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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386（2007）03—0044—06
国际道义（international morality）及其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关系是国际关系中被广泛探讨的问题，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国际道义研究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中国参与世界的不断深入，国际道义问题将越来越突出地体现在中国对外关系的各个领域，因此，有必要详尽分析国际道义的重要性和内涵及其与中国外交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道义的重要性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上，对国际道义（或称国际道德）问题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尤其是在国际道义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上，支持国际道义者和反对国际道义者都各执一词。有两种忽视国际道义的观点，一种认为国际道义对国际关系实践没有拘束力，另一种更极端的观点认为道义在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什么作用，因为道义与利益是对立的，国家利益而非道义支配国家行为。① 有学者总结了质疑国际道义者提出的两个理由，一个是“当国家利益与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时，政府几乎不可避免地对其公民负有追求国家利益的责任”，另一个理由是没有被普遍遵守的管理国际行为的有效规范。② 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是无可厚非的，但前提是要遵从基本的道义原则。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一个政府对自己国家的公民负责，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人负责。但这不是说它就可以获得道义上的许可去做任何在它看来能促进国家利益的事，无论会对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造成多大伤害。”③
反对国际道义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乔治·坎南。他认为外交是政府的事，而政府的首要义务是维护社会利益，而不是道义，政府所要关注的军事安全等利益问题都不具有道义性质，道义总是相对的，在国际上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道义准则，因此国家政策应建立在对利益而非道义的追求之上。④ 在坎南看来，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是截然分离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国家应当完全按照“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思维，抛开道义的束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际道义和国家利益之间尽管在某些情形下会有冲突，但并非想像中的那样彼此排斥。国家完全可以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加拿大、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拥有远大于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政治影响力，因为它们将诸如经济援助或维和等富有吸引力的事业融入到它们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之中。”⑤ 有学者就指出，道义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不考虑自身利益的利他主义，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伦理理论持这种观点”，伦理理论反对的是不顾他人的利益，片面地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⑥ 有不少人认为国家所倡导的道义只是口号和表象，实际上是用来掩盖国家利益的面纱。应当承认，国际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打着国际道义的旗号，实际却是违背道义、损人利己的行为。但道义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因为国家也有理想和现实两重目标，国家利益显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它远非国际政治的全部，国家在道义和利益两个层面都有所追求。当然，极端的利益至上主义和道义至上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在全球化时代，一些新的趋势使国际道义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也使忽视国际道义的代价更加高昂。国家在追求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目标时，不得不考虑道义问题，否则反而会导致利益受损和自身的不安全。“国家安全并非独立于道义之外，而是受到道义的规定和限制。”⑦ 全球化的一个明显趋势是跨国社会运动和非政府组织日益活跃，虽然他们远未达到从根本上挑战国家权威的程度，但他们通过各种表达渠道向国家施加压力。违背国际道义的行为将引发这些组织和团体持续不断的抗议和指责，使国家形象受损。各种全球问题及其应对也涉及到许多国际道义问题，其中尤以恐怖主义最为突出。国际恐怖主义空前泛滥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国际道义根源。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很大一部分是对不满情绪的极端宣泄。一些国家只追求国家利益而不顾国际道义，以强权姿态处理国际事务，压制弱小国家和民族，使极度的不满者不断增加并组成恐怖集团，用恐怖行动表达对强权的反抗。知识和信息的全球性流动使技术的扩散更加容易，恐怖主义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逐渐增加。这使得崇尚强权的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以武力打击恐怖主义组织以求解决问题，结果却加剧了仇恨情绪，恐怖活动更加猖獗。无论采取多么强硬的武力攻势，都根除不了恐怖主义，只会促使一批又一批不满者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忽视国际道义使霸权国家付出了代价，真正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有效方式，还在于外交政策的道义回归，至少在部分意义上如此。“尽管政治本身是一种艰难的艺术，然而它与道德的结合却根本不是什么艺术，因为只要双方互相冲突的时候，道德就会剪开政治所解不开的死结。”⑧ 20世纪50年代一位联合国官员的忠告对那些不顾国际道义的国家仍然适用：“没有权力，国家会软弱无能，没有被其他民族所尊敬的道义标准，国家就会成为仇恨和恐惧的中心。”⑨
二、重新理解国际道义的内涵
虽然国际道义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已有大量论述，但许多西方学者所讲的国际道义主要涉及的是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和人道主义干涉等问题。这种界定过于狭隘，可以说只触及了国际道义很小的一部分内容，而且这种界定也往往带有一定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实际上，国际道义应具有更广泛的和普遍的内涵。本文认为，国际道义的内涵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国际规范的尊重与遵守，尊重和遵守国际规范是国际道义最基本的要求。国际规范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国际法。“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依赖于法律秩序，运行于法律框架，采用一系列形成国家政策和限制国家行为的法律准则和概念。”⑩ 因此，国家应当有尊重国际法的观念。法国外交的一个突出特色就是特别强调尊重国际法，法国领导人认为：“武力应该为法律服务，它应该在法律的范畴内发挥作用。”(11) 这里所说的国际规范是指宏观的国际行为法则，而不是指具体的技术性的法律法规。国家间操作层面的纠纷或只涉及国家间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的事务不能被随意上升到道义层次。国家对国际规范的尊重反映的是国家的行为方式、政策理念和战略意图，是国家对待国际规范的总体态度。有些国家对国际规范抱着有利时遵守，不利时抛开的态度，甚至完全抛开国际规范而动用武力，都是不符合国际道义的行为。
