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岭南论文,初期论文,康有为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5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14X(2006)05-0121-08
一、问题的缘起
清光绪十五年冬天，两位日后对岭南及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领袖人物先后到广州开堂讲学。这年十月，朱一新接受即将调任湖广总督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聘请，从广东肇庆端溪书院来到创建才一年多的广州广雅书院，接替梁鼎芬，担任院长①。同年十二月，康有为结束了在京师一年多的应试及交游活动，回到广东，举家迁往省城广州，并开始设馆授徒讲学，先后得陈千秋、梁启超、徐勤等弟子。朱一新是两广总督聘任的官办两广最高学府“校长”，讲的是官学、正学，以维护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传统学术为职志。康有为办的是私学，讲的是微言大义、变法改制，对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经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重构。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之间有过交往和争论。1891年8月，康有为将其新作《新学伪经考》刻本送给朱一新审读，原期待着这位岭南学界领袖的赞赏褒扬，没想到却受到他的严厉批评指责。朱一新对康有为“伪经”、“改制”诸说的批驳，是“翼教派”对维新派发难的起点。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典型意义。钱穆先生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朱一新的学术思想虽然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专门在第十四章“康长素”中以“朱一新对康说之诤辨”为题，依据朱一新的《佩弦斋文存》和《无邪堂答问》，作了简要的梳理。钱先生断定“长素剽窃廖(平)说，倡为伪经、改制之论，当时有遗书相纠匡者，曰朱鼎甫”②。长素是康有为的字，鼎甫则是朱一新的号。康有为受廖平的启发和影响已是学界公认的事实，康有为对此讳莫如深，实在有欠“规范”，但言其“剽窃”廖说，则言过其实，失之公允。钱玄同先生在为方国瑜先生点校、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出版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认为康氏此书“是一部极重要极精审的‘辨伪’专书”，“断不能”与“东拉西扯，凭臆妄断”的廖平《今古学考》等书相提并论。并借用乃师崔适的话，赞扬此书“字字精确”、“古今无比”③。朱维铮教授曾把《康有为全集》收录的朱一新驳康有为的七封信和康有为的三封反驳信称为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有趣文献”，指出“倘要研究《新学伪经考》的初始效应，则这份记录可称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④。研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初始效应确实绕不开朱一新的批评，但称之为“唯一留存的历史见证”，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还有诸如洪良品答梁启超书和朱一新的《无邪堂答问》等资料。洪良品答梁启超书明确表示他“从来最恶诬伪之说”，对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书中“有合己意者，则曰铁案不可动摇；有不合己意者，则以为刘歆窜入”的做法极为反感，并据《汉书·王莽传》、《西京杂记后序》、《史通·正史篇》，从三个方面论证“刘歆造窜经典之无实据者”⑤。蔡鸿生教授认为，成书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朱一新编著的《无邪堂答问》，反映出清末岭南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此书的重要性至今似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如能加以认真解读，由表及里考察岭南文化对西洋文化的反应，也许就能更好把握岭南文化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问题⑥。循着这几位前辈学者指明的学术路径，本文以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往来论驳的信件为基础，结合《无邪堂答问》及其他有关资料，拟对朱一新与康有为就《新学伪经考》的论争作些探讨，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二、关于朱一新与康有为的交往
康有为何时结识朱一新，并无明确的史料记载。朱维铮教授在其大作《康有为和朱一新》中也认为“不清楚”⑦。根据康有为的自述和朱一新的信件，我们可断定为1890年。光绪十四年五月(1888年6月)，康有为北上京师，参加顺天乡试，直到1890年1月才回到广东。而朱一新是光绪十三年八月(1887年9月)到广东，次年初到肇庆，任端溪书院主讲，1889年11月转任广州广雅书院院长。也就是说，康有为离开家乡赴京应试的时候，朱一新刚来广东担任端溪书院主讲。虽然从朱一新来粤到康有为北上有将近9个月的时间，但我们至今未能找到他们在1890年前有过交往的记录，康有为在1890年之前颇为注意朱一新，可朱一新未必知道康有为其人。
