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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4）06—0006—05
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已经走过了近25个年头，在这期间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空前发展，产业结构在世界市场机制作用下，调整与转换的速度在加快。尤为重要的是，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发挥，中国产品对全球市场的影响正在扩大。这表明我国与世界市场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们期望中国对外开放是一个报酬递增的自然过程，但是，“坎昆会议”的失败使我们看到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存在缺陷，最为明显的是WTO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制度安排，没有充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政策的自主权，也不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发展失衡进行自动纠正。作为一个处于转型阶段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开放不可能套用其他现成模式，必须在开放进程中不断试错、学习与修正，并且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进一步体现内外均衡发展的战略思路。本文将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偏向产生的循环累积效应开始，分析我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现象及后果，强调我国保持内外动态均衡发展持续开放的意义。
一
一般认为，由于FDI能够提供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并具有催化国内投资的能力，其对国民经济的作用超过了国内投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投资环境和准入条件不断改善，并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成为世界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但是，FDI在中国的分布极不平衡，并且这种持续的、极不均衡的FDI分布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东中西各区域的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能力，而且不可避免地作用于地区的发展潜力，构成了决定中国的区域差距变化的重要变量。我国东部地区吸收了FDI的绝大部分，而与之相比，中部和西部吸收的FDI很少。1992～2002年，东部吸收FDI的份额始终在85％以上，中部和西部的份额分别在10％和6％的范围内波动（见表1）。加入WTO以后的东部地区吸引的外资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保持稳定，西部地区则明显下降了。FDI的不平衡分布从以下四个方面扩大了东西部发展差距：
表1：1992～2002年中国区域外资分布情况 单位：％
地区1992年 1995年 1998年 2002年
东部88.2586.02
85.4
86.63
中部 7.17 8.59
9.519.55
西部 4.57 5.39
5.093.8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1.外商直接投资不平衡分布扩大区域工业发展差距。从1997年到2001年，东部的工业增加值份额在58.57％的基础上又上升了2.85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分别下降了1.55和1.30个百分点。这种区域工业差距的扩大与FDI工业的区域分布有较大关系。2001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与FDI工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0.7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FDI工业增加值每增加1元，工业增加值就增加2.16元。聚集于东部的FDI在扩展工业规模的同时，拉大了我国东中西部在出口竞争力和工业技术方面的差距。
2.外商直接投资不平衡分布进一步影响区域出口差距。我国各地区出口对FDI的依存度很高，其相关系数高达0.93。1996～2001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出口份额分别为90.81％、5.09％和4.10％。在同一期间，东部出口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由44％上升到53％，中部对FDI企业出口的依存度提高了2.7个百分点，而西部仅提高了2.1个百分点。在东部出口增长的64％是由FDI企业出口实现的，而FDI企业出口对中部、西部的出口增长率的贡献仅为25％和20％。FDI聚集东部地区不仅扩大区域之间出口能力差距，而且有力地推动东部的产业结构乃至整个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
3.外商直接投资不平衡分布加剧区域人力资源偏向分布。FDI主要聚集在人力资源素质较高的东部地区，并通过吸收东部以外地区人才、技术与知识的溢出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2002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FDI企业就业的份额分别为87.01％、8.07％和4.92％。研究还表明，如果企业后向关联系数为0.9而前向关联系数为0.7，外资企业间接创造就业系数为1.6。[1]（P223）因此，FDI聚集东部沿海地区，其对区域之间的人力资本偏向分布的影响不可低估。
4.外商直接投资不平衡分布扩大区域技术发展差距。FDI作为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途径，近10多年来已经成为我国主要的技术来源之一，其聚集程度直接影响我国各地区的高新技术出口水平。2001年，我国31个地区高技术出口额与FDI企业出口额的相关系数高达0.987，FDI企业高技术出口占全国高技术出口总额的82％。从区域结构看，我国在2002年东部、中部与西部高新技术出口份额分别为97.93％、1.02％和1.05％。这说明，FDI的集聚状况已经强烈影响了不同地区的技术发展差距，也必然作用于地区技术结构的变迁。
