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示录论文,冷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人们纷纷回顾这百年来的曲折里程和缤纷世界。从不断转动加长镜头的万花筒里，人们看到了令人惊叹的进步，也看到了空前惨烈的战争和破坏。发源于19世纪乃至更早的各种理论学说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纷纷登场表演，有成功也有失败。面对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纪动画，企图作一番深入的反思，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启示来，洵非易事。本书作者们最初想探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美国何以兴，苏联何以衰？二是如何认识明显加快步伐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及其种种悖论？“全球化”这个词可能不见于马恩经典著作，但是“工人无祖国”，“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自由人的联合体”等等命题已经包含这层意思。今天，我们却看到各国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或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经常萦绕于几乎所有稍微关心世界形势的人的心中，谜面很简单，谜底却极为复杂，当然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切入点，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探讨。
对发展与平等的追求
综观20世纪的社会变迁，归根结底有两大动力：一是求发展，二是求平等。前者导致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突飞猛进，后者导致改良和革命。
关于发展，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就已开始，但是那种激烈竞争、不进则退、速度就是生命、扩张为本能的发展方式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有精辟的阐述。这种发展方式当然不始于20世纪，却是在20世纪达到最大的覆盖面。至于平等的要求，则并非“自古以来”就有的。人总是向往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但是各个时代，各个阶层的人心目中幸福的标准不同。在旧王朝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把人分为等级因而权利也按等级分配，被视为天经地义，平等并不列入基本的幸福观。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亦即每个人都生而具有一些相同的不可转让的基本权利，这才把追求平等提到日程上，并且成为革命的动力。到了20世纪，这种思想向东传播，导致中国和俄国两个大国最后王朝的崩溃。此后在主要的文明大国中，不论还有多少王权和贵族制度的残余，人生而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各种不平等的表现成为正当的权利。但是“发展和平等”二者之间又充满了悖论。在科学技术、物质生产以空前的加速度前进的同时，社会不平等也空前地尖锐化。无数思想家、政治家和实践者提出各种理论和方案来解决这种悖论，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即使成功也是相对的，新的矛盾又在新的水平上出现，如此往复，人类文明得以进步。就一个国家、一种社会而言，所谓成功与失败主要不在于疆土的扩大和缩小，也不是单纯的数字增长，而是要看相对来说，哪个能更好地满足这两大基本要求，同时较好地解决或至少缓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取得相对平衡的进展，从而达到真正的兴旺发达。
自由与平等的相悖与相成
毋庸赘言，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使人得到全面解放，释放出空前的创造力。接下来欧洲独领风骚几百年，科学发明层出不穷，艺术文化绚丽多彩，同时思想家辈出，各种主义、学说百家争鸣，形成灿烂丰富的思想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前人无法想像的高度。总括起来，在实际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其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中得到充分发挥以达到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这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的思想基础，也是其结果。问题是，在现实中并非所有人群同步共同富裕。自由市场的本性是追求最大的利润，其中必然包括激烈的竞争和淘汰，每一个人为达到目的，都不惜牺牲他人，不断制造“受苦受难”的人群，于是出现了经济发展与平等正好成反比的现象，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同时，受益者和受害者日益壁垒分明，对后者说来，处境日益不堪忍受。于是就有各种从受害者出发的学说和解决方案。从费边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到空想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各显身手。这些主张都关心弱势群体，而手段不同。大体上可分为在自由主义框架内的改良和彻底推翻旧制度、重建新制度的革命两种。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在实践中改良还是革命，往往不是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实际上取决于统治者有没有足够的意愿进行适时的、顺应发展需要的改良，也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过无数次民众起来推翻现政权的暴力革命，绝大多数都符合列宁的名言：“统治者不能按旧的方式统治下去，人民不能再按旧的方式生活下去。”换言之，也就是人民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所以暴力革命多发生于专制政体的国家。这里不是讨论革命和改良的历史条件，而是试图总结在20世纪的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两大发展模式的实践经验。
