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演进与大国兴衰——兼论中国崛起的产业演进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论文,兴衰论文,大国论文,中国崛起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06）03—0001—08
人类的发展历史表明，国家在历史上的兴衰是与产业的演进密切相关的。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在分析美国20世纪的经济发展时就曾说过：“从1900年以来，真实GNP已增长了15倍以上。但这个总的统计数字掩盖了经历过演变的各个行业的命运。生产马蹄铁和蒸汽机的产业衰落了甚至消失了。钢铁和纺织工业面对外国生产成本较低的生产者的竞争，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航空和微机业则变成支撑美国工业体系的新堡垒——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这样。”[1](P1003) 所以，对于我国已经确立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必须从科技进步、产业变更上做出更深刻更具体的阐释，决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数字的设想上。为了全面认识和把握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对历史上的产业演进与国家兴衰的关联做一番较为深入细致的考察，以便从中寻找到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借鉴。
一、农业革命与古埃及的崛起
人类历史进入的第一种物质生产方式是采猎生产活动。它的最显著特点是，劳动对象是野生的动物和植物。因此，采猎生产活动要受到自然界存在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绝对限制。当然，在人类的初期，由于人口数量少、采猎生产能力低下以及自然条件优越等因素，人类的采猎生产活动还不会遇到自然资源的限制。但是，随着人口的扩大、采猎生产能力的提高或者自然环境的变迁，自然资源状况就有可能不再适应人类采猎生产活动的持续发展，因而导致采猎生产出现危机。在人类历史上，这样的危机的确发生了，并且导致了农业革命，兴起了种植养殖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对此，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阐述。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这样叙述道：“在冰河时期结束以后，我们的亚非地带开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物质变化，逐渐的干旱起来；同时像其他有人类居住的地方一样，在一片从前完全是属于旧石器时期的原始社会的地方，出现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明。我们的考古学家鼓励我们把非洲的干旱看作是一种挑战，而这些文明的起源便是应战。”[2](P86) 他引用了柴德尔《最古的古代东方》一书中的一段话：“当欧洲大陆上的冰川收缩的时候，大西洋的气旋地带再度向北移动，其结果便出现了逐步的干旱过程。面对着这种事实，受影响的狩猎居民只有三条出路。他们可以追随他们所习惯的气候环境，跟着他们的猎物向北或向南迁移；他们也可以留居原地，靠着他们所能猎获的不怕干旱的生物勉强过活；或者他们也可以——还是不离开家乡——通过驯化动物和从事农业来把他们自己从变幻莫测的环境中解救出来。”[2](P86) 汤因比对上述三条道路做了总结。第一，那些跟随气候迁移的人们，“选择了一条困难最少的道路，他们为了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向南方迁移，选择了一个同他们的故乡的自然环境大体相同的地方定居下来。他们在热带的苏丹地方住下来了，像从前一样住在赤道的多雨量地区，一直到今天这些人的后裔的生活还是同他们远古祖先的生活基本相同的”[2](P89)。这就是说，他们一直停留在原始采猎生活方式中而未能向前发展。第二，“凡是在这次变化里既不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又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只有走上灭亡之路，因为他们不能对干旱的挑战进行应战”[2](P86—87)。第三，那些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们又出现了两种分化：一种是“没有改变居住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们，把自己从猎人变成了牧羊人，逐步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2](P87)；另一种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一种少见的双料反映乃是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苏末文明的富有生命力的行为”。“这些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在生活方式的改变中是彻底地从采集食物和狩猎生活中改变到了耕种生活”[2](P87)。显然，只有从采猎危机中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真正开拓出新的发展方向即步入农业化的发展新时代。
人类历史上进行的农业革命，至少有三点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第一，正是在从采猎生产方式向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新产业革命中，古埃及文明诞生了，这是人类最古老的地域文明的崛起，这使古埃及人的发展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汤因比这样说道：“野性难驯的自然被人类的工作征服了：狰狞可怖的森林沼泽让开了路，在这里出现了一片沟渠、堤岸和田野；从不毛的荒野里开辟出来了埃及国和示拿国，古代埃及社会和苏末社会开始了它们伟大事业的进程。”[2](P88)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没有农业革命就不会有古埃及文明的崛起，古埃及文明的崛起是人类进行农业革命的标志性的伟大成果。第二，农业革命的成功表明，人类文明和生产方式的演进是人类对大自然的挑战积极应战的结果。