据康有为在其自述《我史》(作于1899年1月，曾以《康南海自编年谱》行世)中所说，光绪十五年十二月(1890年1月)他北游归来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居徽州会馆，既而移家羊城之云衢书屋，先曾祖之老屋也。三月，陈千秋来见，六月，来及吾门。八月，梁启超来学”。“是岁，既与世绝，专意著述，著《婆罗门教考》、《王制义证》、《毛诗伪证》、《周礼伪证》、《说文伪证》、《尔雅伪证》”。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七月，《新学伪经考》刻成，陈千秋、梁启超助焉”。“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时教广雅，来访，与辩难颇多。与语中外之变，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⑧。根据康有为的这些说法，朱一新是在1891年下半年首先去拜访康有为的。他们之间虽“辩难颇多”，但经他点化后，朱已“大悟”。其后，朱一新和别人说的话以及能见到的书札，都是“门面语”，不足为凭。似乎他们相交于1891年。而现在留世所有朱一新致康有为的书信都未具日期，难以确定他们相识的时间。好在姜义华、吴根樑先生编校的《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收录有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为我们解开这一疑难。康有为1891年7月28日致朱一新的信中说：“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勿为石隐，勿为猖狂’。每念吾子造道之深，赠言之厚，诵之不忘”⑨。在另一封信中，康有为说朱一新对他的误解缘于他们“相交未久，未能相知”⑩。如果这些信札确认的撰写日期无误的话，则康、朱订交应为1890年。另据康有为作于1894年的《祭朱蓉生侍御文》，我们知道，康之认识朱，实借梁鼎芬介绍之力(11)。认真解读康有为的这些日后追忆，结合朱一新致康有为的信札以及当时两人所处的地位，我认为，康有为所说的朱一新先去拜访他，且完全接受他的观点，显然是自说自话，有意抬高自己。照今人事后之明的观点看来，康有为无论在近代中国学术史还是思想史上的影响，都是朱一新所难望其项背的。而在当时，情况恰恰相反。1888年，康有为以乡试入都，举业无成，乃上书求见翁同龢，被拒。11月30日，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康之封奏交翁，以翁管国子监，请由国子监代奏。翁以其太悍直，不允。12月10日康又拟将及时变法之万言书上都察院，未果。他在《与幼博书》中告知乃弟康广仁，要他“将奏稿及赶紧速起印，送星海，中朝有意明年亲政，特召星海及朱一新矣”(12)。星海，梁鼎芬字。此信说明康有为在当时确实颇为关注朱一新并有利用、攀附他的行为。
朱一新(1846～1894)，字蓉生，号鼎甫。浙江义乌人。虽然，朱一新仅比康有为大12岁(朱生于1846年，康生于1858年)，但是，他曾在杭州诂经精舍从汉学大师俞樾问学，同治九年中举人，官内阁中书。光绪二年成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光绪十一年，充湖北乡试副考官，转陕西道监察御史，科场官场双得意。“光绪十二年八月上遇灾修省疏，并劾宦者李莲英，懿旨诘责，降官主事。旋请假回里”(13)。不过，很快就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邀，主讲广东肇庆端溪书院，并于光绪十五年十月接替梁鼎芬，任广雅书院院长，为康有为信中反复所说的“居高明之地”(14)，是岭南学界的领袖人物。而那时康有为科场失意，屡败屡战，连举人都还没考上。无论学术地位，还是社会影响，朱一新都是康有为所无法企及的。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在北京得悉朝廷将“特召”朱一新的消息。因此，康有为记载他与朱一新的交往，在时间上是大体可信的，但在细节上却明显有出入，必须谨慎对待。
三、朱一新与康有为的学术论争及其影响
朱一新与康有为之间的学术论争，主要围绕着怎样对待经学和孔子两个问题而展开。朱一新从治学的宗旨、态度、方法诸多方面，对康有为提出善意的劝诫与严厉的批评，而康有为则对此作了严肃的回应和答辩。这些材料，主要集中于朱一新《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所收朱一新答康有为的信札和《康有为全集》第一集收录的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中。
初刊于1891年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由14篇文章组成，主要考证“六经”在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未尝亡缺，而所谓的古文经则是刘歆利用校书之便，“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诵读尊信，奉持施行，违者以非圣无法论，亦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15)。这就在根本上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治国安邦理论基础的经学的合法地位，必然引起以维护程朱理学为中心的儒家传统学术为职志的朱一新的批评指责。
