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批评论文,学理论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档案学理论是指档案学学科的理论体系，档案学理论研究是指构筑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活动，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我国档案学的理论与理论研究如何评价，近年来在我脑海里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我想这大概也是每个关注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尤其是档案学基础理论建设的档案学人在思考的问题。最近，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学者围绕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问题开展的热烈讨论，又促发了笔者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应具有哪些中国元素？我国的档案学目前离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还有多远？目前我国档案学在理论研究中存在哪些突出的障碍？档案学界当前是否存在类似某些哲学社会科学者所说“虚假的繁荣、浮躁的学界、学术的泡沫、媚官的学者”的情况？有无“存在自称的理论‘拓展’不过是在编织和重复西方个别理论家话语”的现象？哲学社会科学界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也是值得档案学界借鉴的。50年来我国档案学建设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在理论研究中也确实存在一些不足，通过正确评价或自我批评找出存在的问题，对促进档案学理论建设的健康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一、引言——哲学社会科学界理论批评举例
档案学在整体属性上应该属社会科学领域，在档案学开展自我批评时呼吸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新鲜空气是十分有益的。为使读者对相关领域有所了解并联系档案学的情况给予思考，下面先引用两位学者的批评。
中共中央党校社科教研部副主任王怀超在题为《思想文化现状不容乐观》的讲话中指出：“学风不正根在党内，党风影响官风，官风影响学风，学风、官风影响世风”，“概括起来就是虚假的繁荣，浮躁的学界，泡沫的学术，媚官的学者”。“究其根源，一是对基础研究太少，社会科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规则探讨太少；二是有价值的资料太少；三是对现实进行理论思考的问题少。”
北京大学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董学文在题为《文学理论研究再次面临危机》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的文学基本理论研究，严格说来，这些年实际上处于一种萎缩、萧条、冷寂和停顿的状态。本该张扬的精神立足点日渐萎缩，本该探讨的研究问题停滞不前，本该倡导的功能的价值明显倾斜，文学基本理论研究队伍大批减员，新的原创性理论甚为稀少，一些所谓的‘争论’大多是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范畴之外进行的，有些自称的理论‘拓展’不过是在编织和重复西方个别理论家的话语”。“一个国家的文学理论，应该是一组独具特色的理论集群，它应该根植于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土壤。”“现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有着系统地被重置为在许多西方文学理论中都可以看到的类似形态的危险。明显遮蔽了我们对传统文化中异质性构成的认识，压抑了我们对本土的尤其是革命文论经验的重视，忽略了对特定社会、文化和文学问题的回应，日渐失去了文学理论的‘发现能力’和‘问题意识’。”“学者们往往不是因为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实有极大的表述力才移植一个西方话语，而是因为它们是西方的，并且在西方是最新的。为控制话语权而移植，而不是为了研究解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主要问题而移植。这已成为我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突出障碍，其实，中国文学理论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许多是独具的，是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资源中找不到现成话题和答案的。我们必须贴近现实，开动脑筋，自主地进行研究”。①
上述两位学者的发言尽管只是针对科学社会主义、文学领域的一家之言，并不是直接针对档案学领域的，但文中所指出的问题却是足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档案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理论建设，能否建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关键是看理论研究上的贡献。下面就档案学理论现状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个人粗浅的认识，重点是针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其中不少批评是作者对个人学术活动的总结。
二、我国档案学理论建设的现状与评析
