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民族音乐学会第五届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音乐论文,第五届论文,亚太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太民族音乐学会成立于1994年，几年来学会分别在韩国、日本、泰国、中国台湾等地召开了四次年会，每一届年会都为亚太地区的民族音乐学家提供了一个交流东方民族音乐研究成果与信息的机会，为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学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学者们在学术交流与沟通中梳理亚太地区的民族音乐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
1999年4月1日，由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福州市文化局、莆田市文化局、泉州市文化局、漳州市文化局、福建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协办的“亚太地区民族音乐国际研讨会第五次会议”在我国福州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台湾的代表三十多人参加了这次研讨会。这次研讨会安排得丰富多彩，除在福州进行的两天研讨外，东道主还安排了蒲田、泉州、漳州之旅，代表们观摩了闽剧、蒲仙十音、南音、梨园戏、木偶戏、歌仔戏等十几种福建民族民间音乐，一睹了这些古老戏曲的丰采。
本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民间歌曲的结构研究，与会代表提交了二十多篇论文，一部分论文是从研究民歌的音乐形态入手，归纳、总结某一地区的民歌的特色与风格；还有一些是采取比较研究的手段，对不同地区的民歌进行比较，从它们的不同与共性中找出两者在文化上的联系与这种文化联系的历史背景；另外，也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入手，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民歌的文化意义进行探讨，并提出保存传统音乐的文本是研究、考证民族音乐及其文化背景的重要基础，对此应得到充分的重视与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
杨匡民的《长江中游文化区民歌结构》一文，论述了长江中南区民歌结构特征，并从中寻找与其古楚文化区民歌结构的关系。他认为长江中游中南区的民歌组织结构错综复杂，具有较独特的区域性特色，这种特色的形成是“由于长江流域之歌乐文化，有着史不中断、地不变迁地自古传承下来以及兼容并蓄地汇自四面八方歌乐的结果。”他提出“长江中（上）游荆（巴）楚古体民歌结构，今有《诗经》体、《竹枝》体、《楚辞》体及《西曲》体，流传于此区今民歌体中。”许常惠的《恒春调民歌结构的比较研究》以台湾恒春地区的“恒春四调”为对象，做为研究台湾民歌结构的入手点。他认为“恒春四调”仍保存早期山歌的特征，较少受现代化的影响，是台湾“最具古老性与本土性”的民歌。他从音组织、节奏组织、歌词形式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与综合探讨，以此确定恒春四调的歌曲结构的特色。王耀华在他的《中国汉族民歌的音乐结构层次》一文中提出了“音乐结构”的概念，他认为“在对中国汉民族民歌音乐的结构研究中，只用‘曲式学’（曲式结构）的概念是不能完全涵括的”，鉴于单个乐音、或几个乐音的组合，或单曲与单曲之间的关系都具有自身的特点，他主张从单音（带腔的音与不带腔的音）、腔格、腔句、腔调、腔套、腔系（调类、调族）这六个层次上去研究汉族民歌，而这六个层次称为“音乐结构”。周青青在《我国民歌结构类型梳理》一文中，将我国民歌的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作了一次梳理，指出在中国民歌音乐结构中，上下句式及其变体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成为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和传统器乐音乐结构的基础。并认为，对某种音乐结构的偏好爱既可能受到诸如中国传统音乐缺乏专业作曲家等客观原因的制约，也可能是出于一个群体的音乐审美偏好，这种审美思维形式决定了音乐发展的特定手法。“游移”即民间音乐中常见的通过对一个基本音乐框架的微小变化所形成的丰富的音乐变体，已往人们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结构变化的现象，但在蓝雪霏的《论“游移”——中国民歌结构原则研究》中提出，它是一种重要的结构原则，而其本质尚未被人们所重视。该文从色彩区域限定的歌种中的游移、民族限定的民歌音调间的游移、超越时间跨度的民歌音调的游移、超越空间跨度的歌种的游移四个方面，择取了四个不同民族、民系论述了游移的现象，并指出一定民族、区域限定的民歌音调有其特殊且稳定的框架，但它只是个“形”，而其独特的风格韵味则是在“游移”所形成的音乐润色中体现的，因此民歌“游移”结构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继增的《对白马藏人号角式音列民歌的联想》，通过对白马藏人最具特色的音乐形态——do、mi、So三音号角式音列民歌的分析，为民族学中关于白马藏人的民族归属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音乐文化学方面的佐证。林道生《台湾布农族童谣的曲调及歌词背景》以童谣歌词的分析为主，揭示了童谣在布农族生活中的功能与意义，并认为民族音乐领域中的童谣研究，不应局限在音乐形态的分析，而应该从人类学的视角挖掘音乐在其所在人群中的深层意义。郑长铃的论文《闽东云淡岛“红莲歌”的调查与初步研究》，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上，介绍了红莲歌存在的地理环境、人文及民俗音乐活动背景，红莲歌的基本结构、及其在云淡岛上的文化意义与现状，并从“民歌与性”的研究视角，指出红莲歌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性压抑问题及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压抑的宣泄功能，并提出了已往研究，特别是五大集成工作有意忽视与回避民歌与性的关系所造成的失误。
钱善华的《现阶段兰屿与巴丹岛传统歌曲比较研究》以台湾群岛中两个邻近岛屿上的民歌为样本——前者保持着自身相对稳定，独立的文化承传，后者则较深地受西班牙殖民文化的影响——对比比较了在不同文化影响下音乐文化形态的异同。王维的《长崎华侨社会的祭祀和艺能与其分类》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日华侨生活历史中的演变。在这两种文化传统中，有被日本文化相融合、以日本的方式被继承下来的祭祀与艺能，也有仍然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已不复存在的祭祀礼仪，还有由华侨和日本人共同创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融合了日本文化的新传统。
此外，荷西·马西达（菲律宾）的《台湾客家山歌的结构》、温秋菊的《巴宰族祭哥ai—yan的特征》、Sheen Dae—Cheol （韩国）的《韩国江陵农民劳动歌曲的音乐结构》，Ohsung Kwon （韩国）的《朝鲜民歌的基本特征》、花老虎的《苗族民间歌曲的结构特征》、柯琳的《水族民歌的结构特征》、郑锦扬的《汉族民歌中词句结构与乐句结构的关系》、孙星群的《福建南音“曲”的结构研究》、黄礼仪、廖一的《民间歌曲的结构研究》等文分别从具体形态分析入手介绍了亚太地区某一乐种或某种体裁独具文化特色的音乐的形态结构。
日本民族音乐学家腾井知昭介绍了“日本民俗音乐学会”的情况，该会以研究日本民谣、日本本土音乐为宗旨，约有会员三百多人。近些年，一些年轻学者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关于传统音乐与教育的关系，将来的音乐教育的发展是研究者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另外，日本新近成立的以年轻人为主体的“ポピユラ—音乐学会”（大众音乐学会），非常注重如何把传统音乐运用到流行音乐中，使流行音乐更具民族音乐文化的特质。
随着全球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大众传播方式的革命导致了文化交流与渗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加快了世界文化的融合与地域文化的改变。音乐中的传统与现代、特质纯正性与风格融合性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民族音乐学者的关注的焦点。如何在步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保持本民族、本地域独特音乐文化的风格？传统音乐在丧失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如何生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传统音乐的价值在哪里、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当代民族音乐学普遍关心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本次研讨会中。
本次研讨会遵循学会会章的规定选举了新会长，前任会长许常惠卸任，韩国的权五圣当选新一届亚太民族音乐学会会长，下一届年会拟定在韩国召开，研讨会的题目定为：民族器乐曲的结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