉有也。则今日之土地可知也，天命可知也。”又说：“春当死而复生者，八年于兹矣。非是苟延残喘，止忠孝之念，生灵之念不能自已”。[⑤]张春始终认为，据有关外弹丸之地的后金（清）不能抗天命倾覆明朝，他本人是忠孝之心不泯，始终心向明朝，为生灵与明廷而偷生，以劝说太宗“知天命未改”，天下仍归大明。洪承畴地位高于张春，又受知于崇祯帝，其被俘之初，大骂不休，“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太宗自然担心其为“张春第二”，故在召见之先，特遣使以既不为明死节、又不事清的张春相告诫：“尔慎勿如彼之所为也。”太宗坦言其心迹，足见对新降的洪承畴并不信任，故“终太宗之世，未尝命以官。”[⑥]“太宗文皇帝不令服官，凡大祭祀、宴会，必令亲随，赐房屋、庄田、男女有差，赐上御服膳无虚日”。[⑦]太宗不令服官，假以事权，是政治上对洪承畴不信任最有力的证明，但对其生活起居又颇为优渥，这是为明之“文臣归顺者开一生路”树立榜样。
二、山海关之战、庆都之战与洪承畴的军事建言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暴逝。其子六岁的福临继位，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摄政，改明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
明崇祯十七年即清顺治元年，这是清军入关、明清鼎革交替之年。洪承畴有功于清之开国，首先是在清军入关过程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建言。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大顺农民军攻克北京，明朝覆亡。当时在沈阳的清廷尚未得到确报，但农民军向北京迅猛进军，大学士范文程已敏锐觉察到形势将要发生突变。四月初四日，他上书摄政王多尔衮，指出明亡在即，“而流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既然逐鹿中原的对手已是农民军，范文程认为，这就必须从战略、策略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应“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一反清军过去的烧杀掳掠，以收揽人心；尤其要招降明朝官吏为己用，凡投降者，“官仍其职”。范文程特别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所谓“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⑤]敦促清军立即入关，“直趋燕京”，据神京重地，中原可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日，多尔衮率清军主力及蒙古军、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部向关内进发。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多尔衮“以军事咨洪承畴”。多尔衮何以在即将进入辽西的关键时刻，征询洪承畴有关军事的意见？原来这是事出有因的。
明清松锦大战时，洪承畴与多尔衮是敌对双方的统帅，多尔衮从实践中深知洪承畴的军事才能，颇多称许，他说：“其（洪承畴）用兵上阵亦有可观。如松山之役，我颇劳心焦思，亲自披坚执锐，卿（洪承畴）后虽无成，亦足见卿之能。我之体弱多疲，亦由于此。”[⑨]为击败洪承畴，多尔衮费尽心思，亲自上阵接战，又几乎被明军击毙，他后来对大学士等说：“昔年大兵攻锦州时，洪军门由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由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⑩]有此凶险的切身经历，多尔衮自谓体弱精疲，一身是病，皆因与洪承畴作战所致。可见，多尔衮承认洪承畴昔日曾是难于对付的劲敌，对其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评价，故而“以军事咨洪承畴”。于是洪承畴上启多尔衮，一方面重申范文程所阐明的对“军民秋毫无犯”，“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之意。”有开门迎降者，官则加升，立大功者，破格封赏。但其重点则是从军事上建言：
