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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科学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特别是因为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存在价值观或利益机制不尽相同的利益集团，反映到文化上就有不同的主张，就有不相同的，甚至十分对立的文化。至于科学所追求的是客观真理，而客观真理却只有一个。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不同的歧见，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不同的价值观，更为极端一点的是说“有用即真理”，或者说“道德准则是评价科学真理的最高标准”，但是，就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排斥这种“多元主义”的真理观的，因为实践将最终表明孰是孰非。在文化问题上，就比较复杂，甚而有一时是非难辨的情况。举一个例子，“岳飞爱国，秦桧误国”，似乎已是不易之论。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汪伪统治的沦陷区的报纸上，却出现过相反的论调，说“岳飞误国、秦桧爱国”。明眼一看，就知道这是为汪伪集团制造“卖国有理”的舆论。近些年来，在人们的某些文章中，有为曾国藩翻案的，有为李鸿章翻案的，这一股风也刮到“岳飞与秦桧”之争问题上。理由是金朝是大清王朝的祖先，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因而这只是民族内部之争。其实，在同一民族内部战争问题上，仍然有侵略者和反侵略者的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谢天谢地，总算没有看到为汪精卫叛国翻案的文章，不论是海峡两岸，或是海内外华人的文化圈子，都没有出现这种怪论。
在文化问题上，将不可避免地奉行着多元主义，“一个主义”是行不通的。但这是不是在文化问题上，就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就没有是非可言？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自然不能简单地对这种“是非不分，香臭不辨”的文化观表示苟同。但的确要看到文化问题的复杂性。
文化是一种很宽泛的观念，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知识的传播。譬如说，在建国初期，中央文化部就管过科学普及工作，并请了物理学家兼剧作家的丁西林教授任副部长。如果说科学知识的普及也是文化工作的一部分的话，就有所传播的知识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的问题。中世纪的罗马教廷曾经多次宣布过地球是不动的，因为那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结果。四百年前的伽里略宣称地球绕太阳而转动，因而被罗马教廷判为有罪。然而四百年后，罗马教廷就不得不公开为伽里略平反。所以，顽固如罗马教廷，也是不得不在真理面前低头的，其原因就在于：客观真理只有一个。
文化问题除涉及真的问题以外，还涉及善的问题，亦即价值取向的问题。当然还有更复杂的美的问题。“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种价值取向问题的一种表现。西施、王嫱、都是古代著名的美人，也许是有目共睹吧。所以，在美的问题上，也有一种“客观性”，亦即“人所共见”。但是，从“情人”的眼睛看来，某些人就比西施还美，至少也是一种美。所以，美的问题，就既包含着客观性，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某些主体性，因为在多元利益集团的社会中，总不免有多元的价值观。
在文化问题上，在“多元”价值的冲击之下，是不是就没有是非可分，没有黑白可言？需要看到的是，文化总是和一定人群相对应的，孤家寡人的癖好，就不成其为文化，酒文化，茶文化，是因为有一群评酒赏茶的人有共同兴趣。学者们钻到“象牙之塔”以内，那是只有这一小群能钻进象牙之塔的人群，才能相互理解的。所以，从我来看，文化当离不开知识，离不开对四周事物的反映，但必须有一群人，有共同爱好，才形成文化，也就是说，文化要以一定的群众性为前提。
人们可以有“小圈子”里的文化。但是，更能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当然是“大圈子”里的文化。有人说，最好是什么全民的文化，世界性的文化。可惜的是，利益观或价值观相同一的“全民”或“全世界”，并不存在。
在当今中国，真正能影响所及的文化，恐怕还只是限于“华人”的范围，因为这毕竟同属于炎黄子孙，或同属于中华民族，有一种民族的认同感。在海峡两岸，虽然“政见”有所不同，但这种文化的认同感仍然存在。文化是离不开其表现形式的。文化上的认同感，首先是共同的民族形式，共同的民族的心理状态。“政见”的区别，并不能取消这种文化上的一致性，当然，事情也有另一面，因为有人想制造这种民族文化的分裂。
在文化问题上，我是赞成有是非之分，黑白之辨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是非之分，黑白之辨”。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翻案文章，惟独没有见到为汪精卫翻案？原因就在于抗日战争确是全民族的战争，“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作为民族罪人的汪精卫，就只好像秦桧一样，跪在那里，向国人谢罪。
