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学风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荀学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5] 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2)01-0063-10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被尊为至圣先师，孟子和荀子分别在内圣、外王方面发展了儒家学说。近日笔者在读《论语》、《孟子》、《荀子》等儒家经典时发现，孟子和荀子对孔子学说虽然都有所继承和发展，但学风迥然不同。本文试对其学风进行比较并分析其原因。
一
对于孔子所说的话，特别是被收入儒家圣经《论语》中的话，孟子和荀子都多次引用，但二者引用的频率、形式则大为不同。
从引用频率看，《孟子》比《荀子》要高出许多。《孟子》一书仅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多字（注：杨伯峻：《孟子译注·导言》，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1页。），共引用孔子语39次，另外有五次分别出自孟子学生公孙丑、充虞、咸丘蒙、万章和徐子之口，对研究孟子的学风无直接关系，故不统计在这39次之内。在这39次引用中，《尽心下》6次，《公孙丑上》、《滕文公上》各5次，《离娄上》、《离娄下》各4次，《万章上》、《万章下》各3次，《梁惠王上》、《公孙丑下》、《告子上》、《告子下》各2次，《滕文公下》1次。而《荀子》一书比《孟子》篇幅长约数倍，却只引用了31次（注：从《宥坐》篇到《尧问》单记孔子语4次，记录孔子与其学生的谈话12次，与其他人谈话7次，共23次，但这几篇“皆荀卿子弟子所记传杂事”（杨柳桥：《荀子诂译·宥坐》注①）。对研究荀子的学风也无直接关系，所以不作统计。）。在这31次引用中，《劝学》、《大略》各5次，《王霸》、《礼论》各3次，《修身》、《儒效》、《正论》各2次，《不苟》、《致士》、《正论》、《仲尼》、《王制》、《乐论》、《荣辱》、《非十二子》、《君道》各1次。从这一对比来看，《孟子》的引用频率比《荀子》高出数倍。
从引用形式看，《孟子》多是全句直接引用，引用句与原句相同，如在讲为君为臣之时，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也。孔子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在讲到为政者应具有忧患意识、未雨绸缪时，孟子曰：“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微彼桑土，绸缪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乎？’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公孙丑上》）。《孟子》在39次引用中，间接引用只有12次，而直接引用则达27次，直接引用率为69.2%，且多加“孔子曰”等类似的字样，其中“孔子曰”出现了19次，“仲尼曰”出现了3次，承前省“孔子”，只出现“曰”字的有4次，“曾子曰”出现一次（注：为什么将这次“曾子曰”统计在内呢？因为这一“曾子曰”应为“孔子曰”，系孟子引用之误。在《孟子·滕文公下》中滕文公就如何为其父滕定公办丧事派然友去向孟子询问，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句话乃出自孔子之口，《论语·为政》第5章：“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子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虽然也载有曾子关于孝的论述：“故孝之于亲也，生则有义以辅之，死则哀以莅焉，祭祀则莅之以敬，如此，而成于孝子也。”意思相近，但文字出入较大。况且，“《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杨伯峻：《论语译注·序言》），而《大戴礼记》则成书于汉代，故此处的“曾子曰”应为“孔子曰”。）。而《荀子》则多间接引用，或者用自己的话转述孔子的话，如荀子所讲“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不苟》），是孔子所讲“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的转述，同是讲修身之法，荀子不用孔子的原话，而是用自己的话转述。或者引用孔子的原话却不加“孔子曰”等字样，而以自己的口气说出来，如《劝学》篇中讲到学习的目的时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与《论语·宪问》第24章“子曰”句完全相同，但不加“孔子曰”，而是直接安排在行文之中。或者在行文中只摘取孔子原话中对自己有用的一部分，甚或一个词。荀子讲礼时，认为应该注重礼的内涵，即行礼时内心的虔敬之情，而不应注重体现其外在形式的币与财，重末就会伤本。他说：“《聘礼志》曰：‘币厚，则伤德。财侈，则殄礼。’‘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荀子·大略》）其中“礼云”句乃是孔子讲礼乐的一部分，《论语·阳货》第11章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如，“过犹不及”一词是孔子论其弟子师与商时所用之语：“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孔子认为中庸乃至道，过与不及都偏离了中道，在失中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说“过犹不及”。荀子在讲君主治国的要与详时便取了“过犹不及”一词，“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察明，又务见幽；既能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荀子·王霸》）有时甚至对其内容进行改造，如“无敌于天下”本是孔子讲仁的力量时所用，但荀子则用来讲天子势位的至尊性，“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荀子·正论》）。《荀子》在31次引用中，间接引用达24次，直接引用则仅有7次，出现“孔子曰”6次，出现“子谓”1次，直接引用率为22.6%。从引用形式上说，《孟子》直接引用的比率是《荀子》的三倍。
