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尔马契》中的科学思想——从利德盖特的科学研究看乔治#183;爱略特的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乔治论文,科学研究论文,米德尔论文,利德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德尔马契》是乔治·爱略特成熟期的作品，讲述了三对年轻人的理想和生活。今天的读者在为多萝西娅惆怅遗憾，为利德盖特扼腕叹息的时候，或许没有意识到，这部讲述英格兰小镇平庸保守生活的小说其实渗透了当时最新的科学思想。爱略特一生都对科学抱有浓厚的兴趣，她与科学家的密切交往一直为研究者津津乐道，而爱侣刘易斯广泛的科学研究对她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更是绕不开的话题。
早期的一些读者和评论家对爱略特小说中的科学元素颇多诟病。亨利·詹姆斯就曾抱怨《米德尔马契》中达尔文和赫胥黎的思想太多了。赫顿(R.H.Hutton)也认为，《丹尼尔·德龙达》开篇用的“动态的”(dynamic)一词过于科学化，形容女主人公不恰当。①然而近年来，这些在当时看来“刺眼”的科学元素不但不再是缺陷，反而成为爱略特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些科学元素绝不限于时髦的词汇，而是包含了科学理论观照下作家对生活的感悟和对世界的看法。笔者从分析《米德尔马契》中利德盖特医生的科学研究入手，探讨爱略特后期的创作思想。
一
在小说的第15章作家提到，利德盖特是医术精湛的医生，有最前沿的医学知识，富有改革的精神；他还是雄心勃勃的科学家，不仅在爱丁堡和伦敦受过医学训练，还在当时欧洲医学发展的中心巴黎受过专门教育，立志沿着维萨里、比夏等大师的足迹从事科学研究，在病理学方面有所突破。
比夏(Marie Fran
ois Xavier Bichat,1771-1802)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解剖学家和病理学家。在没有显微镜等现代医学设备的情况下，比夏率先提出了组织(tissue)的概念，被誉为“组织学之父”。比夏的组织说超越了当时囿于器官的疾病研究，认为人体由不同的组织组成，疾病攻击的是某些组织而不是整个器官，因而应该通过观察组织病变来研究和治疗疾病。他还倡导实验、精确的观察和解剖的科研方法。在比夏之前，人们认为生命体是由多个部分或器官构成的，比夏的研究犹如“划破科学上空的一道闪电”：组织构成了器官，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特性。比如说心脏就是由肌肉组织、神经组织等构成，这些组织在心脏所表现的特性与在其他器官所表现的特性是一样的。而在《米德尔马契》中，爱略特则用了“房子”这一通俗的意象来描述比夏的研究。“生命体从基本上看，不是一些器官的组合，这些器官可以先分别研究，然后联结起来加以理解，而是必须把它们看作包含着若干原始的网络或组织，各种器官——脑、心、肺等等——便由这些网络或组织构成，正如一所房屋的各种设备均由木材、铁、石块、砖瓦、锌等等，按不同的比例制作而成。”②在《普通解剖学》里比夏列举了21种组织：“细胞，动物生命的神经组织，有机生命的神经组织，动脉，静脉，发散管，吸收管，骨组织，髓组织，软骨组织，纤维，纤维软骨组织，动物肌肉组织，肌肉，黏膜，浆膜，滑膜，腺体，真皮，表皮，毛发。”③这种研究打破了机体内部各个器官之间的壁垒，“只要凭借这些组织，自然就可以用极其简单的材料来运作。这些材料是器官的要素，但是它们穿越器官，把器官联结起来，从而建构高于器官的更大‘系统’，而人体正是在这些系统中找到本身统一性的具体形式。”④
这一观念在当时有重要的哲学意义。牛顿对宇宙有个著名的比喻：“所有的质点都在运动，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宏大体系。”⑤而18世纪的主流社会理论认为社会是单个人的集合，个人活动的总和可能产生社会和谐。“不受任何团体支配的自立自强的个人，乃是最典型的社会单元。”⑥这种思想是机械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了变化和相互作用。在医学上，这种思想表现为在诊断中将精力放在单个器官的病变研究上，把出现在不同器官上的病变定义为不同的疾病。比夏的组织说使疾病研究不再拘泥于各个器官，“在莫尔加尼及其后继者的解剖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器官多样化原理被比夏的组织同构原理所取代，后者是立足于‘结构、生命特质和机能的那种集体同一性和外部一致性’。”⑦福柯认为，“在《膜论》一书中，比夏根据解剖学上的相似层对身体做了一种矩阵解读，这种解读穿越了器官，包围了器官，构成和分解了器官，既解析了器官同时又把它们联结在一起。”⑧比夏因此被称为哲学解剖学的奠基人。
