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唐代著名诗人高适于开元二十六年写的《燕歌行》是盛唐边塞诗中的杰作。自清代以来，学者多认为此诗与潢水之败事件有关，对张守珪“晚年恃功骄纵，不恤士卒”及“妄奏克荻之功”作了讽刺。其实这是后人的误解。本文试图通过唐代史实，联系高适本人的边塞生活经历，对此诗的意蕴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解释。〔关键词〕 高适 燕歌行 意蕴 都山之围高适的《燕歌行》是唐代边塞诗中现实主义的杰作。它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集中而深刻地反映了开元年间东北边塞战争状况和军中生活现实。殷璠《河岳英灵集》云：“适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故朝野通赏其文。至如《燕歌行》等篇，甚有奇句。”可见此诗一出，即为时人所重。关于此诗的意蕴，不少诗评家和注释家都作了探讨。如清代人陈沆的《诗比兴笺》认为有可能是针对张守珪的，说此诗“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惜士卒之词”。后人在此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关于此诗的“解题”说：“张守珪是当时镇守北边的名将，但后来恃功骄纵，不惜士卒。……诗中所写的战争情况，当与潢水之败有关；而军中苦乐之不平，将帅生活之腐败，也都有所指。”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指出：“开元二十六年，御史大夫兼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的部将在和叛变的奚族人作战中打了一次败仗，‘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从诗的序来看，这首诗和张守珪的事是有关系的。但诗中所写的也并不完全是这次战役，而是融合他在蓟门的见闻，以更高的艺术概括，表现他对战士们的深刻同情。……‘相看白刃’两句，在表现战士们英勇无私的爱国精神的同时，也对‘妄奏克获之功’的张守珪作了委婉的讽刺。”一些唐诗选本也有类似看法，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编的《唐诗选注》在此诗注释中也说：“开元二十六年，他（即张守珪一笔者注）曾隐匿部下的败状而向朝廷妄报有克敌之功。高适在这首诗里‘感征戍之事’，对他不无讽刺之意。”黄雨先生在《新评唐诗三百首》中“评说”道：“诗引中所说的元戎，即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张守珪。他曾立战功，也曾妄报战功。高适此诗。系和张守珪幕客的诗。原诗已不可知，可能是对张歌功颂德，所以和诗特揭露其真相。前人曾认为‘岂顾勋’一语，就是隐刺张守珪的妄报战功。”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都认为此诗与潢水之败事件有关，是讽刺张守珪的。诗评家和注释家们的看法主要是根据诗序和潢水之败事件。其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一本为‘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因序中提到张守珪，而当年夏秋之际，恰好发生了“潢水之败”事件，事见《旧唐书·张守珪传》：开元二十六年，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陀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余烬于潢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真陀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由于这段记载，人们会自然地将它与序中的“感征戍之事”相联系，并从《燕歌行》中诸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身当恩遇党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等诗句中得出此诗与潢水之败事件有关及讽刺张守珪“恃功骄纵，不惜士卒”、“妄奏克获之功”等结论。但这只是人们自然引起的联想。推究起来，这些结论疑点不少：（一）在时间上，虽然潢水之败事件的发生与写诗的时间在同一年，但并不能断定此诗写于潢水之败事件发生之后。（二）高适此时是在内地，诗因“客”的《燕歌行》而起，“客”为何人？他写的《燕歌行》内容怎样？他是否了解潢水之败事件？他对张守珪持什么态度？弄清这些问题对理解高适诗特别是高适对张守珪的态度会有所帮助，但学者们并未涉及。（三）张守珪的为人，是否象后人所说的“末年富贵骄逸”、“恃功骄纵，不惜士卒”？高适对张守珪本人持什么态度，会不会将他作为诗中讽刺揭露的对象？