以上所谈是孟荀学风不同的外在表现形式，透过表象我们还可以看出孟荀在学风方面的深层次差异，即孟子重师承，荀子重吸收、运用和发展。
孟子引用孔子的话多用来作论据，或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或用来为自己的做法寻找根据，这样的用法在39次引用中共有29次，占2/3强；对孔子的话直接运用或阐发的仅6次，所占比例小于1/6。而荀子引用孔子的话作论据的仅有5次，所占比例连1/6都不到。较多的则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直接运用或加以发展，这种情况在31次引用中有22次之多，占2/3强。
孟子的重师承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孟子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将孔子的话作为评判、估价事物的标准。滕定公丧，滕文公就如何为其父办丧事派然友向孟子咨询，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有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尝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如前边注文中所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考矣”乃是孔子语，孟子以此作为滕文公应为其父服孝三年的依据。然而滕文公的“父兄百官皆不欲”滕文公不知如何是好，便又派然友去向孟子请教，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于冢宰，
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孟子这段话中的两个依据都是孔子语，明确标明“孔子曰”的不用再说，后一句“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乃来自《论语·颜渊》第19章，亦是孔子原话，孟子便以此为依据使滕文公坚定为其父服孝三年的信心。这件事从头至尾，孟子都是以孔子语作为滕文公如何为其父办丧事的根据。
(2)孟子不仅以孔子的话作为评判生活中行为规范的准则，而且以孔子语来怀疑《书》中记载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尚书·武成》记载关于武王伐纣之事：“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此，血流漂杵。”对于这段记载，孟子颇为怀疑，依据便是孔子所说的“仁不可以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他认为，仁者无敌，其所到之处，不用动兵戈，自会不战而胜，武王乃仁者，为何会导致血流漂杵的情况发生呢？因此提出质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可见孟子信孔子甚于信文献之记载。
(3)孟子把孔子的行为作为自己行动的表率。时人称孟子好辩，孟子便以孔子作《春秋》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为正君臣父子之义，作《春秋》，而不在乎世人如何评说，这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孟子也继承了这一点，认为当时之世，“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孟子·滕文公下》）为了申扬孔子之道，正君臣父子之义，“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不是好辩，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正如孔子作《春秋》，为伸张正道，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说。
荀子对孔子思想的吸收、运用和发展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能够抽象出孔子语的精神实质，以简洁的语言表达出来。如讲到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孔子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荀子在运用时便将其抽象为“居必择乡”四个字，“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
(2)能更为具体地阐发孔子语的内在意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论语》中多次提到，但约而不详。荀子在《儒效》篇中对此作了具体的阐发：“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之情，以相荐撙，以相耻怍，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明确阐明君子并非全能，并不从事如农、贾、工等一些具体的工作，也不从事诡辩、惑乱人心的事情，君子的社会职能乃是谲德定次，量能授官，维护社会秩序，这无疑使君子不器的思想大为丰富。
(3)在对孔子语的运用过程中，加入一些自己思想体系中独具特色的概念，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如讲君臣之道，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荀子曰：“请问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事君，忠顺而不懈。”（《荀子·君道》）荀子不仅讲君要以礼使臣，还讲公正，“均遍而不偏”；不仅讲臣事君要忠，而且将礼放在忠之前，可见荀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了礼。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仁是核心，礼只不过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和仁的外在尺度。由于仁是内在的道德约束，要想用仁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统一天下的目的，在春秋战国那个以力相胜的时代，则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荀子看到了儒学的这一缺陷，只是将仁作为追求的目标，而将礼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荀子的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最高准则，“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使自己的理论比之先前的儒学切实可行，更符合时代的特点。
