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与突破——’95“农业热”背后的不同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思路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关心中国农业改革进程和命运的人来说，1995年或许有些好兆头：
2月24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推出一系列事先经过最高决策层专门讨论、酝酿多时的关于农村工作的文件；3月10日，国务院在京召开全国粮食、棉花、化肥工作会议，提出深化粮棉化购销体制改革的任务和具体部署；在3月上中旬举行的全国人大和政协全体会议上，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了代表和委员们讨论最多、议论最热烈的话题；而3月下旬，联合国开发总署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召开，上百名海内外专家学者聚会琼岛海口……
在季节相交、乍暖还寒的日子里，农业好象一下子成了中国大地上的主旋律。“重视农业要动真格的”，“不搞口头农业”，“自己养活自己”，“抢机遇、兴农业”，各种生动而且铿锵的标题和文章在报纸杂志上跳动，在广播电视中回响。就在这些听过多年的口号被一遍遍重复的时候，那些关注着中国农业改革的海内外经济学家和中国各级政府农村工作专家们进而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重视农业该从何处下手？中国农村究竟在呼唤什么？
仔细观察便可以看到，在躁动着的中国“农业热”背后，其实存在着对于如何解决当前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不同思路。而这种分歧的意义，可能不仅仅是限于农业本身了……
农业生产：西线无战事
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能力是可以支持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中长期提高，则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持续激励。任何时候都不要倒着往回走。
其实，重视农业、关心农业是多少年的呼吁，多少年的盼望了。
问题是怎么关心，怎么重视。这一次好象有些不一样，是真下决心了。然而在此过程中，某些舆论有意无意地给公众带来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粮食不够吃了，中国发生了农业危机，这才是重提重视农业的根本原因。
不然，为什么前年底和去年春夏之交，粮价会两次大幅上扬呢？这不正说明供不应求的事实吗？
不然，为什么那个美国专家，叫莱斯特·布朗的，会提出到下个世纪上半叶“谁来养活中国”的世纪性疑虑呢？——据说，到那时中国的粮食将有3.7亿吨的缺口，吃掉整个世界犹嫌不足。
不然，为什么国内有些媒体陡然间把粮食供给“自力更生”的口号叫得那么响，把对于粮食的“忧患意识”提得那么高呢？
不然，为什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文，声称中国由于农业生产不足甚至面临“重新集体化”的“历史性选择”呢？①
谁都明白，中国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却有着占世界22%的人口。人口还在增长；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耕地必然有所减少。所以，如果我们即将面临粮食的巨大短缺，那中国农业发展的路子到底该怎么走，市场经济的取向是否救得了农业乃至中国经济，就真得重新琢磨一番了……
所以，在粮食危机的报警声中，人们可以听到许多似曾相识的主张和建议……
不过，许多专事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研究的专家学者们并不同意这种估计。他们说，虽然海外有些评论在中国的粮食供给问题上危言耸听，但如果我们真的把中国的农业问题理解成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以为循着老路子去增加部分产量就是“重视农业”，那么出发点就找错了！
日前，在海口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国际研讨会”上，记者曾经与许多海内外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进行了交谈。多数人都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自1978年以来一直处于增长中。就是增长最慢的1984至1988年，增长率也达到了4.1%。而1993年是中国历史上粮食产量最高的一年，总产量达到4.6亿吨，人均粮食为370公斤；1994年虽然出现减产，但降幅仅2.6%，仍然是正常范围。从几年的平均走势看，粮食生产仍是长势。
新近出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根据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农业增长能保持3%或高于人口增长率1个百分点就可以维持基本需求。事实上，中国的粮食这些年来也一直保持了基本自给。中国当然有理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些年也确实从国外进口了一部分粮食，但主要是为了调剂余缺，平抑粮价，这部分的比例目前还是很小的，仅在3%左右。而且直到去年仍是出口大于进口的状况。中国农业技术落后，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农业生产在近中期并无危机可言。