其次，对国际和平的维护和争取。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和平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普遍的诉求，破坏和平环境和阻碍和平进程已被普遍视为不道义的行为，维护和争取国际和平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潮流。政府对国际和平的态度不仅关系到本国人民的命运，也关系到其他国家人民的命运。国家应具有内在的和平理念和目标。在处理国际事务中，执行和平的外交政策，采取和平的外交方式，注重协商和调解，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并以减少和缓解国际冲突、实现持久的国际和平为目标。
第三，对国际平等的倡导和追求。由于各国自然条件和历史国情的不同，国际平等是最难以实现的，但至少国际平等应该作为重要的道义原则为各国所倡导和尽力遵守。国际平等包括多个层次的含义。首先是国家间的经济平等，应当努力减少富国和穷国的差距，倡导国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国际经济事务。其次是政治平等，倡导在重要的国际机构中国家拥有平等的发言权和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国家间相互尊重各自作为主权国家的国际法地位。最后是文化平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相互包容和理解各自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习惯习俗，不强制别国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第四，对国际正义的伸张和支持。国际正义是国际道义古老的原则之一，国际正义要求对被殖民和被压迫的民族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给予支持和帮助，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及以各种借口发动侵略战争。支持国家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抵抗外来侵略而进行的斗争，反对凭借军事和经济优势肆意对弱小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倡导国家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为谋求国家私利而威胁其他国家发展的行为。在国际组织中，坚持正义立场，反对将国际组织变为霸权国实施侵略和进行全球统治的工具。
第五，对全球利益的认同和增进。国际道义要求国家不仅关注自身利益，也关注全球整体利益。为实现和促进全球利益，国家应基于对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认同，维护世界发展的平衡和稳定、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并对环境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对恐怖主义、毒品和艾滋病等威胁世界各国社会安全的全球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以牺牲全球利益为代价实现自身发展，对发端于本国的具有跨国蔓延性的问题采取负责任的阻止行动，不将本国危机转嫁他国，实现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第六，对个人福祉的关怀和促进。国际道义说到底最终是为了作为个体的人，使之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满足人的正当的自由和民主要求，实现人的平等和发展，使人获得安全、尊严和幸福；避免和制止屠杀和种族灭绝等人道主义灾难，对遭受人道主义灾难和自然灾害侵袭的人给予援助。
国际道义必须是国家反映在具体外交行动中的真实外交理念。“对道义概念空洞地夸夸其谈而缺少真诚或付诸行动的意图将会使国家的政策徒劳无效。”(12) 而且，国际道义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不是某个国家自称的道义。
三、国际道义与中国外交：中国软力量的积累
近代以来中国遭受殖民掠夺和艰难抗争的历史使中国特别重视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道义原则已经深入到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的各个领域，中国外交的道义传统和风格逐渐形成。
对国际规范的尊重和遵守是中国坚持国际道义的最基本的体现。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后发国家，改革开放后中国融入国际规范体系的速度大幅加快。中国尊重国际规范的价值，并在不断接触、学习和适应的过程中加入国际规范，包括宪章、公约、条约、协议和国际惯例，涉及国际社会的各个领域。中国已加入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并严格遵守各种制度规范，中国对国际规范的态度是一贯的，即加入规范就以负责的态度恪守规范的准则。中国主张强化联合国的权威，反对漠视联合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反对肆意破坏和抛弃国际规范，维护规范的完整性和效力，按照规范的要求进行自我约束，加强国内法建设，使之与国际法相符合，并将对国际规范的维护贯彻到外交理念之中。
国际和平是中国外交所倡导和维护的重要价值，也是贯穿中国外交实践的原则和理念。中国强调自身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都需要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不威胁和损害他国利益。中国积极争取国际和平的实现，正如周恩来所说的：“和平不能乞求，必须争取。”(13) 中国首次提出和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南，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积极与周边国家进行协商，妥善处理领土边界问题和海洋领土争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积极调解国际争端和纠纷，在朝鲜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均扮演了和平的调解者的角色。在核武器问题上，中国自拥有核武器之日起即无条件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或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以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实现无核世界为最终目标。此外，中国进行了多次单方面裁军，整体裁军幅度在世界各国中鲜见。