如何正确评价我国业已形成的档案学理论，是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在我国档案界历有分歧，为了能正确评价我们的档案学理论，我先应对我国档案学理论体系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档案学理论是一个体系，目前对其理论层次的划分档案学界尚有不同的观点，参照《当代中国档案事业》② 中有关论述，笔者认为划分为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应用技术三个层次是比较适合的。应用技术主要指相关学科技术、方法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最典型的应用是在档案保护技术领域及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等在档案信息化管理领域的应用。较难以界定的是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范畴，目前档案刊物上不断有文章论述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问题，但基础理论的范畴究竟如何界定，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它们两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交叉现象，例如档案全宗理论属基础理论，还是属应用理论似乎就难以区分，但难以区分并非是完全不能区分。就一个学科来讲，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混为一体是理论不成熟的表现，长此以往也是不利于学科发展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来源原则认为是档案学基础理论，把全宗理论视为来源原则在档案整理中的应用，或者把来源原则与全宗概念视为档案学基础理论，而把全宗的划分、全宗的形式、全宗的构成看为档案学应用理论。总之，应当加以适当区分，否则论述的对象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据笔者的认识，档案学基础理论是关于档案与档案管理规律的理论，其主要内容有：
1.关于档案的概念：(1)档案形成论：档案的定义、档案的起源、档案的种类、档案的基本属性、档案与文件的关系、档案的形成规律等。(2)档案价值论：档案价值的定义、档案价值的形成、档案价值的形态、档案价值的实现规律等。
2.关于档案学：档案学研究对象、档案学学科性质、档案学学科体系等。
3.关于档案工作：档案工作的性质、档案工作的规律、档案工作管理体制、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等。
4.关于档案事业管理：档案事业体系的构成、档案事业标准管理与法规管理；档案馆(室)性质、档案馆职能与功能、馆藏管理理论——来源原则与全宗概念等。
5.关于中外档案工作历史：中外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外档案工作比较研究等。
档案应用理论是关于档案管理原则与方法的理论，按应用场所划分有档案馆理论与档案室理论；按管理对象划分有文书档案管理理论、科技档案管理理论、司法档案管理理论等；按档案载体形式划分有纸质档案管理理论、电子档案管理理论等；按管理工作内容划分有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等理论等。
综观我国档案学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现状，笔者试图从三方面加以评析：
其一，理论虽不够成熟，但在借鉴与自身研究的基础上已有一套档案管理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为发展我国档案事业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理论不够成熟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档案学理论的来源看，尤其是档案学应用理论中移植成分比较多，现有理论中较多借鉴了苏联与欧美的档案学理论，对中国档案实践规律的总结还不够深刻；二是从档案工作的现状看，馆藏结构单一，档案鉴定与利用工作滞后的现实从一个侧面表明相关理论还不够成熟，现有的馆藏建设理论、档案鉴定理论、档案利用理论等急需完善与创新；三是从发展的眼光看，现有一套档案管理理论体系形成于计划经济体制，且主要是对纸质档案的管理，面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电子文件的管理，已有的档案学理论需进一步改革与深化。现有档案管理理论尽管不够成熟，但在借鉴与自身发展的基础上毕竟已形成了一套档案管理理论体系。在档案学基础理论领域，档案界对档案的定义与本质属性有了基本的共识，认为其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并提出了档案的自然形成规律，认清了档案与文件的关系；在对档案学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有了共识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档案学学科体系；在档案工作上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和以集中统一管理为核心的档案工作基本原则；初步形成了档案馆为主体、基层档案室为基础的档案事业管理理论体系。在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领域，提出的文件归档论、档案工作环节论及其相互关系，至今已深入人心，在档案收集、整理与保护工作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实用的管理原则与方法，为分门别类的档案管理与保护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撑。在回顾我国档案学理论发展时，看不到这些已有成绩是唯心的，也是十分有害的。
其二，相比较而言，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较档案学应用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研究更为重视，但研究中存在明显的不足。重视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但在这一研究中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领域分布冷热不均，从论文分布看，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档案理论工作者，尤其是高校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热点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往往集中在档案概念上，例如档案的定义、基本属性、形成规律与档案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他领域或问题关注较少，甚至档案实践工作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基础理论研究的行列，似乎认为基础理论比应用理论更有“理论”。二是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往往以国外档案学理论为逻辑起点，大多表现在对国外有关理论的诠释与争论上，最明显的实例是关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争论与数字档案馆的研究。研究中眼睛向外的倾向比较明显，一个常见的现象是“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连续体理论”、“文件中心”、“后保管模式”、“文件价值的双重论”、“职能鉴定”等外来名词充斥于其间，相反却少有立足国内档案实践的话语。这说明我们对档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还只停留在引进理论层面上，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纯学术研究，尚未深入到中国档案实践中去。
