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太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一部严肃的历史科学著作；《史记》又以其巧妙的艺术手法，行之久远的文采，形象地再现出一幅历史人物的画卷，其中千姿百态的人物栩栩如生，叫人兴叹，催人泪下，使人思慕，令人振奋，使《史记》足以称为一部伟大的文学名著。每当读过《史记》，秦始皇、李斯、刘邦、项羽、张良、范增、韩信、李广、荆轲、郭解等人物形象都在我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掩卷深思，还有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在眼前频现，令人不得释怀，那就是《史记》中的“太史公”。
一、《史记》里由始至终有个“太史公”
我们且不论《史记》最早就叫《太史公书》，单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史记》130篇之中，“太史公”凡152见，且它是以两种形式出现的。
第一，以“太史公曰”的序赞评论形式出现。在《史记》中，太史公评论历史，褒贬人物，抒发情怀，成一家之言，主要是用载于每篇之后的“太史公曰”来表达的。“十二本纪”中，有十一篇后有“太史公曰”。因《孝武本纪》亡，今本是截取封裥禅书所补，故无。“十表”中，六表后有“太史公曰”，三表后有“太史公读”，《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无曰无序。《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虽不见“太史公曰”但有序；“八书”中七篇有“太史公曰”，一篇《历书》只论无叙，通篇讲太史公的观点。《天官书》“太史公曰”最长为1211字：“三十世家”中，除《陈涉世家》后载“褚先生曰”以外，其余29篇均有“太史公曰”；“七十列传”中有69篇出现“太史公曰”，其中“太史公自序”另当别论。
第二，以“太史公自序”的自传形式出现。《史记》的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开篇讲司马氏的家世、家学渊源，接着载《论六家要指》，介绍司马谈及其学术思想。然后叙述司马迁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重点是二十壮游。接下来叙述司马迁接受父亲遗嘱：“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的恳挚之意。然后叙述司马迁答壶遂问，阐发写《史记》的主旨，是继《春秋》拨乱反正以当一王之法。接着叙述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受腐刑后引古人自况而发愤著书。最后叙述《史记》130篇序目。用精炼的文字概括某篇某传的内容，交待为什么如是写的理由，集中表现出太史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褒贬观点。《自序》全篇凡称“太史公”14处，有6处指称司马谈，5处指称司马迁，2处为司马谈和司马迁的共称，1处指称书名。由上可见，“太史公”实存于《史记》书中，“太史公”贯穿于《史记》全篇而无处不现。
二、怎么看《史记》中的“太史公”
《史记》中的“太史公”究竟为何？至今没有共识，归纳起来，有以下看法：
第一，认为“太史公”为汉时官称，主张这种说法的代表人物有如淳、虞喜、李绂、梁玉绳、王国维、吴敬之等。
第二，认为“太史公”为当时通称，主张这种说法的有李慈铭、朱一新等。
第三，认为“太史公”为司马谈，主张这种说法的有姚察、李善、颜师古、顾炎武等。
第四，认为“太史公”为司马迁，司马贞《史记·索隐》持此说。
第五，认为“太史公”或为司马谈、或为司马迁，吴仁桀、王鸣盛在《两汉刊误补遗》、《十七史商榷》中持此论。
第六，认为“太史公”为书名，此论见于《汉书·艺文志》。
还有许多说法，如张大可《太史公释名考辨》列举十说，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之所以众说纷纭，是基于把《史记》作为“实录”来看的。自从班固译《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以来，人们都将《史记》视为不可置疑的信史来读，认为《史记》中的一切都无可非议，是不可置疑的经典。也正因为拘泥于此，对于许多问题的研究，便跳不出传统考据的窠臼。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史记》的文学研究，公认《史记》是伟大的传记文学名著。然而却遮掩地不敢承认《史记》是创作的文学作品，唯恐动摇了《史记》的信史地位。我看这种担心大可不必。既然大前提承认《史记》是文学名著，那么它就存在创作的因素。只不过《史记》作为传记文学创作与现代小说的创作不同，它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表以文采，通过生动鲜活的文学形象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抒发自己胸中的情结罢了。
若从文学的视角来读《史记》，其中所述历史事件，无不是在交待社会背景，人物赖以活动的环境，整部《史记》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缩影。其中所写的各阶层人物，不论是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教授还是策士隐士、说客刺客、游侠土豪、医生卜者、商贾俳优，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史记》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刻划，才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明史，其实就是一部人类的发展史。我们如此将《史记》当作一部写人的文学名著来品味，不但无损于《史记》的信史地位，反而更加全面深刻地认识到《史记》的价值所在。这与我们看法国巴尔扎克的小说《人间喜剧》，把它当作历史著作来读的道理是一样的。司马迁的《史记》完全可以当成小说来看，无需板着面孔单纯地将《史记》作为历史的教科书来读。北京大学褚斌杰先生曾说：“《史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第一高峰。”胡怀琛先生也说：“我们拿他当史看，不如拿他当文看，不过一面拿他当文学作品看，一面也可以知道一些史事，故我以为《史记》这部书，绝象现在的历史小说。”（见《史记选注本·序言》）这在历史学家看来也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在文学家的视野里，是那样的合情入理。《史记》中的“太史公”身上便集中了中国史家的优秀传统，“太史公”为历代文人学子树立了发愤著作的榜样，“太史公”的精神性格、思想情怀影响了后世的文化人。我们且不论“太史公”或是司马谈、或是司马迁、或是书名、或是官称，我们完全可以将“太史公”作为《史记》中的“这一个”文学形象来研究，他应该是历代史官典型的化身。