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一味地顺应自然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结果或者是停滞不前或者是走向衰亡。只有积极开拓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行新的产业革命，才能赢得大自然的挑战，才能实现真正的进步。第三，农业革命本身有两层积极意义，一方面是实现了物质生产方式和文明形态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应对采猎生产方式危机的结果。这是因为，采猎文明和农业文明本质上都属于生物文明，采猎文明是其低级阶段，农业文明是其高级阶段，所以农业文明与采猎文明具有同质性，这就是说它们的物质生产产品具有本质上相同的作用（例如采摘的食物和种植的食物具有同样的作用，狩猎的野兽和养殖的牲畜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因此，农业生产对采猎生产具有积极的替代作用（当然这决不仅仅是替代而是实现了更大的进步）。但是，这个替代作用是由于农业生产力是更深层次的物质生产力。例如，采猎生产直接以自然界存在的野生动植物为劳动对象，而农牧业生产则进一步把土地和草原作为直接劳动对象，并在土地和草原的基础上进一步生产出粮食和牲畜。显然，农业生产是在比采猎生产更深物质层次上进行的物质生产。认真总结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应对工业危机和进行新工业革命具有极大的启迪意义。
二、工业革命与英国的崛起
农业文明产生于古埃及，其后，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都崛起于农业文明蓬勃发展之时。在农业文明中，西方国家总体上是落后于东方国家的，即使其最发达的古希腊和罗马帝国，也不过是和东方国家处于同等发展水准上，远未超越东方农业文明国度。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真正赶超东方国家是在工业革命后实现的，这首先就发生在英国。
直到16—17世纪，英国还是一个封建农业国，甚至从世界范围看还属于一个边缘性农业弱国。那时的中国却是一个富有竞争力的世界强国（准确地说是一个农业强国）。但自进入18世纪，尤其是18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英国发生了生机勃勃的新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关于英国为什么发生工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曾这样分析道：“在十七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对它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利用自然力来为工业服务，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3](P6) 工业革命首先从毛纺织业开始，继而推进到丝织业、棉纺织业，然后迅速推进至交通、采矿、冶金、建筑、制造等各个工业部门，工业的经济地位迅速超过了农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迈入工业化的国家。到1860年，英国的人口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2％，但英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3％，煤产量占全球产量的50％，原棉产量占全球产量的近一半，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20％，拥有全球1／3的船舶和40％—45％的工业能力，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则逐渐衰落为一个边缘性的农业弱国。例如，在1750年，中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是32.8％，但到1900年已下落到6.2％。
为什么英国会出现如此之快的崛起呢？中国为什么又会衰落得如此之悲惨呢？我们可以从诸多方面去寻求答案，但归根结底就在于英国在18世纪下半叶开始了产业革命，从一个农业国逐步转变为一个工业国，而中国却仍然在农业经济中徘徊不前，包括对商业、手工业、技术等工业因素的不重视。正如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所说的：关于中国的衰落，“可以用一个最后的细节来总结。1736年，正当亚伯拉罕·达比设在科尔布鲁克的铁厂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河南和河北的炼铁高炉和炼焦炉却被完全放弃了。在威廉一世在英国黑斯廷斯港登陆以前，中国的炼铁高炉和炼焦炉是伟大的成就，现在它们却被弃置不用，直到20世纪才恢复生产”[4](P20)。所以，英国的崛起从根本上讲是新产业——工业的崛起，而中国的衰落从根本上讲则是旧产业——农业的衰落。不妨假设一下，倘若英国不发生产业革命而仍囿于农业经济之中，它能超越中国吗？倘若中国也在18世纪发生了产业革命而进入工业化，中国会衰落吗？答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工业革命在英国的成功，至少有四方面的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第一，工业革命的事实表明，历史性的跨越式赶超式发展必须依赖于新产业革命，必须努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新产业革命是弱国、落后国家后来居上的历史契机。所以，我们目前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关注经济数字的增长，更要关注经济数字增长背后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没有科技的新发展和产业的新变革，经济数字的增长是难以实现的。