朱一新在答康有为第一封信中，先是恭维康有为“深识独断，扶植孔氏之遗经，擿发嘉新之伪制，以道自任，成一家言”。但他既不同意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关于刘歆篡经的观点，认为“伪《周官》、《左传》可也，伪《毛诗》不可也。伪《左传》之羼乱者可也，伪其书不可也”。说康有为“不信壁中古文，谓秦法藏书者罪只城旦，又《史记》河间、鲁共王传无壁经之说，夫谓秦未焚书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纪》所载甚明，其黥为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为限，限甚迫矣。偶语诗书，罪且弃市，则设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他也不同意康有为提出的素王改制说，认为“六经各有大义，亦各有微言”。担心康有为的学说，“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16)。
朱一新在答康有为的第二封信中，语气还是相当客气的。他认为康有为的论作“其中有足启发鄙心者”，但也明确指出“亦多有不敢附和者”。主要批评他持论过高，“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虽未必一无可疑，但疑之者不当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异于吾道者，为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笔之于书。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劝戒他“持论不可过高，择术不可不慎也”。并说“读书穷理，足以自娱，乐行忧违，贞不绝俗，愿勿以有用之身而逐于无涯之知也”。且断言“西人之说至谬，其国必不能久存”(17)。最后言及康有为向其索书，他谦示自己学无所得，性懒又不肯著书，无以为命。
朱一新答康有为第三封信，是他读了梁启超复洪良品的信后，作出的强烈反应。他对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否认秦始皇焚书极表愤慨。说：“秦政焚书，千载唾骂。贤师弟独力为昭雪，何幸得此知己耶？！”“自顷道术衰息，邪说朋兴，圣学既微，异教遂乘间而入，气机之感召，固有由来。忧世者亟当明理义以正人心，岂可倡为奇袤，启后生以毁经之渐？《乐经》先亡，已无如何，幸而存者仅有此数，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指责康有为知道“伪《尚书》之说数见不鲜，无以鼓动一世遂推而遍及于六经”。认为“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批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牵强附会，对《史记》断章取义，符合自己学说的，则“引以为证”。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斥之为伪”，所用考证方法不可恃。指出：“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已[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且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证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而“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且《国语》见采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他认为《左氏春秋》未必为刘歆所伪造，说儒者著述关乎学术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运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别之，以端后生之趋向”(18)。
朱一新接连不断的批评，让康有为甚为不快，但他在复信中仍对朱的“逆耳之言”表示感谢，而对朱将其类比于乾嘉学者十分失望。说既然朱不相信“伪经说”，他“亦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并明言其为教“亦不敢以考据浮夸领率后生”。话虽如此，但他接着又说刘歆“一言丧三朝”，是造成汉、唐、明三朝衰亡的罪魁祸首。刘歆的伪经，既造伪文，又伪钟鼎、简册以实之，欺骗了很多人。朱熹“能为穷理之学”，然“亦不能知今文”，而“孔子大义之学，全在今文”，恳请朱能接受他的学说，利用所处的地位，提倡今文经学，以转移人才风气(19)。
朱一新在答康有为第四封信中，首先对其复信中的过激措辞表示歉意，对康有为的雅度深感敬佩，对康氏怀疑他把康的作为类比于乾嘉学者进行辩白，说他“乌敢以是轻量足下哉”？说他之所以敢进“逆耳之言”“谬托于他山攻错之义”，正是因为康有为“自处甚高，凡所论撰，皆为一世人心风俗计”，所以，他强烈反对康有为对儒学的解释，劝康氏改变观点，“铲去高论，置之康庄大道中，使坐言可以起行，毋徒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而吾不得六经之用也”。他认为“《周官》、《左传》言不中理者，昔人未尝不疑之而辨之。辨之，可也。因是而遂遍及六经，于其理之灼然不疑者，亦以为刘歆所赝造，歆何人？斯顾能为此？足下徒以一疑似之《周官》而殃及无辜之群籍，是何异武帝之沉命法、文皇之瓜蔓抄也”。