首先是FDI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度集聚，与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的要素成本优势转移生产的投资目标紧密相关。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产业结构与产业配套能力、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在FDI集聚中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偏向性的优惠政策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FDI的增长机制与区域集聚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优惠政策首先是一种“非管制化政策”，为东部沿海地区创造了类似东亚地区的经济环境；[2]其次是政府财政方面对基础建设方面与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金融发展方面的支持；第三是区域性优惠政策顺序也对东部沿海地区产生了先发优势效应，它有利于较早获得优惠政策的地区先期形成收益递增的空间，这对全国范围的要素流动产生引致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对FDI的吸收能力。
二
FDI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高度聚集对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产生这种循环累积效应的关键环节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的对外贸易之间的内在联系；进入我国的FDI的95％为绿地投资，通过投资形成的生产基地主要进行加工贸易的比例高达70％以上，加工贸易又占中国的对外贸易的50％以上。我国引进的FDI大多为出口导向型，具有加工贸易的增长直接带动整个进出口贸易增长的特点，这无疑为东部沿海地区与国际市场加深要素与商品流动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格局下，东部地区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开始明显上升，对外贸易依存度也大大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态势与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并没有必然性，关键在于我国在努力降低国际市场壁垒的同时，国内的市场壁垒并没有消除。一方面我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保护筹体制因素，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却明显滞后。这种状况与FDI的聚集效应和其在华的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地区之间市场内外一体化严重不平衡的情况，其重要的标志就是：各省（区）、市尤其是东部省市与国际市场联系强化的同时，国内各省（区）、市之间的贸易联系不断弱化。
中国加入WTO后国际贸易壁垒明显下降，对外贸易总额显著上升，特别是2003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8511.9亿美元，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5％，增长了10.5％个百分点。以对外贸易最发达的广东、上海、江苏等东部省区为例，2003年间对外贸易依存度分别达到174.4％、148.7％、75.5％，大大高于当年全国60.3％的平均水平。2002年中西部各省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大都低于10％，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看，中西部省区的增幅也远远低于东部省区，例如，2000年到2002年间，中部省区中的安徽、江西、河南和湖南，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提高了0.64％、0.02％、1.33％和0.61％，西部省区中的四川、广西、云南和陕西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提高了2.33％、0.58％、0.95％和0.66％。[3]可见，东部省区与外部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发展速度要远远高于中西部省区，我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攀升主要是由东部各省对外贸易的强劲增长推动的，而中西部地区的对外贸易相对严重滞后。
中国已经执行了20多年的对外开放政策，从一个几乎封闭的经济体发展成为世界上主要的贸易国之一。但是，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并不是开放性经济的最本质内容。一般来说，经济规模大的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比较小，如美国在20％左右，而规模小的国家相反，如新加坡超过100％。中国是一个大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经达到了60.5％。偏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了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受制于国际市场供给和需求条件的变化，经济增长越来越受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这无疑增加了经济增长面临的外部风险。但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是通过中国的局部市场（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与全球市场一体化来实现的，与此同时是国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与贸易的相对萎缩。
国内市场一体化滞后，表现在各省区对其他省区商品的设置进入壁垒，省际贸易被对外贸易和省内贸易替代。一个地区消费的商品主要有三个来源：1.本地生产的商品。2.从国内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3.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地区的总的商品吸收由这三个部分构成，它们相互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其中一个部分的比例增长必然导致至少其他两个部分或者其中之一的比例下降。如果这个地区与国内其他地区以及国外的市场一体化程度比较高，那么该地区应该消费比较多的国内其他地区和国外的商品。如果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很低，贸易壁垒比较多，一个地区就会多消费本地区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程度都增强的情况下，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省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比例上升，而省内贸易的比例下降，因此，地区的商品吸收结构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地区和其他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的变化情况。