第一，洪承畴预见到，清军入关，李自成将焚宫殿弃京城西走。他说：“流寇初起时，遇弱则战，遇强则遁。今得京城，财足志骄，已无固志，一旦闻我（清）军至，必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
第二，为了迅速进抵北京，出其不意将农民军歼灭，洪承畴建议：“今宜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前。”清军由近路直趋北京，“贼走，则即行追剿；倘仍坐据京城，则伐之更易。”即是说，如果清军至而农民军撤离京城，则不能给予喘息之机，应“即行追剿”。
第三，行军时，“恐贼遣精锐，伏于山谷狭处，以步兵扼路。我国骑兵不能履险，宜于骑兵内选作步兵，从高处觇其埋伏，俾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比及入边，则步兵皆骑兵也，孰能御之？”
第四，清军“抵京之日，我兵连营城外，侦探勿绝，庶可断陕西、宣府、大同、真、保诸路，以备来攻，则马首所指，计日功成矣！”
第五，洪承畴长期与农民军作战，深知农民军战斗力之强，故而特别告诫多尔衮，从未与农民军接战的清军决不可掉以轻心。他说：“流寇十余年来，用兵已久，虽不能与大军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汉兵（明军）轻视之也。”[(11)]
洪承畴预见到清军入关后的形势，提出了有关进军路线，行军注意事宜，抵京之后如何防备农民军援军，以及如何追剿农民军，等等，完整的作战方案，多尔衮对此十分重视。后因吴三桂开关门降清，清军未走蓟州、密云近京处，而由山海关进关，然而，山海关之战，多尔衮作战的指导思想，仍采纳洪承畴所说不可轻视农民军的建言，即所谓“此兵不可轻击”。
吴三桂始降李自成，继而复叛，于是李自成率大顺军主力进军山海关。吴三桂向多尔衮“泣血求助”。清军师至山海关外十里的欢喜岭，时大顺军已向吴三桂军发起攻击，竟日鏖战，吴军几不支。多尔衮却蓄锐不发，命令全军披甲以待。二十二晨，吴三桂冒炮矢驰往欢喜岭威远台，向多尔衮俯首称臣，请求清军立即参战。多尔衮命清军分三路进关，豫王多铎率万骑由南水门入，英王阿济格由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由关之中门入。多尔衮对与大顺军作战高度警惕，不敢疏忽轻敌，严谕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等曰：“尔等勿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12)]必待大顺军与吴军恶战，大顺军锐气损耗，才纵兵奋击，“大败贼众，追四十余里”。
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李自成军惨败。二十三日，退至永平，再败于吴三桂的追兵，于是仓惶撤退，二十六日返京。二十九，李自成即帝位于武英殿，改元永昌，国号大顺。当晚，焚宫殿及九城门楼，撤往西安，果如洪承畴事先的预料：“焚其宫殿、府库，遁而西行”。洪承畴曾建言，大顺军营撤离京师，应立即追剿。多尔衮命英王阿济格与吴三桂追击大顺军，不给新败的大顺军以喘息之机，据朝鲜人的记载：“自北京至保定府（“北京”应是山海关之误）凡七日程，八王（阿济格）疾驰三日才及于保定。”[(13)]追及大顺军，清军与吴三桂军虽已人困马疲，然立即发起攻击，再败大顺军。翌日（五月三日），大顺军与清军、吴军战于定州（定县），农民军大将谷可成阵殁，伤亡数千人。吴三桂以谷可成头血祭其父吴襄，“泣血尽哀”[(14)]。李自成为挽救危局，率精骑自真定（正定）至定州迎击清、吴军。然而，自四月二十二日山海关大战以来，大顺军连战皆北，士无斗志，一触即溃，损失万余人。五月五日，李自成再调集大队人马，督率诸将，“亲决死斗”，[(15)]欲与清、吴军决一死战，不幸又被击败。“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奏言：诸王大臣等，统兵追剿流寇于庆都，大破其众。固山额真谭泰、准塔、护军统领德尔得赫、哈宁噶等，率前锋兵追至真定，又破之，贼焚辎重，仓皇败走。燕京以北、居庸关内外各城，及天津、真定等处皆降。”[(16)]这是山海关之战后的又一次大战，彭孙贻《流寇志》记载其过程云：“壬辰初五，自成兵攻吴三桂，三桂接战。自辰及晡，兵数交，互相杀伤。东风大作，黄沙蔽天，贼殊死斗，关兵（吴军）、满兵番休战。自成知不能胜，渐引却。关兵射自成坠马，掖之驰还营，创甚，卧民舍。”[(17)]是役也，大顺军为挽救败局，虽苦斗奋战而未能取胜，统帅李自成却中箭负伤，[(18)]大顺军更是一蹶不振，退往山西。清军、吴军也因连续追逐作战，需要休整，“不能远逐”，于五月十二日回到北京。