比夏在小说中虽然只被提到了一次，但却对我们理解利德盖特的科研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利德盖特出生的年份和比夏去世的年份大致相同，这隐隐地暗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联系。“比夏这个发现的后果，已在欧洲思想界的许多方面引起震动，现在利德盖特也迷上了它。他希望他能进一步阐明生命机体的内在联系，使人的思想更符合实际情况，沿着准确的方向前进。”(144)利德盖特的研究对象不是单个的器官，而是系统。这与费厄布拉泽先生的爱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费厄布拉泽热衷于标本的收集和分类，不管他的标本有多全，他的研究归根结底只是按照18世纪的分类法将动植物按照外部特征进行分类和整理，其对象不是个体的内部结构和系统。这种研究已不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当他兴致勃勃地向利德盖特介绍自己的直翅目昆虫标本时，后者却对一个无脑畸形怪物产生了兴趣。这段自白性文字很能说明利德盖特的研究取向：“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关心自然史。我小时候就对结构产生了兴趣，它跟我的职业关系最为密切。”(166)
然而，利德盖特的问题——“原始的组织是什么？”——却走进了死胡同。叙述者指出，利德盖特有些用词不当。事实上，这远非用词不当那么简单，而是在科学研究上误入了歧途。利德盖特希望沿着比夏的脚步继续前进，但是他这种追根溯源的问题与比夏的研究实质相去甚远，与刘易斯、爱略特所倡导的有机论也背道而驰。问题的核心不是寻找起源，而是揭示联系。正如《物种起源》虽名为“起源”，达尔文却并没有在书中真正去找寻生命的发端，而是为联系和变化找到了理论根据。⑨一味寻找早已无迹可寻的最原始的生物，纠缠于起源问题，只会妨碍对复杂的有机体的研究。
利德盖特的研究和卡苏朋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异曲同工。利德盖特试图寻找最原始的组织，卡苏朋则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神话的源头。两人都致力于寻找原初的起源，而这种努力注定是徒劳的。事物的变化和联系导致了多重性、多样性，试图用一种解释来概括一切是不可能的。卡苏朋所缺乏的正是把握结构的能力。他无可避免地掉进了材料的海洋，永远在收集资料，整理笔记，分门别类，但穷其一生都写不出神话索引。
事实上，究竟应该去寻找渺茫的起源还是去研究事物的结构、变化、多重性和多样性，这不仅是有关科学的问题，还是关于认识世界的问题。多萝西娅在罗马的经历就说明了这一点。面对罗马帝国和教皇城残留的雄伟遗迹，多萝西娅不知所措。“起先，它们骤然呈现在她的眼前，使她像触电一样，大为震惊，后来，它们又纷至沓来，压到她的身上，使她透不出气，混乱的思想仿佛越积越多，把她的感觉之流也堵塞了。”(187)多萝西娅见识不广，尤其缺乏艺术鉴赏力。面对罗马历经许多世纪而沉淀下来的文明遗迹，多萝西娅只看到凌乱的意象而找不到意义。然而在威尔的提示下，多萝西娅慢慢找到了感觉。“多萝西娅觉得，那些画带给她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画中的那些圣母不知为什么坐在张着华盖的宝座上，背景却是朴素的乡村，那些圣徒，有的手里拿着建筑模型，有的头颅上忽然插了一把刀子。有些她本来觉得怪诞的东西，现在逐渐变得可以领会，甚至有了正常的意义。”(207)别有意味的是，卡苏朋无法欣赏罗马，始终都不能找到意义。当多萝西娅开始学会欣赏先锋画作的时候，小说的叙述者不忘告诉读者，“但是这一切显然不属于卡苏朋先生的知识范围，引不起他的兴趣。”(207)
利德盖特的问题实际上凸显了作家的一个著名的比喻——“网”(web)。比夏的组织(tissue)一词的拉丁词源textere是编织(weave)的意思，而组织学(histology)一词则来源于histo，希腊文的“网”。在第15章的开头，作家有一段著名的文字，谈论了自己与菲尔丁的不同。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家写道：“拿我来说，至少我有许多人生的悲欢离合需要铺叙，看它们怎样纵横交错，编成一张大网。我必须把我所能运用的一切光线，集中在这张特定的网上，不让它们分散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137)在米德尔马契这张精心编织的网上，人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错综复杂的关系；医生之间的明争暗斗，政客之间的尔虞我诈，无处不在的谣言，这一切都被编织在其中。清醒地认识这些复杂的关系并正确面对和处理它们对人物的命运至关重要。利德盖特在生活中的问题就在于他对于米德尔马契这张网缺乏认识。他为人真诚，却在行医时无意中得罪了同行甚至病人；选举医院牧师的问题上凸显了他的政治幼稚病；在罗莎蒙德的问题上，他又误将表面现象当成本质，把她对老师高超的模仿当作她内心的表达，把她光鲜的外表理解为美好的内心。利德盖特沉湎于追溯最原始的组织，却不知不觉陷入米德尔马契交错复杂的网中不能自拔，最后难免被“一口吞没”。(148)
