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高考改革走先一步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个黄浦江畔的大都市，近年一直在高校的自主招生、高考的科学命题及社会化报名方面，积极进行着一个又一个的尝试……
1985年，上海率先实施高中会考和在此基础上被国家教委授权进行高考单独命题试验。这两个举措，实际上把上海悄悄推到了全国高考改革的前沿。
改革处在两类教育交汇点上的高考制度，既要有利于引导中学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又要有利于高校选拔到真正优秀的高中毕业生。上海在实际操作中显得异常艰难，不仅由于它必须兼顾“两个有利于”的使命，而且还由于许许多多的现实社会问题似乎在迫切期待着通过这项改革予以解决，如：干部提升政策及人才就业市场不断加大的对高学历者的倾斜，独生子女的绝大多数家长无不认为上大学深造是孩子成才的唯一选择，一些远离素质教育目标的中学也指望在高考环节上体现素质教育的导向。因此，有人又把高考改革称为一道“社会性的难题”。
而在迄今国家还缺乏素质教育的科学评价体系的氛围中，上海尝试破解这道难题的精神动力是什么？也许就来自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提出的“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的厚望，已经深入了人心。
今年初夏，记者在上海短短几天的专题采访中感受到，90年代以来，上海“说得少、做得多”的高考改革，尽管从没有一帆风顺过，甚至有时还难免有一定程度的摇摆，但它毕竟是在一贯的改革思路和稳定的操作程序中波浪式地前进着：一段时间跳上一个台阶，跳上之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朝前走。而这股坚定不移的改革主流所展现出的多种思想交锋和多种尝试迭起，又都离不开一个得以大胆探索、不由成败论英雄的宽松环境。
一个高校自主招生的目标模式，已经多年的高考改革得以确立
追根溯源，我国高校长期遵循的由政府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招生方式，是在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2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又将这种方式延续至今。于是就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个普遍的印象：能考高分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就能进大学；能使学生考高分的教师就是高水平，就能被提拔。“我们培养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做事。”教育专家们的这句评价，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的高考制度确有弊病。
教育改革的深入必然会触及到带有根本性质的招生和考试方法的改革。这项改革搞不好，教育教学改革终究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充分认识到这项改革重要性的上海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多年来一直提倡，愿为教育改革出力的有志之士可以在实践中从不同侧面大胆尝试，并不断总结经验，以使现行的高考制度通过“渐变”得到完善。
确立高校自主招生的目标模式，就是围绕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侧面。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院长胡启迪教授认为，既然“使高等学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的一个改革目标，那么高校招生也理所当然地应该实现自主。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
高校自主招生的内涵及本世纪末的目标模式是什么？胡启迪院长就上海市教委已在这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解释说，核心在明确高校招生是直接面向社会的独立行为。这意味着高校在不突破国家和上海市下达的招生计划总量的前提下，可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生源情况和专业要求自主决定考什么科目，并通过对考生德智体的全面考核自主录取。为此，主管部门的权限就是在政事分开的原则下，宏观调控招生总规模、制定有关法规、建立对招生质量的评估体系和对招生过程的纪律检查机构。考试机构的权限则是提供科学化的试卷、组织统一考试、通知考生成绩、向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提供考试和招生的综合信息、受主管部门委托对统考和各高校的招生过程依法进行指导和监督。