其三，理论热点多，但研究深度不够，甚至热而无果，至今尚未形成一枝独放的、为国际档案界广泛认可的中国档案学理论。随着我国档案工作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对档案工作带来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档案学理论界可谓热点不断。其热点的产生一是围绕档案定义、档案基本属性、依法治档、档案与生产力、档案经济效益、档案的资产性、档案资产管理、档案鉴定标准、档案文化性、电子文件属性、数字档案馆、档案产业、民营企业档案管理等展开；二是围绕外国档案学理论的引入与应用而形成的，例如全宗理论、电子文件时代的来源原则、欧美档案鉴定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文件中心、文件连续体理论、档案后保管模式等，几乎每引进一种新的管理理念都会产生一轮新的争论热点。但通过反思可以发现，档案学界虽热点不断，看起来学术研究很繁荣，但理论深度不够，缺乏自主性研究，往往停留在概念的争论与一般性论述上，常常是热而无果，少有立足国内档案实践的有影响的档案学理论。目前国际档案界赞赏的是我国的档案事业管理体系，而不是理论本身，个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上述三个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由于我们自身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缺乏原创性，对应用理论的研究缺乏深刻性，现有档案学理论体系中不少是对外国档案学理论的移植或改良，只是使之在中国档案学实践中得以成长，用句不恰当的比喻是：“孩子是抱来的，但是是自己养大的”。然而不论怎么说，我们毕竟已有了一套初具中国特色的、能基本适应我国档案学实践需求的档案学理论，其最显著的标志是档案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档案学理论研究批评
毋庸置疑，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档案学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它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欲达到这个目标，尚需广大档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为进一步推进档案学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应关注我国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以下问题。
(一)缺乏整体性
前面曾提出建设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档案学应具有哪些中国元素的问题，从中国的档案实践出发，我认为至少应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元素：一是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较国外大，不仅有文书档案，还有科技档案、会计档案等，具有多门类档案的特征；二是我国档案管理实践的范围较大，存在档案馆、档案室两大档案工作体系；三是我国档案工作管理体制的特征，我国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档案工作管理体制。这里所说的档案学理论研究缺乏整体性，其一是指对我国档案运动规律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由于国情的不同，国外的档案学理论大都是针对档案馆文书档案管理的，并不完全适合中国档案实际，在关于文件运动规律的研究中，有研究者认为：文件运动规律的三大理论是档案学理论中最基本的理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是文件运动的线性特征，全宗理论是文件运动的群体特征，文件价值理论是文件运动的动力特征。③ 应该说研究者的这种探讨精神是可贵的，研究也是有成果的，能站在一个较高层面上进行综合思考。但如果站在档案整体的高度来看，不免令人产生疑惑，它是否为建立在我国档案概念基础上的文件运动的普遍规律，它对档案馆以外的文件是否适用？笔者以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全宗理论、文件价值理论所体现的运动特征对档案馆的文件是适用的，但对我国广大企事业单位与机关档案室(尤其是没有进馆任务者)的文件是不完全适用或不适用的，因为这些单位档案文件的运动既不是按全宗特征来运动的，也不是都遵循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运动的。
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缺乏整体性的原因，一是如上所述，我国档案概念的外延较大。以法定档案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指出：“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这种历史纪录不论存放地点，也不论保管时限，使我们在研究中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时往往难以把握。二是受研究者视角的局限。我国档案工作者的职业特点是分工细但缺乏综合，例如，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从事档案管理的人员不一定熟悉档案馆的具体业务，在学校讲授文书档案管理学课程的人员不一定对科技档案管理学有深入的研究。由于对档案工作业务与档案学学科内容缺乏整体的把握，致使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宏观思考，往往局限于个人从事本单位的管理对象或教学内容的视野。由上述原因所致，使以往的档案学理论研究往往带有片面性，其研究成果虽冠以“档案”名义，但实则与我国的档案概念存在有差距。④