以上比较说明，孟、荀之学风的确存在较大差异。孟子在涉及孔子言论的地方，师承多，发挥少，而荀子反是。即使二人对孔子同一句话都有发挥的地方，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如孔子曾经感叹光阴奔驰不复返，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孟子和荀子就这一句话都有发挥，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荀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之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将水与君子的德行联系起来，认为君子之德应该像水一样，源源不绝，名与实要相称，而不要无实而逐一时之名。这一阐发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一致。荀子也将水与君子的德行联系起来：“夫水，遍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不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荀子认为，水的品性，类似君子之德，君子之义，君子之道，君子之勇，君子之正直，君子之明察，他连续使用了“义”、“勇”等一系列道德概念。这些道德概念本是孔子已有的，而荀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的时候，却插入了一个“法”的概念，把法家的思想溶入所继承的儒家思想体系之中。孔子一向是反对法治的，而荀子提倡“隆礼崇法”，并将“法”、“正”、“察”作为君子必备的素养提出来，有鲜明的援法入儒的特征，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实质性的改造和发展。
二
同为儒学大师，都自称是孔子的继承人，而学风却如此迥异，原因何在？此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探究。从客观方面来讲：
（一）学术渊源和学术氛围不同。
孟子约生活于公元前385年至公元前304年，即战国中期；荀子约生活于公元前328年至公元前235年，即战国末期。生活时代不同，二人的学术渊源不同，并处于不同的学术氛围之中。从学术渊源来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是他祖父的高足曾参的学生，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指出：“子思之学盖出于曾子。”（《韩昌黎全集》）新近出土的郭店楚简也证实了孟子和子思的学术渊源关系。学者们对发掘的804枚竹简，通过分析归类，整理出18篇作品，分别属于道家和儒家两派。其中儒家著作中的6篇，《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和《六德》，经考证，认为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注：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研究》，载《中国哲学》，第20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郭沂通过对具体思想内容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上述6篇作品中的《天降大常》（注：即《成之闻之》，郭沂认为该篇应命名为《天降大常》，见《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疏证》，《郭店楚简研究》，载《中国哲学》第20辑。）、《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4篇上承子思，下开孟子。故“其作者当为子思之后学，孟子之前辈。”（注：《郭店楚简〈成人闻之〉篇疏证》，《郭店楚简研究》，载《中国哲学》第20辑。）由此可知，由孔子经曾子，到子思及其弟子，再到孟子，这一学脉演进明晰可辨。
关于荀子的师承则无明确记载，他自称是孔子及其门徒子弓的继承人，而事实上，荀子十五岁便游学稷下，当时各家学派学者们的讲授，他都聆听过，可见，他的师承并不像孟子那样单纯，这就造成了他们对儒学的情感和态度的不同。
从他们所处的学术氛围来看，虽然二者都曾在齐稷下学宫讲学，但由于他们所处年代不同，具体的学术氛围也是不同的。战国时期的学术活动中心、位于齐国西门的稷下学宫始创于齐桓公田午时，齐威王时稷下学宫便具相当规模，到齐宣王时，稷下学达到了最高潮，以后又历经齐湣王、襄王两代，直到齐王建初年，稷下之学仍然十分兴旺。孟子分别于齐威王和齐宣王之时两次到齐，在稷下时间约16年。威宣之时，正是百家争鸣轰轰烈烈开展之时，各持一端，争辩不已，特别是当时的显学儒墨两家，为夺得学术正统的地位，争得尤为激烈。孟子为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因而奋身而起，以好辩自许，声言要继禹、周公、孔子之绪，辟杨墨，捍先圣之道，要建立尧舜禹汤文王孔子直至自己的道统，以与墨家及其他各家对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对孔子学说继承的多。而荀子则不然，荀子是在齐湣、襄、建时期，三次居齐，时间长达50年之久。在此之前和在此期间，当时著名的学者如淳于髡、彭蒙、宋钘、尹文、儿说、告子、季真、田骈、接予、慎到、田巴、徐劫、邹奭等人，代表着不同的学派，在这里讲学、争鸣，使稷下成为各种学说交汇的地方，每一学派各有短长，都“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谁也无法在争鸣中取胜，于是由互相争鸣走向相互融合，出现了以道家为主，兼采儒墨的宋钘、尹文学派；引道入法的田骈、慎到学派；引法入道的黄老学派，以及融合各家学说的齐法家，学术融合成为战国末期学术发展的趋势。