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威胁源：东方？西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发表以后，曾经在学术界引起过热烈的讨论。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理论，它同国际政治秩序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北约悍然发动对南联盟的大规模空袭之后，重新审视亨廷顿的这一理论，不仅变得非常必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历史上西方文明就呈扩张性
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是文化间的同化和融合，就像著名汉家学费子智（C.P.FitzGerald）在一次关于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的学术讲演上所说的，中国文明是一个家庭，它对域外文化或文明的征服是通过文化的融合和同化，而不是通过奴役来进行的，就像家庭只能通过收养才能接纳非血亲成员一样。这里可以推出两个结论：一方面，中国文明并不具有如亨廷顿所言的强烈扩张性；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处理文明之间的关系时，更多地是注重文化间的融合和同化，而不是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武力征服。
然而，整个西方文明的历史却是一部不断向外扩张的历史。早在公元前8世纪初，希腊城邦制度尚未完全确立起来的时候， 希腊人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向外殖民扩张。在短短的一个半世纪里，希腊的范围从巴尔干半岛南端的一隅扩展到包括黑海沿岸、爱琴海沿岸、意大利南部、西西里、法国南部、西班牙东部和北非利比亚沿岸的广大地区，希腊城邦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种扩张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
到古典时代的末期，新崛起的马其顿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统帅之下，开始了又一次横扫一切的征服运动。在仅仅数年之内，亚历山大的军队相继征服了埃及和西亚这两个古老文明的中心，并攻入印度和中亚。这支由马其顿人和希腊人组成的军队所到之处，不仅摧毁了当地文明的上层建筑，而且建立起希腊式的城市，组成管理市政的会议，举办希腊方式的体育竞技，上演希腊悲剧大师和喜剧大师的作品，在整个希腊文化时代，希腊文化统治了世界上大部分的文明地区，其影响远及印度、同中国新疆接壤的中亚地区。此后，罗马人接过了西方文明的接力捧。在从公元前6到1世纪前后长约500多年的时间里， 罗马经过接连不断的对外征战，使它从第伯河边的一个小城扩张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所辖的人口也从上万人增加到6000万人。
罗马帝国衰落之后，伊斯兰文明于公元7 世纪在地中海东岸地区兴起，它由此向西扩张，控制了地中海，西方文明被限制在欧洲大陆之内，其扩张受到暂时的遏制。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衰落之后，西方社会在11世纪开始复兴。重新强盛起来的欧洲立即组织对伊斯兰文明的反攻，于11至13世纪末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十字军东征， 基本上消除了来自伊斯兰文明的威胁。到16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列强开始了新一轮的对外扩张，掀起了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殖民运动。这次扩张浪潮持续了约500年时间，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直到欧洲人及其殖民者占领地球上适合人类居住的最后一个地区（南太平洋群岛）为止。此时，欧洲人及其殖民者已经占据了地球陆地面积的84%。
显而易见，不断的向外扩张是西方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虽然在历史上，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它文明也有一定程度上的扩张，但相比起来，其扩张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低于西方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它们在扩张方面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惰性。实际上，西方一些学识卓著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了文明间的这种差异。汤因比在论及希腊文明和叙利亚文明的扩张性时，即拿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惰性与之相对照（《历史研究》，第3卷，1935年英文版，130—31页。）。他这样评论道：
近一个时期，我们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扩张同其它现存文明相对的墨守成规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致于在它们的扩张力上显示出极大的差异。这些其它的文明满足于恪守在它们自己的范围之内，而不断扩张的西方文明则逼近了它们的海岸、包围了它们的边界、敲开了它们的大门、突破了它们的防线、并且深入到它们最为核心的堡垒中。
后殖民时代的西方仍在扩张
对于西方文明的这种全球性扩张，亨廷顿并没有予以否认。他所否认的是，西方文明仍在不断地扩张。在他看来，进入20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扩张已经结束，而其它文明对西方文明的反抗业已开始。他相信，随着非西方文明、其中尤其是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力量的壮大，它们必定会像西方文明一样，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从而直接威胁到西方文明的生存。但亨廷顿的这个假设存在着一个明显的错误。作为西方世界一个杰出的政治学家，他对非西方文明的理解显然逊于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因而忽视了文明之间存在的一些重要差异，从而得出了一个明显错误的结论。
实际上，非西方文明在扩张性方面显示出来的特征迥异于西方文明，这其中最为典型的要算中国文明了。即使在它最为强盛的时候，当它在整个东方世界无可匹敌的时候，如郑和舰队可以轻易地征服其所到达的许多地区的时候，中国文明都没有显示出像西方文明那样强烈的征服性和扩张性。至于亨廷顿相信对西方文明构成潜在威胁的另一个文明伊斯兰文明，虽然它在最初的一个世纪里进行过大规模的对外征服和扩张，但此后它就基本维持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其在扩张性方面同样没有表现出像西方文明那样的执著和热情。