从不可轻视农民军的山海关大战到追逐大顺军的庆都恶战，多尔衮基本上采纳了洪承畴的军事献策。山海关之战与庆都之战的胜败，决定清军能否入关、建立清王朝，故清人说：“山海关、庆都一战，大顺流寇，我朝定鼎燕京”。“五月，大军击走流寇，定京师”。[(19)]
三、招抚江南、经略西南
多尔衮于五月初二日进入北京，明朝官吏出迎五里外，数千明官与宦官叩见新主。大顺军被逐出河北，京畿地区得以巩固。
洪承畴随多尔衮到燕京后，以原明所授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为秘书院大学士。顺治二年，清军下江南，五月，南明弘光政权福王朱由崧被俘，潞王于杭州出降，先后被俘及投降的明宗姓有庐州杜阳王、绍兴淮王及周王眷属等。杰出的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遇害，能与清抗衡者相继败亡，多尔衮说：“方今江南已定，人心归附，若不乘此开基一统，岂不坐失机会？”廷议时，吏部左侍郎陈名夏、副都御史刘汉儒奏称：“宜速遣抚按官前去招抚。”刘汉儒说：“招抚须用大有担当者方可”。多尔衮认为有理，他说：“未平地方宜用大臣先去招抚，随设抚按继之。”[(20)]于是决定：“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当即遣人带诏招抚”。
以大员招抚江南，其人须是才干卓越有大担当者，何人能胜此任？陈名夏自荐云“臣于江南道里颇悉，愿承命往”。[(21)]陈名夏，江苏溧阳人，顺治二年降清，曾请多尔衮正大位，颇受信任，擢吏部侍郎。清军攻占南京，九卿科道议如何设官，陈名夏说：“国家定鼎神京，居北制南，不当如前朝称都会，设官如诸行省”。[(22)]疏入称旨，其对金陵行政设施的意见被多尔衮首肯。陈名夏虽得地望，对江南之行政似有主见，但多尔衮却决定任用洪承畴，主要原因是：其一，南京新定，各地抗清者在在多有。洪承畴不仅长于军事，且经官场历练，处事老练；其二，洪承畴在明臣中资深且曾望隆，便于利用过昔的关系，招徕明之遗老，瓦解江南抗清力量。孟森先生说：“承畴以万历四十四年登策，是年是清太祖天命元年，在故明文臣中，已称老辈，可以招徕遗老，树之风声，破坏义师，改其观听。”这是其他明之降臣无法比拟的；其三，洪承畴任明军统帅有年，清初汉将降清者不少人出其麾下，发纵指示，易收功效；其四，洪承畴仕明十八年，熟知政体，又有用人行政经验，能胜任繁剧，处理复杂问题。综其所具备的条件，自然是招抚江南最合适的人选，正如孟森先生所说：“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23)]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三日，清廷“命内院大学士、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地方。”[(24)]其时，南明弘光福王虽已被俘，潞王出降，然明之宗室在江南起兵抗清者尚众，其势甚炽，《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云：“是时，明唐王朱聿键自号隆武，据福建，其大学士黄道周引闽兵出浙江开化，明御史金声家居休宁，受聿键部院职，募乡兵十余万屯绩溪。明鲁王朱以海据绍兴，高安王朱常淇据徽州，靳水王朱术
次子常
冒族兄樊山王旧称，结寨英山、潜山间。又有朱由
冒称金华王据铙州，朱谊石冒称安乐王，朱谊泐冒称瑞昌王，分据溧阳、兴化、金坛乡村，联结江北党羽，谋犯江宁。”
洪承畴剿抚并施，对明宗室镇压不遗余力。顺治二年十月前，先后招抚江南宁国、徽州，江西南昌、南康、九江、瑞州、抚州、铙州、临江、吉安、广信、建昌、袁州诸府。十月，洪承畴将军事打击的矛头指向拥有乡兵十余万驻在屯溪的金声，命提督张天禄、总兵卜从善、李仲兴等攻破屯溪。十二月，攻破婺源，黄道周、金声被俘，不屈死。同时，命总兵李成栋攻破崇明。
顺治三年初，朱谊石、朱谊泐合兵二万攻江宁。洪承畴诛其内应，然后出兵夹击，大败朱谊石。是年，先后擒获朱明宗姓之起兵者朱常、朱常淇、朱谊泐、朱谊贵、朱由，以及经略、总兵、军师等多人，“并请旨斩之”。至顺治四年二月，江南各郡县以次平定。