作为儒家继承人的荀子在这种学术氛围中，也意识到了对儒学改造的必要性。于是将儒家学说作为其理论基石，在吸收、融化的基础上，兼采其它学说，发展了儒学，形成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二）时代主题的变换对学术思想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期，但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整个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因素逐渐衰减，封建因素逐渐成长的时期。春秋末期发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如三桓与鲁公室的斗争、田氏代齐与三家分晋，新兴地主阶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奴隶主旧贵族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这种新旧势力并存的时代特征也必然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创建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儒学便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的仁学对于发现人性，肯定人的价值，瓦解奴隶制度，保护和提高生产力，帮助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他以恢复和维护奴隶制度为最终目标，在其思想中保留有许多旧思想的残余，因而具有保守性和落后性。
战国初期甚至中期的社会性质与春秋末期的社会具有相似的特征，都是新旧势力并存的时期。战国初期变法先驱者的遭遇即表明了新旧势力斗争的激烈性。公元前382年，吴起在楚悼王的支持下主持变法，由于触动了旧贵族的利益，在楚悼王死后，吴起也被旧贵族射杀。公元前356年至公元前350年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也是由于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而在秦孝公去世后被车裂而死。封建势力虽然已经成长起来，但是旧势力仍然很强大。时代特征的相似性使孟子不能摆脱孔子的思想窠臼，表现在学风上必然是继承的多而改造的少。
战国末期，各国都已经完成了变法运动，确立了封建制，新兴封建势力战胜了旧势力而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结束诸侯国的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迫切课题。统一的政治趋势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理论来指导，而儒家思想的两重性及其迂远而阔于事情的特点使之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与之相反，以“法”、“术”为核心的法家思想正在崛起，在现实中日益显示出其理论优势，“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诸子学派也因为吸收法家思想的新鲜血液而获得新生，如黄老学说，在道家思想中融入法家思想，从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汉初时便采用黄老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时代主题的变换和学术思想的变化，使处于时代潮流之中的荀子不能不对儒家学说的命运进行思考，以使之与时代节奏合拍。荀子看到了法家的理论优势，也看到了其劣势，在肯定了秦国的国政之后，说：“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虽然，则有其諰矣。……悬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荀子·强国》）即以法治国虽能取得一时之势，但是却不会长久，原因就在于“殆无儒邪？”（同上）要想长治久安，成王者之业，则必须以儒家思想为根本，于是援法入儒，去除儒家迂阔不切实际的缺点，形成了以礼法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一个人学风的形成不仅与时代有关，也与个人的主观因素密切相关。主观因素是导致孟荀学风不同的最直接的原因。从主观方面讲：
（一）孟、荀对孔子的推崇程度不同。
虽然孟、荀都推崇孔子，但是孔子在孟子心目中的地位，则要比在荀子心目中的地位高得多。《孟子》一书中表示对孔子推崇的地方达十几处之多，而在《荀子》中则只有四处。孟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并借孔子学生之口来称赞孔子，“宰予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也，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同上）将孔子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表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并以未得孔子亲传而深感遗憾：“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荀子也推崇孔子：“若夫，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子不能独蓄，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荀子·非十二子》）虽将孔子放在圣人位子上，但并不唯孔子独尊，只不过将孔子视为圣人之一。对孔子本人态度的不同，直接影响到他们对孔子学说的态度，也就必然导致学风的不同。
（二）学术思想的不同。
《孟子》一书中反映其学术思想的论述不多，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其仅有的几则窥其端倪。孟子主张学习要循规蹈矩，遵循前人的学说，“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孟子·告子上》）学习像射箭、木工一样，都要依据一定的标准，严格要求，不可随意更改，“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孟子·尽心下》），君子亦不会随意改变其师承之说。在这样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其学风必然显出因循保守性。虽然他也强调博学，但只是强调厚积薄发、融会贯通前人的思想，旨在阐释，而不在发展创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孟子·离娄下》）
