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效需求不足和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需求论文,和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最大成就是基本摆脱了短缺的束缚，告别了令人心有余悸的短缺经济时代。但是，中国经济又悄然滑入了另一个陷阱：有效需求不足。可以说，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其主要标志表现为两方面：第一，自1997年10月以来出现的通货紧缩，即持续一年有余的物价负增长（至1998年12月）。中国改革的任务虽然远未完成，但经济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且价格已绝大部分放开，因此，在现阶段的中国，物价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指示器和最敏感的信号。从而需求与物价的关系在AD—AS模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第二，1990年以来持续的储蓄总额大于投资总额（其间只有1993年例外），其差额呈日益扩大之势。因为根据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将其它种种因素过滤之后，总供求平衡指的主要是储蓄总额和投资总额的平衡。
有效需求不足或总需求不足的另一面就是有效供给或总供给过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生产过剩，从而引发生产过剩危机。从这一点又可以进一步论证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因为生产过剩在我国最早出现于1986年，且愈演愈烈。生产过剩在流通领域的表现就是买方市场。当前买方市场业已初步形成（当然卖方市场“余威”犹在）。据统计，绝大部分产品都是供大于求。
此外，其它一些迹象也表明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诸如失业严重，GNP增长率趋缓，企业开工不足。以上种种分析说明， 我国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有效需求不足。其实，有效需求不足的迹象早已存在，1986年就出现了雏形，历经市场疲软，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已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咄咄逼人。
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继而是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但是本文不对消费需求不足和企业缺乏投资意愿展开具体分析，主要探讨有效需求不足蕴藏在经济生活中的内在成因及其存在的必然性，进而分析有效需求不足局势下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
二、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分析
（一）主导型约束机制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经济抑或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是生产过剩。其实，有效需求不足与生产过剩说的是一回事，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常态和基本特征。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78页。）这就是说， 有效需求不足同生产过剩是紧密相关的。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学者则认为，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抑或计划经济的常态和基本特征是短缺，进而进一步把需求约束（或生产过剩）和资源约束（或短缺）当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本质上的区别。科尔内（Kornai,J.）对此有深入的论述（见下文）。 波兰经济学家卡列茨基（kalecki,Michal ）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增长的实质区别就是，前者的利用参数是由需求方面决定的，而后者是由供给方面决定的。（注：Kalecki,M.:"Theories of Growth in Different Social Systems",Scientia,40,1—6,1970.）从卡列茨基的思想出发，原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戈德曼（Goldmann,J.）和库巴（Kouba,K.）（注：Goldmann, J. —
Kouba, K.:Economic Growth in Czechoslovakia,Prague,Academia,1969.）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实，溯其源，这种观点在20年代的苏联经济讨论中就出现了，当时的讨论非常强调这种对比。克里茨曼在1925年的一篇论文中作了如下比较：“……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表现出普遍的过剩，在无产阶级性质的经济中表现出普遍的短缺。”（注：见克里茨曼（1925，1929）。）这可在萨默伊（Szamuely,L.）的文章中找到引文（注： Szamuely, L.:First Models of the,Socialist Economic Sys tems, Budapest,Akademiai Kiado,1974.）。稍后，1928年， 俄国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卓越的理论家布哈林（Bukharin,Nikolai Ivanovitch）在《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注：原载《真理报》1928年9月30日。 转引自中共中央编译局：《布哈林文选》（中册），第274页。）的文章中认为， 只要社会主义的生产和需求比例失调，就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苏维埃国家的危机与资本主义危机在形式上是“颠倒的”。资本主义那里是生产过剩，苏联这里是商品荒；资本主义那里是群众的求大大低于供，苏联这里是求过于供。
苏东学者的这种区分标准，曾经完全适用于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中国。但是经过20年改革，中国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基本告别短缺的同时，却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以至近乎出现了经济萧条乃至“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如何认识中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正常的吗？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科尔内的“资源约束型体制与需求约束型体制”。