这里首先要把一些概念交代清楚：有些论者往往把自由与平等截然对立起来，似乎自由主义是不要平等的。这是误解，是把经济上的“放任主义(laissezfaire)”与整个自由主义等同起来，或者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代替了自由主义的全部。另外，美国自弗兰克林·罗斯福“新政”之后，又出现了新的语义上的变化，“自由主义”(liberalism)成为关注平等、主张政府干预经济、加强福利政策这一派的思潮，或称为“新自由主义”；而“保守主义”反倒是指强调自由竞争，偏于放任主义，在政策上向投资者倾斜这一派。这是美国政治特色的产物，不能就此成为“自由主义”完整的定义。本书提到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加说明，主要指从16世纪的英伦肇始，经过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充实、丰富起来的经典意义上的理性自由主义，它包括自由和平等两个方面。因为人生而平等本来是自由主义最基本的信仰。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法国《人权宣言》第一条就是：“在权利方面，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早期美国的思想先驱们也是自由与平等不分家的。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说得明白：“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于是出现了不同的支派，其中一派影响较大的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上不承认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经济压迫，认为既然大家都在同样的规则中竞争，那么失败者主要是自己无能。但是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兴起的同时，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已经有各种改良的主张和理论，其关注点都是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缓解不平等现象，反对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不能说这些人就不是自由主义者，因为他们都信奉基本的天赋人权。社会主义则与自由主义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主张先集体后个人。不过社会民主主义可以与自由主义并存，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专政学说则与二者都不相容，但是其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创造力，以及最终目的是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思想却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的古典理论。
各种理论在欧洲与美国的实验
以上这些学说都兴起于或完善于19世纪中期，但是在20世纪得到最大规模的实践。欧洲仍是首当其冲的花色品种最全的实验场：除了传统的自由主义根深叶茂外，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马克思主义在欧亚大陆特别是在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占领过舞台，对千百万人的命运产生过影响。其中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是纯粹的灾难，并已彻底失败。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并存基本站住了脚，至今仍在不断适应、磨合、改革中。以马克思主义名义实践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受到了挫败，但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本身失去了生命力，相反，它的许多论点仍在现实中发出光辉，是世界公认的经典学派，并且是不断地研究、诠释和发展的对象。
20世纪最大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实验场是美国。从精神资源而言，美国的一切都来自欧洲，是欧洲文明的继承者，又是其变种。在源于欧洲的种种学说中，经过美国土壤的选择，得以生根开花的是自由主义。南北战争之后，亦即从19世纪最后的30年起，美国可以说是张开翅膀高速向前飞，把欧洲抛在后面。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财富高度集中。此时刚好斯宾塞的理论传到美国，为美国当时的实践找到理论根据，立即大行其时。社会达尔文主义诞生于欧洲，但是在那里生不逢时，因为当时的欧洲社会的不平等已经尖锐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差不多同时兴起的社会主义思潮对它更为适合。这样，自由主义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一支派始终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之一，也是其社会发展的主要经线。这一派强调自由竞争，崇尚私有经济，反对抑富扶贫，对福利政策心存疑虑……等等。但是如果只有这一条线，发展下去必然使美国社会矛盾激化到无法缓解的地步，难免引起社会动乱乃至革命。美国自南北战争以后，历经经济和社会危机而得以平稳发展，正是因为还存在另一条线——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倾向平等，主张通过政府调节控制财富集中，实行福利政策。整个20世纪，美国一直不断在进行渐进的改良，这是美国一大特色，也是一大强项，在这过程中，政策在上述两端之间摆动、微调，而总的趋势是二者都向中间靠拢。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网，同时自由市场经济仍然高度发达。