顺治五年四月，洪承畴还京。十年五月，奉命经略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顺治帝在敕谕中说：“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若系紧急机务，许尔便宜行事，然后知会。巡抚、提督、总兵以下，听尔节制，……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听以军法从事。……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25)]并给予所属各省官员升转调补及任免之权。清廷之所以将“绥靖南方”的重任委之于洪承畴，顺治帝说：“湖南、两广地方虽渐底定，滇黔阻远，尚未归诚。……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假以便宜，相机抚剿，方可敉宁。朕遍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故命其经略西南，总督军务，兼理粮饷，其任务是对南明永历及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作战。
洪承畴初驻武昌。其时，湖南有大西军孙可望；湖北房县、保康、竹山、竹溪有大顺军郝摇旗、刘体纯、李过、袁宗第等部，各据守诸寨；广西则有李定国。清军分驻各处，“实有首尾难顾之虞”。洪承畴与总督祖泽远共商，决定他本人移驻“湖南北总汇”之长沙，往来驻扎其间，以便调度策应。总督祖泽远由武昌移驻荆州，以对付大顺军余部李过、郝摇旗等。
洪承畴经略西南的战略是“以守为战”。他认为：“宜防守严密，乃可随时援剿，”[(27)]须先“固全楚，以巩江南”，[(28)]然后再逐步解决当时尚非清所有之云、贵。其入楚后第一疏云：“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守为战。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心腹。”[(29)]“安民劝农”，网罗“贤良”，联络土司，这一切都是为了“以守为战”的方针。为此，洪承畴在加强士卒训练，使“军威殊壮”的同时，又鼓励恢复生产，但因其负有“兼理粮饷”之责，在军需孔急的情况下，也加重了赋税的征收，如“九厘银，明万历中派辽饷，国初免征。洪承畴经略云贵，复加派至一分三厘有奇，仍曰九厘银。”[(30)]尽管如此，由于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得以稍苏，有记载说：“民情安悦”。[(31)]西南局势日渐转向有利于清军，因而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
顺治十二年六月，孙可望遣南安王刘文秀率将军卢明臣、兴国侯冯双礼等领兵六万、船千余艘，大举攻击清军。刘文秀攻常德，卢明臣等分兵攻武昌。洪承畴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遣护军统领苏克萨哈等设伏邀击，大败刘文秀，焚获大量船只，卢明臣赴水死，冯双礼被重创，与刘文秀遁走贵州，大西军副将等降者四十余员。顺治帝闻捷大喜，谕曰：“日者，逆渠孙河望，猖狂犯顺，遣发伪帅，统帅多贼，夜袭常德。尔（洪承畴）与宁南靖寇大将军陈泰等，筹划有素，调度合宜，文武将士，莫不用命戮力，水陆追剿，大获全胜，张挞伐之伟略，绝窥伺之狡谋，论叙肤功，已颁懋赏，仍特赐谕，彰朕嘉悦之意。”[(32)]希望洪承畴深谋远虑，“净扫寇氛”，犁庭扫穴，功成之日，待以殊荣。
顺治十四年十月，孙可望与李定国内战，失败后自贵州奔长沙向清投降，力陈进取云南、贵州，献上云、贵地图。清廷认为，消灭南明永历政权的时机已到，决定分三路进兵云南：一路由吴三桂与固山额真李国翰自汉中，经四川，取贵州；一路由固山额真卓布泰与提督线安国，“由广西前往贵州，相机进取”；一路以宗室罗托为宁南靖寇大将军，与经略洪承畴、固山额真济席哈，“由湖南前往贵州进取”。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攻占昆明，永历帝与李定国、白文选退入缅甸。三月，洪承畴至昆明，十月，以目疾解任。奉命回京。