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的官员段志煌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前一个时期，由于那位布朗先生的惊人之语，海外媒体很是鼓噪了一番，在美国农业部也引起了高度关注。他的局长几次要求他和同事们再次对中国农业生产情况做出分析。可他和其他两位同事的结论是一致的也是一贯的：中国的农业生产在最近10年内不会出现大的短缺。他们还认为，中国粮食生产的潜力还很大，所以如果农业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进程顺利推进，中国农业的长期前景也是光明的。海外大可不必为下世纪谁来养活中国16亿人而庸人自扰。
对于我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平衡的现状，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博士候选人周其仁提供了一个分析。周其仁80年代曾长期从事我国农村经济政策的研究，最近几年又多次回国，在东北、华北、华东进行过实地调查。根据他的看法，中国农产品的供求问题可以做几层区分：
一是农民自己生产自己消费部分，可以说农产品的供求基本不成问题，而这部分人就已经占了中国人口的80%左右。现在，落后地方的农民吃得比过去好了，发达地区农民的营养丰富。温饱不足的贫困人口总数在减少，且那是多年问题，并不曾在近两年变得格外尖锐。
二是由农民生产、集镇和小城镇居民消费部分。这部分直接由市场调节，也未出现大的问题。
事实上，农产品供求问题比较大的主要是农民生产以后，由大中城市居民消费的这一块。即使在这一块中，仍可分为两部分。其中面向市场、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问题。只要有足够的需求，农民生产和供给的积极性都很高。
因此，农产品供应问题比较大的，主要集中在由农民生产，而由城市中低收入消费的那部分农产品上。由于这部分利润比较薄，因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比较低；而城市收入水平比较低的阶层在消费上并没有很大弹性，所以供求矛盾有些突出。此外，一些低效益的国有企业要以低价农产品做原料，也会遇到供应不足的困难。
当然就是这一部分，仍然有个周期性。前两年粮、棉等基本农产品还卖不动，还过剩，只是在宏观景气变化的情况下，供不应求几年才轮上一回。以周其仁之见，当前供求不平衡问题主要集中在向大中城市供应基本食品和原料这一个环节上。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一是提高城市对基本农产品的真实购买力，二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农副产品的流通体制，以求节约交易费用。
很显然，中国农业生产的现实能力，是可以支持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而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中长期提高，有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持续激励。所以，专家学者们特别警告说，如果从错误的形势估计出发，认为市场化已经过了头，只能加紧行政控制才能保障供给，甚至以为当前农业问题的症结在于农业规模太小，并且要急急忙忙去合并农户生产，那可真要闹得城乡都不安宁，一定会危害国家经济体制转型的大局。无论如何不能倒着往回走。
粮食市场化：“捉放曹”幕后
现在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技术落后、体制先进的农业和技术先进、体制落后的城市大工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能让农业体制上的先进性停下来。
纵使找准了问题，仍然需要寻求突破。
在80年代，中国农村靠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充分显出了改革的威力，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90年代的今天，中国农民想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
回答很简单：公平交易！
农民要求不多，只希望他们能够面对一个等价交换自己产品的市场。然而，他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个公平市场。
在记者最近接触采访的十多位各省市农村工作领导干部中，实现基本农产品的市场化是相当突出的呼声。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就说：粮食的改革主线只能是“市场取向”。当年农村改革，土地搞了个“包公案”，相当成功；可如今改革统购统销制度成了“捉放曹”，反反复复，宏观政策举棋不定，阻碍了城乡流通。到现在，粮食价格还在搞“双轨制”。农民说了，“双轨制”是“捣鬼制”。为什么还要让这种“捣鬼制”继续下去呢？
中国最有权威的农村问题专家杜润生也提出：要想保护农民的比较利益，首先就要把农民从过去的统购统销制度下逐步解放出来。不改变低价收购政策，不改变价格机制，就谈不上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现在维持低价收购的成本太高，远远超过了收益，已经到了非改弦更张不可的时候了。
