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走向未来：中国外交战略的反思与前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论文,中国外交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用自己富民强国的实践，印证了一条简单而深刻的真理：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因此，中国能否实现21世纪的国家发展目标，能否建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强国，与其能否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能否科学地分析国际环境，理智地认定国家利益，有效地利用国力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恰当地选择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对于中国争取国际和平环境，加速国内经济建设，实现21世纪远景目标纲要的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非同寻常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本文将通过回顾历史，阐述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外交战略思想，说明中国对外政策选择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历史功能与战略意义。
一、中国与世界：一段曲折的历史
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因此，“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1〕。这两个坚定的“不可能”， 将对外开放提到了事关国家发展与强大的战略高度，既是高瞻远瞩的宏识，也是对中国人民建设实践经验和历史教训的总结。
早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对“亚欧大陆已连成一片红色”的现实痛心疾首，对新中国施行“制裁”、“封锁”，甚至发出了“颠覆”的叫嚣。在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前，中国人民一面医治战争创伤，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面进行抗美援朝，坚决回击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同时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维护世界和平，向全世界展现了新中国外交的崭新形象。
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维护世界和平拥有信心，认为世界大战不会突然爆发，帝国主义尚不会对中国发动直接的大规模的全面进攻，其将以向“中间地带”渗透作为主要的扩张形式。因此，新中国一面支持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一面大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开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以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外部和平环境。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削减到建国以来最低水平的237万人，1955 年的国防预算仅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这一决策无疑反映了中国领导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基本思路，反映了中国政府和平外交政策的选择和战略构想。
50年代末期以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中国外交改变了战略重心和策略选择，更多地将国家安全纳入外交战略的总体框架和政策选择的思考范畴，为保卫国家安全利益， 对外来的压力作出了较为激烈的反应。 60年代，中苏关系完全破裂，国际上掀起反华浪潮，美国侵略越南对中国西南边界构成威胁，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从北方威胁中国安全，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多方向、多来源的外部威胁。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局势的认识也随之变化，选择了“安全优先”的外交战略，进行了准备抵抗外来侵略的全民战备工作。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后，我国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开展“深挖洞”的运动，表明我国对世界大战的危险有着更深刻更直接的感受。“备战”已从领导人的认识，转变为国家的政策和全民的行动。
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中国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并扩散到外交的战略性选择上，使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观感和认知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直接影响到国家发展战略的方向性选择。首先，我们放弃了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的观点，转而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日益增长且迫在眉睫，大战一旦爆发将是帝、修、反联手对付中国；因此，国家安全战略的立足点必须转移到“准备打仗”上来，要准备早打、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大战。其次，我们认为世界矛盾日益尖锐，世界革命形势接近成熟，“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世界革命正在走向高潮。第三，我们认为“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2〕，我们要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 团结一切被压迫民族，彻底打倒全世界的帝、修、反，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第四，在战争与革命的关系上，我们认为“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这样一个判断，既指出世界战争将引发世界革命的总爆发，更强调只有世界革命才有可能制止世界战争。
这种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加剧了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恶化，使中国进一步处于四面受敌又四面树敌的不利境地。而且，我们把阶级斗争的观点无限放大到对外交往中，以阶级作为划分敌、我、友的唯一标准，却忽略了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仍是国际行为主体、国家间的关系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的现实，为追求世界革命的理想和意识形态的纯粹输出革命，导致了中国与一些国家关系的紧张，把本来可以成为朋友的国家推向了对立面。同时，干扰了我们与其他国家基于国家关系上的正常往来，妨碍我国与世界的沟通，削弱了我国通过国家外交行为改善周边环境，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本国发展的主观能力和客观可能性。而且，对国家安全极度的担心，使我们在60—70年代把军队人数增加并长期保持在500—600万的水平，国防预算也提高到占财政支出的1/4高水平〔3〕。
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会犯20年“左”倾错误》一文中指出，“左”倾错误通常产生于封闭状态之中，源于国际环境的恶化和对外部压力的过分反应，当时我们似乎感到全世界都打算封杀我们。这种思维、心态和政策选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干扰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布局和资源配置完全服从战备的需要，不尽符合经济建设的规律和要求。如1963年开始的“三五计划”即从注重人民生活的“吃、穿、用”转向强调“备战”的山、散、洞，而当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亟待恢复，人民生活急需改善，将大量资源投入三线建设，不能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又提出“准备打仗”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在战略位次上将经济建设置于“备战”和“革命”之后，不仅影响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也使中国孤立于世界发展潮流之外，与世界先进经济科技的差距日益加大。
70年代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英明地决定将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开放，加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要求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要求对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对中国所处国际环境及国家的最高利益作出准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邓小平相继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4 〕等一系列划时代的战略思想，为中国选择正确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以便重新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开放与国力：一种新的挑战