三、《史记》中血肉丰满的“太史公”形象
首先，“太史公”作为一个史官，厕于下大夫之列，秩比六百石，官微禄薄。但是他珍爱自己的职掌，继承祖业，坚持修史著述是其人生理想。
太史公司马谈为了实现自己的修史理想，不仅自己殚精竭力编纂古事旧闻，而且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儿子成为史家。教他“十岁诵古文”，向当时的儒学大师孔安国和董仲舒学习《尚书》，自己亲传《易》学。当儿子二十岁的时候，出资让他漫游天下，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卫宏《汉旧仪》和刘歆《西京杂记·卷六》说司马迁十三岁的时候，曾奉父命，乘‘传车’遍行天下，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司马谈为了修史理想可谓“鞠躬尽瘁”了。临终前“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份深情的遗嘱，充分表达出“太史公”的敬业精神，他将论载史文作为毕生的理想，他把论著视为大者，视为立身扬名的资本，他要象孔子那样整理古代文化，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让后世学者效法。父亲的理想就是儿子的志愿。司马迁当仁不让地继承父志，也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修史著作的事业。“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缺’。”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正式做了太史令，司马迁以极大的历史责任感来对待自己的修史事业，他在国家藏书馆、档案室阅读整理繁浩的历史资料，以极高的热情和创造性的劳动，从大堆杂乱的断简残编里抽出历史的故事条理。这就是所谓“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的情况。同时，司马迁还利用侍从汉武帝出巡的机会，遍寻轶闻古事，实地访查，不断丰富著述的素材。
本来太史公司马迁的修史著述可以在顺利的情况下进行，只因为汉武帝的无常使司马迁遭李陵之祸“伏法受诛”“身毁不用矣。”面对死亡，司马迁并不怕，他所思索的是死的价值。“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在司马迁看来，修史著作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他所以选择受腐刑的侮辱苟活下来，实在是因为父命没有完成，著述的理想没有实现。在挫折屈辱时，他以孔子作春秋、西伯演周易、屈原作《离骚》、左丘明写《国语》、孙子传《兵法》、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韩非子作《孤愤》《说难》等圣贤为榜样，激励自己发愤著书。我们说，经常左右人行为的便是他的意志，其意志的客观化，便是他的人格。司马迁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太史公书》，太史公的形象因为有《太史公书》而光耀千古。
其次，“太史公”继承了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表现出秉笔直书、惩恶劝善的批判精神。
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秉笔直书批判精神的史官不乏其人。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崔杼杀死齐庄公以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又《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死晋灵公后，晋国太史董狐写：“赵盾弑其君。”孔子以为董狐是“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史记》中的太史公继承了史官的优良传统，充分表现出史官的个性特征。
在学术上，太史公坚持批判的精神，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对儒、墨、名、法、阴阳、道德六家进行了批判。比如，他认为阴阳“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但是“使人拘而多畏”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这种批判精神，无疑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出司马谈的胆略和学识。
在政治上，太史公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黑暗，充分表现出他的个性。司马迁不是一个粉饰太平的御用文吏，他不肯盲目地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更不轻易地为他们树碑立传。致使站在当权者立场上说话的人把《史记》视为“谤书”，恨司马迁欲杀之。
司马迁秉笔直书，批判的锋芒直指汉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他用互见法写刘邦年轻时“不事家人生产作业”，作亭长时“好酒及色”，为沛公时与郦生初次见面竟“踞床，使两女子洗足。”当了皇帝得意忘祖，在文武百官面前挖苦乃父，使群臣“大笑为乐”。小肠妒忌，因一饭之嫌封嫂之子为“羹颉侯”。大臣周昌来朝奏事“高帝方拥戚姬，昌还走，高帝逐得，骑周昌项，问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纣之主也。’于是上笑之。”当“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我们看，在司马迁笔下，刘邦简直是一个无赖流氓。所谓的真龙天子远不如凡夫俗子有德性讲修养，只不过小人因时得势而已。太史公不仅批判皇帝，对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争斗，对贪官污吏草菅人命等官场的黑暗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忠于现实，忠于职守、惩恶劝善，为历代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太史公是非分明，褒贬人物又不乏儿女情肠。