谈起放开市场和稳定粮价的关系，林毅夫讲得更直率。他说，由于近几年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现在号召各地通过抓“米袋子”、落实粮食播种面积等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过，既然价格波动并不是农业生产滑坡造成的，所以增加粮食生产也未必能稳定市场粮价，即使成功也将产生副作用。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抓“米袋子”，必将增加粮食生产的机会成本，降低农民收入；同时，也减少了沿海对中部产粮区的粮食需求，致使中部产粮区的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因此，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全国统一的粮食大市场。
理论和国内外的实践都证明，市场的范围越大，各地产需余缺互补的可能性越大，市场价格的波动就越小。不在建立统一大市场上下气力，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甚至头疼医脚、脚疼医头，方向就找错了！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的粮食迈向市场的进程，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太多的踌躇。
最近的一次改革是从1993年初开始的，全国多数地区相继宣布取消粮食合同定购，大多数城镇也取消了粮食平价供应，彻底放开了粮食收购和销售价格。同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行“保量定价”的办法，即原有的定购数量不变，价格随行就市。但1993年底全国粮价大幅度上涨，国家仍继续实行合同定购粮由中央统一定价的办法。
到1994年夏秋后，粮棉等基本农产品价格再次大幅攀升，成为全国通货膨胀中最为突出的现象。中央政府不得已继续要求国有粮食部门销售基本口粮挂牌限价，并强调粮商和用粮单位不得直接到农村收购粮食。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有35个大中城市恢复了基本口粮凭票供应制度。不少地方关闭了粮食市场，搞地区封锁，有些地方甚至不得不动用民兵强行购粮；而一些国有粮食部门利用粮食差价异地倒卖，凭垄断地位牟取暴利，以至个别地方粮食部门在购齐粮食后，竞然得以给县领导赠送轿车、奖励一次新、马、泰旅游。寻租现象蔓延，党群关系恶化，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不进反退，代价沉重。
当然，中国的粮食市场化在今年又有了某种进步。与去年中央政府通过国有粮食部门统一掌握粮源的做法不同，今年实行的省长负责制减少了征购量，强调了各省市可以利用省内市场、省际市场以至国际市场实现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不久前朱镕基副总理在全国人代会云南代表团的小组会上特别强调了今年政策的这个新要求。不过，专家学者们在略感欣慰的同时又指出，省长负责制还包含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各地区单纯依赖行政命令，层层下压收购任务，封锁区际贸易。怎样力求各省真的能象中央负责同志期望得那样朝市场方向走，不往封锁市场上退，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多年从事中国农村经济政策研究的农业经济学家陈锡文提出，有实现粮食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两个具体问题必须考虑周到：一是如何把对全体城镇居民的补贴改为定向补贴低收入层；二是如何解决国有粮食部门360万人及供销社系统700多万人的既得利益问题。否则，理论推演再合理，实践中也难以推进。粮食市场化进进退退就在所难免。
这样的看法言之有理，人们的具体建议设想也有许多，还涉及增加土地税、改进征购方式等等。其中，一些专家着重表述了加速推进粮食流通领域改革的迫切性。他们提出，现在从事粮食流通的有两类组织，一类是个体户，活力足够，但组织太小；另一类就是国有粮食部门，组织庞大，却又缺乏活力，都不能节约大规模农产品贸易的交易费用。因此，在农产品流通这个领域，应该加快国有粮食部门的体制改革，加大非国有部门的比重，从根本上改变“官商”主宰粮食大购销的局面。随着一批面向市场的、有充分激励机制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大型农产品综合企业的兴起，粮食市场化就会走上轨道，农产品的供给就会更加平稳。
为了把这些操作层的改革措施尽快推出来，专家学者们特别强调了必须从根本上有一个认识的转变，亦即扭转经济政策中的“城市偏向”。就象吴镕说的：“农民是属兔子的，把毛拉光了也不叫；城里人是属羊的，拉拉毛就叫起来了。所以一旦经济出了点问题就让农民一家做牺牲。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思维习惯必须变过来。”
周其仁这样概括：“农民不愿意多生产市场效率低的农产品，恰恰表明我国农业部分在体制上的先进性。现在我们面对的其实是技术落后、体制先进的农业和技术先进、体制落后的城市大工业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应该让农业体制上的先进性停下来，转回去，而应该让落后的城市部门改革跟上来。如果这个线路调得通，中国农业持续技术进步才是有希望的。”