第二，说起18世纪开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人们往往以蒸汽机的出现为其标志，这并没有错，但决不能因此而忽视了这场产业革命在物质生产方式上造成的全面变革。保尔·芒图说过：“从技术观点看，产业革命就在于发明和使用那些能够加速生产和经常增加产量的方法：例如纺织工业中的机械方法，冶金工业中的化学方法。这些方法都在准备商品的材料或决定商品的形式；机械化这个术语只能不完全地表达这些方法的丰富的多样性。”[5](P386) 机械化的生产，带来了生产方式的一系列革命。首先，运用大机器生产造成了物质生产方法的转变，即从农业生产的种植养殖方法以及简单的手工制作方法转变为大规模的采掘、冶炼、加工、制造、建筑等工业生产方法。其次，新的物质生产方法的出现又开拓出新的劳动对象。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是土地、草原：农民们在土地上耕种，牧民们在草原上放牧。工业生产则开拓出新的劳动对象：矿藏成为采掘、冶炼的劳动对象，毛、丝、棉以及钢铁则成为加工制造的劳动对象。采掘、冶金工业的崛起成为英国产业革命中继纺织工业之后的重点，实际上也是整个工业的重点，它们对大工业机械、交通设备的生产发挥了决定作用。再次，新的物质生产方法需要并开拓出新的动力和能源。农业生产运用的是生物能源：薪柴和牲畜。工业生产则把矿石燃料（煤炭、石油）作为新的主导能源。英国在产业革命中，由于钢铁冶炼业的发展而使大量森林被砍伐殆尽，即使这样也满足不了需要，于是煤炭成为取代木炭的冶炼新能源。煤炭的开发使用，又进一步为蒸汽机的发明、使用和普及奠定了基础。最后，新的物质生产方法创造出全新的物质产品。工业产品与农业产品不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完全不同的，这最终创造出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工业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产效率在量上的巨大提高，而且主要是生产方式在质上的根本转变，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生产动力（能源）、劳动对象（材料）、劳动产品的一系列变革。所以，英国产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并不仅仅是“蒸汽时代”，也是“采掘时代”、“制造时代”、“煤炭时代”、“钢铁时代”等等。而这些工业化的特点都进一步表明：工业化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资源的生产”。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工业化生产的局限，即对天然化学资源和能源的先天性依赖，这就埋下了终有一天必然会出现工业危机的种子。
第三，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中，商业、交通促进了工业，市场也促进了分工，这都是推动工业革命的重要力量，但是，工业革命的最终实现却必须依赖于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本质上是对一系列新技术的应用。在技术的促进下，现代科学也发展起来并成为推动技术和生产的重要力量。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新技术的推动作用无所不在。正是在一大批天才的发明家和富有远见、重视新技术应用的企业家的共同推动下，英国的工业革命才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就。
第四，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工业化与农业化具有重大的区别。这主要表现为：其一，农业革命是直接应对采猎生产方式危机而发生的，但工业革命兴起时并没有出现农业危机；其二，农业生产方式对采猎生产方式具有替代作用，而工业生产方式不能替代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因为，采猎生产和农业生产同属于生物文明，它们的最终产品具有同质性，而工业生产则属于化学文明，工业生产的产品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的产品。
工业革命的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具有许多深刻的启示。（1）在21世纪的当代新产业革命中，我们必须格外重视新科技革命，只有依赖新科技革命才能实现新产业革命，才能实现经济的新飞跃。（2）21世纪的新产业革命不是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单独变革，而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革命，是突破工业化生产方式的大革命，我们要切实关注物质生产领域中的新能源、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的一系列深刻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动下所实现的一场物质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3）新工业化与工业化都属于化学文明，新工业化对工业化具有替代作用，因此，新工业革命是直接应对工业危机而发生的（当然它最终将开拓出比工业化更高级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以，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走新工业革命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工业危机形成的发展困境。
三、工业化的演进与欧、美、日的崛起
工业革命在英国首先获得成功，随后在欧洲大陆和北美传播，这个传播过程不只是量的扩张，而是工业化的演进过程，即工业化的不断进步、发展和转变过程。从产业演进的角度看，工业化的进步、发展和转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50年代，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占有主导地位，但这个主导地位不久就被纺织工业所取代，纺织工业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纺织工业的劳动对象是毛、丝、棉，它们都是农业生产的产品和副产品，所以，纺织工业实际上是农业的延伸，这个事实表明工业的兴起并不是与农业毫不相关。纺织工业的扩张带动了其他一些产业的迅速崛起，出现了包括纺织工业、冶金工业、采煤工业、早期制造业和运输业等部门形成的早期工业产业群。英国在18世纪末，德、法等西欧国家以及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这个工业化演进阶段。
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前期，由于铁路的大规模发展，带动了对钢材、木材、机车、货车、建材的需求，形成了包括钢铁工业、采煤工业、纺织工业、造船工业、机器制造工业、铁路运输业、轮船运输业等部门形成的产业群，这是一个重工业凸现的产业群。在这个阶段的后期，发生了电力革命，有机化学也发生突破性进展，形成了电力、电器制造、化学化工、汽车工业、石油工业等新产业，电力和化工业又凸现出来。在这个阶段，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资金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取代了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英国在19世纪60年代就领先完成了这个发展阶段的前期，但是，英国未有再领先完成这个阶段的后期发展，而是和美国一起在19世纪末完成了这个工业化演进的新阶段。