对国际平等的倡导和追求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中国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张第三世界国家有权利谋求应有的地位和发言权，支持联合国改革，主张应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问题，使联合国更能反映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要求。中国对各个国家——无论其人口和领土规模大小——均平等相待，反对国际社会中以强凌弱的行为。中国倡导以平等协商的方式处理国际事务，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和文化多样性。中国认为平等应当是真诚的平等，而非一面讲平等，一面却制造着不平等。邓小平提出：“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合作和友谊，只能建立在真诚、谅解、尊重各自地位和立场的基础上；虚伪、言行不一、抛弃原则，甚至出卖灵魂，是不可能得到尊重和信任的，更不可能得到友谊的。”(14) 因此，中国反对一些西方国家在各个领域实行的双重标准。中国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力促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更多的平等权利。
中国是恪守正义原则并申张国际正义的国家。中国曾对广大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重要支持和援助，并且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民族独立和国家振兴所做的斗争和努力。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侵略行为和践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和侵害别国主权。邓小平提出：“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15) 中国反对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中东问题上，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动辄使用武力，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中国认同并倡导全球利益，为增进全球利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积极派遣维和人员参与联合国维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在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在柬埔寨、刚果、利比里亚、海地、黎巴嫩和苏丹等世界各个热点国家和地区均实施了维和行动，并决定继续扩大派遣维和部队的规模。中国积极参与维和及其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在美国和日本都在削减对外援助力度的情况下，中国根据自身国力，向发展中国家不断增加不附加条件的官方发展援助，削减发展中国家对华债务，为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形势和巨大的环境保护压力，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批评声不断，但中国是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对待全球环境问题的，“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环保立法和执法都已取得大量进展。中国在恐怖主义、艾滋病、毒品、传染病和跨国犯罪等全球问题上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个人福祉的关怀和促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在国内层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有了显著的提高，中国反贫困成效显著，绝对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这是对世界反贫困的重大贡献。随着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公民享有越来越充分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改革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另外，关注和保护中国海外公民的人身安全已成为中国外交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国际层面，中国积极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对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中的受灾国家提供了巨额援助，帮助受灾人民抗灾和进行灾后重建，关注他们的医疗卫生和食品安全状况。中国还向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的美国受灾地区人民提供了援助，这是中国第一次向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中国努力开展外交活动制止和减少由战争、民族冲突和宗教纷争等问题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与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减少无辜群众，特别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痛苦。
当然，中国在履行国际道义方面还面临相当多的来自国内和国际的问题和挑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史上，也出现过一些极端的做法，使中国的道义被扭曲。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思想进行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狂热输出，在第三世界国家造成了一些恶劣的影响。但总体上看，中国比较合理地坚持了国际道义，中国外交的道义传统和风格已经比较牢固和深厚。
“当外交政策被视为正当的和具有道义权威时，可以增进软力量。”(16) 软力量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惩罚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它源于一国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当我们的政策在其他人看来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我们的软力量就提高了”。(17) 中国坚持国际道义原则使中国软力量得到不断积累，已逐渐成为中国一个无形的外交优势。
中国对国际道义的坚持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增强了中国的软力量，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和提出的“和谐世界”的目标为增强中国软力量提供了战略基础。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支持和帮助，已在他们中间树立了牢固的声望。在许多发达国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的同时，中国始终坚持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相待，中国尊重第三世界国家，也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与发展中国家的鼎力支持密不可分，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申办奥运会问题上都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无论是在联合国系统内，还是在与八国集团的对话中，中国都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对国际规范和全球问题的负责任的态度也逐渐赢得了发达国家的认可。中国开始摆脱那种特殊的体系外国家的身份，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中国对各种国际规则的遵守和对承诺的兑现改善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中国的软力量也越来越受到发达国家政界和知识界的关注。