洪承畴先后招抚江南诸省、经略西南五省，在清初统一战争过程中，其功甚著。顺治帝在给他的敕谕中说：“前招抚江南，已有成效。”[(33)]肯定其业绩。洪承畴卒于康照四年二月。康熙十八年，云贵总督周有德在题本中盛赞其功，有云：“顺治九年，因楚粤滇黔诸省犹未全开，乃以阁臣洪承畴为五省经略，凡调遣各省官兵，并无限制，卒至内外一统，
土咸服。承畴本是汉人，世祖章皇帝信之独真，任之独专，用之独久，是以数年之内，混一区宇。承畴实不负先帝，亦不负经略矣。”[(34)]乾隆时，赵翼论其功曰：“（洪承畴）顺治元年从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出经略江南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35)]道光时，任多省巡抚、署两江总督的梁章巨说：“公（洪承畴）自顺治元年入关为内院大学士，次年即入驻江南，以次削平逋寇，后再出为楚、粤、滇、黔诸省经略，西南底定，其功亦伟矣。”[(36)]梁章钜行文遣词与赵翼同，而有两点订正，一是赵说洪承畴“经略江南”，梁曰“入驻江南”，盖因洪承畴奉命招抚江南，未授“经略”，其招抚亦非官衔；一是赵说：“西南底定，皆其功也。”不免浮夸失实，梁氏改为“其功亦伟矣”。梁章钜叙事论人如此严谨，也同声称赞洪承畴在清开国过程中的功绩，可见是他们彼此的共识。梁章钜还论其才云：“公之干略，盖有古今人所不能及者。”
要之，清人评说洪承畴在清初的业绩，是不负经略之重任，而有功于清之开国一统。
四、“招抚”、“经略”离任之隐曲
洪承畴初降，太宗未予信任，不令服官。入关后，他被委以重任，十分感激，上表顺治帝以明心迹，称：“皇上特畀以经略之任。伏读上谕，信臣任臣，恳至周详，臣当竭尽心力，以期剿抚中机，无负皇上承天爱民本念。”[(37)]他在招抚江南、经略西南时，确实竭尽心力，然而，清廷并未因此而深信不疑，其“招抚”、“经略”前后两次离任之原委，似可窥见其中之隐曲。
顺治四年二月，招抚江南的洪承畴遣总兵卜从善等，已尽俘朱明宗姓之起兵者，“请旨斩之”。四月，明给事中、华亭人陈子龙受鲁王朱以海官，潜集太湖溃兵起事，洪承畴派参领索布图往捕，陈子龙投水死。正当洪承畴自谓“昼夜冰兢，不敢倾刻自逸”，[(38)]严厉镇压抗清者，江南渐次平定之际，是月，驻防江宁总管巴山、张大猷属下游击陈际可获鲁王谍者谢克之，得鲁王敕封洪承畴国公、江宁巡抚土国宝为侯，以及鲁王总兵黄斌卿给洪、土二人的信，信中说：“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39)]巴山立即上奏，世祖虽敕谕洪承畴说，此系敌人“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以示慰藉，令其放心，然而，同时又大“奖巴山等严察乱萌。”[(40)]“谕江宁等处昂邦章京巴山、张大猷曰：尔等镇守地方，遇有乱萌，及奸细往来，严察解获，具见尔等公忠尽职。”[(41)]如此处置，不啻警告洪承畴不得反水、有二心。巴山受到“严察乱萌”之鼓励，督察更为用心，十月，有广东僧人函可，是故明尚书韩日缵之子，韩是洪承畴会试房师，承畴与函可乃世谊。函可与僧徒金腊等欲回粤，求洪承畴发给印牌，洪允准。函可出城时，被城门守者盘查，发现有“谋逆”文字的《纪变》一书，以及福王答阮大铖书稿。巴山立即上闻，部议：洪承畴徇情私给印牌，应革职，顺治帝宥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洪承畴大概自知巴山将不利于己，清廷也未必信任自己，于是以父丧请解任守制，获准，命假满回京。半年之内，洪承畴被两次告发，一为牵连“乱萌”，一为纵放携有“谋逆”文字者，均为降人所忌，他上疏引咎而后离开南京。
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攻占昆明。三月，经略洪承畴至昆明。十一月，清廷命平西王吴三桂留镇云南，“云南省凡应行事宜，听该藩遵奉上谕举行，各衙门应遵旨，不得掣肘。”[(42)]举凡云南之军事、人事、民政、钱粮及一切事务之大权，均由吴三桂执掌。吴三桂向洪承畴求“自固之策”，洪告以“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三桂“顿首受教”。[(43)]久经官场历练的洪承畴，所告吴三桂的谋略是“养敌”以自重。洪承畴支持并为吴三桂谋划如何盘踞云南，故而不主张立即追击当时已退入缅甸的南明永历帝。