（四）从史载来看，潢水之败事件只是张守珪的部将为邀功而发动的一次小规模的侵扰战争，至于战争经过，史家也只以“及逢贼，初胜后败”一语带过，高适是个“喜言王霸大略”①，以安边为己任的诗人，即使他从来客那里了解这次战况，会不会以这样一次小规模的侵扰战争作为《燕歌行》中大力抒写的对象？如果不会，当另有使他难忘的“征戍之事”。要了解这一点，就应当进一步弄清楚高适的幽州之行及这期间东北边塞发生的战事。下面，本文将依次探讨上述问题，以便揭开《燕歌行》的真正意蕴。（一）关于时间方面问题。潢水战事据《资治通鉴》的编排，是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六月至八月间②，《旧唐书》也有“将践其禾稼”的记载，可知此事发生在夏秋之际。而事露及朝廷派人前往调查，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张守珪被贬是在开元二十七年。高适诗作于何月，诗序并未点明。诗中虽有关于秋天景物的描写，也主要是为了渲染气氛，这种艺术手法在边塞诗中常被采用，故不能作为确定作诗时间的依据。这样看来此诗有可能写于潢水之败发生之后，也可能写于事件发生之前，故不能断定此诗与潢水之败有关。（二）来客及其《燕歌行》。根据诗序，是来客的《燕歌行》激发了高适的创作冲动，因而写了和诗。那么，高适诗与来客之诗在思想内容和创作倾向上会有某种联系。来客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如何？对张守珪持什么态度？这些问题，至今尚未有人作过探讨。在《全唐诗》中，以《燕歌行》为题的诗人有四：一为陶翰，一为屈同仙，一为贾至，一为高适。陶翰的诗是五言，内容上也与高适诗无涉；屈同仙虽用七言，但篇幅短，也与张守珪镇守北边之事无关；只有贾至的诗，是歌颂张守珪的，在内容上与高适诗序吻合，并且在篇幅上与高适诗相仿佛（比高适诗多两句），用的也是七言歌行，其中的一些诗句如“无劳校慰重横行”、“萧条魏晋为横流”、“季秋胶折边草腓”、“垦荒大漠为内地”等都为高适的《燕歌行》所化用，贾至与高适为同时代人，他与高适、杜甫、李白、岑参等互有唱和，故来客当为贾至。其《燕歌行》云：国之重镇惟幽都，东威九夷北制胡。五军精卒三十万，百战百胜擒单于。昔时燕王重贤士，黄金筑台从隗始。倏忽兴王定蓟丘，汉家又以封王候。萧条魏晋为横流，鲜卑窃据朝五州。我唐区夏余十纪，军容武备赫万祀。彤弓黄銊授元帅，垦荒大漠为内地。季秋胶折边草腓，治兵羽猎因出师。千营万队连旌旗，望之如火忽电驰。匈奴慑窜穷发北，大荒万里无尘飞。君不见隋家昔为天下宰，穷兵黩武征辽海。南北不竞多死声，鼓卧旗折黄云横。六军将士皆死尽，战马空鞍归故营。时迁道革天下平，白环入贡沧海清。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见《全唐诗》卷二三五）贾至在诗中，对张守珪可谓推崇备至。从唐代史料来看，东北一带的奚、契丹屡为边患，开元年间玄宗曾数易幽州节度使，然而在张守珪出任幽州节度使（开元二十一年）之前，唐军多次出兵征讨，而屡战屡败。玄宗只得调西北名将张守珪前往东北。开元二十二年，张守珪打了两仗，边患平息，可见他对幽州的平定起了重要作用。贾至对张的歌颂，不谓无据。贾至何时去幽州做张守珪的幕僚，尚待考查。按贾至之父贾曾，开元初曾任中书舍人。贾至对张守珪的歌颂；目的在于博得好感，帮助引荐。在这种心理支配下，贾至不可能随便向高适透露不利于张守珪的事项。在贾至的诗中，也看不出任何与潢水之败事件有关的迹象。对于张守珪，他极力褒扬，如“百战百胜擒单于”，“倏忽兴王定蓟丘”、“彤弓黄銊授元帅，垦荒大漠为内地”，“自有农夫已高枕，无劳校尉重横行”，大力渲染了主帅和唐军的声威，哪有半点失败的影子？或者，如黄雨先生所说，原诗“可能是对张歌功颂德，所以和诗特揭露其真相”。高适是否以张守珪作为讽刺揭露的对象，这要看张守珪的为人和高适对他的态度，因为世上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三）张守珪的为人和高适对张的态度。张守珪的为人，并不象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晚年富贵骄逸，不惜士卒”。对潢水之败的处理，固然反映了他喜好功名，掩饰错误，但就此认为他恃功骄纵，不惜士卒，则缺乏依据。关于他的为人，《旧唐书·张守珪传》说他“性慷慨，尚节义”。《新唐书》在评论他的儿子张献诚时说：“献诚喜功名，为政宽裕，……而简廉不逮其父。”肯定了张守珪为政宽简，为人廉洁的作风，说明他身为州牧，是能够体察下情，恤民疾苦的。史传中也没有关于他骄傲轻敌和晚年恃功骄纵，不惜士卒的记载。说到高适对张守珪的态度，那是充满着敬意的，诗序已反映了这一点。高适虽然没有遇到过张守珪，但从他在开元二十七年写的《宋中送族侄式颜》一诗来看，他了解张守珪的为人并对他怀有敬意。诗序说：“时张大夫贬括州，使人召式颜，遂有此作。”从诗序看，高式颜可能是张守珪的幕僚，高适通过他了解张守珪是有可能的。诗中说：“大夫击东胡，胡尘不敢起。胡人山下哭，胡马海边死。”首先肯定了张守珪在平定东北边塞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点与贾至的《燕歌行》一致。诗又说：“当时有勋业，末路遭谗毁。”对朝廷关于潢水之败事件的处理有所不满，并对张守珪的遭遇表示了同情。