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系统整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与经济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呈现出系统整合的特征。中国政治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政治化就是中国政治与经济系统整合的具体表现并成为当前中国改革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本文旨在从重新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出发分析和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这一重大特征，并对中国经济与政治的全面改革进行宏观透视。
一、政治与经济的系统整合
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历来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其一是经济决定论，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是最根本的、占首位的力量，它决定着社会的政治、历史、文化、法律、宗教、道德等的发展。其二是政治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道德准则和发展进程都是由国家法律和政治权力决定的。
这两种观点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存在多种多样的复杂表现形式，都曾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有时甚至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灾难。中国建国45年的前30年受政治决定论危害较大，后15年受经济决定论的影响较多。前30年过去，人民依旧贫困，中国照样落后，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法律、行政和政治等方面的改革滞后，未能有效配合与衔接，致使社会系统结构失调、功能紊乱。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市场与货币机制单向突进，最终导致拜金主义恶性膨胀、假冒伪劣盛行、车匪路霸肆虐、贪污腐败猖獗等。
这一切追根究底都是由于未能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系统各部分的关系，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这又与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片面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有关。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为了维持生存必然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们结成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政治根源于物质的生产关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和制约。但是，这绝不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晚年曾针对有人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而强调指出，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影响和作用是在“归根到底”和“最终”的定义上说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而言，通常都表现为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一切因素的交互作用”①。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政治与经济，恩格斯说：“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②可见，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经济是政治的根源和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种集中表现就在于它反过来也会影响甚至决定经济的发展。在当代社会，政治和经济并存，而且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合作。正如美国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所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③因此，它们之间已经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决定关系，而是表现为社会系统中的结构整合和功能互补的关系。系统整合程度高，社会冲突与内耗减少，合作成本降低，合作效益提高，社会发展和进步就比较协调与顺畅；反之，社会矛盾和冲突频繁，合作困难，社会呈现畸形发展，社会进步受到极大阻碍。这就要求政治与经济协调配合，共同促进社会进步。
二、政治的经济化
政治从来都不能单纯、孤立和静止地存在，它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经济活动中人们的根本利益关系，并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满足人们的经济要求服务。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本质的这一基本认识正是反映了政治的经济化。可是，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进行肆意歪曲阉割的年代里，纯粹的“空头政治”大行其道。与之相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一种政治的经济化过程。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化的色彩愈益浓厚。其具体表现有五个方面：
1.政治目标的经济化。建国以后的政治发展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目标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例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文革”中喧嚣一时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则更为典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迅速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确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目标。这就是“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④。这样的政治目标把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核心内容，具有明显的经济化特色。在此基础上的各项具体目标也都是围绕发展经济这一中心提出来的。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宏伟目标，便把它的经济内涵系统化和具体化了。
2.政策取向的经济化。一定的政治目标确立后，就要制定相应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改革开放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始终把经济建设作为重点，发展生产力，坚决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沿海开放到西部开发，从兴办特区到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从引进外资到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15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各项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化的历史。
3.法制建设的经济化。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直接推动了法制建设的经济化，因为，市场经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法制经济，法律可以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市场经济体系的构建与运行。80年代以来法制建设的经济取向不断加强，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加强经济立法，改进和强化经济司法便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根本任务。在1993年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21个法律中，经济方面的法律有16个，占76.2%；同年，国务院通过的20多个行政法规中，调控市场经济的法规占了一半。1994年更是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的“立法年”，讨论通过了《预算法》、《银行法》、《广告法》等多部经济方面的重要法律。
4.政治结构的经济化。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中国政治结构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政府机构改革，充实和加强工商、财税等经济管理和服务部门，重点强化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服务职能。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指导经济发展和驾驭市场经济的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搞建设、抓经济、学业务已经成为中国各个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中心任务。
5.政治评价的经济化。以前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和强化的政治评价体系普遍重视和强调阶级背景、政治动机、意识形态倾向，诸如“根红苗正”、姓“社”姓“资”等。8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世俗化进程已经把人们的观念和评价标准转移到实际政策效果等方面来了。具体来说，一种政治体制的优劣、一项政策的好坏，关键是看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由于在政治的经济化过程中，政府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因而能否促进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成为人们衡量政府效能的一项关键标准。
中国政治的经济化一方面使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迅速坚决地转移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推动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它使政治权力介入经济领域的机会增加，扩大了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因而最终导致腐败现象肆意蔓延，呈现普遍化和社会化趋势。虽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始终在开展反腐败，但是腐败行为不仅未见收敛，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更加严重。由此可见，腐败的根源不仅属于功能紊乱方面，还在于结构失调，政治经济改革未能协调动作。
三、经济的政治化
经济的政治化是指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都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政治体制、政治权力或政治观念方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不能象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一样走自发的市场调节和自然的资本积累的道路，而是需要政府的有效组织和宏观调控与指导。战后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无一不是通过政府的强力主导作用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主要和特殊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政治性质。无论是从儒家文化传统或是从社会政治体制来看，传统中国都是政治化程度很高的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和道德等都从属于政治，都为政治权力所渗透和包摄，它们没有独立的存在和属于自己的发展空间。建国以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经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使中国经济的政治性质更加明显和突出。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每项重要经济改革都呼唤着政治改革的深入和伴随着政治问题的出现。最早起步的农村改革首先冲击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旧体制并最终摧毁和埋葬了推行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个体和私营经济、特区经济、合资企业等的发展都在不同程度上引发一场政治冲击波，这不仅表现在政府政策导向上，而且表现在人们政治观念和整个社会的政治关系等更为深层的领域。