中国人都谈得温和，外国人就比较尖锐了。记者采访了国际上极富盛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前美国政府农业顾问弗农·拉坦教授。他就说：“要想解决中国农业的问题，先得结束对于农民的歧视。政府从中国农民那里买粮食，应当和从加利福尼亚的农民那里买粮食付一样的钱。你们为什么要歧视自己的农民呢？”
中国农民已经奉献得太多了。现在必须停止歧视，推进市场。这就是弗农·拉坦的建议。
农业投入：重心在何处
中国要想前进，想发展，有两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市场，二是财产保护。一旦有了这种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投入”，才能指望农民在土地上长线投资。
’95“农业热”，一篇重要的文章就做在农业投入上。从今年2月开始，中国媒体开始相继报道各地加大农业投入的数字；至3月召开人代会，国务委员陈锦华正式宣布，在今年新增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中，用于水利、农业和支农工业的将占40%；人代会结束后，各个省重新掂量财政支出的盘子，又在农业的一端加上了大小不等的新砝码。
恐怕谁都会肯定农业投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确，这些年来中国的农业投入太少了。然而，农业投入依靠谁来进行？看法却是大相径庭。当然一种思路是主要依靠政府；另一种就是主要依靠农民了。
算术的方法有时是很达意的。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专家学者们提出：根据多年计算，农业资金投入大体上60%靠农户，20%靠地方和社区经济，20%来自政府。因此，他们说，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不足是事实，必须力争逐年有所增加。但主要还是得靠农民。而指望农民投资，就必须有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让人家愿意把钱和汗水花在土地的远期收益上。
山东阳明县委书记盖国强就对记者讲了这样一个例子：过去人家都是一置田，二置房，可现在我们那里的农民有了钱先盖房，先想着给儿子娶媳妇。据统计，仅去年一年全县农民在盖新房上就花了5000万元钱，而财政能拿出来支农的每年仅几百万元钱。
很显然，政府的农业投入只是小头，大头还在农民一方。政府这个小头应投在农民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例如，大中型水利设施（这些年来有些地方这类设施破坏严重，是令人担忧的）上。比如弗农·拉坦就对记者说，农民在进入市场后，政府还得帮一把，就是把钱用在农村教育、农业技术推进和农田基本建设上。而增加农业投入的关键，是政府用自己的政策和制度“投入”，带动农民投入的大头。要是缺乏良好的长期投资预期，农民是不肯增加农业投入的。
当然，指望农民愿意对土地长期投资不能单靠口头号召。而建立良好的政策环境也绝不能是一句空话。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有关专家学者都认为，为了确保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应当是把农民的财产权力，首先是土地长期使用权，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起来。
土地，是农民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国际经验早已表明，唯有长期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和有效的土地市场，才能刺激农民投资土地，进而提高农业产量和农民收入。因此，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是农村高速发展和稳定的基本保证。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三位学者有很深入的研究。从1987年以来，这三位学者多番远渡重洋，在中国农村进行了四轮实证研究，对农民进行了173次深入访问调查，与350多个农户进行了交谈。在他们独立选择农户调查过程中，没有一个当地官员陪同。根据这样的调查，他们发现，中国1978年以来的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确刺激了农民耕作实践的改善，这些改善包括抓紧农时、勤于除草、选用良种、精施化肥、管好现有水源等。不过这些改善都属于年度性的，农民做这些改善是因为他们当年立即可以获益。
他们的调查也发现，中国农民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一样，需要长期的土地稳定来刺激长远土地投入，为下一次农业的大发展准备条件。这些投入包括：改善排灌设施、修建梯田、平整土地、改良土壤等。农民之所以现在不愿意做这些投入，是因为并不知道其持有的土地期限是否能长到充分回收投资。根据他们的调查，每七个中国农民就有六个表示，如果能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就愿意作重大的长远土地投入。
