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再出发(专题讨论)——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再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2)01-0118-18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史”的概念和创建学科体系的设想是2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经过近百年来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进一步寻找新的增长点，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
一
在史学史学科里，研究西方史学的学者非常重视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而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则习惯于参照中国历史的朝代脉络作为史学史的分期，分别论述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内容。这些内容无疑都很重要，然而仅仅关注上述问题，就会局限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实际性质的历史”的研究，而无法上升到他所说的“史学思想”研究的层面。①要深化中国史学史的内涵，需要研究史学思潮的发展历史。
中国史学大致呈现出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近代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史学思潮。
先秦时期的史学非常讲究记载历史的方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注重“属辞比事”的功能。各国史书都按照这种规范修史，形成普遍遵循的书法原则。从晋国执政赵盾族人赵穿杀晋灵公而晋国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②和齐国权臣崔杼亲信贾举杀齐庄公而“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③两件事来看，先秦史学的书法主要在于确认谁应当对事件乃至历史负责任，而不在于记载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反映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道德认识与礼法评价。这个原则，至孔子修《春秋》而被进一步强化。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这说明“义”是继承西周、春秋时期的史学传统而来，并且在先秦时期的史学思潮中居于核心位置。因此，彰显书法成为先秦史学最主要的宗旨，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遣词纪事原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毁誉褒贬，体现出褒善贬恶的社会道义，从而发挥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作用。
汉唐时期，史家的治史理念是把“信史”和“实录”作为历史撰述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中国史学注重征实考信的思潮。东汉史家班固高度赞扬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南朝梁刘勰对“信史”专门加以阐述：“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⑥。批评不顾历史事实而猎奇述远的做法，强调历史记载贵存信史的撰述原则。唐代史家刘知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修史的价值原则，其核心内容就是阐明“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⑦汉唐时期以纪事为核心价值观的史学思潮，突出表现在历代史家力求最大限度地记载和叙述历史，运用各种史书体裁编撰史书，以便把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更好地从据事直书中汲取经验教训。
宋明史家鉴于汉唐史学注重征实而逊于思辨的缺失，形成治史注重议论褒贬的义理史学思潮。两宋史学中有一派史家宣称史学的性质在于明道，欲借《春秋》儒家义理褒贬世道风俗，利用经学思想规范史学研究。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特别强调书法义例和议论褒贬的重要性：“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⑧宋元明史家运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道德褒贬性质，过分强调史学劝惩资冶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中国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趋势，造成史学腾驾空虚而驰骋议论的流弊。
清代史学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至乾嘉时期的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崔述，再到嘉道年间的阮元，治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考证史学思潮。钱大昕主张学者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不顾历史事实而轻率訾议前人，表明自己“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⑨。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⑩，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求实的精神。阮元阐明自己的治史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11)，反对治史解经故意标新立异，与前贤相龃龉。这充分表明“实事求是”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清代史家的头脑里，表现为研治经史之学求真的学术思潮，目的在于反对史家离开具体历史事实对历史主观褒贬，主张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善恶垂鉴后世，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又突出历史哲学，强调历史评价的价值。这一时期西方近代历史进化观念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梁启超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12)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哲学，就是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形成的历史观。这一理念受到学界群起响应，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历史进化观念的传播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面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中形成的新历史考证思潮再度强调实证研究，反对理论阐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是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因此，他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逢着的史料”。傅斯年的基本理念是对任何材料都必须“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即不抒发语言解释和历史哲学。他认为史观无助于史学的发展，而“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的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3)。所以史家“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14)。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学思潮的产生，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据史学领域主导地位，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15)在唯物史观影响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广泛研究理论问题的思潮，如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史学理论涌进国门，国内史学界再度掀起一场研究理论的热潮。史学界重新认识唯物史观，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克服了理论研究中的机械、教条、空洞、片面等弊病，深化了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水平，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综上分析可见，中国史学中每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治史宗旨对中国史学重新加以诠释，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和史学形态。探讨各种史学思潮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将会有助于揭示各个时期史学的利弊得失，从更深层次认识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
二