在19世纪，很多科学成果都似乎证明了结构越复杂有机体就越高级这一结论。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爱略特认为，“最多样的关系联成一个整体，而这一整体又与其他现象发生了最多样的联系”，这就是艺术的“最高形式”。⑩她在小说中总是致力于描述尽可能多尽可能复杂的关系，在创作《米德尔马契》的过程中她就足足列出了11条关系线。(11)尽管有评论家如利维斯(F.R.Leavis)等认为爱略特的这一做法有时会让小说出现几条不相融合的主线，比如《丹尼尔·德龙达》中格温德琳的故事似乎完全可以独立开来，但是对于爱略特来说，她的作品就好比是个有机体，不仅有各种复杂的关系，而且各种关系紧紧联系成了一个整体，任何一个部分的缺失和变化都会导致整体的改变。她曾说道：“如果我曾容许在我的书中出现任何与结构无关的论述或对白的话，那我就违背了自己的原则。”(12)在她精心织就的关系网中，读者要从表面毫不相关的事件中找出联系，这种联系有时可能只是一种微妙的类比关系，例如卡苏朋与利德盖特的研究的相似之处。因为爱略特重点关注的是关系与结构，因此甚至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在《丹尼尔·德龙达》的开篇，作家就指出，所谓“开头”，不过是为了做任何事情所必需的一种假定，甚至科学研究也不得不从某个想象的起点开始。这个想象的起点，只能是某个中间点，真正的起点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找到的。既然小说的主旨是要揭示关系，而这些关系又是无穷延伸的，那么小说的结尾对于爱略特来说不过是为了斩断复杂的关系而任意选择的一个节点。因此，“结尾是多数作家的弱项，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结尾自身的本质所决定的。结尾最多不过是个虚无而已。”(13)
世间万物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仅靠有限的客观观察是远不足以理解的。要理解无限的联系只能借助想象力。出版商布莱克伍德在1861年6月拜访爱略特后惊叹说，作家对真实与想象的区分是完美的。爱略特认为“对生命和特征的任何观察都是受到局限的，必须用想象力来填补空缺，为客观观察赋予生命。”(14)这种说法似乎违背了爱略特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手法。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评论的时间是1861年，正值爱略特的现实主义写作达到巅峰，开始向理想主义转变的时期，就不难理解布莱克伍德此番话正是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爱略特创作思想的变化：爱略特开始越来越强调想象力的作用。对此我们仍然可以从利德盖特的科学研究中获得启示。
二
19世纪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是认识到培根所提倡的归纳法已不再适应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在实践中“几乎没用。”(15)培根认为，研究者只需要做到完全客观，不作假设，从大量的事实中排除错误的解释，归纳出正确的结论即可。19世纪的科学家们却意识到，科学家的一个重要素质就是要具备充分的想象力。任何研究要做到完全客观都是不可能的，而事实的积累又无穷无尽，如果没有一个假设来控制全局，如果没有演绎，没有创造性的头脑去猜测和想象，科学研究就无法进步。这不仅涉及科学方法，涉及基本的认识论，也涉及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关系以及科学与那些“形而上”的宗教和诗歌的本质和价值，乃至于涉及了整个社会的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
尽管假设与想象的作用已经广为接受，但当时仍有“客观”的科学观和“主观”的科学观之争：即科学原理到底从何而来的争论。一方以穆勒(J.S.Mill)为代表，认为科学原理包含在经验中，是从经验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另一方以威廉·休厄尔(Willam Whewell)为代表，认为原理来自大脑的构想，与经验相符，但并不在经验当中。主体观察事实，大脑将这些事实符合逻辑地与大脑本身内在的对时间、空间等的把握结合起来形成原理。所以归根结底，原理是在头脑的思考下产生的，而不是抽象出来的。休厄尔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科学家、哲学家、科学史家，也是牧师和神学家。大概由于其神学家的背景，休厄尔对科学的研究更多的带有康德式的先验色彩。他认为提出科学假设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本质，因为假设中提出的概念外在于事实，能将很多事实“粘合”在一起，所以任何假设都比没有假设好。此外，休厄尔还认为，存在不证自明或者说是不容否定的基本科学原理。而对穆勒来说，即使是数学原理也需要被观察所证实。(16)刘易斯早期赞同穆勒的观点，19世纪60年代以后却渐渐转向“主观”的科学观，认为科学假设只要理论上是可证明的即是好的假设，这种假设可以是主观的和非常理想化的，不必一定来自于经验，甚至也不必一定得到证明。事实上，很多科学理论直到今天也还是一种未经完全证实的假设。进化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并不妨碍进化论成为科学理论，并在人类理解自身和世界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有趣的是，刘易斯对想象力的理解也带着进化论的色彩。他认为，主观假设之所以可靠，不对经验主义造成威胁，是因为这种假设本身就代表了人对环境的适应。这种适应一方面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人在自己的生活中获得的。这种适应不是从经验当中抽象而来的，而是头脑对环境的适应性变化。(17)在对但丁的评论中爱略特则谈到，想象力不是一种错误的外在幻象，而是一种创造力，能够将最细微的经验糅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整体。想象力不是事实与幻想简单随意的结合，而是在客观对象之中，在每一个偶然事件之中注入历久弥新的记忆与热情的联想，它给人以启迪和智慧。(18)