根据Sandra（2002年）等人的研究，[4]我国东部省区对国外商品的吸收比例上升明显，北京、上海和福建吸收本地和国外商品的比例大幅度提高，而对其他省区商品的吸收比例明显下降；浙江、福建和辽宁吸收本地商品的比例很高，而对其他省区商品的吸收在10％以下；四川、河南、湖南和湖北对本省商品的吸收比例高达91％、82％、86％和85％。各省区对省内商品吸收比例的增加和对其他省区商品吸收比例的下降，反映了我国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滞后，而地方保护主义则成为国内市场一体化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
同时，还应当看到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对不同地区的经济意义是不同的。在国际贸易的“边界效应”下降而国内贸易的“边界效应”上升的格局下，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西部各省区对外贸易规模小，也倾向更多地吸收本地商品，但是由于工业基础的薄弱与制造业的衰退，省内贸易不可能像东部省市一样以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为主，形成省内贸易流量规模很大的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因此西部省区对省外商品的依存度大，并产生了省际贸易逆差问题。表2对1995年以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贸易差额进行测算，从中可以看到西部地区的省际贸易呈逆差状态，并且逆差额持续增加，从1995年673.79亿元的逆差额扩大到2002年1801.43亿元的逆差额，其中，贵州、云南、青海、宁夏等省区最为典型；中部地区省际贸易基本平衡；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省际贸易呈顺差状态，并且顺差额持续增加，其中，上海、北京、辽宁、江苏、河北等省市最为典型。西部地区省际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抵消了投资、消费和外贸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抑制了西部各省区的经济增长。
省际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是一个地区产业整体竞争力减弱的体现。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提升与率先开放、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市场形成产业集聚紧密相关。为了保护本地同类产业的发展，很多欠发达省份都采取许多地方保护措施来限制外省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以此引起发达地区更严重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封锁。加入WTO后，进口商品的价格下降，东部和中部地区对西部的产品包括原料的依存都在下降，因而使西部地区通过向外产品输出解决贸易逆差变得更加困难。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
表2：西部12省区省际贸易逆差变动状况单位：亿元
省份 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
内蒙古-86.56-47.34-29.42-32.51
4.1 27.39
-127.24
广西 -76.66 23.53
-124.07-82.58-151.6
-186.23
-149.78
重庆
- 22.44-22.24-15.86
-109.78
-144.43
-215.87
四川 5.2-43.04 -2.46 31.46 -5.47 3.24-61.73
贵州 -115.79
-178.74
-194.43
-256.75
-286.46
-362.07
-367.07
云南
28.42-77.64
-101.48-155.1
-276.36
-297.35
-202.98
西藏 -13.76 8.02 12.03
0.5 2.28 1.03 1.66
陕西 -145.8
-133.76 -166-91.54
-169.27
-148.11
-211.53
甘肃 -52.94-71.61-45.47-44.06-44.62-41.15-50.56
青海 -17.62-46.93-48.97-54.52-78.09
-117.23-59.46
宁夏 -18.22-37.05-55.26-68.66
-103.25
-145.67
-183.49
新疆 -180.06 -118.21
-214.83-159.3
-102.08-54.94
-173.38
西部合计 -673.79 -700.33-992.6
-928.94
-1320.6 -1465.52 -1801.43
注：（1）各地区外贸净出口商品值采用按进口目的地和出口货源地统计数；（2）人民币汇率按年平均汇率中间价；（3）“-”为省际贸易逆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2003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1.对中国市场与经济产生分割效应。当东中西部商品贸易联系弱化、要素流动的方向发生变化，即东部地区日益与外部市场形成产品、资本与要素循环，无论是技术来源和市场网络的外部联系都大于对国内其他地区的联系时，局部的高度外部一体化必然产生对中国市场与经济产生分割效应。当地区之间从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到能力结构差距的时候，固有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模式都必须重构。显然，这不利于中国以整合的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
2.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需求损失效应。从人口和经济规模看，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但是，在国内市场一体化受阻和省际贸易相对萎缩的情况下，内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因此，中国的内需主要靠财政政策来推动，非市场自发形成的需求，但是，财政政策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加快内部市场一体化进程，才能增加由市场自发形成的内部需求，内外市场的均衡发展才能减少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
三