科尔内的理论认为，在微观经济活动中，企业的行为受三种因素约束：资源约束、需求约束、预算约束。同时科尔内又认为，三个约束中有效的那个约束就规定了社会制度的特征。从约束有效的观点来看，可以辨别出两类“纯”体制：一类是需求约束型体制，另一类是资源约束型体制。“古典”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需求约束型体制，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生产力的无限扩张趋势与市场的有限购买力之间矛盾时的经济；“古典”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则是一种资源约束型体制。科尔内的“约束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我们认识约束机制提供了启迪。但是，我们还要辩证地看待科尔内的“约束论”。科尔内在《短缺经济学》中特别强调，他并不认为某些资源约束决不可能在古典资本主义企业中生效。它们有时能生效，但不是经常有效。他也不认为某些需求约束决不可能在传统社会主义企业中生效，它们同样有时可能生效，但不是经常有效（注：[匈]亚诺什·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上卷），经济科学出版社，第35页，1990。）。这意味着，需求并非与传统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完全无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同样也受需求的约束。科尔内的观点无疑很有见地，但是他认为这种约束力“很少有效”。因此，科尔内的“约束论”有待理论上的升华。笔者认为，需求约束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同样对社会主义企业构成约束力，不受需求约束的企业生产，现实中很难存在。因为，它要求企业的产品在质量、品种、花色上均适销对路，买卖不脱节，这个近乎苛刻的条件，即使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中也很难达到。
如果再深入地研究经济运行的约束机制，可以发现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存在着许多制约经济主体行为的约束机制，这些约束机制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统一的约束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其中必有一个居主导地位，对其他约束机制起制约支配作用的约束机制，权且称这种机制为主导型约束机制。何种机制能充当主导型约束机制，取决于社会经济的性质。随着社会经济性质的变化，充当主导型的约束机制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特别是由一种主导型约束机制转变为另一种主导型约束机制的过程中，往往还会出现两种主导型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
按照主导型约束机制论，古典资本主义模式的主导型约束机制是需求约束，同时辅之以资源约束；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主导型约束机制是资源约束，同时辅之以需求约束。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随着改革的深入，商品货币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需求约束的作用日益增强，大有与主导型约束机制——资源约束并存之势。当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过渡到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时，两种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将转变为以需求约束为主导型的约束机制。
根据主导型机制及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的观点，中国改革10余年后，经济增长受到需求约束，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也就很容易理解了。经过20年改革，随着市场化程度的迅速提高，需求约束呈逐渐加剧之势。但是，由于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尚未建立，因此，需求约束尚不能取代资源约束而成为主导型约束机制，它只是与资源约束（或供给约束）势均力敌，演变成两种主导型约束机制并存的局面，即双重约束。（注：严格地说，我国经济尚受到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双重约束。虽然已基本告别短缺经济时代，但从长期来看，供给短缺的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尤其是农产品供应有可能随时偏紧。为了突出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本文基本不涉及供给短缺的约束。）
（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学说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过剩作过深入的论述。通过重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学说，可为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不同表达方式多次提到过“危机”概念，如“商品危机”、“贸易危机”和“经济危机”等，他们所提的这几种危机，在实质上是同义语，都是指市场危机，即市场销售危机。马克思说过：“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注：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63页。）
危机的可能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就存在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即商品流通出现以后，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裂成了两个独立的行为，买和卖可能脱节，于是，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就已经蕴藏了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一种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发展，商品买卖日益采取赊购赊销的方式，期货市场的发展把这种方式推到了顶峰。于是，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其职能时，又产生危机在形式上的第二种可能性。
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马克思认为， 只有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信用制度的建立以及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扩展了以后，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根据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危机理论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改革以来，我国的商品货币关系得到了很大发展，客观上使得这种可能性变得极大。就危机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来说，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事实上，由于改革以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就存在矛盾，有时还可能相当尖锐。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完全具备转变为现实性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