第三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重化工业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但一大批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机械电子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而成为主导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化工业的发展虽然仍起到了支持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出现了诸如“高加工度化”、“技术集约化”、“电子化”等许多新特点新趋势，机械、化工等传统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开始提供以耐用消费品为核心的消费资料。所以，这个时期也被人们称为“高额消费时期”。同时，以原子能技术、电子应用技术和高分子新材料技术为代表的一批新技术的创新发明为契机，一大批新兴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包括耐用消费品工业、电子工业、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合成材料工业、计算机工业等组成的新的产业群。在这一时期，主导产业是汽车、石化、钢铁、电子、耐用消费品工业。此外，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并且超过了第一、二产业，出现了所谓“国民经济第三产业化”的新趋势。
第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发生了国民经济信息化。近20多年来，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信息产业在一些发达国家逐步取代汽车业、建筑业等传统产业而成为支柱产业。信息技术还促使传统工业发生了信息化大转变，极大地提升了工业劳动生产率，使许多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力。同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使制造业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纷纷转向第三产业，进一步加大了国民经济的“第三产业化”，并且具有明显的服务性和咨询性，甚至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休闲性”。但是，信息化在空前提高了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进一步加重了能源、资源的紧缺和匮乏，工业化的局限性开始暴露出来。
伴随工业化的不断演进，世界工业中心也在不断转移，促使新的大国不断崛起。19世纪上半叶，“最大的收益者是英国；从生产力和世界影响来说，英国大概是在19世纪60年代达到发展顶峰”。“工业化过去只限于英国、欧洲大陆的某些部分和北美，这时开始来到其他地方。特别要指出的是，工业化正在提高德国的地位，它在1870年已拥有世界工业生产的13％”[4](P225)。在欧洲大陆，虽然法国、俄国、德国的发展都受益于工业化，但在19世纪的工业化演进中真正像英国那样崛起的工业化大国还应说是德国。在19世纪末，英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是18.5％，俄国是8.8％，法国是6.8％，德国则是13.2％，显然德国紧随英国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前列。从经济、人口、军事等综合实力看，德国的确已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强国。德国的工业化虽然起步比英国晚，但通过利用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机器装备，德国在较高的技术起点上进行了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的力量不但是意大利和日本的三四倍，远远超过法国和俄国，甚至已经超过英国……经过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它已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还在发展”[4](P244)。
通常，历史学家们都认为，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显然，这表明真正取代英国工业化强国地位的应该是美国。虽然美国的工业化是通过向英国学习而展开的，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充分发挥了其后发优势，到1900年，美国在世界工业产量中的比重已达23.6％，较大幅度地超过了英国的18.5％。到20世纪初期，美国钢铁产量超过英德总和。美国的石油工业开始于1825年，到1925年已占世界石油产量的64％。19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机器制造业发展异常迅速，到1913年的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51.8％。19世纪下半叶的电力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工业化发展。进入20世纪后，化学、电气设备和汽车工业的兴起又成为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钢铁、汽车、建筑成为美国工业化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日本制造业的兴起，美国的超级强国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在人们几乎认为美国肯定要在日本的挑战面前衰败下来时，美国由于在信息革命中又抢占了先机从而保持住了自己的超级强国地位。美国在电力革命中崛起，在电子革命中壮大，又在信息革命中维持住超级强国地位，这再清楚不过地凸现出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在大国崛起中的重要作用。