可见，实现高校自主招生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它需要高校自身必须努力提高自主招生水平和增强自我约束能力，更需要主管部门职能的转变、招生管理体制和高考制度的改革、有关法规的不断完善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其中，高考改革无疑是实现高校自主招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从一定意义上说，高校实现自主招生是选择考生权的一种扩大。而考生的选择高校权有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也是高考改革不应忽略的一个问题。华东师大教科所所长唐安国说，国外的高考制度大多强调给高校和考生以很大的选择权。超级市场的兴旺，说明适应了老百姓自由选购商品的愿望。今年自学考试在上海有25万人次参加，也说明灵活的自考制度能吸引人。而在我国目前大一统高考的框架内，考生的选择权就不能不受到严格的限制。
据说，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和上海交大，后来分别拿到了两张录取通知书，全凭自己决定去哪里报到。1994年，上海在考生报名时也尝试过可以将两所高校同时作为第一志愿的“并报”措施，因而全市有300多名考生接到两张录取通知书，并且最终都选定了一所自己满意的高校。上海的许多专家认为，高考改革不能不考虑这个如何扩大考生的选择权问题，至少应在考的时间上规定每年给考生两次选择的机会，即允许上半年没考好的可以到下半年再考一次。
考生理应是高考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在客观上对考生身心的伤害，华东师大前校长张瑞琨教授从有利于高校培养人才出发建议道，高中二年级学生学有余力的，经中学推荐也可到高校听基础课，考试成绩被保留，待高中毕业考进该校就可免修基础课。这样做的前提是修改有关政策和入学规定，以及改变学校的管理体制。总之，高考改革如果能为考生多提供一些选择的机会，高考对他们就不会再是“可怕的鬼门关”。
通过淡化高考成绩，使之不成为高校招生中最主要的衡量指标
在上海明确提出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1993年，各高校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掌握录取标准。其中，上海大学通过对历年在校生表现所作的一番定量化分析，得出了高考成绩并不成为衡量考生的最主要指标这一科学结论。副校长周哲玮研究员介绍说，首先，我不给任何衡量指标，让所有院、系把认定是94级各班中的优秀生名单报上来。然后，我把这些优秀生当初入学时的会考和高考成绩逐个加以比较，分析究竟哪一项与构成他们在校表现优秀的相关度最大、最说明问题。结果，在94级414名优秀生中，两项都好不分高低的占45.4%，高考高于会考的占19.3%，会考高于高考的占35.3%。这组数字，成为我校坚持“四元测评”择优录取原则的有力依据。
所谓“四元测评”，就是会考、高考、有关专业加面试和专业特长。前两元看哪一元考分高，录取后公布考分；后两元看专特长，录取后不公布考分。由于整个录取过程以计算机操作系统规范的管理程序来保证，因而得到了绝大多数考生的理解，社会反响较好。
为什么在组织严密程度、设计科学程度以及考场不作弊程度诸方面都比会考强得多的高考，没有作为上海大学最主要的录取指标？周哲玮副校长回答是，用三天里高度紧张状态下一科一次的应试表现来衡量考生的优劣，并不是最科学的，同时也会给中学教育带来相当大的损害。也许正是出于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上海交大今年推出的一项吸引优秀考生的政策也颇具魅力：对于高考中发挥失常的考生，只要中学能提供证明他三年中德智体表现出色的材料，且高校成绩达到上海市第一批本科录取资格线，该校经研究就可以考虑录取与否。
作为上海市8所率先实行自主招生改革试点高校之一的华东政法学院，在用足自主权方面也全力以赴。该院学生处处长王远介绍，我们培养的是社会需求日益看好的法律工作者，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素质要求特别高。因此，我们在挑选进档考生时，绝不把“放到篮子里的都当成菜”，而是尤其注重考查他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了解他们在中学期间的思想道德表现，对本市考生还要进行严格的面试。至于如何看待高考成绩，有着多年录取经验的王远处长也认为，高考分数相差几分并不能说明素质的高低。因此，越是要选准全面素质高的考生，就越不能把高考成绩好，简单地视为“一好代三好”。