（三）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体制分析
我们还可以从体制角度进一步分析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传统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及其变革过程中，企业和政府具有不可遏制的“投资饥渴症”和投资扩张冲动，正是这种投资冲动导致了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进而形成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中央政府是无可争议的主要投资主体。然而改革过程中，逐渐出现了多元投资主体并存的局面，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权限得到了显著扩大，它已取代中央政府而成为主要的投资主体（注：地方政府角色的演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奇特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研究。）。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利益出发，总是置国家整体利益于不顾，盲目发展本地区、本部门生产。改革以来出现的几次经济过热和投资膨胀，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是主要原因，其作用力度远远大于企业，也大于中央政府。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往往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的国有企业制度为投资扩张大开方便之门，提供了制度保障。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交由地区、部门去直接经营管理，国有制实际上变成了地区、部门所有制。况且我国的地区、部门手中都握有很大的行政权力，这种权力随时都有加剧盲目生产和无政府状态的危险。盲目生产和无政府状态势必引起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相对立的矛盾的另一面是城乡居民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主要是因为80年代中期以来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以及相当部分居民实际收入下降。（注：关于消费不足，笔者另有文章论述，不赘述。）
因此，尽管我国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但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会愈加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
通过以上三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与商品生产、货币流通相联系的市场经济范畴，属于商品货币经济的一般属性，商品货币和市场中隐含着有效需求不足的基因。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随着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生产与消费的矛盾的激化，这种可能性就会发展为现实性。因此，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并不取决于是资本主义经济抑或社会主义经济，苏东学者以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些观点都值得修正。不过，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发育程度往往相当高，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发育程度则要低得多，由此可推出，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效需求不足程度要远远大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当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效需求不足将逐渐明显和加剧。特别是又加之现有体制的变异，有效需求不足将愈演愈烈，有可能比资本主义经济更为严重。因此，中国经济改革20年后，出现日益明显和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并成为中国经济的最主要问题，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宏观经济特征。
三、政策取向的分析
但是，出现有效需求不足，也说明经济处于周期的萧条阶段或低谷，或至少出现了萧条的重要征兆。因此，中央政府不能熟视无睹，有必要推行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的回升。问题是采取何种政策组合才能达到政策效果的最大。前文已述中国经济已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宏观经济特征，因此，分析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以及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可为中国刺激有效需求、早日走出萧条提供不可替代的借鉴作用。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差异很大，这种效果强弱差异源于IS和LM曲线斜率的不同。
（1）式是IS曲线的代数表达式。式中i是利率，Y是收入和产量，参数b是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c是边际消费倾向，t 是收入税率。其中1－c（1－t）／b就是IS曲线的斜率。这说明， IS曲线的斜率取决于c、t、b。由于IS曲线的斜率受收入税率t的影响，因此，财政政策能够影响其斜率。收入税率t上升将降低政府购买乘数， 从而IS曲线就越陡峭。 反之，则越平坦。不过西方学者认为，边际消费倾向c比较稳定， 收入税率t也不会轻易变动，因此，影响IS曲线斜率大小的主要因素是b，即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2）式是LM曲线的代数表达式。式中参数k和h 分别为货币需求对收入水平和利率变化反应的敏感程度，
为实际余额供给，其中b／h就是LM曲线的斜率。显然，LM曲线的斜率取决于k和h。不过，西方学者认为，货币需求对收入水平变化反应的敏感程度k 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和制度，被认为比较稳定。因此，LM曲线的斜率主要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化反应的敏感程度h。