不久前，三学者中的为首者罗伊·普罗斯特曼教授在从中国出发到俄罗斯进行实地调查之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这位美国著名的比较土地制度专家告诉记者，经过与中国同行的交流，他们已经针对中国的现状提出了四组解决方案，包括：1)在保持土地公有的同时，给予农民永久的土地使用权。2)废除土地分配随人口而变化的做法，允许有限制的“有偿转让”作为调节机制。3)对耕地的农转非进行限制。4)树立法制观念，建立整套与农村土地制度有关的规定和程序。此外，他们还认为，农村土地公有权的所有者应当明确到生产队一级。
究竟该给农民多长时间的土地使用权？给权过程该如何操作？眼下中国许多专家学者们还在进行具体研讨。不过，农民土地使用权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予以解决，却是多数人的一致意见。他们说，当年包产到户一包15年，说是15年不变，其实年年有变；去年又再签30年，却搞得无声无息，农民心里还是不踏实。所以，现在谈加强农业投入，谈了千遍万遍，不如把重心放在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投入”上，进而用立法的形式，把长期的土地使用权交给农民。此外，农民的其他财产权力，例如经营权、出售权，也必须用法律的方式明确起来。这样，中国获得农业发展后劲才算有了制度保证。
看起来，中国农业要想前进，要想发展，有两个东西是绕不过去的。一是市场，二是财产保护。在财产权利上含含糊糊，又怎么能指望农民在土地上长线投资呢？
劳动力转移：挑战在眼前
关心中国农业，就得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如果不解决这个出路问题，将压力长期留在农村，结果农村不安定，城市也安定不了。
在关乎中国农业发展前景的诸多问题中，有一个问题是最富挑战性也最为关键的，这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
有一种看法是近来潜移默化，成了点小气候的，就是觉得在目前我国的工农业发展水平上，对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当加以限制。
在这里，对于城市吸纳能力的担忧、对于社会秩序稳定的焦虑都是很充足的理由，而且还有一种解释是很有些“经济学”宏观平衡考虑的：农业劳动力减少会加大农产品的机会成本，进而带来粮价的提高。所以，从当前稳定粮价和降低农业成本的需要出发，也要尽可能把农民留在土地上。
骄傲地持有户口本的城里人，这一两年来多多少少都感觉到了“民工潮”的无序性带来的打扰，而且很有些人对于吃平价粮、和农民不一样的日子有着某种怀念。所以，上述看法用不着大肆声张，用不着慷慨激昂，就因其广阔的利益基础不胫而走，有了一些市场。
那只去年很忽闪了一阵的“第三只眼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瞪起来，怒斥农民流动为动乱之源，力主将其禁锢于土地的。
不过，如果以为’95“农业热”恰恰可以支持这种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只要看得广些也看得远些就应当明白，占中国80%的农民的力量，其实就是中国人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都必须尊重。而且，中国的发达进步，与众多剩余劳动力另辟战场，一定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因此，重视中国农业，绝不意味着把农民捆缚在土地上。关心中国农业，就得关心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去向。
在这方面，学者专家们的表述最为精当也最为理性。
集50年观察研究中国当代农村经济之经验心得，81岁的杜润生说：中国需要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至少有60%左右，太少了不行。只有这个60%转移之后，资源配置才会比较合理，才能不断更新资源利用方式，才能实现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高。如果矛盾不解决，推到农村，就会提高农村贫困化程度。结果农村不安定，城市也安定不了。
农民办了一批乡镇企业，吸收了1亿多劳动力就业，但现在看还不足以解决人口压力问题。因此在杜老看来，到本世纪末，农村劳动力剩余量大约会增加到两亿左右。转移这部分劳动力是个大工程。转移就业解决得好，丰富劳动力就变为优势资源，反之，会变成国家发展进步的巨大制约因素。所以，对此事必须有个总体规划，现在就积极地做起来。
其实，劳动力转移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宏观平衡的实利也是显著的。按国家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迟福林的看法，虽然现在全国经济仍以控制通货膨胀为当务之急，但工业开工不足在某些地方已经相当严重，前几年经济疲软的情形更是记忆犹新。这种市场疲软和开工不足，就是与农民收入增长过于缓慢，国内市场扩张乏力而导致的需求不足相联系的。因此，为了防止国民经济出现“滞”“胀”并存的局面，就必须对于农民转移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予以足够的重视。