如果说，欧洲的福利制度更多地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话，美国则主要是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可以说，欧洲自由与平等并重，而美国始终是先自由后平等。如果以“左”“右”来划分，则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比欧洲更靠右些。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美国劳工运动也达到过相当的规模，正因为有了及时的改良才避免了革命，这并非是统治者天生比较明智，而要归功于社会批判的传统。这种批判的动力是知识阶层的责任感，其保障是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不平则鸣”得到充分的发挥，任何社会不公和黑暗现象都得到不断的揭露和批判，形成强有力的舆论监督。即使是代表各种利益集团的政客互相揭短、攻击，主观上是出自私利，客观上也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反过来，这种批判和监督对当政者既是压力又是提醒，这就促成了改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从而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延续。所以既得利益阶层也有进行这种改良的动力。这里既得利益阶层包括政府和在野的资产者。在这方面，得天独厚而又远离战场的美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收到最好的效果。形形色色的非政府慈善机构、公益事业、基金会等等是政府福利工作的重要补充，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方面起着政府不能替代的作用，这是美国一大特色，它较之欧洲尾大不掉的高福利制度政府负担不那么沉重，平等与效率的矛盾也不那么突出。当然，在美国，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令历届政府头痛。所以福利制度的改革，先刺激富人投资的积极性还是先提高穷人的消费能力，从来都是各种政治派别之间争论的议题，看来还要不断争论下去。
沙俄→苏联→俄罗斯
毋庸赘言，一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无论是机会还是结果的平等都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一点早已为实践所证实，马克思主义又在理论上作了最完整的论述，不但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科学的必然规律的论断，而且进而提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取消了私有财产的制度，才能消灭阶级，消灭人剥削人，从而达到真正平等、民主的理想社会。马克思设想这一革命应该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发达、最成熟的欧洲国家，如英国。但是历史的实践却是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暴力革命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横跨欧亚大陆的沙皇统治下的俄罗斯。幅员辽阔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优秀的民族，19世纪的俄罗斯人才辈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极为活跃，也是百家争鸣，学说蜂起，并且贡献出了"intellegentsia"这样一个有特定含义的词来概括有独立思想、有社会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但是与幸运的美国人不同，俄罗斯民族是在苦难中成长的，底层是农奴制，顶上是专制的沙皇统治，不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也没有形成公民社会。在统治者和人民群众的习惯两个方面，改良的条件都不具备，暴力革命终究有其必然性。凡是通过暴力革命确立的政权，开头必然要有镇压反抗力量的过程；何况，十月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剥夺一切资产者的革命；何况，其理论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便何况，当时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极度恐慌，联合进行武装干涉，声称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由于列宁逝世较早，论者惯于把苏联以后的专制镇压以及一轮又一轮的排除异己的党内清洗都归罪于斯大林的偏执狂。斯氏个人的因素固然有很大作用，但是理论的、制度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
考察苏联建国的业绩，最大的成就是实现了相当高度的工业化、人民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普及教育。这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巨大贡献、并在战后成为能与美国抗衡一时的超级大国的基础。但是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从长远看难以为继。在很多重要方面，都与原来理论上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
首先看平等，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对劳动者最有吸引力之处，也是在理论上彻底革命优越于形形色色的改良之处。但是如众所周知，在苏联最初物资极端匮乏的几年中实行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之后，就逐步形成实际上的特权阶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为突出。这种特权渗透于政治权利、职业选择、经济生活乃至日常消费品的享有等各个方面。既无机会平等，也就谈不到竞赛规则的平等，因而不能刺激人的生产积极性。在苏联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制度中，个人改善境遇之道在于在政治上绝对服从的前提下，在官僚化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中设法沿着阶梯向上爬，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却较少与创造性的劳动相关，甚至是相反的。宪法在形式上赋予劳动者的权力，实际上得不到保证。他们也难以有爬入上层的机会。结果，在社会结构上形成了新的畸形的金字塔，难有平等可言。