综合（1）、（2）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b和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h（当然还存在其它因素，但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两个因素）。b的大小和IS 曲线斜率的绝对值成反比，b越大，IS曲线斜率则越小，即IS 曲线越平坦；b越小，IS曲线斜率则越大，即IS曲线越陡峭。h和LM曲线的斜率也成反比，h越大，LM曲线斜率则越小，即LM曲线越平坦；h越小，LM曲线的斜率则越大，即LM曲线越陡峭。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强弱可有各种可能性（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弱的各种可能性可参见Robert E.Hall and John B.Taylor.1988.Macroeconomics—Theory,Performance,and Policy.W.W.Norton & Company,Inc.P118、119。 书中对各种可能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囿于篇幅，本文分析从略。），综合分析各种可能性，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坦，财政政策就强；如果IS曲线平坦或LM曲线陡峭，财政政策就弱。第二，如果IS曲线平坦或LM曲线陡峭，货币政策就强；如果IS曲线陡峭或LM曲线平坦，货币政策就弱。
根据上述结论，如果出现一种IS曲线陡峭而LM曲线平坦的情况，则财政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将更弱；如果出现一种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的情况，则货币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财政政策将更弱。以上两种情况可分别用图1、图2表示。
是重点采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抑或两者并重，主要依据是对该国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注：就是政府判断一次经济扰动（Economic Disturbance）是暂时性偏离还是持久性偏离，这种判断是相当困难的，可参见Rudiger Dornb usch and Stanley Fischer.1990.Macroeconomics.McGraw — Hill,Inc.P451—453.）。如果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即处于LM曲线的平坦阶段，或接近于流动偏好陷阱，则宜重点采用财政政策；如果经济处于古典区域即LM曲线的陡峭阶段，或接近于古典区域，则宜重点采用货币政策；如果经济处于中间区域，则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重。
（二）实例分析：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
研究宏观经济政策的现代方法产生于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大萧条已经过去60多年了，但它仍然是理解现代经济学和美国经济的要点。特别是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就必须研究30年代的大萧条。同时，大萧条的知识对于分析中国经济尤其是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也有借鉴意义。因此，很有必要对大萧条作一简要回眸。
1929—1933年，美国GNP下降近30%，失业率从3%升至25%。1931—1940年的10年间，失业率平均为18.8%，最低年份是1937年，失业率为14.3%，最高年份是1933年，失业率为24.9%。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二战后的高失业率在1982年也不到11%。大萧条时期，投资崩溃。的确，1931—1935年间，净投资是负的。1929—1933年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近25%。1929年9月至1933年3月，股市下跌80%。1933—1937年间，实际GNP以年速近于9%的速度快速增长，但是，即使如此，仍不能使失业率降至正常水平。然后，1937—1938年间出现了一次较大的衰退，失业率又回升至近20%。
30年代后半期，
短期利率（ 诸如The Commercial
Paper Rate）接近于零。（注：资料来源： Rudiger Dornbusch and Stanley Fischer.1990.Macroeconomics.McGraw—Hill,Inc.P431、432.）
大萧条中的经济可以放在IS—LM模型中来进行分析。在30年代的美国，投资需求被认为对利率根本没有反应，这意味着IS曲线很陡峭，近乎垂直。同时，联储（Fed）认为利率已经低到它能到的程度，LM 曲线被认为是相当平坦的，虽然并不一定达到流动性陷阱的极端（The Extreme of A liquidity Trap）。
对于大萧条，当时的古典经济学没有完善的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也不能开出政策处方。凯恩斯于30年AI写作出了他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该书中，凯恩斯对于大萧条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大萧条主要是由于投资机会减少、投资需求下降和消费需求下降。弊脚的财政政策使得萧条更为严重。政府当时如果能够及时推行强有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可能减轻萧条和受创伤的程度。特别是如果有适当的财政政策出台，效果会更为明显。
大萧条知识是一部内涵深刻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有助于我们稳定经济，尽力避免萧条，至少可以减轻萧条的程度，尤其是有助于我们对政策取向的分析，是重点推行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抑或两者并重。大萧条对于我们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暨政策组合的选择，具有无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三）中国经济与大萧条的比较分析
前文已述，经过2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大大提高，很大程度上已具备了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经济特征，因此，中国经济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可比性大为提高。这里拟对现阶段中国经济与大萧条作一简要比较分析。
中国经济与大萧条最明显的共同特征是失业率相当高和通货紧缩。就失业率来说，大萧条中的1933年高达24.9%，这在西方国家已是天文数字。中国的失业率难以精确统计，但绝不低于大萧条中的最高年份，只有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通货紧缩来说，大萧条的1929—1933年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近25%。中国自1997年10月以来，物价持续负增长，已达1年有余，真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从数据来看， 中国的通货紧缩不如大萧条严重，但是要分析中国通货紧缩的背景。改革以来，中国的头号敌人一直是通货膨胀，历经了几次恶性通货膨胀（1988年高达18.5%，1994年高达21.7%）。由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宏观调控，1995年以来物价涨幅逐渐缓和，1995年零售物价上涨率为14.8%，1996年为6.1 %，到1997年10月居然出现了负增长。这说明零售物价上涨率波动幅度相当大，21.7%的波峰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跌进负增长的低谷， 这对尚带有浓重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次惊人的“跳跃”，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其影响力绝不小于大萧条时期通货紧缩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再比较其它宏观经济变量。1929—1933年，美国GNP下降近30%。中国自1995年以来，GNP增长率逐年下降，但是GNP绝对额依然增加。从GNP来说，中国经济明显好于大萧条时期的美国经济， 但是这也要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1995、1996年，中国GNP增长率依次为9.0%、9.7%，相对于长期崇尚超高速度的中国经济来说，已是相当低了。再者，中国经济统计水分太多，种种虚假和不真实的数据充斥其中，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无济于事。因此，中国GNP 的统计数据可信度相当低，从而与大萧条的GNP可比度不高。不过，中国GNP的真实数据肯定要低于官方的统计数据。