他说康有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毛病，原因无他，是“闻见杂博为之害耳”。“其汪洋自恣也，取诸庄；其兼爱无等也，取诸墨；其权实互用也，取诸释。而又炫于外夷一日之富强，谓有合吾中国管商之术可以旋至而立效也。故于圣人之言灿著六经者，悉见为平淡无奇，而必扬之使高，凿之使深”。他已认清康有为“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的意图，说“无论改制出于纬书，未可尽信。即圣人果有其言，亦欲质文递嬗，复三代圣王之旧制耳。而岂用夷变夏之谓哉”？对其伪经、改制说提出了严厉批评。说康有为将“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目的是清除障碍，使圣人也不得不俯首听其驱策。认为“古人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六经各有指归，无端比而同之，是削趾以适履，履未必合，而趾已受伤矣”(20)。
康有为对朱一新的指责非常恼火，认为其“所发皆浮浅之论，而未深推乎大道之精；所规皆支离疑似之言，而未中乎鄙人症病之结”。不但不了解康氏，也不了解西方人，“且不知孔子之道之大也”。说他攻伪经是“因孔子后学之绪、西汉博士之说而发明之”，不是新奇之论，并就清朝道光、咸丰以来的学风趋向和自己的思考作了交代，且抒发了对义理之学和强国卫教的见解。指出其“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认为孔子是创教的圣人，“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21)。
朱一新在答康有为第五封信中，反复强调伦理纲常如何天经地义，并说他“曾于答诸生问目中”论及孔子性理，“他日当录以就正”(22)。康有为回信说他持论之所以异于宋儒者，就在于读书穷理之所得，希望能各去成见，“而以孔子之道还之孔子”，而要知道孔子的理，就必须知道孔子的经，绝不能让刘歆离乱了的六经继续统制人们的思想(23)。
朱一新答康有为第六、七封信，苏舆编辑的《翼教丛编》没有收录，但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出版的朱一新《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以及由其门人平远辑录、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明善社刊刻的《义乌朱先生文钞》，却完整保留下来。这是有关西方政治、法律、宗教尤其是《圣经》旧约内容与流播的探讨，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见解，朱一新明显不及康有为，所以，朱所论较为隔膜肤浅，而康有为的信札则显露出不少趾高气扬的教训人口吻。这说明他们之间虽然争论很激烈尖锐，但尚属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没有发展到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朱一新仍然是康有为所敬重的儒者和朋友(24)。另外，《康有为全集》附录中还收录有朱一新致康有为的一封谈书法的信札，态度颇为谦逊，可置之不论。
“答诸生问”，即为1892年出版的《无邪堂答问》。光绪十八年(1892)春天，朱一新接受广雅书院理学分校马贞榆的建议和院内师生请求，开始将过去三年答诸生所问的内容，加以整理和补充，到这一年秋九月，编为五卷，刻印成《无邪堂答问》一书。无邪堂是广雅书院讲堂，由张之洞命名并题匾，堂名源于《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25)。《无邪堂答问》是朱一新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其宗旨为“辨章学术，以端诸生之趋向”。他自己说：“近将两三年来与诸生问答之语抄录成帙，其中有订经史疑义者，有商古今学术者，有论边疆形势者，有谈国朝掌故者。门类甚多而不别分门类，似语录非语录，似札记非札记。汉宋学术，务持其平。……其有谬托汉儒之义以抵宋儒而实失汉儒之真者，浸淫害道，则必严辨之。九流百家之书，释迦、摩西之教，以及近时洋务西学，自有俾实用者外，其或谬诩新奇以大害人心者，亦必严切之。大旨学必期其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汩义理者则不从。言治术务求可行而不敢为高远之论；言时务必明大势而深鄙夫揣摩之徒。虽不敢谓百世不惑，要有异乎近时名下士之所为。诸生幸多就我绳墨，以此为教，庶鲜流弊。第使今之名士见之，必有骂我不通者。通不通何足论，期无误诸生未学之意而已。此书与乾嘉以前儒者之言可相印证，与乾嘉以后儒者之言则多不合，与吾江浙学者之言尤多不合；合不合何足计，期不负圣门教人之旨而已”(26)。
朱一新是清末汉宋调和学派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汉学必以宋学为归宿，斯无乾嘉诸儒支离琐碎之患；宋学必以汉学为始基，斯无明末诸儒放诞之弊”。指出论学有学问与学术之异，“学问之坏，不过弇陋而已，于人无与也；学术之坏，小者贻误后生，大者祸及天下”(27)。断言“自嘉、道后求一二名臣、名儒而不可得，乃以琐琐者当之。经学虽盛，亦复得失参半。学术之衰熄，人才之消乏，汉学诸公不得辞其咎也”(28)。“乾、嘉诸老，逐末忘本，曼衍支离，甚且恣肆无忌者，诚为经学之蠹”(29)。“学得其正，则识日以明；不正，则识日以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为蔽也弥甚。乾、嘉后经学愈甚，人才愈衰”(30)。这就表明：他对乾隆、嘉庆以来形成的学风批评颇多，评价甚低。而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却以古学皆刘歆之窜乱伪撰为前提，断言：“凡今所争之汉学、宋学者，又皆歆之绪余支派也”(31)。这就从根本上宣布了纷争不已的所谓汉学宋学之分是毫无价值的伪问题，确实是当时学术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32)。
