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投资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收益分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论文,收益分配论文,全球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生产过程的可分性大大增强，国际劳动分工已经进一步延伸到了产品内部，逐渐形成了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由于全球生产网络以互补性分工合作取代了国际市场交易以及跨国公司内部的命令和控制体系，网络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既不能通过国际市场价格机制决定，也不能按照企业内部的分配方式确定。全球生产网络所创造的价值如何分配是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传统贸易理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福利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产品内分工更好地发挥了各国的比较优势，世界的总产出和总福利水平不断上升，但是这种生产方式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对于开放的大国来说，如果产品内分工使出口部门供给增加，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将导致贸易条件恶化；如果产品内分工使资源从出口部门流向了进口竞争部门，出口产品价格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则会得到改善(Arndt，1997、1998、1999；Deardorff，2001a)。对于小型开放经济来说，如果生产过程分离后国际商品比价没有发生变化，则本国和外国的产值都会增加；如果生产过程分离后国际商品比价发生了变化，则本国因贸易条件恶化而遭受福利损失(Deardorff，2001b)。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际生产外包使市场上同类企业的数目减少，这有可能增强本国同类企业的垄断力量，外包并不必然使发达国家获得最优的福利水平(Yomogida，2007)。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是发展中国家分享全球化收益的前提条件，但本国福利能否改进主要取决于本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能否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得到提升，以及能否进入高附加值领域(Henderson，2005)。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提高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贸易利得，就应该发展科技和提高出口产品的中间品利用率，争取实现国内生产对产品价值链高端和高价值工序的锁定（曾铮、张路路，2008）。
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收益分配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控制权和市场结构。全球商品链上不同环节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些在商品链上处于主导地位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垄断力量的环节在中间品贸易利益分配上拥有控制权(Henderson，2005；Gereffi，1999)。在上下游企业针对收益分配的博弈过程中，具有控制权的一方将获得较大份额的收益，但是在只有一方拥有定价权的情况下总体利润并不能实现最大化（杜义飞、李仕明，2004）。控制权的获得与企业所处生产环节的市场结构密切相关，规模经济、要素稀缺性、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其他进入壁垒等是决定市场结构并进而影响上下游企业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张纪，2006）。那些拥有核心资源、贡献较大的网络成员得到了较大份额的收益(Barney，1991)，区域经济合作中成员国企业相对于非成员国企业的地位优势使其获得了较大的议价力量(Thoenig and Verdier，2006)。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对同一生产环节不同要素之间的收益分配也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具体结果主要取决于一国的要素禀赋、分工方式、产出模式以及本国在特定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度等因素。如果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自由贸易将提高丰裕要素的报酬，从而促使要素价格均等化；如果一国根据比较优势参与了进口替代品的产品内分工，在国际商品比价不变的情况下，稀缺要素的报酬反而上升，要素价格是否趋同也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Arndt，1997、1999；Deardorff，2001a；Jones and Kierzkowski，2001a、2001b；Kohler，2003)。
（二）新新贸易理论对全球生产网络的福利分析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同一产业内的企业看作是同质的，在研究中通常选用一个典型的企业作为某一产业的代表，这种处理方法无法深入分析哪些企业可能参与和以何种组织形式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以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在这些方面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并以新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福利效应。
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假设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需要承担市场调研、消费者信息收集和销售网络构建等方面的沉没成本，只有生产力水平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企业才可以进入国际市场，低于此临界值的企业在国内生产或退出这一产业。因此，国际贸易壁垒的减少将促使更多的资源流向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企业，有利于整个国家福利水平的提高(Melitz，2003)。
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全球生产网络上下游企业之间事前无法签订一个包括所有情况在内的完备契约，它们之间主要通过不完全契约治理。在不完全契约治理框架下，制度质量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影响因素(Nunn，2007)，制度不健全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无法从贸易中获益，要素报酬差距也可能因贸易而加大(Levchenko，2007)。
在企业异质性和不完全契约的基础上，企业内生边界模型研究了异质性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和生产地点的选择。在均衡点，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将依次采取国内外包、国内一体化、国外外包、国外一体化等四种组织形式(Antras，2003；Antras and Helpman，2004)。由于跨国公司外包到发展中国家的不是需要先进技术而是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阶段，外包能否比FDI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高的福利水平，主要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吸收能力超过了FDI与外包之间的临界值，那么外包能够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反之FDI则可能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Grover，2005)。