诗中对于张守珪在被贬谪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忘记高式颜这样的“布衣士”表示感慨，并为自己怀抱忠义报国之志，却没有遇到张守珪这样的“知已”深表惋惜。由此可见，高适不可能把张守珪作为《燕歌行》中讽刺揭露的对象。因此，诗中的“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并不是针对张守珪而发，而是另有所指。诗中将士忠勇报国，视死如归的描述，也是另有所本的。为此，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作者的蓟门之行和与《燕歌行》主旋律有关的史实。（四）高适的蓟门之行和与《燕歌行》密切相关的历史事件——“都山之围”事件。直抒胸臆是高适诗歌最显著的特色，《燕歌行》尤其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因此，要想较准确地理解此诗的意蕴，就得首先了解它赖以产生的现实基础，即了解高适开元年间在东北边塞活动的时间、经历和有关的历史事件。据周勋初的《高适年谱》，高适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北上旅游燕赵，且于燕地从军”。高适是否参加军队，缺少证明材料。从他那时期所作的诗来看，他常单独行动，往来自由，好象不受军纪约束。高适北上的原因，主要是不甘贫贱，想通过立功边塞获得出路，而当时的东北边塞局势正好为他创造了很好的机会。开元十八年五月，契丹叛唐降突厥，东北边塞局势紧张，唐王朝“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又命中书舍人裴宽、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河东、河南、北分道募勇士”③。高适当时在河南，想通过这一机会施展抱负，因而北上是有可能的。他在东北边塞活动了大约三到四年的时间。他何时返回内地，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月应诏赴长安科试之前。周勋初《高适年谱》认为是在开元二十二年秋末回到宋州。我个人的看法是比这略早一些，大致在开元二十一年冬末之后二十二年夏初之前。理由是：(1)高适在开元二十一年作的《蓟门行》④中有一首写道：“边城十一月，雨雪乱霏霏。元戎号令严，人马亦轻肥。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说明这一年十一月高适尚在蓟门，并且看到军队在张守珪（即诗中的“元戎”）到达幽州后，号令森严，加紧备战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局势还很紧张，诗中对战争前景感到忧虑。(2)次年，即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六月，张守珪大破契丹，又于同年十二月斩了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⑤，从根本上扭转了败局，自此东北边塞基本稳定。可是这样重大的事件，高适的诗中都没有反映。他在开元二十七年写的《宋中送族侄式颜》也说直到张守珪因潢水之败事件被贬谪，他都从未遇到过张守珪。诗中写道：“平生怀感激，本欲候知已。……游梁且未遇，适越今何以。”以上材料表明，高适是在开元二十一年冬末至二十二年六月之前回到内地，并且直到写《燕歌行》，都没有再次出塞。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他并没有看到已经改变了的东北边塞的新局面，而留在他的脑海中的依然是自己在开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这段时间在边塞所看到的紧张局势以及所感受到的令人压抑的空气，因此，当他看了贾至的《燕歌行》，难免伤怀往事，并将其所见所感写成了这一感人至深的诗篇。高适原来抱着安边的雄心去到东北边塞，但无人赏识，混了几年，失意而归，内心的愤懑可想而知。他在《蓟中作》一诗中写道：“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种有志不能伸的压抑情绪，在他同时期的作品如《塞下曲》、《蓟门行》中都有流露，并且一直影响到《燕歌行》的创作。开元二十年和二十一年发生了几起值得注意的事件，对高适后来创作《燕歌行》发生了直接的影响，并在诗中作了反映。一件是开元二十年春，幽州长史赵含章出兵讨契丹，因不听先锋乌承玼的劝告，与契丹战于白山，大败，后因乌承玼从右路救援，才挽回败局⑥。赵含章军事上无能，生活上却贪污腐化，当年六月，“赵含章坐脏巨万，杖于朝堂，流瀼州，道死”⑦。当时将领生活之腐化，决不止赵含章一人；上行下效，军中贪污成风，而士卒生活之困苦亦可想而知，高适在边塞生活了几年，对军中生活的悬殊有较深入的了解，《蓟门行》中所描写的“戍卒厌糠核”正是当时下层士卒生活的真实反映。在六年后所作的《燕歌行》中，诗人更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一精警的诗句，深刻地反映了军中苦乐的不均和将帅生活之腐败。