(二)缺乏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发现、说明和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从事档案学理论研究，首先要能发现档案实践、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能否深入发现和提炼问题是研究者学术修养的一种体现。在说明问题时要能讲清问题的形成，了解问题的来龙去脉，调查不同作者对该问题观点及各种观点的交锋。在解决问题中要善于确定作者自己想要说什么，在论述中需确定注入的思想及论述问题的切入点。总之，提出的问题应该是真问题，对所论述的问题应该是了解的，解决问题的角度是新颖的、独特的，问题论述清楚了，解决的方案自然就清楚了。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缺乏问题意识的表现主要有：
1.档案学理论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小问题或假问题。以往我们所研究的许多热点问题并不都是发展档案学理论中真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实例是关于档案是什么的讨论。有研究者把档案的作用拔得太高，认为企业档案是生产力，是企业资产，或档案具有知识产权。但这种主观色彩较浓的论述，很难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同。在讲到档案的属性与作用时，笔者以为不能局限于档案的小圈子里闭门研究、自我拔高，要站在社会角度、站在相关法规角度来看档案，要弄清这些基本术语在相关领域的含义及有关法规的解释。事实上这么多年过去了，客观现状是哪一个光环也没有降到档案头上，档案依然是档案。提高档案的社会地位，要靠体现档案的价值来实现，不是靠人为的理论拔高来实现的。在认识档案的社会作用时，我们不妨看看国外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情况，欧美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它们的档案学研究中，例如在《现代档案与文件管理必读》中出现较多的是文化遗产、国家记忆、文化功能、历史证据、研究职能等词，似乎找不到资产、生产力等用语，笔者以为这样的定位还是客观的。如果我们认为档案是载体与内容的统一体，是一种原始记录或历史记录，它就不会是生产力。企业档案是一类档案的集合，它也不能成为企业资产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档案只能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历史记录，是企业资产的凭证。这也正是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档案领域热点不断，热而无果的原因之一，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是关于档案概念的重大理论问题，实际上正如前面引文中所说“一些所谓的‘争论’大都在文学基本理论研究范畴之外进行”那样，都不是档案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即档案学基本理论之外的所谓小问题或假问题。
2.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所论述的问题往往是作者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例如档案管理问题，当社会上兴起信息热时，档案部门称档案管理为档案信息管理，当社会谈论信息资源管理时，档案部门称档案管理为档案信息资源管理。这种称谓的改变很随意，似乎不需要有实质性的变化。其实档案、档案信息、档案信息资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相应档案管理、档案信息管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也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再如关于档案的定义，据谭
培教授《档案学热点评析》一书中列举的定义有100多种，对同一事物的认识站在不同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不少作者却不了解形式逻辑中对事物定义的规定，事实上凡事物的定义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规定，是对某一领域相关事物特征区别的规定。若用定义的相应相称性来评判，其中相当一部分定义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不少关于档案定义的争论是无意义的。该书引用的定义中“档案是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或“档案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纪录”。这一定义就不具有相应相称性，因为“人类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原始记录”或“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纪录”并不一定是档案，例如无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历史遗址、建筑物等。另外像档案信息化管理以及电子文件管理中的问题，近年来该类论文在档案期刊上占有相当比例，但若认真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是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写出来的。档案信息化管理、电子文件管理中的技术问题，涉及到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有些问题像信息安全问题、数据处理问题在专业人员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档案部门主要是应用，但由于对相关技术了解不深，多年来档案期刊上却不厌其烦地在进行低水平的重复，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论述实际上也是没有价值的。