利德盖特在行医实践中是一个培根式的医生，讲求从病理和临床症状出发诊断病情。但在医学研究方面，他更像一个休厄尔式的科学家。爱略特对他的科研工作所重点描述的不是具体的实验和数据，而是能够提出科学假设的想象力。利德盖特认为那些“冷漠的描绘和廉价的叙述——关于遥远的星球上进行的极端贫乏的谈话，或者撒旦怎样像一个丑陋的巨人……”“太庸俗，太想入非非”。他“重视的是另一种想象力，它能穿越外围的黑暗，经过必然相连的曲折幽深的小径，追踪出任何倍的显微镜都看不见的细微活动”。(158)同一种疾病因为个体差异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症状，实验数据也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它们好比“外围的黑暗”，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另外，这种想象力为利德盖特的研究提供蓝图，确定目标，引导着他的研究方向。“他所热爱的是艰苦的创造，只有它才是一切研究的关键，它先期构想临时的目标，然后逐步纠正，确定准确的关系。”(159)
这种对想象力和创造性的强调在爱略特早期的创作中是不多见的。她1851年的评论中提倡学习和遵守自然法则。(19)到了1856年，在对罗斯金的《现代画家》第三卷的评论中，爱略特仍然鲜明地表现出对现实主义的偏爱。她认为罗斯金的贡献就在于坚持现实主义的“这种信条”，即“所有的真理和美都要从对自然谦卑、忠实的研习中获得，”而用“从感觉的迷雾中孵化出来的种种模糊的形式来代替确定的、有实质内容的现实”是不可能得到“真理和美”的。(20)然而在爱略特后期的作品中，感觉和想象力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例如《丹尼尔·德龙达》中的莫迪凯就是通过一种神秘的感觉首先认定德龙达是犹太人，小说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就是在证实这种神秘的感觉。评论界普遍认为，爱略特的小说创作早期比较注重写实，后期则理想主义色彩渐浓。如何既反映现实又满足其理想主义，是爱略特小说创作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刘易斯和爱略特都认为，仅用经验论的方法记录客观世界是不可行的，细致的观察只能绘制许多细节，而要把这些细节联系起来并赋予它们生命，就需要想象力。想象力的任务就是寻找细节背后隐藏的关系，从凌乱的素材片断中建构一个整体结构。在这个过程中，作家不再只是生活的记录者，而是和科学家一样，成了积极的实验者。
当然，这种基于想象力之上的体系化过程不是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从利德盖特的故事来看，利德盖特对高热病很感兴趣。“然而高热病在许多方面都还情况不明，可以给他的想象力提供广泛的活动空间，这种想象不完全是任意的判断，也是一种训练有素的能力的运用，是凭着洞察一切可能性的眼睛和对知识的绝对忠诚，综合事实，构思理论，然后，在与铁面无私的大自然取得了更紧密的结合的情况下，……设计各种实验，验证自己的结论。”(158)卡苏朋先生也有理论构想，他认为纷繁复杂的神话有一个相同的源头。爱略特之所以对他的构想持否定态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只是在猜测中活动”，“而且他那种阐释方式不必接受任何有形事物的检验，它所依据的只是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所谓的歌革和玛各。”“因此这种理论好比要把星星串在一起的计划一样，可以漫无边际地想象。”(454)
这种想象也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外部世界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裁剪和构想，否则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从自己的角度对周围的人和事进行阐释和误读，是爱略特在多部作品中都不遗余力批判的对象。罗莎蒙德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婚前她完全不了解利德盖特，只醉心于盘算自己通过婚姻将会得到的社会地位。利德盖特当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幻想着罗莎蒙德会成为典型的贤妻良母，助推自己的事业。而多萝西娅和卡苏朋的结合又何尝不是这种幻想的产物呢？多萝西娅一直希望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在她看来，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似乎就是成为胡克、弥尔顿式伟大人物的妻子。她认为，“真正幸福的婚姻，必须是你的丈夫带有一些父亲的性质，可以指导你的一切，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教你希伯来文。”