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特别突出的政治化问题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1.经济体制的政治化。由于过去一直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以致逐步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一经启动，就直接冲击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首先就引发出一个姓“社”姓“资”的问题，这一争论持续至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发表才告平息。体制转轨的更为根本的问题是重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和转变政府职能。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直接表明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政治化程度。
2.经济关系的政治化。公有制与私有制过去常被看作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项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公有制构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的基础。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变革。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极大地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出现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以及外商独资等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其中尤以私营经济发展迅速，备受关注。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性质、管理、地位和作用都涉及到诸多政治问题，有时是政策层面的，有时是观念层面的，有时是利益层面的。芜湖“傻子瓜子”的命运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所有制结构这一问题政治化的程度和方式。
3.经济运行的政治化。中国经济改革虽然是以改变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目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济运行就会排除政治的介入而完全依赖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都是政府主导，国家和政府在整个经济运行的全过程中都发挥着重大作用。从保证稳定的政治环境、构建完善的市场法规体系、维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到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抑制收入分配不公都体现了经济运行的政治化特征。
4.经济发展的政治化。经济发展将直接推动社会的全面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必然导致社会观念的变革、社会关系的重组、社会利益的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这一切都将影响和冲击现存政治体制，并诱发许多政治问题的产生。
在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政治化过程中最为突出的问题莫过于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十多年的企业改革走过了放权让利、企业承包、落实《条例》转换机制等重要阶段，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涉及到政府与企业在利润、管理、产权等方面的关系，归根结底仍是政府与企业在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关系，因而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中国企业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屡受挫折，其症结点就在于这个政治问题难以解决。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现在终于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但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样存在诸如此类的政治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构建中国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解决三大难题。第一是谁来代表国有产权所有者的利益？现存的企业主管部门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都不合适，而应该在政府或人大下面设立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下面再设若干投资公司。这样做的前提就是政府彻底转变职能和人大地位切实得到提高。第二是谁来任命企业干部？法人治理结构是董事会聘任总经理，由总经理任命企业中层干部。中国现行的由组织部门选拔和管理干部的人事制度与此无法兼容。吴敬琏说：“现在有的公司除了一个婆婆叫董事会外，还有个婆婆叫党委，还有个婆婆是职工代表大会。一个公司上面婆婆那么多，那没法干”⑤。第三是如何化解企业的“包袱”？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表现为政治问题。倘若不能解决这些政治问题，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无从谈起。
经济的政治化意味着很多重大的经济问题都有其政治背景，都受到相关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影响和制约。若要解决这些经济问题，必先从相关的政治问题开始。鉴于中国政治改革的相对滞后，在经济改革和发展方面便出现了各种偏向。一是形式主义，有些人不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把发展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姿态，一味追求轰动效应和政治效益，从而捞取政治资本，完全忽视经济效益甚至不计经济效益。二是官僚主义，有些人虽然主张并努力发展市场经济，但不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致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被严重扭曲，出现很多不伦不类的现象。股份制改革应该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有些改革试点单位改变的只是形式，而没有从根本上转换机制。股市的变化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和相关企业的经营状态很少关联，而直接受政治权力的干预或政治气候的影响颇多。
四、政治改革力度亟需强化
当前中国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发展特征表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和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只求一方面的单向突进而忽视另一方面的整体配合，必然导致社会的畸形发展，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进步形成严重威胁和制约。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分为两次浪潮。第一次改革浪潮跨越了整个80年代，自农村改革开始，迅速发展到城市以及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在80年代末期遇到了障碍。由于整个改革措施不够完备、不能配套，社会发展出现失衡状态，集中表现为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及其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和政治腐败现象的蔓延及其所造成的社会不满情绪，最终导致改革受挫。在经过两年的徘徊和反复之后，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拉开了中国改革的第二次浪潮的序幕。于是，改革浪潮以更为壮阔的声势和更加明确的方向在全国范围涌动起来。
第二次改革浪潮历时三年，中国的发展势头和潜力就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有人甚至预言，中国步入经济大国已为时不远了。但是，就在这三年之中，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也相继突现，尤其是腐败现象的普遍化和社会化、社会秩序失控、治安状态恶化等已构成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
因此，在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同时，必须配套实施和整体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这是提高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系统整合水平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国经济改革的很多重大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尤其是产权改革这一核心问题，最终都表现为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从政治入手。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又相互牵制的复杂关系。
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目标是为经济建设服务。具体来说有三个方面：一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稳定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二是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以便于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有效发挥，从而指导和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和协调发展。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是转变职能、精简机构、加强权威和提高效率。三是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要求改变落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和政治结构形式，吸纳新兴社会力量参政议政，最终推动中国政治转型。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长远目标，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不能片面追求抽象的、形式的民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将为中国政治民主化逐步奠定坚实的基础，政治改革将使中国政治民主化的程度不断得到提高。
注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7、182页。
③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10月第11版，第9页。
④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7、284页。
⑤《山西发展导报》，1994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