顺治十六年八月，兵部密咨洪承畴，命相机布置，清军宜速入缅甸，击灭永历，“以靖根株”。洪承畴以云南久经兵火，凋弊特甚，土司降卒尚存观望，伺机起衅，内变易生，且道路险远，瘴气为害，难于穷追，等等理由，上疏请求暂停进兵，主张待“兵饷刍粮辏备，土司苗蛮渐服，残兵降卒已安，并调拨将兵次第齐集，责成防御，然后进剿，庶为一劳永逸，固内剿外长计。”总之，须“先安内，乃可剿外”。[(44)]吴三桂起初自然与洪承畴持相同的主张，他说：“臣向请暂停进兵缅甸者，盖谓南服新经开辟，人心向背难知，粮食不充，事多牵系，在当时内重而外轻也。”[(45)]清廷允准洪、吴所请。但是，老谋深算的吴三桂，知永历一日在缅，清统治者必定难于安席，只有剿灭永历，方能安枕，因而改变初衷，上疏力主进兵缅甸。以邀信宠而“自固”。他说：“惟是再三筹斟，窃以为边孽不殄，实有三患二难”。所谓“三患”，一是永历在缅，必思一逞，窥伺边防，“此患在门户也”；一是或假永历之名以煽惑土司，则遍地烽起，“此患在肘腋也”；一是投降官兵未必“革心”，心系永历，一旦边关有警，若辈生心，“此患在腠理也”。所谓“二难”，一是永历在缅，大兵云集于云南，措饷之难，使公私交困；一是召买、搬运交纳粮草，年年纳，年年输，民力尽于此，而生产荒芜，“培养之难又如此也”。因之，“惟有及时进兵，早收全局，诚使外孽一净，则边境无伺隙之患，土司无簧惑之端，降人无观望之志，地方稍得苏息，民力稍可宽舒，一举而数利存焉，窃谓救时之方，计在于此”。[(46)]吴三桂“三患二难”的分析，切中清统治者的心病，只有消灭永历，以绝人望，无人再与清分庭抗礼，清朝方能一统江山唯我独尊。
当时，廷臣中对是否进兵缅甸，意见分歧。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一致支持吴三桂所请留兵不撤，进兵缅甸，顺治帝批准。这样，吴三桂“三患二难”之说，便从反面说明洪承畴不进兵缅甸所持理由，不过是强词夺理，实乃不欲剿灭永历，清廷对此自然难于放心。《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论曰：“桂王既入缅，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权。”孟森先生说：“顺治十六年朝旨，速进兵缅甸，以靖根株，承畴辄以暂停进兵请；清廷知承畴无斩绝明裔成心，遂允以目疾解任，而毒明遗种之功，归之平西，若承畴犹在事，恐平西亦不能悍然出此也”。[(47)]若然，则洪承畴之解任，是因清廷之猜疑。洪氏之去，为吴三桂放手追杀永历创造条件，这从清廷批准其乞休之速，毫无慰留之意，亦可从中窥探消息。洪氏乞休之请于顺治十六年十月十六日抵京，七天后即被批准：“经略洪承畴，以目疾乞休。得旨：……览奏目昏衰老，深殄朕怀，特准解任，回京调理。”[(48)]洪承畴回到北京，清廷对其功劳并未“优给爵赏”，而是酬之甚薄，仅“给与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四次。”[(49)]阿达哈哈番即轻车都尉，分一、二、三等，洪氏所得是该爵最低等，叙三品而已。时洪承畴已六十有九。
洪承畴以文臣能军，带兵而又不拥有兵，不像明末镇将武夫如吴三桂辈，各有家兵羽翼，誓死拥护，故一旦功成见弃，决无拥兵抗命之力。其晚年，颇受冷遇，唯有“自惜其身”，起居谨慎，闲居京城，十分失意。康熙四年二月，卒，年七十有三。康熙六年，内院撰《洪承畴碑文》，仅以“贤良之臣”[(50)]称之。乾隆时修《贰臣传》，乾隆帝述其缘由曰：“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不可胜计。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以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朕思此等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功勋谅之于生前，亦不能因其尚有后人原之于死后。今惟准情酌理，自应于国史内另立贰臣传一门”。[(51)]在乾隆的上谕中，洪承畴因“大节有亏”被列为贰臣之首，打入另册。辛亥革命时，由于宣传革命与反满，洪承畴以及清初降清者均被视为引狼入室的民族败类，被钉在“汉奸”的耻辱架上。
五、功过是非再评说
洪承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留下了可供评说的功过是非，如何评论其背明降清，歧见迭出，或曰：“夙望重臣”、“其功甚伟”；或曰“贰臣”、“汉奸”。这说明洪承畴其人盖棺而未能论定。