作为国家软力量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感召力和国际公信力都与国际道义密切相关。政策感召力是国家政策的吸引力、号召力和说服力，拥有强大政策感召力的国家无疑在国际事务中更容易得到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赞许，更容易实现政策目标。真正坚持国际道义的国家把道义作为固有的政策理念长期贯穿于国家的外交实践，反复多次的国际互动将会使国际社会的其他行为体形成对该国的稳定的积极评价，认为该国是具有国际责任感、全球使命感和全球利益观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由狭隘的自私利益驱动的国家。因此，这些行为体会减少对该国所谓“背后目的”的猜测和怀疑，因为以往经历使他们确信该国的政策是考虑周全而富有远见的，愿意支持和拥护该国的政策提议。国家的软力量由此得以积累。作为一种软力量，政策感召力的作用是强大的，有时不需要国家过多的游说和宣讲，就会得到相当多的国家的主动支持。中国的政策感召力无论是在联合国改革、解决国际冲突，还是在缩减全球贫富差距、开展人道主义援助等各个领域都有所提升，在联合国各种会议和论坛上，中国代表团的提案和建议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也日益提高。美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的反华提案应者寥寥，而声援中国的国家却呼声强烈，美国反华提案屡次失败。在政治性很弱的全球问题领域，中国也显示出日益提高的政策影响力。中国在第五十八届联大上提出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能力建设的决议草案获得广泛支持，因为中国提案反映了各国在控制艾滋病等重大传染病蔓延问题上的共同利益。
国际公信力也是一种重要的软力量，它反映的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被信任和被认可的程度。坚持国际道义的国家具有正义感并且言行一致、履行诺言，在其他国家看来这样的国家是可靠的和值得信赖的，不会担心该国会表面上加入或签署某项国际条约协议，或承诺了某项国际义务，实际上却随时破坏国际条约，对国际义务敷衍塞责。国家信誉在国际社会是一项重要的外交资源。拥有较高国际信誉的国家无论是外交宣誓还是外交行动都会赢得广泛支持，因为这些举动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随着中国在国际规范体系中逐渐成为标准成员，中国的国际公信力也大幅提升。比如在核不扩散问题上，中国加入了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按照国际规则的要求，中国对自身的核政策进行了严格约束，认真履行承诺，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出口管制制度，中国的核不扩散清单都与国际标准相一致。中国反对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对采取单边行动破坏甚至抛弃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维护发展中国家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拥护。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公正性、普遍性和非歧视性方面，中国的公信力远远超过了某些实行不公正核政策的发达国家。
国际道义是以国家内在理念为基础的持久事业，不是表现在临时性和功利性的行动之中，国际道义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的长期努力。当然，“道义原则在政治领域能够被大致接近，但从来都无法完全实现”。(18) 在比国内政治更为复杂多变的世界政治中，国际道义的完全实现更是不可想象，但至少它可以作为国家追求的一种目标，让国家行动更接近于道义标准的要求。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 Anthony Ellis,“Introduction”,in Anthony Ellis,ed.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p.ix.
② Brian Barry,“Can States Be Moral? International Morality and the Compliance Problem”,in Anthony Ellis,ed.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6),p.62.
③ Ibid.,p.68.
④ George F.Kennan,“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Foreign Affairs,Vol.64,No.2 (Winter 1985/86),pp.205—218.
⑤ Joseph S.Nye,Jr.,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 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10.
⑥ Chris Brown,“On Morality,Self-interest and Foreign Polic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7,No.2 (spring 2002),p.180.
⑦ David Little,“Moral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in Kenneth M.Jensen and Elizabeth P.Faulkner,eds.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Realpolitik Revisited (Washington D.C.: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1991),p.8.
⑧ ［德］伊曼努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⑨ A.H.Feller,“In Defe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Morality”,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82,No.3 (July 1952).p.81.
⑩ Louis Henkin,How Nations Behave:Law and Foreign Policy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nd edition,1979),p.22.
(11) ［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另一个世界》，卢苏燕、刘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12) A.H.Feller,“In Defens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Morality”,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282,No.3 (July 1952).p.81.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99页。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页。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页。
(16) Bates Gill,Yanzhong Huang,“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Soft Power’”,Survival,Vol.48,No.2(Summer 2006).p.21.
(17) 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 Affair,2004),Preface.
(18) Kenneth W.Thompson,Schools of Though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preters,Issues,and Morality (Baton Rouge: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p.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