中国在对外开放发展外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存在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问题。这一失衡是以我国东中西部之间的地区发展差距为基础的，内外失衡此与地区失衡交织在一起，从而使问题超过了一般国际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这也充分说明，我国如何科学明智地利用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降低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的风险与成本，最大限度利用市场一体化的积极效应，仍然是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严重不对称、进而影响区域平衡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从统筹发展出发，把握充分的政策空间对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与国内发展重点实行调控。一般而论，在体制与规则已经确立并良好运行的情况下，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将成为推动市场一体化的主要方式，因此，体制、贸易与投资是我们在改进内外一体化失衡时必须思考的重要方面。
第一，在国际贸易、省际贸易与本地贸易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方面，关键在于消除省际贸易的体制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十分重视我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的融入与参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以行政性分权为初始条件的政府体制改革不断强化了各行政区的利益，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竞争阻碍了从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去建立良性省际贸易关系。市场保护导致的市场分割的后果就是推动地方不断以国际市场和区内市场替代省际贸易；国内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国内贸易机会没有完全利用，将不利于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提高和国内比较优势向国际竞争优势的转化。[5]（P4）因此，进一步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行政体制改革相结合，推动国家财政分配体系的转型，减少地方政府对省际自由贸易商品的干预，通过相关的立法消除省际贸易的体制障碍，达到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和合理区域分工的目标。
第二，在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方面，关键在于坚持对进入我国的FDI进行产业导向与区域导向，不放弃利用政策机制和法规去引导与管制外资。WTO规则与运作不可能对成员国的发展失衡产生纠正机制，我国可以在遵循WTO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战略，加快政策的调整过程，充分利用外资等外部资源提升自身地经济规模和质量，而不是在大量引进FDI的同时，承受内外经济发展失衡、区域经济失衡的长期代价。因此，没有必要在市场准入和投资约束方面过早采取商标准的规则，以放弃管理外资的政策工具为代价来吸引新一轮外资进入。同时，在宏观管理方面形成目标明确的贸易与产业政策和良好设计的FDI政策仍然是必要的；针对国内外市场一体化失衡、FDI过度集中扩大区域差距问题与利用FDI推动技术升级的紧迫性，必须加强引导外资投向，对外商投资予以分行业、分地区的限制或优惠的做法；对一些关键领域，要对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或禁止，以保证外国投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目标和总体要求；准入领域和准入条件的开放，要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地区平衡发展相适应。政府应当积极鼓励外资向高技术含量和中西部地区流动，把利用外资与国企改造、区墩布局、技术提升、引进人才和提高管理水平等结合起来。
第三，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关键在于加快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通过提升制成品品质与技术增加来自于贸易的利益分成，防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出现的“合成谬误”。“合成谬误”指的是发展中国家一起同时推动劳力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或相互之间展开竞争竟相吸引直接外资、用劳力密集型工序替代国际生产网组织的高技术活动。这会导致：1.制成品出口价格下降，2.在制成品出口增加的同时，制成品增加值占国内产总值之比却没有出现大幅攀升甚至下降；3.在增加世界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同时，没有相应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4.利用灵活的劳动工资降低成本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5.变国际企业之间的竞争为不同国家劳动力之间的竞争的同时维护跨国公司的利润。在“合成谬误”发生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体系中造成严重的系统化紧张。我国属于劳动力过剩和高度依赖直接外资的国家，从我国目前引进外资类型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近来频频发生的贸易摩擦、出口绩效下滑的情况看，“合成谬误”的端倪已经出现且有发展的势头。因此，重视在开放进程中适时地调整策略将十分必要。如何调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建议也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是：充分地利用国内的增长资源，将外商直接外资用于技术升级，更多地注意国内市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作用；为了理顺调整进程和保持稳固的增长，必须保持对于汇率的自主；由于依靠劳力密集型出口有一定限度，要制定一项新的战略迅速而有序地实现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便利出口向高增值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以国内产品替代进口零部件，同时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增加生产性就业。贸发会议认为，这一进程如果把握得当，中国就有能力取得工业化进程的跃进，过剩的劳动力的问题也会顺势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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