评价一个复杂如洪承畴这样的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首先必须严格遵循历史的原则，将其活动置于其生活的时代来考察，历史地分析问题；其次，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毕生活动是正反兼而有之，也就是说人无完人，肯定其“功”与“是”，并不是要掩饰其“过”与“非”；其三，某一历史人物肯定与否，是看他们的活动对国家民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起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
明亡清兴，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汉族和满族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明清之际的满、汉矛盾，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其性质根本不同于当时中国与西方早期资本殖民主义国家的矛盾。
洪承畴生活在明末清初，历史地考察其时代特征，与以往历代王朝鼎革时不同的是：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形势，这就是西方早期资本殖民势力的东来。
最早来到中国的是当时的殖民主义强国葡萄牙，随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接踵而至。他们以“求市”未果，骚扰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出没纵横，民受其害”。157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占领澳门；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1622年（天启二年），荷兰两次占领澎湖，1624年（天启9年）又占领台湾。1626年（天启六年），西班牙人占领了台湾鸡笼港（基隆），1642年（崇祯十五年），荷兰人打败西班牙，独占了台湾。1637年（崇祯十年），英国武装商船不顾明政府的禁令，以武力闯入珠江，“上岸纵火，焚烧小市一处”，焚毁中国民船，炸毁虎门炮台，《明史·荷兰传》记载：“崇祯十年，驾四舶，由虎门薄广州，声言求市”。并谋划占领海南岛作为对华贸易基地。[(52)]
同时，来华的传教士，虽然不乏忠诚的传教者，推动了中西方化交流，但其中一些人也积极参与了明清变革之际的中国内战。他们或帮助明廷造炮，购炮，训练炮手，或准备召募洋兵直接参战。天启六年，“调往山海关者十一门”[(53)]红衣大炮（“红夷火炮”）。同年（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率军攻宁远，遭到红夷大炮痛击，大败而归，死于瑷鸡堡。翌年，清太宗再攻宁远，又被“凭坚城用大炮”的明军打败。明人因之视西洋大炮为“歼夷灭虏第一神器。”传教士陆若汉曾上书明帝献战守之策，愿往澳门招募洋兵四百，备带西洋武器，“廓清畿辅，恢复全辽”。准备与清军大干一场。有人则准备借外力打内战。
正当远渡重洋的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势力来到中国南大门的时候，沙皇俄国扩张主义势力又侵扰我国黑龙江流域，插手西北边疆少数民数地区，支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汗噶尔丹民族分裂势力。
明清之际，中国南北面临着外国势力的交相侵扰。尽管西方早期殖民主义还没有力量占领中国，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也不是现实的存在。但是，“明亡，天下分裂”，在中国大地上同时存在清、南明、大顺、大西四个政权，倘若彼此鏖战的局面长期继续下去，有人则会引狼入室，借外力打内战，如永历之求援于罗马教廷，这样外国势力势将更深入地卷入中国内战，统一的中国将受到威胁。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中央政权，取代业已腐朽的明王朝。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外国势力，使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长期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国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在康、雍、乾三帝时期，中国成为亚洲头等强大的国家，也是世界强国之一。因此，从历史的大局着眼，清军入关和清王朝的建立，是应该肯定的。而洪承畴则有功于清之开国与清初的统一。
