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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诗歌曾有过多重的音乐的回响，曾有过以普希金、莱蒙托夫为首的自己的“强力集团”。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一代年轻的诗人成长起来，恰好在革命的前夜初露锋芒，形成自己风格和写作美学的命运。这些在安年斯基、勃洛克直接教导下的年轻诗人后来的写作被证明大大影响和确立了俄国诗歌在二十世纪诗坛上光辉而鲜明的形象，这一光辉形象中有四位诗人的名字——他们是：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塔姆。
这是俄国上空一场绚丽多彩的流星雨。四名诗人仿佛既用伟大而冷酷（对待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如此冷酷！）的心灵，又用他们共同的血肉之躯构架和担负起了俄罗斯疆域里离我们最近的那片天空和大地。这是一场自觉和自发的诗歌精神求索的俄耳甫斯之旅，场面壮观而激烈的相逢与别离；其中穿插着与最伟大诗歌相称的情人之间的相知和默契。他们仿佛在俄国大地的某处事先用灵魂约好了；他们的联络暗号是“……普希金！”（注：参见茨维塔耶娃《我的普希金》，阿赫玛托娃有关她少女时代居留地——皇村的诗篇，曼德尔什塔姆的《第四散文》以及帕斯捷尔纳克的《人与事》。）他们伫立在旧制度崩溃和革命的乱云飞渡的天空下，彼此用柔情的拳头相碰一下，就四下散去——一场诗歌的接力赛就此开始——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天赋跟二十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凶残无情、最无人性的恶竞赛，看看谁最后战胜对方！他们分成两小组：
两名孩子（天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什塔姆。
两名孩子兼老人（大地）：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
他们都在最佳意义上出色地完成了个人的使命，也完成了最高的抽象意义上的俄罗斯诗歌的使命。四个人的奥秘的钥匙是安娜·阿赫马托娃的《安魂曲》。读罢此诗，整个二十世纪俄国诗歌和阴霾都会在天空散去！一切苦难、罪孽、判决和杀戮的乌云顷刻间都变成了阳光，化作了泪水般的柔情——在曼德尔什塔姆倒下的地方站起了茨维塔耶娃；在茨维塔耶娃倒下的地方站起了阿赫马托娃……然后是《雨霁》——《日瓦戈医生》的作者！
向二十世纪典型的恶，奥·曼德尔什塔姆既代表自己个人，也代表其余三人，代表俄罗斯诗歌传统深厚的良心，以及全人类，举起他手中的剑，作出了最初的、振聋发聩的一击。他是俄国诗歌四人团中的首席小提琴；是一把匕首的闪闪发亮的利刃……他倒在暴风雪中，他的身躯变成一具无名的尸骨，可他手中的诗篇却成了足以刺瞎恶人眼睛的山巅的积雪（夺目的光芒！）在人类中间代代传唱——
仿佛有着什么可怕的预感似的，茨维塔耶娃此时突然结束她在国外长达十七年的流亡生活，从巴黎和布拉格赶回来，匆匆赶赴在她自己祖国的大地上为她铺设的死亡之筵。她从容赴筵，毫无惧色，甚至怀着对她命运不幸的骄傲（“对于你这个疯狂的世界/ 回答只有一个——拒绝。”（注：茨维塔耶娃：《献给捷克的诗篇》，1939年。））。她在中亚距曼德尔什塔姆逝去不远的一个地方：叶拉布加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仿佛决意要以此方式去陪伴已先她一步而到了冥界的少年伙伴；仿佛她在临终前一分钟的幻觉中看到了曼德尔什塔姆在天空中孤零零的身影。她自行结果了已深深勒索进自己脖子上的这个时代；四人中间只有她一个人是以激烈的自杀方式告终的；只有她一个人真正在诗歌的修辞学中运用了句号——这是多么动人心魂、光芒夺目的句号！她用它来标示下了二十世纪最深刻、最惊心骇俗的诗句之一：