3.档案学理论研究中往往不注意问题本身的研究。如果注意分析一下，档案馆藏、档案鉴定、电子文件管理等方面的文章，从内容上看大体都似曾相识，内容雷同较多；从结构上看，多是必要性、现状、对策的三段式体例。问题不是说不要进行对策研究，而是说在问题没研究透的情况下，泛泛提对策没有针对性。从一定程度说，谈论对策是最容易的，因为它不需要真的去解决问题，而要讲清问题往往是比较困难的。以档案信息化管理为例，目前档案界急于求成的心理较显著，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课题立项都往信息化上挤，档案信息化似乎成了档案工作中的当务之急。但什么是档案信息化呢？我们不妨看一下冯子直2002年在档案工作老干部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什么是档案工作现代化、信息化？这是一个探讨多年的问题。关键是档案工作现代化、信息化有哪些项目以及定量的标准、指标。档案工作现代化、信息化是什么样子、达到什么标准、指标就算是实现档案工作现代化、信息化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个档案现代化、信息化的指标体系”？如果这一说法成立，可以说目前相当一部分对档案信息化的研究多少带有一些盲目性，而缺乏对问题本身的研究。档案学理论研究的目的一是丰富、完善理论，二是为档案实践提供指导。在书斋里、在学校里脱离实际提出来的对策给谁用？又有什么用？只要问题说清了，要相信实际部门是有能力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这类程式化、说教式的文章看似是对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没有参考价值的。事实上在档案学理论发展史上，大凡有生命力的文章都是论述问题较深刻的文章，曾三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论”就是如此，它至今仍为人们记忆犹新。由于缺乏问题意识，档案学术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虚假的繁荣、浮躁的学界、学术的泡沫”就在所难免了。
(三)缺乏学派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而言，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繁荣学科的必要条件，也是学科兴旺发达的标志。在档案学科领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缺乏学派，没有形成学术争鸣的局面。档案学领域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首先是表明对档案学理论的研究不深入、不深刻，学科不够成熟，形不成各具特色的、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综观档案管理学教材大都是沿收集、整理、保管、鉴定、利用为线索的一种板块结构，近年来只有邓绍兴、陈智为主编的《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把档案鉴定放在第一章。实际上，在构成档案学理论体系中，可以有以档案收集为起点的研究规范，也可以有以档案鉴定为主线或档案利用为纲的研究规范。研究规范单一、固守定势思维、缺乏创新是出不了学派的。其次是理论队伍中存在有自由主义的倾向，或因圈子小，一些稍有名气的作者彼此间都很熟识，碍于情面不便争论，缺乏理论批评的勇气，结果是和气“不生财”；或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只关心自己的学术小天地。第三，指导我国档案工作的依据是理论加政策，一些理论探讨必定会涉及国家有关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例如局馆合一、档案鉴定机制、信息化政策等问题，因惧怕涉及政策、政治因素而回避理论争鸣。
缺乏学派，实际上是缺乏人才，尤其是缺乏领军人才的表现。档案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人民大学吴宝康、陈兆祦、和宝荣等领军人物逐渐淡出兰台以后，档案界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时代。目前活跃在档案学研究领域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的毕业生(包括师资班)及其培养的博士生，他们大都具有相关学科的知识及较强的外语能力，思想活跃，改革意识强，都抱有强烈的提高中国档案学理论水平的愿望，但不足之处是缺乏传统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实践的熏陶。在学术研究中他们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年龄、经历大体相似，且在各自领域都略有成就。由于学术积累要有一个过程，在他们之中，一时可能尚未出现公认的、学术造诣较高的领军人物，也可能是年轻一代档案学者不大相信权威，在旗鼓相当的情况下承认谁是权威也非易事。但我们应认识到，学术权威对学科发展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们不但能以自己的学术品格影响学术研究，而且在肯定研究成果、把握研究方向上具有明显的引领作用。目前档案学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单干”与“见光死”现象，即每个学术个体都是孤立的；论文一发表生命周期便自行结束。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学术团队，缺乏学术带头人对有价值观点的肯定和提炼，缺乏学术性导航，结果只能是每个个体自说自话，任其自生自灭。学派的形成应该是自然的，但也需要培养。为了学科的繁荣，档案学需要学派。
(四)缺乏原创性
在认识我国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之前，我们可以做两个假设：一是假设在我们现有的档案学理论体系中，抽去国外的档案学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还有哪些理论是我们自己的；二是在我们自己的档案学理论中，抽去建国后老一辈档案工作者的贡献，哪些是我们后人创立的？对这两个假设的回答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属原创性的或属后人所创立的东西是不多的。如果这一问题成立，就该进一步探讨我国档案学理论缺乏原创性的原因。应该承认，进行档案学理论的原创性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是人人都能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原创性理论不是刻意形成的，它只能来自深厚的档案实践，来自人们对本国档案实践中规律性的提炼。档案学原创性理论来自档案实践，但有了档案实践并不一定能产生档案学原创理论，否则我国已有50多年的档案实践，为什么会缺乏原创性理论呢？这说明缺乏原创性的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笔者认为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1.