自工业革命前后的几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虽然几经转移，领先的大国和地区不断变化，但始终是处于西欧到北美的大西洋地区。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大西洋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在这次转移中，日本的崛起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的工业化开始于明治维新，但真正的崛起是在第二次世纪大战失败之后的几十年的和平发展时期。经过大约10年的恢复和发展，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已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先后出现了两次经济高涨：第一次是1959年到1961年，三年增长率分别达到11.2％、12.5％和13.5％；第二次是1966年到1970年的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是11.8％。到1973年，日本就宣称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日本后来居上，其发展速度在发达国家是最快的，从1951年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10.1％，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1％，相当于美国的3.1倍、联邦德国的2.4倍。到196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英、法，1968年又超过了联邦德国。到198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2.85万亿美元，占世界的15％，相当于美国的60％，超过前苏联而跃居世界第二位。在日本的崛起中，工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发展最快的部门。尤其是钢铁、汽车、造船工业作为日本的三大支柱产业，是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基本因素。1959年，日本的钢产量就超过了法国，1961年又超过英国，1964年超过德国，仅次于美苏而居于第三位。战后30年，日本汽车工业飞速发展。到1966年，汽车产量超过联邦德国，达到仅次于美国的水平。到70年代，日本汽车产量已有接近和超过美国的趋势。日本也是世界最大的造船国，从1956年以来，造船产量一直保持世界第一。此外，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电子工业和纺织工业也有较大发展，尤其是电子工业发展飞速，年平均增长率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其规模已接近和赶上美国。长期以来，日本以其强大的技术和工业实力使众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名列世界前茅，是继英国、美国之后的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日本的崛起，还带动了其他东亚国家的崛起，把工业化的发展真正扩展到亚洲大陆，掀开了世界工业化发展的最大篇章，也是最艰难的篇章。目前，日本在应对工业危机方面态度积极，提出和实施了许多新措施，在新工业革命方面走在了前列。
工业化演进的历史过程显示出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为了能清楚地认识今后工业化的演进趋势和新产业革命的方向，我们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工业化演进的历史经验。
第一，三次产业递增规律、“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规律的深层蕴涵。按配第—克拉克定理看，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起初是不断降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后来在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低的局面，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这已为工业化演进的历史所证明。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第三产业可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会出现一个取代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这是因为，服务业在任何经济形态的社会中都是作为上层产业存在的，基础产业始终都是物质产业，这就是说，农业社会有农业社会的服务经济，工业社会有工业社会的服务经济。当然，随着物质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剩余劳动力会不断转移到服务业，从而造成服务经济比重较大的国民经济格局。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为了研究产业结构，曾提出“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我们可以用它来认识工业化的产业演变规律。运用“收入弹性基准”观察产业演进，实际上讲的是需求递增规律，这是因为收入弹性较大亦即需求较大的产业会逐步成为新的主导产业，工业化的产业演进过程就是具有更大社会需求的产业不断成为新的主导产业的过程。尽管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需求是物质性的，即使心理需求也要由物质产品来满足，所以，人类需求的递增需要物质产品的递增来满足，当然，这需要物质产品的变换来实现。运用“生产率上升基准”观察产业演进，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是产业演进的实质。由此可见，被人们普遍承认的工业化产业演进的三次产业递增规律、“收入弹性基准”和“生产率上升基准”规律，不过再次表明：工业化产业演进的方向仍然是生产更多更好的物质产品。当然，工业生产品不再像农业生产品那样主要是满足人们的“吃”和“穿”，而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用”和“行”。显然，后者的范围远比前者更广大更深远。