在不完全契约背景下，重新协商和契约摩擦就成为影响上下游企业收益分配的重要因素。在不完全契约治理框架下，事后网络成员之间的重新协商减少了投资的无效率，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总收益水平，而且同一生产环节的不同企业之间的期权交易将会提高它们相对于生产链上其他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Beaudry and Poitevin，1995；Plambeck and Taylor，2007)。由于不完全契约的效率损失，契约摩擦降低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总收益，但每个网络成员的收益随着自己所执行任务的契约摩擦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着贸易伙伴执行任务的契约摩擦程度的上升而减少(Antras and Helpman，2008)。
除了企业的异质性以外，新新贸易理论还区分了要素的异质性，例如将劳动力细分为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并分析了生产活动外包对他们工资的影响。相对于FDI来说，发达国家外包到发展中国家不是需要其先进技术而是需要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任务，外包相对增加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了他们的相对工资水平(Sayek and Sener，2001；Beaulieu et al.,2004)。但是，其他一些国际经济学家在考察了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这一影响因素之后，认为国际生产活动外包对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如果发达国家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要素比例高于它们生产的中间投入品所要求的这两种劳动力的要素比例，高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水平将会下降，反之他们的相对工资水平将会上升(Jones and Kierzkowski，2001a；Hsu，2006)。
同样，外包对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一方面，生产力效应使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生产阶段成本下降，国际外包范围不断扩大，增加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致使他们的工资水平上升；另一方面，根据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的价格下降又使他们的要素报酬下降。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外包不一定对发达国家的低技能工人的福利有害，加快革新所创造的收益足以弥补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下降(Glass and Saggi，2001)。就美国的工资变化情况而言，1997～2004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6%，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8%，其中技能缺乏的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3.7%，一般的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平均增长了6.3%，考虑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和贸易条件变化后的剩余部分是一个正的残差，这说明低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下降得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多(Grossman and Rossi-Hansberg，2006)。
（三）本文的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原来在同一个企业内执行的生产任务可以被分散配置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企业内进行，每个企业可能只承担了全球生产链中的某一环节或工序。为了提高生产力水平以及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下游企业往往需要上游企业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以生产出客制化（而非标准化）的中间投入品或最终产品。由于资产专用性投资外部价值为零或很小，一旦投入这种资产，做出专用性投资的一方就被“锁定”了。于是，原本在企业内部存在的与资产专用性投资相关的“锁定”及其“敲竹杠”问题进一步蔓延到了全球生产链的上下游企业之间。
相对于通用性投资来说，专用性投资使上下游企业的交易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双方都无法完全预见到将来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也很难签订一个包括所有情况在内的完备契约，第三方（比如法庭）也没有相关知识和能力对专用性投资进行证实，或者证实真伪的成本太高而不可行的时候，就产生了Antras等人(2008)所谓的契约摩擦。
在国际直接投资形式下，凭借对子公司的所有权，跨国公司有效地解决了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锁定”及其“敲竹杠”问题。但是，在全球生产网络下，一旦上下游企业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彼此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事前多人竞价的局面就被双边依赖关系所取代(Williamson，1996)，他们既无法依靠企业命令也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上述问题。
那么，资产专用性投资是如何影响全球生产网络的运行及其收益分配的？在目前的国际经济学文献中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本文以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为例，在Antras等人(2008)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资产专用性投资变量，分别探讨了只有一方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和双方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全球生产网络的收益分配情况。
二 只有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
考虑一个由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所组成的简单的全球生产网络，最终品制造商提供总部服务，中间品供应商生产中间投入品，总部服务和中间投入品在最终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和专用性程度不同。
假设Cobb-Douglas生产函数：
对于中间品供应商来说，可以接受的收益分配份额满足如下条件：