邓小平指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5〕，“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 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6〕。这几句精辟的概括，揭示了中国与世界、 中国的国力与其在国际上所发挥的作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对外开放不仅是睁开眼睛看世界，不仅是引进先进科技，也不仅是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中国在经历了对国际环境的过“左”认识和过激反应之后，已经能够理智地处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那么怎样衡量“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呢？最重要、最基本的指标之一是综合国力的大小。综合国力是我们与世界交往的实力基础，是我们制定国家发展战略、选择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基本依据。研究中国的外交战略，首先应该分析中国的综合国力。
综合国力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概念，其基本要素按客观程度和物质属性可以分成有形、无形两大类。有形要素可以用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并予以量化，如人口、领土、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军事力量等；无形要素很难用经验性的方法描述或量化，如人民素质、政府质量、军队士气、民族内聚力、政策合理性和国际地位等。为了分析综合国力在多大的程度上决定我国的外交战略，我们以权威性的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为基本参数。该报告将中国的综合国力分解为8大要素、378项指标，并与48个国家对比，材料详尽、评价公允，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可信性。由于目前中国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有西方7国、新兴工业化国家等20来个国家， 所以如果对国力的评价排名居世界前15位，则可以认为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中国在全部378个单项指标中，12项居世界第一，占3.17%；27 项居世界前3名，占7.14%；57项居世界前10名，占5.08%；80 项居世界前15名，占21.16%；65项为倒数5名之内，占17.2%；另外约60%的指标位于世界第16—43名之间。可见，中国综合国力已有1/5的部分居世界前列，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还有1/5的部分在国际上居落后地位，大约3/5的部分则位居中游。
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报告认为：以汇率法计算，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到2000年为93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七；到2010年为19200亿美元，居世界第四；到2020年为36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到2000年为36000亿美元， 超过日本的34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到2020年达139400亿美元， 超过美国的1180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
从以上不同机构关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几组不同的数值指标，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中国整体国力具有既强且弱的特点。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7〕， 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8〕。时至今日， 这一判断仍大体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力状况。
2.在中国综合国力要素中，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已超过最缺乏国际竞争力的部分，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物质成果。但仍有近80%的国力要素尚未进入世界前列，说明继续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综合国力，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3.对我国国力构成要素的分析表明，国际竞争力的强弱与该要素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对应关系，即开放程度越高国际竞争力越强，开放程度越低国际竞争力越弱。因此坚持对外开放，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尽量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发展与强大的必要前提。
4.我国国力构成中，较强的多为固态的有形要素，如人口、领土、资源总量、经济增长速度等；较弱的多为动态的无形要素，如官员腐败降低政府威信，社会利益分配不均减弱民族内聚力，教育滞后影响国民素质，政策失误浪费宝贵资源等。因此加强综合国力应有的放矢。
5.到下个世纪，中国的综合国力将进一步增强。邓小平曾多次讲到中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的重大意义，“到那时”“国家的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中国将更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有利”，“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就能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9〕。因此， 中国能否通过自己的外交行为为国际社会和人类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还要看中国是否拥有相应的国力。
6.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强，随着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和日益强大，我们不仅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国策，也需要一整套战略思维超前、逻辑视点新颖的外交战略，以制定对外政策和指导对外行为，正确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最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80年代以来，我国奉行“不结盟”的和平外交，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80年代末，国际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世界进入了一个国际格局转换、国际关系重构、国际力量重组的过渡时期，邓小平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应对方针，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这样一种理性的、策略的外交战略选择，符合我国目前综合国力的现状，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及理论基础，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合作与参与：一项必要的选择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既然拥有与其历史文化、人口领土相称的远大抱负，也就需要有足够宏观的外交理念和相对合理的外交战略。邓小平在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外交思想的同时，冷静地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10〕。江泽民将此精辟地概括为：“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基本点的国家发展战略之后，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两方面的重大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邓小平指出：“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为党中央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二是改变了“一条线”的国际战略。邓小平强调：“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对于任何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政策〔12〕。