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如十五大政治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上，还要加上“科学的”形容词？这首先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科学体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所以，“要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消除愚昧，反对封建迷信活动”，“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
江泽民曾多次说到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崇高的思想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里将“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放在首要的地位，这不是偶然的。因为虽然有“为人民服务”的志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想，但是内容、方法、态度不科学，那末结果是事与愿违。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上，这类历史教训是很多很多的。
自从1978年以来，我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康庄大道。可以说，这20年来，我国的确在努力探索一条按科学的思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也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这不等于我国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已学会了按科学精神、科学方法来办事。尤其是文化思想建设，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文化思想的多元性，更加上金钱主义的腐蚀，所以，在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领域中，常常各种思想对立，意见纷争不一，也就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某些不科学、反科学的思维模式，甚而是封建迷信一类的“垃圾”。
我手上有一本书，《转法轮》，就是一本宣扬封建迷信的代表作。此书胡说什么“人的元神是不灭的”，什么“修炼到中层以上的时候，……人就开始出元婴，“元婴从小腹部位这块丹田生出来，慢慢的越长越大”，“当元婴长到4寸这么高的时候，……一层莲花出现了， 金灿灿的元婴坐在金色的莲花盆里，很漂亮，那就是金刚不坏之体”，“道家元婴一般长到6～7岁小孩模样时，就会离体，叫元婴出世”。等到他大道“修成的时候，想要什么伸手即来，要什么有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这种能量可以任意地变化任何东西，所以……想吃什么，玩什么，什么都有”。乍一看，似乎这是在读还珠楼主所撰写的《蜀山剑侠传》的神怪小说。然而，那是小说，是虚构，而这里是向读者传授“修炼大法”！
《转法轮》一书也和许多宣传封建迷信的书一样，把其功法——法轮功，吹得神乎其神。《转法轮》认为，现行的各门派的气功都处在祛病健身的“低层次”，而“法轮功”是在高层次上传功，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转法轮》认为：释迦牟尼和老子充其量只能研究到银河系的问题，而“法轮功”讲的是一个庞大的宇宙的理。还说，“有一次我仔细地查了一查，发现人类有81次完全处于毁灭状态，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遗留下原来的一点史前文明……人类繁衍得多了，最后又出现了文明”。“法轮大法……在我们这一次人类文明历史时期从来没有公开传出过，但是，在史前一个时期广泛度过人。我在末劫最后时期再一次把它弘传出来，所以它是极其珍贵的。”
可是，这样一本胡吹乱说的《转法轮》的“著作”，竟然可以由专门出思想政治书籍的某一家出版社出版，已经一版、再版，共发行10万册！
在1997年12月26日的《辽宁日报》上，曾刊载了一则报导，题为《愚死于法轮功的无冕之王》，某人因为相信了《转法轮》一书所说的，“人生了病不应该去医院，因为人生了病是前世造了孽，今生要还债”，所以这位“无冕之王”虽患了糖尿病，却拒绝上医院服药，“送我上医院会把我（按：指功法）毁了”。因而最后就“愚死于法轮功”。
清代著名学者曾经揭露程朱理学的罪恶，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试问出版社所出的这些宣扬封建迷信的书，是不是“以迷信杀人”，而且“死矣，更无可救矣”？
偶然地读到《北京青年报》在1998年1月15日第11 版上一则报导：著名作家柯云路在他撰写的《发现黄帝内经》的新作中，发现一位“当代华伦”。据说：这一神医胡万林在新疆行医四年中，收治各类疑难病症120万人次。治愈的病症有癌症、聋哑等先天性残疾、牛皮癣、 硬皮病、心血管病、甲亢、各类风湿病，还有帕金森氏症、骨质增生、前列腺肥大、不育症、胃、肠、胆、脾、肾、眼（高度近视、青光眼、斜视、弱视等）、喉、腰、腿等疾病，以及低烧、脱发等。报导说：柯云路对“胡万林惊人的医疗事实，该书做了翔实考察，并全面深刻地破译了胡万林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奥秘”。
读了这则报导后，不禁发生如下疑问：神医四年中共收治各疑难病症120万人次，如果在四年中，这位神医每年工作300天，（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双休日只能休一天），每天工作10小时，（这比8 小时工作制还要多出2小时），那么即可算出这位神医每小时将收治100位病人，亦即约在半分钟多一点或36秒左右就能收治一位病人！医家之道，主要望闻问切，这位神医能在半分钟内就能完成这些过程，而且还要出药方，并且“治癌”，这真是医疗历史上空前的“神绩”！