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
马林娜·茨维塔耶娃在行尸走肉般的人群中兀自愤然地举行自己的葬礼。这葬礼，这愤世的方式像一把暗夜中的火炬。到他们两个，仿佛既是情人，也是一对兄妹般倒下之际，二十世纪俄国诗歌的成就与业绩已经是十分骄人的了；如同绚丽的朝霞照亮了半边天空——至此，俄罗斯诗歌的广漠雪原仍是纯净、纯洁的，因为那上面只有清晨的麋鹿足迹般的两名孩子的尸体。这里只有清晨——无边的大森林中的晨曦——而没有黄昏；这里只有初醒之人甜蜜轻柔的呼吸、在黎明前夕独处的苦痛——而没有悲惨悠长的白天。似乎，大地可以以诗人孩子气的存在和消亡方式宽宥其他的世人——又好像，一桩桩更具体骇人的罪行再没人清算……但是不！以四人接力赛的跑道的第三圈走来了我们在这个不幸年代里的共同的圣母：安娜·阿赫马托娃。她毫不犹豫，或者说早已——再一次高举起——从茨维塔耶娃手里接过的诗歌的火炬，在齐胸高的淤血和累累伤痕中向我们迎面飞奔而来。女友、丈夫、亲朋、孩子先后惨遭迫害的厄运都不曾使她那颗亘古以来最顽强的母亲和恋人之心停止搏动——是的，俄国诗歌内在的崇高美德之一是不畏强暴！——不仅不会停止，而且在灾难的最深处、人们的命运需要体恤哀悼之时，她写出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纯真的诗歌弥撒曲，一阙俄国心灵和世界的大合唱——《安魂曲》：
不，不是在异国他乡的天底下，
也不是在他人的卵翼之下，
在我的人民蒙受不幸的地方，
我与我的人民同在。
（《安魂曲·题诗》）
在这样的音乐里，生者与死者，敌人和朋友、受难者与刽子手……都已在谅解和宽宥的泪水中抱作一团。因为
所有亲爱的人的灵魂都在高高的星空上
多好啊，没有朋友可失去，
而且可以哭泣……从昔日的沉思中苏醒
我的幽灵默默地迎我走来——
诗歌固执地作出抉择，并且要在四人中间挑选就体格而言也许最羸弱者，要求他（她），命令他（她），恳求他（她）活下去，活得长久——至少活到苦难年代的尽头，以便在时间岁月的暗无天日中保留下一双诗歌最锐利的眼睛，得以在数不清的苦难的、遭了厄运的心灵上空布下一张敏感多思的诗歌清晰的视网膜。在二十世纪的俄国，这张视网膜最珍贵的主人之一就是安娜·阿赫马托娃——这是一张从未被真正撕裂、有着坚强神经的诗歌眼膜，它流泪、惊恐、乞求、害怕、失眠……但却从未有过片刻的躲避。
以诗歌为自己的时代，也即为人类的将来和过去作证，这本身就包含有某种超乎单纯的美学之上、超乎于语言范畴或写作文本的伦理和道德上的要求。起先，它是一个道德文本，慢慢地从中诞生出它的诗句。至少，从诗歌的遗传学上来看，它的内涵更加深奥，面积也更为深广。它要求某种超越于一般艺术家存在之上的更高存在的品质。它所提供给人们的是沉思中的沉思、柔情中的柔情、受难中的受难。诗人，或艺术家必须要有双倍不幸的品质，或者，双倍梦想的勇气，才可能略略感知并忠实于自己的使命。对于像阿赫马托娃这样被称为“现代萨福”的诗人，她的最高使命已经早已不是写作，而是如何在艰难时世中活下去——生活！
正是在这一点上，阿赫马托娃成功而令人悲哀地（对于诗歌则为幸事）脱离了自己的孩提和少女时代（多么如花似玉的美丽往昔……）。她的发髻里慢慢地一点一点有了白发，因为朋友和亲人的血在雪地上流，在破晓时分发黑。她有了白发。诗人的灵魂有了白发、皱纹、无尽的沉思和叹息：“又临近了奠祭的时辰／我看见、听见，我感觉到你们出现……”或者早期的诗句：“忧愁似一道不灭的光／照在我的生活中……”从此俄罗斯诗歌真正有了一位严肃端庄的老人，而且是位女性——在最无生机的时代里罕见的生机；在扼杀人性的时代里如此温婉缱绻的人性——并且堪与托尔斯泰比肩，真正在诗歌意义上，在人类诗歌的长河里完成了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的怀有一颗孩子般纯真心灵的老人——而且——从前，这名老年妇人是俄国诗歌里最如花似玉的少女、小恋人、小情侣；今天，她成了同样感人至深的自己国家诗歌遗产中最伟大的母亲！