另一方面，西方文明的扩张并没有像亨廷顿所说的那样，完全停止下来。二战以后，随着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同时也是由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在客观上成为遏制西方扩张的力量，西方人意识到，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已经行不通了。于是，西方的扩张又出现了新的动向，转向文化、经济、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扩张与渗透，从而具有了后殖民时代的扩张主义的意味，也即“文化霸权主义”。同殖民时代的扩张一样，后殖民时代西方文明的扩张同样是全方位的，它表现在完全根据西方文化的精神来建立国际秩序，制定国际交往的规则，并力图将整个人类社会都纳入到这个秩序和规则体系之内。这个规则体系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大如以联合国为中介而制定的国际政治交往的规则、人权标准、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贸易规则，小如商品的质量标准和技术标准。虽然所有这些规则和标准大多是以国际社会的名义来制定的，但在笔者看来，它们反映了西方人以符合西方文明精神的规则和标准，来左右乃至控制人类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用心。
西方文明的扩张主义精神同其文明的两大传统是分不开的。其一是古代希腊人奠定的科学传统，这个传统激励人不断地探索未知世界，以最终达到利用和控制它的目的。这种科学精神曾经推动了西方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探险。虽然在未来向太空的大规模扩张中，非西方文明的国家也可能加入进来，但无可否认，这种扩张的原动力仍然来自于西方文明。
另一个推动西方文明不断向外扩张的因素是基督教传播福音的精神。基督教相信，上帝是全人类的救世主，凡信奉上帝的人都能得救，进入天堂。虔诚的基督传曾经狂热地相信，为了使所有的人获救，他们必须将上帝带来的福音传播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正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历尽千辛万苦，屈尊前往他们斥之为“野蛮”的地区，甚至深入到地球上最为偏远的地区（如亚马逊原始森林中的印地安部落居住地、人迹鲜至的南太平洋诸岛），传播基督教的信仰。他们有时跟随在西方殖民者之后，依靠他们用枪炮开路；有时则孤身深入异邦，一俟遭到拒绝，即请来武装殖民者，“保护”他们的利益和传教的权利。因而，基督教这种坚忍不拔的传播福音的精神也构成了西方文明全球化扩张的一部分。
20世纪以来，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逐渐衰退，但是，基督教原有的传播福音精神却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一个核心精神。所不同的是，这种宗教的传播已经为一种价值体系的传播所取代。西方人坚信，他们把握了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价值或终级价值，如自由、西方式的民主、人权等等。也就是说，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及其相应的社会与政治制度具有普世性。因此，应该像过去的传教士传播基督教那样，将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政治制度传播到世界各地。虽然亨廷顿本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并不具有普世性，但大部分的西方人仍然坚信，他们把握了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终极真理。因此，富山在《历史的终结？》中说，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政治制度演化的终点，是全人类的终极目标。这种建立在纯粹理性之上的坚定信念，加上基督教传统中的传播福音精神，就促使西方文明不断地向外推广唯有它所把握的“终极真理”，至于那些自认为是西方文明脊梁的政治领袖和精神领袖们，则更是充当了这种扩张的急先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早期的西方传教士、还是当代西方文明的代言人，都具有其“崇高”的一面，因为他们对西方文明的传播和推广，并不仅仅是出于利益的考虑，还有一种想要拯救世人的愿望。
被扭曲了的非西方文明
任何对于未来的判断都必须建立在对过去认识的基础之上。在历史时期，西方文明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扩张性。根据过去的这种历史来判断，就会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西方文明仍将不断地扩张。对于世界上的非西方文明来说，今后的问题仍将是如何应付西方的扩张问题。在西方文明的扩张过程中，在那些已经拥有自身深厚文明传统的地方如中国和伊斯兰文明地区，可能会激起一种抵制，从而有可能引起文明间的冲突。
和亨廷顿一样，我们相信，文明的冲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世界各地区之间日益增多的交往和全球化的趋势并不会减少冲突的可能，相反，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冲突愈显突出，正如同巴尔干等地的现实所反映的那样。但与亨氏不同的是，我们认为，来自西方的威胁才是文明冲突的根源，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验证了这样的结论。而亨廷顿所谓来自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威胁，实际上是一种夸张。因为自地理大发现之后，占据主导地位的、采取攻势的就一直是西方，而无论是儒家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都一直在采取守势。诚然，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力量在不断壮大，但这本身并不会带来它们与西方文明的冲突，也不会自动地构成对西方文明生存的威胁。只有在西方文明试图维持它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对其它文明的优势时，它才会感到，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一种威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所宣扬的，正是要力图确保西方文明的优势。
亨廷顿对来自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威胁的夸张也许不是有意的，而是出自于对异己文明的一种扭曲了的理解。这种扭曲，就像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所批判的，总是将东方文明同专制、暴力、侵略等西方人认为恶的、非文明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亨廷顿在其著作中也竟然拿中国同法西斯德国相比较，在他所假想的一次未来的世界大战中，中国俨然就是二战中的德国，而且战争以西方和俄罗斯盟军占领北京为结局，就像苏联红军和盟军占领柏林一样。这种比较也许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在后冷战时代，曾经作为西方民主与自由社会的主要对立面的法西斯德国和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都已不复存在，西方知识界急需寻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对立面，一个民主与自由的文明社会的对立面，以进一步强化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进一步确立其代表正义、人性、进步的形象。无论如何，这种对非西方文明扭曲了的理解，对其威胁的夸大，无疑会导致一种夸大了的对策，就像亨廷顿所建议的那样，对假想的来自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威胁进行遏制，这可能是引发文明冲突的原因之一。
我们中国人常常会带着美好的愿望，略带天真地相信，随着一个新世纪的到来，人类会走向和平，交融。实际上，就像在历史上所有的时期一样，即将到来的21世纪同样会充满了对立、冲突、甚至战争。也许更为可取的一种态度是正视冲突，并学会在冲突中寻求和平和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