中国外交战略的及时调整和对外政策的理智选择，迅速改善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为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环境和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1996年3月5日，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它是指导我国今后1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样一个国际发展战略的大框架内，考察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应有两个逻辑视点：一是从中国的角度认识世界，二是在世界的框架内了解中国；前者强调自内而外的内部选择性，后者突出自外而内的外部限定性。在相同的国际环境里，一国能否正确处理内部选择与外部限定的关系，能否积极适应并改造外部环境，能否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能否对国际局势的变化及时地做出反应，抓住有利时机、化解不利条件，也是衡量该国生存能力大小、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因此一国能否实现内部选择的发展战略目标，与其能否制定实施正确的对外政策，理智处理与世界外部限定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随着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国际环境的外部限定作用也相对加强。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国家将失去与国际社会交换资源的可能性，将因此处于封闭状态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只有开展和平外交，与他国友好合作，才有可能适应并改造国际环境，调动国际资源为我所用，合法地利用国际机制规范对手、发展自己。邓小平强调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只有争取到和平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13〕。从而将对外开放、争取国际和平环境，作为中国发展的必要前提，在战略的高度上与中国的前途联系起来。
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我们注意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外交对象的广泛性，即邓小平所说：“坚持同所有的国家都来往”，“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14〕。全方位的外交不仅扩大了中国对外交往的范围，而且有利于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是周边外交的重要性，地缘关系决定了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最密切的还是周边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其间既有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万隆会议”的坦诚对话，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引下的睦邻友好，也有60年代中期以后，“左”倾思想干扰下的关系紧张。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明显好转，政治关系稳定，经济交往扩大，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周边环境。对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新思路。他说：“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15〕。这种“搁置争端，开展合作”的新构想，意在绕过涉及双方主权、领土和民族感情的争执，通过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淡化因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造成的心理距离和互不信任，以经济的互利互助，发展战略上的互依互存，以文化的互相交往，建立心理感情上的互相亲近，为最终以和平方式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化解矛盾冲突，增进互相信任，创造良好的心理氛围和客观条件。
周边外交的重要性还在于，亚洲的崛起将使该地区成为世界经济政治的中心，国际竞争的焦点，以及西方对华“打、压”和中国反对西方强权政治的主要场所。冷战后，西方加紧对亚洲的渗透，意图改变我国所处之国际环境，对我国既定外交战略构成挑战。对此，我们既要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又要避免过激的情绪化反应，坚持发展优先的国家利益定位，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坚持和平外交。周边外交如何，不仅将决定我们能否保持安定的周边环境以安心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将反映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体认识，影响我们的外交战略选择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成败。
三是国际参与的必要性。现存国际体系作为制度性、规范性的存在，体现了西方国家的优势地位，是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的，因而必须加以反对，但它毕竟维系调节着国际政治经济的运行，反对并非要立即打破或推翻它，而是积极地改造、充分地利用它，谋求以渐进的方式建立公正合理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几百年的国际关系史证明，试图凭借激情和义愤一下子改变世界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贸然对现存国际体系发起挑战，是不明智的，往往会使国家的战略思维情绪化，使外交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最终导致国家利益受到损失。
对于构成现存国际体系的各种组织、论坛或机制，最佳策略选择应是主动介入、积极参与，既不挑战、也不盲从，既不被动地追随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也不盲目地适应西方倡导的价值标准，决不当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小伙伴，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16〕。另一方面，我们并非一味对着干，并非对所有的事情都说“不”，而是把协商合作对话作为调整国际关系的主要手段，维护与世界各国已形成的正常交往关系，争取我国经济建设所必需的先进技术和国际资金，将经济合作、共同发展作为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战略支点，尽量排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国家关系的干扰。因为经济利益的互相交叉、互相渗透越深，国家关系就越不容易被非经济的因素所破坏，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制裁也就越难得逞。1989年以来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制裁毫无效果，最后不了了之，就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现存的国际体系，我们不仅要加入，不仅要成为平等参与的成员，而且还要积极参与，争取成为主要的角色，发挥主导作用，使国际规范的制定和修正反映我国的要求、符合我国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符合我国综合国力的国际地位和权力，才有可能作为世界大国发挥较大的国际作用，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中国将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和理性智慧的国家行为，表达出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真诚向往，为人类的进步贡献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渊远流长的历史文明，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也让21世纪的中国更强大、人民更富裕。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117 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8页。
〔3〕徐焰：《军事家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04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
〔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0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3、162、143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241页。
〔11〕江泽民：《在外交部邓小平外交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1995年12月13日《光明日报》。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128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328页。
〔14〕同上，第260、70页。
〔15〕同上，第49、19～20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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