开元二十年正月，唐王朝以信安王李祎为河东、河北两道行军副元帅，以伐奚、契丹。三月，与奚、契丹战于蓟州，表面上唐军取得了一些胜利⑧，但是紧张的战争气氛并没有因此缓和，仍然潜伏着新的战争危机，并于次年春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战争事件——都山之围（都山在河北省迁安县东北一百五十里）。关于这一战争事件，《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都以赞叹的笔调作了记载。请看《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的有关记载：二十一年（733年）……闰三月，癸酉，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即山海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力战不已，虏以英杰首示之，竟不降，尽为虏所杀。这是唐军跟契丹和突厥进行的一次殊死的战斗。从记载中不难想象战斗的激烈程度。唐军将士在身陷重围，众寡不敌，主将战死，敌人胁迫投降的情况下，英勇不屈，战斗到全部壮烈牺牲，集中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贞的民族气节。这一悲壮的战争事件，给当时正在边塞的高适以很大的震动，战事过后，他有可能到过都山，凭吊死难的将士。在《蓟门行》五首中，他以慷慨悲凉的情调，反映了这一战争事件：黯黯长城外，日没更烟尘。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古树满空塞，黄云愁杀人。首句点明了战事发生的地点，与“屯于榆关之外”的记载吻合；诗中描写的战况，也与记载相符，诗中描写了战斗的激烈，突出了唐军将士为保卫边塞而奋不顾身，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又通过环境气氛的烘托演染，使全诗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表达了诗人的悲痛和对阵亡将士的深沉怀念。这一“都山之围”事件对高适后来创作《燕歌行》的影响是不能忽视的。唐军将士在这次战斗中所表现的英勇壮烈正是高适《燕歌行》一诗序言所感慨的“征戍之事”，它构成了《燕歌行》这首交响乐章中的主旋律。该诗中的许多句子，如“汉将辞家破残贼”、“力尽关山未解围”、“杀气三时作阵云”、“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若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等，都明显地反映了这次战争。当然，诗中关于征战的描写，是许多战争的艺术概括，但以都山之围事件作贯串全诗的主线，当是高适作此诗时的基本意图。换句话说，没有都山之围这一悲壮事件，便产生不出高适《燕歌行》这一边塞诗杰作。然而，关于这一战事和《蓟门行》对这一事件的反映，以及高适的边塞生活经历，诗评家和注释家都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因而对《燕歌行》的意蕴产生了误解，把潢水之败事件当作诗中描写的主要战事，把高适所敬重的张守珪当作诗中讽刺揭露的对象。但是，即便是象都山之围这一可歌可泣英勇悲壮的战争事件，也是需要引出历史的教训的，诗人在诗中已作出了总结，这便是“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两句，象都山之围这样造成了严重损失的事件，主要是由于主将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麻痹轻敌所致。一个“常”字，点明了这是一种经常性的错误。近的如开元二十年春赵含章对契丹的战争，稍远的如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幽州大都护孙佺对奚、契丹的战争⑨和开元二年（714年）薛讷对契丹的战争⑩，无不因轻敌冒进而丧师。诗中正是通过对历次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所进行的艺术总结，深刻地批判了将帅的恃恩轻敌，并对在战争中死难的将士表示了深切的怀念和同情。综上所述，高适的《燕歌行》实际上是诗人从开元十八年到二十一年边塞生活经历和当时纷繁复杂的东北边塞战争及军中生活现实的集中反映和艺术概括。而在都山之围事件中唐军将士所表现出来的忠勇爱国、视死如归的斗争精神构成了全诗的主旋律。此诗与潢水之败无关，也不是讽刺张守珪的。* 收稿日期：1995年4月18日。注释：①见《旧唐书·高适传》。②⑤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四。③同上卷二一二。④一作《蓟门五首》。郭茂倩《乐府诗集》作《蓟门行》。⑥⑦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二。⑨见《资治通鉴》卷二一0。⑩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