必要的话——还是一切母亲的母亲——老祖母；或者说，她从自己身上——一名最雍容秀美的少女身上诞生出了一位最普通平凡的俄罗斯妇女，农妇、村姑或少妇（注：在阿曼达·海达著《阿赫马托娃传》结尾处作者形容了这样“一位不知姓名的俄罗斯妇女，她头戴灰色头巾，身穿棉背心，这样的妇女在俄罗斯有很多很多”。——以作为阿赫马托娃诗歌最终成就的象征。）——诗人乃是自己性命最温柔敦厚的接生员——阿赫马托娃这样描述了她的新生：
我知悉一张张脸怎样凋谢，
眼睑下流露出凄楚惊恐的目光，
苦难怎样将粗砺的楔形文字
一页页刻上面颊……
诗人甚至在苦难中看到自己脸上被岁月刻写上去的作为诗歌的俄语字母。当阿赫马托娃不再年轻，或者说，在年轻中老去时，走来了这场接力赛的最后一名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安魂曲》之后是《生活，我的姐妹！》——他既是《日瓦戈医生》和《雨霁》的主人，也是一首只有三十二行，篇幅短小但内容含量堪与伟大的《安魂曲》媲美的抒情短诗《黎明》的作者！
正如《安魂曲》既是写给那个受难年代的人民和祖国，也是写给曼德尔什塔姆，写给痛苦离世的马林娜那样；帕斯捷尔纳克也以严峻而阔大的散文体《日瓦戈医生》和浅唱低吟，但又意味深长的诗作《黎明》，默默哀悼并向他的两位天才的诗歌朋友致意。死者使活着的诗人口吻变得更加轻微沉痛——几乎连最后一点温存地向生存表达希冀的力气也已丧失殆尽，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被悲伤折磨得全无气力的情况下向大自然中的阳光、雨露、花草、鸟啼转过他孤寂中瘦骨嶙峋的脸——他在灾难年代和暴风骤雨的尽头承受着巨大的孤寂……
在趣的是，在这四人团中，比起其他三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声音是最古典而个性化、最幽独隐秘的，像一把音色沉缓的大提琴，他的生活、诗篇都呈现出一种古老的魅力，在他身上也许有着俄罗斯精神最丰厚的积淀。或者——他是这样一位诗人：除非必要，他从不大声说话。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彬彬有礼，在这个最无礼的时代里体现出一种冷淡而讲究的礼仪。他只为大自然而欢呼，只为尘世间一切最细小无名的事物而激动地流泪。他的个性表现得如此隐蔽；他炽热的情感表面上看去如此节制冷漠，以至于连斯大林都意识到、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上称他是“翱翔在天上的人”，而在一次次绝无人性的浩劫中放过了他，就像在一场大毁灭中放过一只翩飞的白蝴蝶，在焚毁而坍塌的房梁上放过一只小小的燕窠。他那细致、严肃、克制的男子气概帮助他最终登上俄国诗歌荣誉的巅峰：一九五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他气质的深处是另外三位诗人、乃至更多的前辈诗人良好修养的影子。某种程度上，他既代表伟大的普希金，也代表四人团中悲惨命运的其他三位诗人而荣获此奖，因此当年的政府迫使他拒绝此项奖项是令他万分痛苦的，是对他这样一颗优雅而高傲心灵的灭顶之灾……虽然这样，他仍旧代表他的兄弟姐妹们成功地跑完了余下的路程，冲刺到了二十世纪人类最黑暗而光荣的诗歌跑道尽头——而在风雨如晦、灾难连年的世纪里，他以难以想象的从容平静、克制的诗歌口吻和独特的篇幅，摘取了既属于他的伙伴们，但首先是属于他自己的缪斯桂冠：
透过昔日的变迁，
透过饥寒和连年的战争，
我默默地认识了
俄罗斯独一无二的特征
（《在早班火车上》）
好像我也在他们中间，