第二，工业化产业演进的历史是不断深入开发利用天然化学资源的历史。工业革命初期的主导产业虽是轻纺工业，但采矿、冶金、机械工业已作为必需的伴生工业部门开始兴起。待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才是工业化的主体时代，矿物能源、矿物原材料已成为不可缺少的工业资源。到信息化阶段，矿物资源仍是须臾不可离开的资源，信息化生产力只是大大提高了对矿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这加速了矿物资源的短缺乃至匮乏。
第三，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开发利用更多的物质资源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劳动力、设备、技术本身不是目的也不是劳动对象，即使最发达的技术也不可能离开物质资源而单独生产。知识经济是运用较多的知识更有效的开发利用物质资源，而不是运用知识去生产更多的知识，知识本身不是知识的目的。所以，从物质产业看，资本密集型产业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消耗更多的物质资源，技术密集型产业又会比资本密集型产业消耗更多的物质资源。人类的生产只能利用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而不是相反，这永远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原理。当然，物质资源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不同的生产时代利用的物质资源也是不同的。
第四，工业化产业演变的过程与工业化产业结构的转化。工业化产业的演变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产业，较大的产业虽有兴有衰，但一般不会完全消亡。于是，工业化产业演进的历史也就成为工业化产业不断分化不断丰富的历史，越往后工业化产业的分支就越多结构就越复杂。产业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实际上就是产业发展阶段向前推进。从轻纺工业阶段到重化工业阶段再到信息化阶段，虽然产业结构越来越复杂，但基本主轴产业是不变的，这就是矿物能源产业、矿物原料产业和制造业，变化的只是这些产业的具体生产方式和不同的生产水平。例如，矿物能源产业就经历了采煤、采油、采气的不同阶段和产业。
第五，产业演进与大国崛起的关联。所谓“大国”，准确地说应该是“强国”，这些强国不一定就是大国。从人口规模讲，近代以来在工业革命前后的这几百年中，国家崛起的历史线索是：百万计的人口小国——千万计的人口中等国家——亿万计的人口大国——十亿计的人口超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属于人口小国，它们最先崛起；其后，是法国、英国、德国等人口中等国家的崛起；美国、日本、前苏联（包括俄国）的崛起，则属于人口大国的崛起。目前，工业化浪潮已推进到中国、印度这些人口超大国家。但这些人口超大国家能否在工业化中崛起，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工业化产业演进与大国崛起的相关性表达了这样一个原理：工业化演进的人口递增率。这就是说，随着工业化的演进，进入工业化的人口会越来越多。工业化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只要条件允许，全球人类都会逐步走向工业化。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任何社会，只要有决心和自由去做，都可以得到蒸汽动力、铁路、电力和其他现代化工具的好处。”[4](P225) 事实证明，只要时间足够长，最终发展起来的世界强国肯定是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大国，尤其是资源全球化供应以后，最终的世界强国肯定是少数人口超大国家。然而，随着进入工业化的人口急剧增加，全球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绝对条件即自然资源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局限。这就是工业化演进的极限。
第六，工业化产业演进的最终趋势。工业化范畴内的产业演进会不会无限发展下去呢？上面叙述的规律表明了工业化产业演进的这样一个最终趋势：进入工业化的人口逐步扩大——工业化的总需求急剧扩大——工业化生产力不断提高——资源的开发消耗不断增长——工业化生产所需要的天然资源出现短缺和匮乏——工业化生产发生危机——工业化产业走向衰退。这像历史上采猎生产曾由于天然生物资源的匮乏而发生危机是完全一样的。显然，由于工业化资源的局限，人口超大国家建设发达的工业化强国的进程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
四、新工业化：中国崛起的必由之路
大国的崛起与产业的演进有密切的联系，中国的崛起也不例外。但是，中国的崛起不会再像欧洲大陆、美国、日本的崛起那样在工业化的演进中实现，而是将像古埃及文明和英国的崛起那样在历史性的新产业革命中实现，即在突破工业化发展的局限和进行新工业化革命中实现。
中国之所以不能在工业化的发展中成为世界强国，归根结底是因为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具有巨大的发展局限。关于这一点，罗马俱乐部在20世纪70年代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报告》中就作了明确的阐述：“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6](P19—20) 到今天，30多年过去了，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它们作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形成。