朱一新强调必须客观地对待汉儒许慎、郑玄等人的古文经学，以及宋儒二程(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但他对理学流派也有不同评判，主张尊程朱而贬陆王。他在回答弟子们提出的朱熹、陆象山的学说是否都可以入道时说：“岂独朱陆皆可入道？即无垢、慈湖、龙溪、泰州之徒，纯以禅宗提倡者，苟去其偏，而专取其长，亦何尝不可入道？但天下中材多而才智少，顿悟之说，既非中材所能领会，而才智者又乐其简易，可以恣其胸臆，遂至尽抉藩篱。故程朱之学历元、明数百年而无弊，即弊，亦不过迂拘弇陋而已。姚江之学，不及百年，诸弊丛生。其卒也弇陋，与宋学末流等，而逾闲荡检，猖狂恣肆，则什百过之，故与其为陆王，毋宁为程朱也”(33)。
朱一新在《无邪堂答问》卷四《答问西学》、《答问君民共主》、《答问西人重学》、《答问中学西学关系》、《答问西教传入》、《答问近人至外洋》和卷五《答问新疆造铁路利病》、《答问科举》中，对西方的政治、风俗、教育有不少论述，极力为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辩护。在卷四答问对日本学习西方的成效的看法时，对日本改服易号颇不为然。他认为日本从以中国之好尚为取舍，到唯泰西之马首是从，是由其国情民俗决定的。俄国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威胁，日本舍弃中国而实行亲欧洲的外交是不明智和短视的下策(34)。
至于被朱一新在《答龚菊田刺史书》称为“近时名下士”者，就是指康有为这类人而言。从以上朱一新对康有为学说提出的批评与劝诫，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在为学路径上的分歧。朱一新主张由训诂进求义理，由义理探源性道。儒者为学，当以经治经，不当以自己的意见治经；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不当问今古文之殊别，更不当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并以新奇为戒，以平淡为归，且尊程朱而抑陆王。而康有为则认为训诂是刘歆学派，必须加以揭露和批判。同时，断言：“天下义理，无非日新”。主张“学者论学，但当问义理之何如。义理以求仁为主，若其不仁，安知平淡者之不特无益，而且以害人乎”？(35) 且重陆王心学而贬程朱理学(36)。朱一新虽然政治思想上较为守旧，但是，他在学术上的论驳，击中了康有为“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学说中凿空武断、附会曲解的要害(37)。
19世纪90年代初期，朱一新和康有为在羊城发生的争论，就涉及的内容而言，已经相当广泛，包括了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前在湖南出现的新旧之争的大部分内容，如对传统经学、孔子“改制”、诸子学，以及西方的政治、学术、宗教和其他外来新生事物的态度，是此后在湖南乃至全国发生的新旧冲突的前奏。但朱一新对康有为学说提出的批评与劝诫，比起甲午年间余联沅弹劾康有为“惑世诬民，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经考》，而禁粤士从学”(38) 和此后湖南翼教派对“康学”的攻击来，多了宽容和善意，少了蛮横和敌视。因而，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参见朱一新光绪十八年九月为《无邪堂答问》所写的编后记，《无邪堂答问》卷五，光绪丙申夏(1896年)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此书中华书局2000年作为学术笔记丛刊出版点校本，但把朱一新所写的编后记作为序言刊出。
②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5页。
③钱玄同先生写的这篇序言，后经其增改，以《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为题，刊载于1932年6月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古籍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将《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置于书后，笔者所引，以此书为准。参见该书第383～462页。
④⑦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第五辑，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12月。此文后来收入朱维铮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35～250页。
⑤洪良品：《洪右丞给谏答梁启超论学书》，参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光绪二十四年上海点石斋石印本，第19～29页。
⑥蔡鸿生：《文化研究与文献解读》，《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⑧康有为：《我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8页。