再看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基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苏联在成立之初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现了工业化，建立了重工业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借助这一制度较快地在废墟上恢复经济。但是这样一种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讲是难以持续的，其浪费和无效，弊病百出，已为大家耳熟能详，不必赘述。更重要的是，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的解放和创造力的发挥。俄罗斯的劳动者不可谓不勤劳，而且以能吃大苦、耐大劳著称；俄罗斯到20世纪初已经有高度发达的文化，拥有大批才华出众的知识分子；直到今天，前苏联各共和国的人民普遍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在发达国家中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僵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无法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高压下的思想禁锢磨损了知识精英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很难想像大批有思想、有头脑、有学识的精英长期处于动辄得咎，被迫说假话，连生命的安全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一个民族能够兴旺发达。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情况在苏联或者没有实现，或者发生了异化。在苏联的实践中，工人革命夺取政权成功了；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也做到了；但是实际上生产工具掌握在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一切的特权阶层手中。生产力远远没有解放，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工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原来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后将享有更加高度的民主，但是除了革命最初年代的一些努力之外，30年代后苏联当政者口中“民主”一词用得不比西方少，却更加虚伪。平等既没有实现，“自由”更成为禁区。结果，“自由”、“民主”的专利权送给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与《共产党宣言》理想中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更是背道而驰。可以说，无产阶级革命被异化了。
东西方的较量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自一诞生起，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仇视和包围之中，这种情况一方面造成了国民的凝聚力，和对国内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艰苦条件的耐受力，成为一种刺激团结奋斗的力量；另一方面，使统治者有不实行民主、进行高压的借口。斯大林时期被清洗、遭迫害的对象大多数被横加“帝国主义间谍”的罪名，就很说明问题。二战后的冷战促使苏联进行昂贵的军备竞赛，导致国民经济畸形发展，消费品长期紧缺。这种情况又形成悖论：维持国内的凝聚力需要外部的紧张局势，而军备竞赛又使国家经济不堪其负担，牺牲人民生活质量，最终导致凝聚力涣散。事实上，苏联是经不起缓和、松动，经不起“和平竞赛”的。一旦与西方正常来往，不再处于敌对的状态，人民就有所比较，就失去必须忍受原来的条件的动力。如果说，赫鲁晓夫的“解冻”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都对苏联的解体起了催化作用，那正说明苏联的凝聚力实际上已经相当脆弱。
但是试设想，在外部世界突飞猛进地进入信息时代的情况下，这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邦，照旧经济上国家垄断，政治上全面专政，对内实行思想禁锢和信息封锁，对外保持紧张关系，抵制思想文化渗入，加紧控制东欧各国，严守柏林墙，能长期继续下去吗？更重要的是能给苏联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人民带来繁荣昌盛、幸福生活吗？诚然，在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促变”是既定方针，是它的大战略的一部分，是公开宣布的“阳谋”，同时也不排除使用阴谋颠覆手段，不过主要是阳谋。所以在东西方谈判中，西方力争的是文化交流和信息相通的自由，苏联方面力拒的也是这一点。1975年赫尔辛基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简称“欧安会”）达成的最后文件是妥协的产物：苏联通过力争得到的是西方终于承认欧洲各国的边界“不可侵犯性”，特别是承认奥得——尼斯河为德波边界线，实际等于承认苏联二战以后的势力范围，利害关系很好理解；而西方得到的是苏联同意把“尊重人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人员自由来往的条款写入文件。文化、人员交流本是平等的、互相的，为什么苏联同意了就是给了西方便宜呢？因为苏联正确地看出西方意图以思想文化渗透促“和平演变”。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是相互交流，为什么苏联不能对西方进行“演变”呢？不应忘记，共产主义从理论上就公开宣布以推翻一切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在实践中，十月革命后各国纷纷成立共产党，都听命于共产国际，也就是听命于苏共中央。在国际主义的前提下，各国共产党的忠诚首先是对“国际”，其次才是对本国。