从本质上讲，工业化生产是一种“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资源（即矿物资源）的生产”。这是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线索上来确定的。有资料显示：目前人类使用的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材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源都来自于矿产资源。工业化生产的本质进一步决定了工业化生产的历史局限性。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工业化生产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在能源上，工业化生产离不开化学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在原材料上，工业化生产离不开各种化学矿物质。天然化学资源虽然是丰富的，但始终是有限的，当工业化生产力高度发达之后，天然化学资源必然会出现短缺、匮乏乃至枯竭，工业化生产必定会出现危机。这是工业化生产的最大历史局限。第二，工业化生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是严重的。工业化生产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生产方式，伴随工业化生产必然会出现大量化学性质的废弃物质，这又必然进一步造成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这是工业化生产不可克服的又一局限。工业化生产的这两大历史局限，决定了它必然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工业化生产的局限、矛盾和困境，经历了20世纪100多年的飞速发展已经完全暴露无遗。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中国在追逐建设高度发达的工业化过程中，资源的匮乏和生态的恶化将会使我们陷入不可避免的工业危机，势必造成经济的停滞和衰退，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危机。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必须避免陷入工业危机而再度衰落，因此，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放弃追逐建设发达的工业化。
按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看，作为“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资源的生产方式”的工业化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发生以资源匮乏乃至枯竭为主要表现的工业危机，人类将迎接这种挑战并在应战中开拓出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形态。目前，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一场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它不同于工业化范畴内的产业演进，而是一场突破工业化的新文明革命即新工业革命。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发达国家已经和正在投入这场新工业革命，例如日本就走在新工业化的前列。目前，日本正在大力发展信息科技、生物科技和纳米科技，正在努力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正在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循环型社会，等等。
从全球范围看，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工业生产方式的危机与新科技革命的开拓正在形成一种必然的选择，即建立新工业化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中国要想跟上21世纪的时代潮流就必须走这样一条新工业化道路，否则就会重新落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能再简单地看作工业化，新工业化已经不再游离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新工业化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在21世纪的现代化发展历程中，中国开拓和建设新工业化的任务十分艰巨，从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层面上讲，主要是实施七大发展战略。（1）新工业化科技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信息科技、生物科技、纳米科技、新能源科技、新材料科技、生态科技、太空科技等高新科技的发展，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科技体系而成为新工业化的强大科技支撑。（2）新工业化产业发展战略，主要包括信息产业、生物产业、纳米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态产业、太空产业等新工业产业的开拓和发展，这些新工业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最终将较大幅度地取代传统工业部门而走出工业化困境。（3）新工业化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新工业化经济是一种深层循环生产和循环经济，只有把工业化的单向生产经济体系完全转变为深层循环生产经济体系，才能彻底摆脱工业危机和进入新工业化社会。（4）新工业化水资源发展战略。从传统的工业化水资源开发和使用方式转变为新工业化水资源开发和使用方式，即从单纯地利用天然淡水向“人工制造淡水”转变，主要包括水的深层循环利用、海水淡化，以及海水淡化后的东水西调、再造西部秀美山川的生态建设，彻底解决生活、生产、生态的淡水匮乏问题。（5）新工业化能源发展战略，主要是物理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包括太阳能、风能、热核聚变能等物理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最终是月球能源基地的建立，彻底克服能源危机问题。（6）新工业化材料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原材料的深层开发，实现材料元素化，从而大大开拓原材料的范围和使各种物质材料都可进入循环利用，彻底解决原材料资源匮乏问题，并开发生产出众多性能奇特的人工新材料进而制造出丰富奇异的新产品。（7）新工业化太空开发战略，主要是对月球和太阳系的行星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和开发，包括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生态化改造。只要认真积极地实施这七大发展战略，就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实现从工业化向新工业化的转变。
收稿日期：2006—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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