当然，清军对抗清者的滥杀，以及剃发易服、逃人法等等民族压迫政策，则是不能肯定的。
注释：
①见《啸亭杂录》卷8《洪文襄之降》条。
②《清太宗实录》卷60，第3页。
③同②。
④《清太宗实录》卷60，第20页。
⑤《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第23、24页。
⑥《清史稿》卷237《洪承畴传》。
⑦《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0页。
⑧《清世祖实录》卷4，第5—6页。
⑨《多尔衮摄政日记》，第9页。
⑩同⑨，第6页。
(11)《清世祖实录》卷4，第11—13页。
(12)同(11)，第17页。
(1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9册，第3735页。
(14)《明史·李自成传》。《平寇志》卷11。
(15)《吴逆始末记》。
(16)《清世祖实录》卷5，第9页。
(17)《流寇志》卷13，第196页。
(18)有关李自成负箭伤的记载，又见谈迁《国榷》卷101、《明史》卷309《李自成传》，等等。
(19)《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
(20)《多尔衮摄政日记》，第8页。
(21)同(2⑩。
(22)《清史稿》卷245《陈名夏传》。
(23)孟森：《洪承畴奏章文册汇辑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2页。
(24)《清世祖实录》卷18，第15页。
(25)同(24)，卷76。
(26)同(24)卷75，第22—23页。
(27)《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
(28)《明清史料》甲编，第6本，《经略洪承畴揭帖》。
(2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
(30)同治《衡阳县志》卷3《赋役志》。
(31)同(27)。
(32)《清世祖实录》卷98，第5页。
(33)《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
(34)《明清史料》丁编，第10本，第974—975页。
(35)赵翼：《檐曝杂记》卷2《洪经略行状》，中华版，第39页。
(36)梁章钜：《归田琐记》卷4，《洪文襄公》，中华版，第63页。
(37)《清世祖实录》卷76，第2页。
(38)《明清史料》丙编，第2本，《江南招抚洪承畴揭帖》。
(39)《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
(40)同(39)。
(41)《清世祖实录》卷32，第4页。
(42)《明季南略》卷15，第482页。
(43)《庭闻录》卷3。
(44)同(39)。
(45)同(43)。
(46)同(43)。
(47)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2页。
(48)《清世祖实录》卷129，第10页。
(49)《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部议洪承畴宜予世袭官职题本》。
(50)梁章钜：《归田琐记》卷4，《洪文襄公》。
(51)《贰臣传表》乾隆上谕。
(52)《明史·佛郎机传》。
(53)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史》。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斯当东：《英使觐见乾隆纪实》第19—20页。
(54)《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戊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