《新华字典》为“翔实”一词做了如下的释义，“详细而确实”之意，柯云路先生是著名作家，他的“发现”，想来定是“详细而确实”的，然而，反过来一想，如果我们碰到一位大夫，他竟然只和我谈话半分钟，便要中止他的“收治”活动的话，那我将不得不怀疑，这位大夫是不是在那里“草菅人命”！
我们的确应该弘扬民族文化，但是，弘扬的前提是科学，而不是牵强附会地把现代科学的成就，说成中国古已有之，因为在中国的封建文化中，更多的是应该抛弃的糟粕。
举例来说，这几年来由于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重视生态平衡问题等等，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的发展，“人以他所引起的改变来迫使自然界服务于他自己的目的，来支配自然界”。可是正如恩格斯所警告的，“我们不要过于得意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接着恩格斯就举出了由于森林的砍伐，而造成了许多“荒芜不毛之地”的事例。可是，在中国古代人所能引起自然界的改革，其作用是很小的，包括《三国演义》里所描写的多次的“火攻”，那是完全比不上自然界里的“灭火”所引起的森林的燃烧的，因为这里制造的“人工燃烧”，要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可是，这些年来，有某位学者说，这种环境保护的思想，就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学说，因而一时之下，“天人合一”仿佛就成为中国早已出现环境保护思想的“始作俑者”了。至于证据呢，却至今也没有看到有哪位古代思想家说过人要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并且又能和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相联系起来！
其实，在中国古代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来都是为君权神授服务的。最典型的是董仲舒，他说：“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又说：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大骨节十二，天有十二月；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哀乐，天有阴阳；人有伦理，天有天地，如此等等。如果董仲舒在这里所说的确是“事实”的话，那末人的确成为天的“复制品”，可惜的是，这完全是牵强附会，是“螺丝钉炒白菜”。
董仲舒的这套“天人合一”的说教，完全是为了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主立于生杀之位，与天共持变化之事”，……如此等等。这样，中国的“天子”，就有绝对的权威。
中国的许多持进步观点的思想家，都对这种“天人合一”思想持怀疑态度。春秋时代郑国的子产就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因而反对用占卜迷信来指导工作。战国时代的荀子，也是反对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先驱者。他鲜明地提出，要“明于天人之分”。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荀子还摆出了光辉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就与制天命而用之”。为什么子产、荀况等一些思想被看作是进步的？因为在那一时代人只能是被动受制于自然界，对于自然界出现的种种自然灾害，感到无能为力，于是就只好祈求于“祭祀”、“祷天”等办法来解决天人关系；相反，那种主张“明天人之分”，主张“物畜而制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就显得难能可贵了。
现在由于人的力量过度膨胀，以致于自然界的面貌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人的长远的持续利益，这才提出保护环境的思想。人要保护环境，是出自人的利益，人居于主动的一面，但是在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中，人完全是被动的，为天所支配的。反映到社会政治问题上，小民就要受天子的支配。所以，把环境保护的思想和“天人合一”的哲学相等同起来，是很荒唐的。
“天人合一”的哲学，也被不少的研究中国戏剧、中国舞蹈、中国国画、中国建筑等等的理论家，用来解释有中国特色的美的观念；一些理论家们把中国的书、画以及表演艺术里所讲究的“形神兼备”的学说，附会为“天人合一”学说的体现。我赞成中国美学理论中有关“形”和“神”的学说，“形”是指事物或人的外形，至于“神”所指的是事物或人的本质特征。譬如说漫画，那是以丑化某些人的外形的手法，来反映人和物或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然而在优秀的漫画家的笔下，所勾画出的“人”，却和生活中的人，相当相像。漫画是一种外来的形式，未必“传伸”都要用丑化的手法。相反，用美化的“外形”，来达到“传神”的目的，更会受到观赏者的欢迎。然而这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又有什么关系？！
实际上，在某些理论家的讲座中，也常常只是在介绍了“形”和“神”的学说以后，仅仅附带地说这也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不过又说，这种哲学太“深奥”了。
结论：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无疑是多元的文化。但是成为主流的一种文化，将不可避免的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