史学批评范畴是中国历代史家(不限于史家)在对历史学自身研究、总结和评论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在中国史学中处于理论核心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研究相当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管中国史学批评范畴古已有之，但很长时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中，史学界主要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没有专门探索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大力加强史学史学科建设，白寿彝等老一辈史学家撰写过借鉴和吸收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文章，然而多是作为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没有上升到范畴研究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总的指导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历史研究，但却不能代替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否则不利于历史研究深入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来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开始时人们往往把对客观历史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对史学自身问题研究的理论混为一谈，造成概念的模糊和无休止的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16)还有的学者认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17)认为历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大部类。这样深入细致的考察，为进一步探讨史学批评范畴问题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已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成果问世。然而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力量薄弱，不仅研究队伍范围狭小，而且发表成果数量不多，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与中国史学厚重的遗产很不相称，亟需进一步专门研究。
(二)在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联系紧密的哲学史和文学史两个学科中，范畴研究历来受到本学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经撰写出一批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史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哲学史学科如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哲学范畴通论》等等。文学史学科如汪涌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等等。相比之下，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在这方面研究极为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史学批评范畴的专著问世。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家非常注重研究史学理论及其范畴，一直引领着世界史学的潮头。英国史家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苏联史家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等等，皆为享誉世界的名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更加注重对史家认识客观历史能力的反思，上升到历史学究竟属于科学还是艺术的高度，由此对传统史学固有的研究观念带来极大颠覆。反观国内的史学理论、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著作，即使有的专著设置史学批评的章节，但都没有专门论述史学范畴的内容。中国史学界固守传统思维，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而不依赖史家主观构建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容置疑。当后现代观念向我们提出挑战时，我们的理论应对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加强范畴研究。
(四)究竟应当怎样确定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目前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其中最明显的问题，一是过于宽泛，如“名”与“实”、“文”与“质”、“创”与“循”等等，任何学科都适用，并非史学批评特有的范畴；二是遗漏较多，如“史”与“道”、“实录”与“信史”、“良史”与“史权”等等。除此之外，学者之间对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没有经过相互讨论，所以选择范畴的层次和标准各自不同，存在较大随意性。例如，“文”与“史”、“文”与“质”、“简”与“繁”、“创”与“循”虽然都是史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术语，然而是否属于史学批评范畴，就很值得进一步论证。因为“文”与“史”的“文”属于学科内涵，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和史学的分野；而“文”与“质”的“文”属于修辞内涵，相当于今天的形式与内容的分野。“简”与“繁”是“史文”的繁简，“创”与“循”是“史体”、“史例”的创循，都不是独立的史学批评范畴。如果这样确定范畴，那么和“文”与“史”在同一层次的“经”与“史”、“子”与“史”、“集”与“史”，和“简”与“繁”、“创”与“循”在同一层次的“长”与“短”、“优”与“劣”、“得”与“失”，也都是历代史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术语，要不要确定为史学批评的范畴呢？很显然，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够达成共识，使上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进一步推动范畴研究的进展。
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史学科具有自身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学术价值。第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史学批评范畴的发掘和研究方面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德、才、学、识，这几个范畴，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这是不错的。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不过，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笼统道来，只能得其大体，对于丰富的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尚难作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思路作比较具体的探索。”(18)只有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当代史学发展的脉搏，从现代意义上去认识和清理历代史学批评的范畴和理论内涵，才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体系。第二，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重视自身范畴的研究，不仅会对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带来阻碍，而且会妨碍整个学科理论水平的提高，使之处于低水平研究层面。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可以对具体范畴的内容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弄清楚每个范畴不同层面之间的含义。同时，也有助于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判别与规定各自的研究对象。只有在史学批评乃至整个历史学范畴研究水平极大提高之后，才能建立起严密的理论构架和完善的学科体系。(19)通过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可以对具体范畴的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且可以弄清各种范畴对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特定社会对史学范畴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建立完善的史学理论构架和严密的史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第134页，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②《左传》宣公二年，见《十三经注疏》，第18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见《十三经注疏》，第1984页。
④《孟子·离娄下》，见《十三经注疏》，第2727页。
⑤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⑥刘勰：《文心雕龙》卷四《史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⑦刘知幾：《史通》卷十三《惑经》，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⑧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资治通鉴纲目序》，四部备要本。
⑨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⑩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
(11)阮元：《揅经室集·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
(13)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出入史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4)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5)胡绳：《枣下论丛》，第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12—03。
(17)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1)。
(18)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第30－3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19)罗炳良：《应当切实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见《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