因此，西方国家的统治者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美国掀起过两次反共高潮，一是20年代的“恐赤潮”，二是50年代初的麦卡锡主义，说明当时西方统治阶级缺乏自信，感到一种威胁。但是后来在思想上攻守之势易位，害怕演变的就不是西方了。为什么年轻的苏维埃政权顶住了十四国武装干涉，却在发展成掌握核武器的超级大国之后害怕在对等基础上的和平的思想交流？事实上，在冷战期间苏联“文攻武卫”齐上，阳谋阴谋并用，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特别是新兴的亚非拉国家，也是不遗余力的。包括美国共产党在内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政党接受苏联的资助也是公开的秘密。所以问题不在于在互挖墙脚中哪一方的策略更高明，关键还在于谁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人的创造力，满足本国人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苏联式的革命的恐惧推动了美国和西欧各国的自上而下的改良；另一方面，苏联的实际榜样的出现反而使那些不满足于改良，向往更为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人士理想破灭，使他们两害相权取其轻，转而与现制度中的改良妥协。对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中西方学者提出了若干解释，都言之成理，此处不赘。笔者又加上两说：一是“反面榜样”说，即上述苏联的实践的负面效应，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名誉；二是“时间差”说，即欧洲资本主义矛盾尖锐到难以为继，为社会主义思潮提供土壤时，美国的发展正方兴未艾，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土壤。等美国感受到危机时，渐变的改良已经开动，为“新自由主义”打下基础。美国的强盛又挽救和支持了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易帜之时，西方伸出双手欢迎，认为一个劲敌消失了，欧亚大陆这一大片将纳入“民主化”进程。“历史终结”说应运而生。相当多的俄罗斯人也以为从此可以与西方共享民主、自由和繁荣。然而事实决不那么简单。外援远远少于期望，如杯水车薪；内部改制步履维艰、至今在困境中挣扎。原来与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又逐渐恢复，而此时抗衡的力量已经大大削弱。西方国家一方面必须维持俄罗斯不能垮台，一方面乘人之危，把北约的边界东扩到了它的脚下，而且肆无忌惮地用兵于南联盟，俄罗斯彻底失去传统的缓冲地带。如果说，命运特别眷顾美利坚，总是给予有利的历史机遇的话，那么这个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创造过灿烂文明的伟大的俄罗斯民族却是命途多舛，20世纪的历程更是悲剧性的。21世纪能否摆脱新旧包袱，终于走出困境获得新生，尚在未定之秋。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俄罗斯在何处定位，扮演什么角色，也难以逆料。但可以确定的是，一个以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背景为制约的俄罗斯既不可能复归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能被“全盘西化”。
“新时期的特点”
历史的阶段并不一定是按世纪分的，一国内部的历史阶段也不一定与国际关系的阶段相一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还是19世纪国际政治的延续，新时期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开始。其标志如下（当然中国的革命和走向现代化是一件大事，此处暂不论）：
1.欧洲的“两化”：“边缘化”和“一体化”。“边缘化”是指从19世纪的中心地位移至“侧翼”；“一体化”则是把“欧洲统一”的古老观念落到了实处。尽管困难重重，却是本世纪的一大创举，并与全球化的大趋势相一致。一种跨国界的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学和经济学将是欧洲对未来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2.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既对欧洲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又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源。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兴起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和思想根源，而法西斯的最终失败使德国最终纳入了西欧的民主进程，在制度上一致起来，使德国不再是欧洲的“问题”（至于冷战中的德国分裂而造成的“德国问题”性质与以前的不同，这一问题以柏林墙的倒塌而结束）。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的垮台，而是一种思潮的终结，是德意志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到极点之后的消亡，从此德国与西欧民主国家步调一致，理顺了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19世纪的西欧格局。如果没有德国的这一变化，西欧一体化的进程就没有可能。
3.“第三世界”的出现：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构成“第三世界”。这一句词有多重含义：最初指中立于西方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一批中立国家；现在则泛指欧美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其定义如何，这无疑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新现象，它使世界地图必须重画，国际力量的消长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相对平等的国际机制有实现的可能。还有一项深刻的影响是在国际关系中置种族主义于非法，这一点对人类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因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际间的弱肉强食还常常是以赤裸裸的种族优劣论为理论基础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固然如此，欧美民主国家对待“非我族类”也是如此。美国的种族歧视历史更是众所周知。所以二战之后种族平等成为一项国际公认的原则，应看做不但是国际关系史上而且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深刻的革命。