当然，转移上亿剩余劳动力，实非易事。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劳动力的转移是和整个国民经济效率的提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城市工商业改革没有大的进步，劳动力的转移就必然困难重重，中国的农业也就会是一盘死棋。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敬琏谈到，80年代中期，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吸收了1亿多劳动力，这是近年来中国的最大一次劳动力转移。正是当时国民经济的货币化为这次转移创造了外部条件。因为过去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实物经济，流通中的货币量很小。改革开放以后，交易中的货币需要量大量增加，部分货币在流通过程中充当活跃的交易媒体，等于多出一笔钱而不至引起通胀。这笔多余的货币大约有七八千亿，其中一部分以贷款形式进入乡镇企业，支持了乡镇企业的兴起，解决了农村部分劳动力的就业。农业生产由此也进入了良性循环。
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大大减慢。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城市工商业改革缓慢，效率低下，不可能提供大量就业机会，致使农村劳动力存量越来越大，农村经济也只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所以，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加速城市工商业的改革。
目前担任着中国国土研究会会长的杜润生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战略设想，总体来说是四句话：“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城市比重，发展经济总量，开辟就业门路”。
以杜老之见，中国劳动力的资源优势至今未能很好发挥。而农村几亿人口的人均纯收入与城市居民相比仍停留在1978年1:2.81的水平上，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市场的扩张。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既要考虑提高技术等级、参与国际竞争，又要寻找机会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创造新的需求。能够兼顾两方面的就是第三产业，因此要把发展第三产业做为解决中国特殊问题的注意点。
中国就业结构改变缓慢，又是和城市比重过低和城市结构功能欠佳直接联系的。中国的城市人口至今只占国民总人口的26%，所以杜老提出，中国应当改变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限制城市人口迁移的方针，发展出一批新的城市来。在城市中又要实行大、中、小配套，要有几个大城市成为国际中转中心，其余的城市有的以制造业为主，有的以第三产业为主。同时，使现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梯度转移，推动后进地区发展。
杜老说，这样，就为改革户籍制度，发育劳动市场，扩充就业规模和分流人口迁移创造了前提条件。
事实上，在地方，在农村，这一切已经慢慢做起来了。比如沿江沿海的城市群落，比如温州郊区的农民造城……人们在想，眼下正在升温的“农业热”，能不能把这种有助于农民生存环境改善、有助于国家安定繁荣的事业再推上一把呢？
结语：向前走，莫回头
’95年格外垂青农业，农业要说的话就很多很多。更具体、更专业的还有规模经营的选择，还有扩大农田播种面积的利弊，还有农业科技发展的道路与侧重等等。不过，当记者把对于各种问题的争议汇集到一起的时候，看到的仍然是分野清晰的两种思路。
想起来，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第16个年头，中国共产党已经明确规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中国人已经走上了改革不归路。不过，对于“农业是基础”的这块基础产业怎么发展，怎么建立，我们真的想明白了吗？对于明天那个市场经济中的中国农村，我们真的看清楚了吗？对于13亿中国人，农民和非农民的中国人，该怎么走向未来，我们真的完全弄懂了吗？
中国的经济其实并不承认两个完全无关的系统。旧体制的构架里，低价农产品、贫困农村人支撑着低工资、低消费的城市工业化；新体制的创建中，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奠起了全局性改革的两块基石。中国的改革再往前走，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乡下人和城里人便在相互提携、纠缠、促进和牵制。何去何从，一定也还是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今年“农业热”的兴起，好象只有一条路是走得通的，那就是继续深化城市和农村中的关键性改革。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思维框架里，是不会有出路的。
向前走，莫回头。
注释：
①华尔街日报1995年3月10日文：《养活大众》(FEEDI NGTHEMASS,BYJOSEPHKAHN)。此文摘要曾在纽约时报等美国主要报纸转载。4月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美国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所教授罗伊·普罗斯特曼等三人致该报编辑的一封信，表示了不同意见，特别提出集体经济体制下的“规模经营”并不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