大萧条时期投资崩溃，1931—1935年间，净投资是负的。中国的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但净投资并不是负的。不过要注意，分析中国投资一定要区分私人投资和国有投资，国有投资包括国有企业投资和政府投资。目前，国有企业和政府的投资意愿远远大于私人，净投资是正的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在支撑，这完全是体制使然。因为体改远未完成，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饥渴的扩张性基因依旧存在，只要一有条件，新的一轮投资膨胀是完全可能再现的。但是，私人投资的积极性无疑是不高的，私人投资对利率的下降无动于衷，这主要是由于预期收益不高。
中国经济与大萧条还有一个很相似的共同特点是双方真实利率都相当高。中国当前名义利率高于大萧条时期的名义利率，并没有处于接近零的水平，一年期存款利率是4.77%。大萧条时期的名义利率接近于零，低于中国的名义利率。但是，大萧条时期通货紧缩严重，1929—1933年间，消费价格指数下降了近25%。因此，它的实际利率是十分高的。中国也由于物价负增长使得实际利率高于名义利率。自1994年以来，实际利率一路攀升，其间虽然多次下调利率，但都赶不上物价下降的速度。因此，中国和大萧条的真实利率走高，这一点是很相似的，高的真实利率增加了企业的利息成本，阻碍了投资需求，加剧了萧条。
也可将中国经济放入IS—LM模型中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
图3中，IS曲线比较陡峭， 表明投资需求对利率变动的灵敏度不高，即使降低利率也难以刺激投资，不过IS曲线离垂直尚有一定距离，其斜率稍小于大萧条的IS曲线斜率。经济这时所处LM曲线的斜率稍大于大萧条的LM曲线斜率，因为中国名义利率高于大萧条的名义利率。
图3 中国经济的IS—LM模式分析
根据以上比较分析，可以认为当前出现明显有效需求不足的中国经济，类似于大萧条，尽管程度可能会弱一些。因此，大萧条的政策组合可为中国政府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当然，两者的原因根本不同（大萧条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而中国经济萧条则源于既有的传统体制和转轨的不彻底）。
四、政策结论
图3接近于图1，根据IS—LM模型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这时候的财政政策将十分有效，而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因此，中国现阶段如推行财政政策，政策效果将会十分明显。同时，根据中国经济与大萧条的比较分析，借鉴大萧条时期政策取向的经验和教训，中国也宜更青睐财政政策。1998年，中央政府高瞻远瞩，适时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是十分明智之举，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完全吻合。同时，财政政策的外部时滞（The Outside Lag）要短于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对收入和产量的作用要快于货币政策。一旦作出扩张性财政政策决策并付诸实施，就会迅速作用于经济生活，并产生直接、快捷的效应。因此，根据以上的分析思路，本文得出的初步政策结论是：现阶段中国财政政策效果将明显大于货币政策。
不过要注意，我们讲财政政策效果将明显大于货币政策，绝不意味着否定货币政策。就IS—LM模型分析来说，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没有处于LM曲线的水平阶段，只是靠近流动性陷阱而已；同时IS曲线也并非近乎垂直，只是比较陡峭而已。与大萧条相比，中国经济的萧条程度可能低于大萧条。也就是说，中国LM曲线的斜率要略大于大萧条的LM曲线斜率，而IS曲线的斜率略小于大萧条的IS曲线斜率。因此，此时的中国货币政策绝非完全无效。至于当前流行的货币政策失灵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货币政策失灵的主要依据是1996年以来几次调低利率，但企业不买帐，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不灵敏。其实，不能仅从这一点得出货币政策失灵的结论。殊不知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之时，企业对利率提高也不在乎，投资需求对利率反应灵敏程度也不高，依然是难以遏制的“投资饥渴”。出现投资对利率升降反应都不灵敏的现象，主要是体制改革远未完成，市场、企业和银行等机制尚不完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货币政策失灵。况且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各有专长，各有其适用的领域，不少经济活动的刺激不能只靠财政政策手段，而应主要靠或只能靠货币政策手段。因此，货币政策尚有很大的运用余地和空间。
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The Inside Lag）较长，存在“挤出效应”（Crowding Out）。同时，减税增支和增发国债的财政手段一般总是与赤字的扩大相联系，因此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运用。当经济萧条、存在大量闲置资源时，可以利用赤字财政的手段。但是社会闲置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尚受到供给和需求双重约束，短缺的潜在威胁尚存，如扩张性财政政策过度，势必导致资源瓶颈再现，从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财政政策必须“适时适度”，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根据前述本文得出的初步政策结论，以及财政政策的“适时适度”和对货币政策“失灵”的质疑，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结论是：协调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不过鉴于体改过程中随着金融地位的不断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功能却日渐衰弱的现实，现阶段有必要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适时适度推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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