(8)当多萝西娅遇到年龄上可以做她的父亲、在学术上又似乎即将很有建树的卡苏朋先生时，立刻就根据只言片语认定对方是理想的丈夫。难怪小说的叙述者要说，“符号只是可以计量的小东西，但对它们的解释却可以漫无止境。”(23)多萝西娅怀着崇拜的心理嫁给了卡苏朋，却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广阔天空，而是丈夫的自私和狭隘。卡苏朋先生在求爱的过程中，关心的就只是自己的疲倦和百无聊赖，“他要用女性的温情照亮他郁郁寡欢的心灵，何况他年事已高，必须在他的有生之日，为自己安排一个温柔乡。”“布鲁克小姐对他百依百顺，温柔体贴，”(60)而在婚后他却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妻子不但当真要插手他的所谓神话研究，而且还看出了研究背后的空虚。
尽管爱略特只是在第15章对利德盖特的科学研究进行了集中介绍，但我们不应该忽略它的重要性。不能完成自己的科研事业是利德盖特最大的遗憾，以至于郁郁寡欢，英年早逝。而注意到他对结构的兴趣和对想象力的强调与训练，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爱略特对小说结构的重视和对想象的运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注释：
①Gillian Beer,Darwin's Plots,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P,2000) 139.
②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43页。后文出自该小说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本，不另作注，只随文标明页码。
③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刘北成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142页。
④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143页。
⑤罗兰·斯特博龙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⑥罗兰·斯特博龙格：《西方现代思想史》，第175页。
⑦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143页。
⑧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第144页。
⑨George Levine,Darwin and the Novelists:Patterns of Science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Harvard UP,1988) 95.
⑩Thomas Pinney,ed.,Essays of George Eliot (New York:Columbia UP,1963 ) 432.
(11)Anna Theresa Kitchel,ed.,Quarry for Middlemarch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0) 45.
(12)Gordon S.Haight,ed.,The George Eliot Letters,vol.V (London:Oxford UP,1954-1956) 459.
(13)Gordon S.Haight,ed.,The George Eliot Letters,vol.Ⅱ,324.
(14)Gordon S.Haight,ed.,The George Eliot Letters,vol.III,427.
(15)Jonathan Smith,Fact and Feeling:Baconian Science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4) 4.
(16)Michael York Mason,"Middlemarch and Science: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in The 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New Series.Vol.22,No.86 (1971) 157-160.
(17)Michael York Mason,"Middlemarch and Science:Problems of Life and Mind",165.
(18)George Eliot,Impressions of Theophrastns Such (Edinburgh:Blackwood and Sons,1879) 139-140.
(19)Thomas Pinney,ed.,Essays of George Eliot,31.
(20)George Eliot,"Art and Belles Lettres," rev.of Modern Painters,Vol.III,by John Ruskin,Westminster Review,65(1856)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