1996年，上海大学把录取推荐生的比例扩大到了录取总数的10%，可以说是淡化高考成绩的又一招。该校在致中学校长的一封信中说道：“作为校长，您最了解您的学校；作为教师，您最了解您的学生。我们衷心希望您能把最优秀的学生推荐到上海大学来，我们将对您推荐的学生予以充分的重视和优先录取。”
周哲玮副校长对此举的目的做了如下解释：一是为一些很有教育思想的校长实施素质教育提供一种支持。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培养出的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一定能在高考中考高分。如果有一个机会把这些学生推荐给上海大学，他们的教育改革就可以甩脱“应试”的枷锁。二是中学里的好学生总是被公认的。好学生达到入学及格线很容易，如果有一个机会被推荐，就用不着花大量时间去搞什么突击战略攻难题，而把功夫花在其他该花的地方。如此，每年新生入学时父母亲鞍前马后帮忙的情形就会大大减少。三是这个推荐可以促进上海大学与中学校长的信誉关系。他要推荐得好，我第二年就给他加名额，继续下去我将来就可能给他加到一个班，如果一个班都上了高考及格线，我可能还会按中学学习成绩决定那个学生进哪个专业。中学校长肯定不会拿自己和学校的信誉开玩笑。我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到更多的中学合作伙伴。
对此表示赞许的一位中科院院士说：“高考改革的根本出路，也许就在这样的推荐与考试相结合上。”
通过高考改革，最大限度减弱高考指挥棒对中学教育的负面作用
实行高考报名社会化，是上海今年高考改革推出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使高考与中学的联系不致过于紧密，从而有利于中学实施素质教育。它的具体作法是：考前，由考生到所在区县的招生办报名、填写志愿。考后，由考试院通过邮局把成绩单寄给考生。然而，胡启迪院长担心的是，这样做中学和考生家长并不一定认同。如，中学难以统计升学率会不会有失落感，考生家长唯恐孩子独自填志愿会出差错，邮路如果发生故障考生收不到成绩单又怎么查询等等。反正只要在一个操作细节上出现个别问题，这项改革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为落实这项措施，上海市教委和上海市教育考试院正在精心设计，谨慎操作。
谈到另一项促进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措施——高考命题科学化，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命题研究与信息中心副主任胡江浩介绍，根据国家有关的指导文件，与全面考查基础知识的会考不同的是，高考命题改革的基本点放在注重考查能力。而能力考查，则定位在中学各科教学大纲中规定的中学生应具有的能力及高校所招新生应具有的能力。上海近些年的自行命题是把考查第一种能力放在前面。从1988年开始，上海把高考科目减少到"3+1"，其中"1"是理、化、生、政、史、地，分别与语、数、外相加成6组，由考生任选一组。
胡江浩副主任说，上海的中学课程教材改革已有10年，我们通过不间断地调查研究中学教改动态，力求使高考命题尽可能贴近这个实际。在命题和审题中，我们都请中学教师参加，从而增加了高考的学科知识和考试试卷这两个科学性。命题后，我们还要让若干名应届毕业生入围试测，通过这种个案观测，防止在题型和题量的安排上出现失误。1994年，为适应上海的中学有用新教材、有用老教材的情况，我们编了两个考纲、两套试卷，命题原则是老教材向新教材靠。1995年，我们又改为“一纲一卷两分叉”，即一张试卷上前面70%的题相同，后面30%的题有两样，分别体现新、老教材内容的不同，而取哪一分叉考生可自选。这样命题，对新教材改革试点的健康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高考后不报各中学名次、只公布总体表现，受到多数中学的欢迎。
高中毕业会考自1992年在全国范围内与高考新方案衔接至今，由于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负面影响，而在上海高考改革中又引起一部分中学校长们的异议。其一，对中学教学质量及学生学习水平的科学评价，是一个多元化的综合分析过程。而以会考成绩的一元化评价，已经造成了将一些中学会考成绩排队的现象。其二，中学为大面积提高教学水平，搞会考前的统一模拟考，使之变相成为高考前的预考，从而更加重了学生已经过重的课业负担。鉴于这些情况上海市教科院高教所在一项研究课题中向国家主管部门建议：中学教育应以通过会考使学生毕业为止。如果把会考的功能修定为“就职鉴定”，将更具有实际意义。
应该看到，上海悄然进行的高考改革，是伴随着方方面面的说三道四走过来的。其中的艰辛，恐怕非用“呕心沥血”不足以形容。有些人一提起高考改革，往往总强调一个稳字，殊不知强调得过分只会导致无所作为。而抓住时机坚持改革，正是上海带给全国教育界的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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