在专用性投资增加的收益被最终品制造商占有的情况下，中间品供应商有两种可以提高其收益的途径：第一，中间品供应商自己进行通用性投资并进而生产出最终产品，或者并购最终品制造商；第二，由于最终品制造商只进行通用性投资，最终品制造商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替代性，中间品供应商可以通过国际服务外包来提高其收益。通过以上两种方案，中间品供应商得到了专用性投资的报酬，但它与最终品制造商的网络关系将面临解体，生产组织形式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第一种方案使全球生产网络演变为跨国公司，第二种方案使全球生产网络演变为国际市场。在这两种方案下中间品供应商所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只有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全球生产网络这种组织形式是不稳定的，它将演变为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全球生产网络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在于，通用性投资一方违约的代价过小而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过大，难以形成自我约束的激励；专用性投资一方在被“锁定”的状态下丧失了部分或全部专用性投资收益，它具有通过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的形式从事国际生产活动的激励。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是全球生产网络存在和稳定运行的基础。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各方的专用性投资充当了参与网络的抵押品，机会主义行为不但损害了其他网络成员的利益，而且也会使自身蒙受损失，各方在相互“锁定”中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机制，各方所做出的承诺也是一种可置信的承诺，从而保障了网络参与者的预期收益，全球生产网络正是依靠这种自我约束的激励机制才得以存在和稳定运行的。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也是全球生产网络相对于其他组织形式能够创造出更大价值的保证。相对于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来说，网络成员的专用性投资形成了一个异质性资源池，资源的协同效应使全球生产网络更具有生产力，它能够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加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全球生产网络正是在整合网络成员的异质性资源的过程中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提升的，所有网络参与者也因异质性资源池的不断扩大而实现收益的增加和资产的增值，这就产生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正外部性。
三 双方进行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
参与者必须进行专用性投资，这是全球生产网络稳定运行和价值增值的基础。下面我们仍以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为例来探讨网络成员都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时的收益分配情况。假设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根据情况所选择的专用性投资比例分别为
。假设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的单位成本均为
，但违约后外部选择价值不同，违约后专用性投资的外部选择价值为零，通用性投资则可以获得正常的报酬。
由于通用性投资没有被“锁定”的风险，对于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来说，核心问题是选择专用性投资的数量。我们通过下面的两个最优化问题求解出最终品制造商H和中间品供应商M的专用性投资水平。
虽然最终品制造商也做出了专用性投资，但它直接面对市场需求并最先得到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最终品制造商向中间品供应商预先支付
。②中间品供应商的参与约束为：
给定通用性投资数量及其最终品制造商专用性投资水平，供应商的最优化问题是：
其中：
于是，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25)式可以进一步写为：
上式表明，全球生产网络的总利润是专用性投资重要性程度的减函数。正如李国学与何帆(2008)所述，在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企业各部门在统一指挥下容易协作，但过多地丧失了激励，网络则以牺牲部分协调获得了较多的激励。相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全球生产网络下专用性投资产生了契约摩擦，协调能力的下降将导致部分效率损失，但更强的激励提高了生产力水平，最终的净效应取决于契约摩擦的效率损失与资源协同效应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之间的比较。
从(30)式可以看出，全球生产网络的利润与专用性投资所占比例的关系③主要体现在下式中：
上式中第一项表示专用性投资对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影响，由前面假设条件可知其符号为正；第二项表示专用性投资引起的契约摩擦的效率损失，其符号为负。
上面(38)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与其资产专用性投资的重要程度同方向变化；(37)、(39)和(40)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对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减少，当双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相等时二者平均分配最终品的销售收入。(41)式和(42)式表明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对方专用性投资比例的上升而减少。
四 结论性评论
科学技术进步和国际分工深化使生产过程日益片段(fragmentation)化，生产过程的垂直分离使企业内部存在的资产专用性投资问题蔓延到了整个生产网络。本文以中间品供应商和最终品制造商为例，探讨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总利润和成员之间的收益分配份额与专用性投资比例及其重要性之间的关系。在网络成员可以事后重新协商的情况下，它们将如何决定各自的专用性投资比例，它们的收益分配将会如何变化？这将是本研究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在只有一方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通用性投资一方违约的代价过小而机会主义行为的收益过大，难以形成自我约束的激励机制，而专用性投资一方在被“锁定”的状态下丧失了部分或全部专用性投资的收益，它具有以跨国公司或国际市场的方式从事国际生产活动的激励。在双方都进行专用性投资的情况下，所有参与者不但因异质性资源池的不断扩大而实现收益的增加和资产的增值，而且各方在相互“锁定”中形成了有效的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保障了他们的预期收益。此外，在相互“锁定”的情况下，进行专用性投资的各方所做出的承诺也是一种可置信的承诺，这将诱使其他企业参与进来，全球生产网络正是依靠这种自我约束的激励机制才得以存在和稳定运行。
资产专用性投资对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创造及其收益分配产生了两种相反的影响。一方面，专用性投资的资源协同效应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全球生产网络创造出了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相对于通用性投资来说，专用性投资使上下游企业的交易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契约摩擦导致了全球生产网络的效率损失。全球生产网络的净利润取决于契约摩擦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与资源协同效应所带来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之间的比较；网络成员的收益份额随着自己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和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对方专用性投资的比例和重要程度的上升而减少，当双方专用性投资重要程度相同时，二者将平均分配全球生产网络的销售收入。
截稿：2009年5月
注释：
①当然中间品供应商也可能只做出部分专用性投资，但相对于只进行通用性投资的最终品制造商来说，部分专用性投资与全部专用性投资没有实质性差别。此外，只有最终品制造商做出专用性投资的情形类似于下文中的第二种方案。
②当最终品制造商做出的专用性投资更重要、被“锁定”的概率更大时，预先支付也可能为负。
③这里我们以
为例进行分析，以
为例时也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④
的另一个根大于1，无意义，在这里我们不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