⑨⑩(14)(19)(21)(23)(35)康有为：《致朱蓉生书》，抄件，藏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吴根樑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9、1036、1024、1018～1025、1034～1043、1047～1053、1018～1025页。
(11)(12)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39、4～5页。
(13)朱一新撰，平远辑录：《义乌朱先生文钞》，光绪二十三年七月明善社刻本前言。
(15)(31)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2、16页。
(16)朱一新：《答康长孺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0～14页。这封信《翼教丛编》列为第二封信，似乎不妥。根据朱一新在信中所说“曩奉教言，属有他事，未遑即复”的话，参考《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编次，可断定这是朱一新就《新学伪经考》致康有为的第一封信。
(17)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15页；此信《翼教丛编》定为第一书，不妥。
(18)朱一新：《复长孺第三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5～18页；参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第7～9页。
(20)朱一新：《答长孺第四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8～22页；参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第10～13页。
(22)朱一新：《答长孺第五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上，第20～26页；参见苏舆编：《翼教丛编》卷一，第14～18页。
(24)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4、87页。
(25)杨伯峻点校：《论语·为政第二》，载《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1998页。
(26)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拙庵丛稿·佩弦斋文存》卷下，第8～9页。
(27)(33)(34)朱一新撰，吕鸿儒、张长法点校：《无邪堂答问》，中华书局，2000年，第13、198、162～186页。
(28)朱一新：《评某生论科举》，《佩弦斋杂存》卷下。
(29)朱一新：《复王子裳》，《佩弦斋杂存》卷下。
(30)朱一新：《复濮止潜同年书》，《佩弦斋文存》卷下。
(32)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要点和影响作了非常精辟的概括和总结。认为此书一出，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摇动，而一切古书，皆须重新检查估价，实为思想界一大飓风也。
(36)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指出，康有为的老师朱次琦，“其学根柢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其理学“以程朱为主，而间采陆王。”可康有为“则独好陆王，以为直捷明诚，活泼有用”。见《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37)关于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凿空武断”、牵强附会的毛病，不但朱一新、洪良品等人给予批评劝诫，章太炎、钱穆等也曾严加指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说他与陈千秋“亦时时病其师之武断”，“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
(38)关于余联沅弹劾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情况，孔祥吉先生在《安维峻弹劾〈新学伪经考〉辨误》一文中，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档册记载，作了翔实精当而令人信服的考订。具体可参看孔祥吉著：《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10～314页。惟孔文漏掉了草折的御史褚成博，使人稍感遗憾。其实，孔文征引的《康南海自编年谱》即认定余联沅之折“实乡人陈景华赌褚为之”。1917年11月，康有为在《重刻〈伪经考〉后序》中也说：“当《伪经考》初出时，海内风行，上海及各直省翻印五版。……于是御史褚成博草疏，交给事中余联沅劾于朝，请焚《伪经考》”(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381页)。可见，褚成博也是弹劾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一个关键人物，不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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