由对我国档案管理工作体制中认识的片面性所致。我国制定的“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管理体制是正确的，但在认识与执行中过于强调集中，属高度集中统一管理。国家在归档范围、档案管理、档案鉴定、档案利用上均有一套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法规的限制，例如在进馆范围上有国家档案局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在档案鉴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规定：“鉴定档案保存价值的原则、保管期限的标准以及销毁档案的程序和办法，由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禁止擅自销毁档案。”在档案利用上我国自1980年才提出开放历史档案。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必然会渗入浓厚的行政因素、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档案实践的发展。我国虽有档案实践，但由于实践的单调性、封闭性与行政性，要产生真正的档案学理论是十分困难的。例如档案馆是档案事业的主体，档案馆理论应是档案理论的主体，但如果档案馆是一个封闭式的“仓库”，它还需要什么理论呢？它又能产生什么理论呢？同时，长期执行的集中统一管理式的管理体制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把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或把学术研究视为对政策的诠释。其实，政策的颁布并不意味着对该问题学术研究的结束，与政策不一致的学术研究也并非要否定政策。
2.由档案理论研究主体的局限性所致。档案学原创性理论的产生需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档案实践，但理论的最后产生尚需研究者的提炼。从研究主体的问题看，一个是直接从事档案实践的档案馆人员没有成为档案学理论研究的主体。另一个是高校理论工作者远离档案实践，由各种原因所致未能真正深入实践去发现和研究问题。与研究主体局限性相关的因素还有研究者的理论素质问题，无论是从事实践的还是从事教学的理论工作者存在的共性问题是理论视野偏小，研究领域较窄，宏观思考不够。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除前述对缺乏整体性的分析外，另外一个原因是继承性不够，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人都知道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但真正做到却不容易。现有的档案学论文虽然存在低水平重复、学术泡沫明显的问题，但其中也不乏理论的闪光点，当我们在研究某一问题时若不能全面了解学术界的相关动态，继承有关成果，不在现有研究的起点上进行研究就不可能进行创新。据笔者了解目前存在的问题一是阅读不够，对研究对象的学术动态不掌握；二是存在思维方法的问题，他们在阅读中对介绍国外的档案学理论文章的态度是虔诚的，希望能找到有用的观点或论据，但对国内同行写的文章则抱有一种怀疑、轻视的态度，不是去找文章的亮点，而是专找存在的问题去否定它，总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阅读中有批评的眼光是应该的，但若纯粹抱以批评或排斥的态度，继承就成了一句空话。
3.由过分崇拜国外档案学理论所致。也许是外国档案学家的思想过于深邃，他们过早地提出了一系列档案学的重大理论，使我们在他们的思想面前显得较矮小，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过分崇拜，否则会遮蔽我们的视线或束缚我们的思想。翻开档案学发展的历史便会知道，他们的理论无不是根据本国的档案工作实践提出的。以来源原则与全宗原则为例，全宗原则诞生于法国，德国档案学者受之启示，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产生了登记室原则。苏联引进全宗原则结合本国档案工作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国家档案全宗、机关档案全宗、联合档案全宗与个人档案全宗的概念，丰富和发展了档案全宗理论。英国在应用全宗原则中提出了“档案组合”的概念，使来源原则与英国的档案实践相结合。德国档案学家布伦内克在登记室原则基础上，根据德国档案工作实际提出了“自由来源原则”，对来源原则作了修正与发展。美国把来源原则同本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档案文件组合”的概念。如果过分崇拜，一味对国外档案学理论进行诠释，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产生。若把前文中引用董学文教授的批评换成对档案学研究的批评，可以改述为：档案学领域本该张扬的立足点日见萎缩，本该探讨的许多问题停滞不前，本该倡导的功能和价值发生明显的倾斜。一个国家的档案学理论，应该是一组独具特色的理论集群，它应该植根于本国档案实践与文化的土壤。现在我们的档案学理论有系统地被重置为西方档案学理论中都可以看到的类似状态的危险，明显遮蔽了我们对中国档案实践异构性的认识，压抑了我们对本土档案实践经验的认识，日渐失去了档案学理论的发现能力和问题意识。有的学者不是因为对中国档案实践的现实有极大的表述力才移植一个西方话语，而是因为它们是西方的，并且是最新的，为控制话语权而移植，而不是为了解决中国档案实践而移植。中国档案学理论与实践面临的问题，许多是独特的，在西方档案学理论中是找不到现成话题和答案的，我们必须贴近现实，开动脑筋，自主地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档案学理论与理论研究的批评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档案学理论发展中的问题，笔者相信随着档案学理论研究的改进，一定会真正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理论。
注释：
①《社会科学报》，2005年10月27日第2版。
②《当代中国档案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③何嘉荪，傅荣校：《文件运动规律研究》，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④周玲：《改进档案学理论研究刍议》，载《档案学通讯》200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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