“太史公”坚持是非原则，在《史记》中对众多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进行褒贬、表达爱憎的同时又寄予一腔儿女情肠。这在《太史公自序》和各篇末的“太史公曰”里都有明证。他褒扬所谓“明君”、“贤臣”、“循吏”。例如，在《孝文本纪》末“太史公曰：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在这里，太史公用“春秋笔法”“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对孝文帝给予热情洋溢的褒奖，许之为后世楷模的“仁君”。他把管仲、晏婴、子产等视为“贤臣”，表示由衷地景慕，“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见《管晏列传》）。在《循吏列传》中，太史公又以饱蘸激情的笔墨评述了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循吏”形象，称颂他们“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应该说明的是太史公歌颂“明君”、“贤臣”、“循吏”并不过分地美化他们，他不提倡愚忠。在《晋世家》中“太史公曰：晋文公，古所谓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约，及即位而行赏，尚忘介子推，况骄主乎？”由此可见，太史公区分“明君”对“骄主”的是非标准。他为“明君”唱颂歌，对“骄主”予以贬斥。同时，他对陈涉、项羽等反暴秦的豪杰也寄予了满腔热情，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是非清楚，爱憎分明。即使对他所喜爱的李广等人物，在一唱三叹的“太史公曰”里一方面表示怜惋与同情，一方面也指出其缺憾之处，司马迁并没有完全地感情用事。但是太史公褒贬人物并没有受统治阶级传统思想束缚，他是站在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人的立场上来抒发情肠的。这就是站在当权者立场上所谓“是非颇谬于圣人”的缘故。太史公为刺客游侠高唱赞歌，赞誉蔺相如、鲁仲连、田横、程婴和公孙杵臼等誓死抗暴的斗争事迹，是符合广大受压迫受侮辱人们愿望的。在邪恶与腐败的黑暗社会里，百姓受损害与冤屈是无穷无尽的，他们希望得到“循吏”“明君”的王法解救，然而这种希望经常以失望而告终，在无处伸诉的苦境中，便把希望寄托在“己诺必诚”，能为“知已”而死的“匹夫”身上。太史公为游侠立传，为他们痛惜。他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颜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见《游侠列传》）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需要所产生的主观评价态度，它是一种心理思想的抒发，而喜怒哀乐构成了人的情肠。太史公的情肠是以同情被压迫者为前提的。《史记》中《六国年表》、《卫康叔世家》、《楚世家》、《绛侯周勃世家》、《伯夷列传》、《孙子吴起列传》、《伍子胥列传》、《韩信卢绾列传》、《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后，太史公皆曰：“悲夫！”在《礼书》后太史公曰“痛哉！”《乐书》、《屈原贾生列传》后太史公“未尝不流涕也”。有人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此话不错。太史公确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同情弱者，怜悯受损害与被侮辱的人，这与刻薄寡恩的统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太史公的眼泪不能愈合受害者的创伤，但是，这种儿女情肠必竟给人以安慰。这正是太史公人情味的体现，也是太史公所以几千年来一直与读者有着共鸣的所在。“一把辛酸泪，谁解其中味？”《史记》本来就是太史公血泪的结晶。
四、余论
李希凡在《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说：“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特定的社会环境给予人物的思想行为以强烈的影响，人物的性格也是由环境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来决定的。”太史公生活在西汉王朝大一统的时代，“自然主义和浪漫精神本是这一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核心”。“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苦闷、深情这是那一时代的共同情调”（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但是，血肉丰满的太史公形象，并不是用环境描写、人物烘托、心理刻划来写的，而是在叙事中见人物，在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中表达喜怒哀乐、抒发满腔情结的。因此，用今人小说的形象观来看太史公是不妥的。太史公写《太史公书》的本身就是对生活的强烈反应，是直接发泄痛苦的方式，是种种感受的抒发，在《太史公书》里始终有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史记》全书才充满着强烈的悲剧氛围，震撼着读者的心，从而强化了读者对太史公形象悲剧性格的感受。
最后指出的是，《史记》中的“太史公”作为一个人物形象来看，“太史公”也许是司马迁自我形象的写照，但是，他决不能与现实中的司马迁迭合为一。从文学塑造形象的视角来审视，“太史公”并不等于司马迁或司马谈。他应该是司马迁在写作《史记》过程中，为了主旨（一家之言）的需要，经过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人物形象。他应该是司马迁和司马谈乃至历代伟大吏官的典型。他来源于现实生活。但是高于生活的原型。也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写出了一个“太史公”的光辉形象，才致使他被后人尊为“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