4.核武器的发明：这是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划时代的飞跃的产物，这种发明用于制造杀伤力空前强大的武器，并非科学家的本意。核武器既是毁灭人类的威胁，又是制止世界大战的因素。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各大国都在为对付这一自己创造出来的怪物而伤脑筋，核军备竞赛与核军备控制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题。
5.“信息时代”的到来：“后工业化”这一名词在60年代就已出现，但是这“后”是什么，当时还不明确，现在基本上达成的共识是称之为“信息时代”。这也是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与前一发展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席卷全球的，不可能像以前有些国家能够长期处于工业化进程之外。这一变化带有划时代性质，深刻地改变着国家关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犯罪模式、今后的战争模式。但是并不等于说各国和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可以缩小，相反，信息本身成为一种财富和权力，它一方面迫使世界各国趋同，另一方面又在世界范围内成为扩大先进与落后、贫富差距的新的动因，这也是一个悖论。
6.国际合作解决问题体制化：这首先是指联合国的出现，还有其他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及其规则的确立。这一机制是建立在二战后的新的国际关系和新的观念的基础上的。例如“集体安全”的观念，二战前就难以成立，威尔逊的国际联盟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当时条件尚未成熟。这种国际机制的出现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和平不可分割、市场一体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对人类休戚相关的承认。这与下面要讲的美国霸权既相矛盾又相一致。包括联合国在内的组织实际上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的规则，但是一旦成立，它就属于全体会员国。尽管在组织内部仍然存在发言权和实际决策权的不平等，但是终究与没有这样一个组织大不相同。既然一个有强制力的世界政府尚属不可企及，目前的国际机制不论有多少局限性，还是能对强权政治有一定的制约，随着国际间相互依赖日益紧密，这种机制只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不会倒退到无序状态。
7.美国霸权：现在有多种提法：“美国领导”、“美国世纪”、“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霸权主义”、“超级大国强权政治”等等。归结到一点，就是美国在20世纪崛起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冷战结束后又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对于全球所产生的影响。下面还将专门论及。
民主与霸道
在有关美国的对外行为中，笔者用了一个提法就是美国“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这是要强调美国国内的民主制度和渐进的改良精神与它的国际行为并无必然的联系。美国任何当政者在国内必须受制于一整套制衡机制，在国际上却凌驾于一切规则之上，包括它自己参与制定的规则。它凭借超强的实力软硬兼施，迫使他国服从其战略利益，甚至不惜大规模动武，这就是“对外行霸道”。
在我国相当普遍的认识是，一个倡导自由，奉行民主制度的国家理应在国际上也遵守和平和公理，否则就说明所谓的民主自由都不足取，或者说都是假的。对这个问题作一番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首先，自由、民主是一种思想理念，为人类共同的财富，代表文明发展到某种程度时人的共同的追求。它虽然肇始于欧洲，却非哪个国家所专有。这种理想付诸实践要有一定的条件，需要长期的发展过程。各国所处环境不同，当然过程各异，难以强求一律。其次，到目前为止，国际事务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占主导地位，也就是为强权所主导。不过20世纪毕竟与19世纪有所不同，前面诸点已经提到。当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是强权政治的实行者，与其说这反证了民主自由之不足取，毋宁说正因为这些国家对内有一套足以使其富强的思想和制度，才能资格在国际上称霸。国内行民主和国际上行霸道可以并行不悖。这里是讲客观事实，并非提倡凡国家强大必然行霸道。但是如不富强则不论称霸还是主持正义、抵制霸道都没有力量。所以冷静研究各国兴衰之道，以为自己求富强的他山之石才是反对霸权主义的有效途径。
全球化引出新问题，呼唤新思路
“全球化”已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众说纷纭。本文不拟详论，只想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客观进程，非自今日始，不过冷战的结束最后打破了人为的壁垒，同时高科技的发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使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自外于它。在许多方面人类真的到了休戚相关的地步，对他人的苦难既不能坐视，更不能幸灾乐祸。既然是客观进程，就不是赞成或拥护的问题。它促进人类合作，也带来更多的矛盾和摩擦。至少可以举出以下三个突出的问题：