我的感觉和一切相似，
雪融化，我也在融化，
早晨阴沉，我也阴沉。
（《黎明》）
以及：
晨风吹得路灯轻轻颤抖，
像是一只只薄绸蝴蝶，
我轻轻对你说的话儿，
多么像沉睡的远方！
（《白夜》）（注：文中所引帕斯捷尔纳克诗句参见吴笛、力冈所译《含泪的圆舞曲》。）
诗人严格地允许自己运用最大限度的动词形容词，不过是“默默”和相同反复的“轻轻”……在这些动词，以及其他诸如“好像”、“颤抖”一类修辞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种灵魂致命的风度，一种永不屈服的真正意义上的优雅和铮铮铁汉式的柔情——一种从不示人、克制着的勇气和远远、但是细致入微观察着发生在大地上，在诗人周围一切灾祸与事件时的平静的呼吸。什么样的统计学可以告诉我们：这一在灾祸面前平静的呼吸，曾经拯救了多少被灾祸本身毁灭掉的心灵？多少人在这些从容诗句里得到了休息，重又恢复做人的、活下去的自信？多少古代俄罗斯的勇气和血液，沉淀在这一被称之为“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平静里？
另一方面，说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平静，也就是说诗人曼德尔什塔姆平静。换句话讲：当我们纯粹从诗歌的特性出发，评价到曼德尔什塔姆，或者茨维塔耶娃声音的果敢决绝，我们实际上也赞美了帕斯捷尔纳克诗中的这一特色。因为同样的品质（果敢决绝）贯穿在他们四个人作品的精神世界里，不同的只是被称之为肉体的凡俗命运。正如我们说到阿赫马托娃的质朴雍容，说到她女性所特有的怜悯慈爱，也可以在另外三名诗人身上尤其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里欣赏到同样的炽热情怀一样——他们四个人有着相同的怀抱。读者进入的是同一个诗歌宽广怀抱的不同的侧面——在这四人团、四诗人中间，文学史上动用任何一个用于评价、首肯和结论式的形容词时，都是在同时评价和形容其他三人，形容一个整体——是人类社会历史中罕见的灾难使他们抱作一团、连成一体——不！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孤立的。他们是天生的孪生姐妹、兄弟，一个辉煌的家庭，一个完整的俄国的青年时代。他们是呼吸和话语相交织的情侣。他们是旋律与节奏相呼应的同一首歌，是同一架二十世纪钢琴上飘逸出的琴声——其和弦音质在形容枯槁的缪斯手指弹奏之下飞扬的黑白琴键上，有着相同的清亮、激越、坚贞。他们是伟大的俄罗斯诗歌同一面容下不同的炽热起伏的呼吸，既是他伶俐的孩童，也是他回忆着的老人；是他的自普希金以来全部的喜悦哀伤，全部的莱蒙托夫的剑、涅克拉索夫河上的薄雾、屠格涅夫的天真、契诃夫或果戈理的捧腹欢笑以及托尔斯泰墓前的鲜花——他们——应该为他们四人矗上同一块墓碑，生者与死者的姓氏一样以A 字母开首——应该写成：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什塔姆……
或者——写成：
安娜马林娜鲍里斯·O
这也许是人类姓氏学本身的一场革命，一大收获，一种壮观的变革。这也许是死者以单数计的世界上最长的姓名——应该把这样一个诗人的姓名刻写在墓碑上（实际上，它已刻写在一切诗歌读者的心中）。在这块墓碑的正面反面，刻写下以同一作者名字相称呼的美丽诗句，作为人类自中世纪，也许自但丁的《神曲》以来最伟大诗歌业绩之一的诗人的墓志铭：
不速之客啊，
请来我这儿吃晚餐——（阿赫马托娃）
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
（茨维塔耶娃）
一日长于百年，
拥抱无休无止。
（帕斯捷尔纳克）
我既是园丁，我又是花朵，
在尘世的牢狱中我永不孤独。（曼德尔什塔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