1.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根据最新的联合国的调查结果，全世界最富有的三个亿万富翁的财产，加起来已经超过了最不发达国家中六亿多人口所拥有的财产。而这种荒唐的不平等现象正是时间缩短、空间缩小和边界的消失的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一国内的问题可以通过政府干预进行改良，而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可比的机制。在所谓“赢家通吃”的规律下，一些国家和民族可能境遇更加悲惨，有些国家被淘汰出局，也不是不可想像的。
2.民族主义的突起。这似乎与全球化的进程相背，却是客观现象。应该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感情及其政治化的表现，是与民族的诞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因此往往不是很理性的。长期的民族恩怨十分复杂。只要民族的历史愿望没有得到满足，斗争就难以避免。冷战时期暂时被更加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分野人为地压制下去或加以掩盖，一旦这个盖子揭开，原有的纷争就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甚至恶性膨胀。苏联的解体也与此有关。而况大多数情况还有大国、强国的利益和野心卷入其中，使问题更加复杂。
3.霸权主义的伸张和美国的作用。毋庸讳言，美国以其科技、经济和制度的遥遥领先在全球化中起主导作用，这是客观现实，是祸是福都不以哪个国家的意志为转移。特别是在已经开始的新一轮“知识经济”或“智能经济”的竞赛中，美国比在工业经济的竞赛中更占优势。除其他条件外，作为独特的移民国家，在全世界人才自由流动几乎无国界的今天，最优秀的人才流向美国势不可挡，使美国在这方面形成绝对的良性循环。全世界在不知不觉中追随美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影响。这是一种无形中的“美国化”连欧洲也不例外。理论上各国有主动权，迎之拒之操之在己，不少国家也制定了许多保护民族“特色”的政策。但是实际上在市场一体化的潮流中，在相当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特别是后进国家，面临两难抉择：盲目追随当然不足取，而过分强调民族特色则可能保护落后，自外于世界潮流。几百年来，美国对人类并非没有作出过积极贡献，今后也仍然应该而且能够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担负义不容辞的国际责任。但是，美国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上也可以起极大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所领导的“新潮流”不等于“好潮流”。全世界身不由己地追随的榜样未必是好榜样。一种情况是：原来促使西方文明发展的诸多优秀传统正在发生异化，例如自由竞争带来的贪婪自私；新闻自由转为不负责任、散布偏见，甚至助纣为虐；高度实用主义造成的文化庸俗化、审美低俗化，还有暴殄天物的高消费习惯等等；另一种情况是：本来任何一种文明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对于后进的民族来说，吸收先进的精华需要勇气、眼光和艰苦的乃至痛苦的努力，缺乏这种吐纳的能力和意志，就往往被动地为其糟粕部分所笼罩，这怪不得他人。笔者称之为“隐性霸权”。至于显性的，众所周知的就是美国凭借实力在全球进行合乎自己利益的战略部署，要求世界各国服从其战略，这是传统的强权政治，也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强国所习惯的行为和思想模式，在方今国际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近年来，所谓世界“多极化”之说甚为流行。但是客观地审时度势，这最多是代表一种主观愿望，或者一种未来可能的趋势，目前还不能算是既成事实。这样，美国外部没有足够强大的制约力量，其内部人民的制约力量也在削弱——由于高科技武器在作战中可以避免付出人员伤亡的代价，这就难以使本国人民感到切身利害而形成反对的力量（如越战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干涉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将进一步发展。这是值得世人严重关切的。
全球化是否能给世界广大人民带来和平和福利，取决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和蛮横的霸权主义这两种力量能否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取决于在全球范围内发展和平等的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此外，人类如何以自律的精神驾御飞速发展的高科技也是重大课题。就以环境污染来说，这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之一，超过迄今为止的战争冲突、贸易摩擦等等带来的影响。不但地球上的水和空气被污染，连天空、太空也正在以危险的速度被人类所污染。在这种情况下，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生死存亡问题将是自己亲手造成的生存环境的破坏，这是不分国界的。明智的选择应是联合起来共同拯救和改善环境。但是发展的不平衡和环境的暂时差异，造成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之间的矛盾。决策者不见得都那么明智，即使是明智的决策也不见得能在盲目的群众中贯彻。到那时真正的英雄可能不再是战场上的军人，或是以其他方式保卫某一个国家的局部利益的人，而是对保卫环境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人。如1998年戈德曼环境奖获得者之一，以部族集体自杀相威胁来阻止西方石油公司在哥伦比亚雨林中开采石油的领袖，其英勇悲壮也可以入史诗。这只是例子之一。
总之，历史远未“终结”。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是如何使自己的高度智慧和创造力造福而不是加祸甚至毁灭自己。20世纪最后的十年的发展可能预示着一种质的变化。在思考世界面临的问题时，也需要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课题呼唤着新的眼光和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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