荀子的学术思想则与孟子大不相同，其书开篇便提出“青取于蓝，而青于蓝；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荀子·劝学》），显出要超越前人的锐不可挡之势。之所以敢于大胆地提出这一主张，就在于他认识到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时代在变，学术也必然会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夫道者，体常而尽变”（《荀子·解蔽》），每一朝代必定会在前朝的基础上发展丰富其统治理论，“若有圣王起，必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正名》）将这一认识论思想运用到学术上，便是博采众家之长，兼收并蓄，但又不能囿于成见，而应该根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孔子仁知且不蔽，故学乱术，足以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举而用之，不蔽于成积也。”（《荀子·解蔽》）荀子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吸收儒家及其他各家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儒学理论。
（三）性格不同。
一个人的学术风格与其性格息息相通，性格的不同使学术风格也显得五彩斑斓。孟、荀性格特征的不同，也必然会影响到其学术风格。
人的性格是后天形成的，是在社会的影响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是一个人的生活经历的反映。其中，家庭教育在一个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孟母的早期教育对孟子性格的形成作用较大。东汉学者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幼被慈母三迁之教。”由墓地附近迁至市场附近，再迁至学校旁边，学宫里书声朗朗，时常可见儒者讲礼仪、祭祀，学生认真习演，受此熏染，孟子“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列女传·母仪传》），孟母遂定居于此。这就自幼培养了孟子对儒学的情感，为以后的学儒、习儒、扬儒埋下了诱因。
孟母的教育不仅培养了孟子对儒学的感情，也使孟子养成了拘守教条、不知变通的性格特征。据《韩诗外传》载：一次邻家杀猪，孟子看到便好奇地问：“东家杀猪何为？”孟母随口答曰：“欲啖汝。”后自悔失言。为培养孟子“言必信”的品格，孟母“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言必信”乃是拘守教条的一种表现，孟母的这种教育必然会影响到孟子性格的形成。
观《孟子》一书，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孟子这一性格特征。虽然孟子也注重权变思想，在一些生活小事上显出其灵活机智，“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但是在思想主张上却显露出拘守教条、不知变通的性格特征。梁惠王的信臣白圭主张二十税一，孟子批评他说：“子之道，貉道也”，“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泉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孟子的理由看似有理，但实际上二者只是形式上的比拟，他不能根据实际民力与政事斟酌定赋税的轻重，随时变通，而拘守尧舜之道以为规矩，未免于守旧之讥。孟子的这一性格特征，直接影响到其学术风格，便是拘谨、重师承而不知根据时代的要求进行变通。
荀子的性格则与孟子大不相同，虽然有关荀子家庭教育及生平的记载不多，但我们观荀子一书，则可以看到一个冷静、理智、务实、审时度变的圣哲形象。荀子不尚空谈，主张实事求是，在认识上，强调认识的结果与事实本身相一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只有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智与能，才是真正的“智”与“能”。在行为实践上，强调从实际出发，行为与事实相当，“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尚贤使能，而等位不遗；折愿禁悍，而刑罚不过。”（《荀子·王制》）德行要和所在的位置相称，能力要和所拥有的官职相当，有功一定要受赏，有罪一定要受罚。对齐桓公的评价最能体现其务实的作风，齐桓公虽然“杀兄夺国”、“般乐奢汰”、“诈邾袭莒”，有许多不符合儒家所倡导的仁义道德要求的行为，但由于其有雄才大略，有决断大事的大智大勇，因而称霸诸侯，功绩显著，荀子对之评价甚高：“夫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然见管仲之能足以论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其仇，遂立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敢其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长少，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其霸也，宜哉！”（《荀子·仲尼》）荀子能从春秋时代以力相胜的时代特点出发，以齐桓公所成成就的功绩为依据，作出肯定其霸业的评价。
荀子不仅在认识上实事求是，而且非常注重实践，强调学习必须付诸实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荀子·儒效》）只有进行实践，才能将间接的知识转化为直接的体验，才能检验出所知的对否，才能在实践中发展所知。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乃是因为其能将所知付诸实践的结果。反对只说在口头而不付诸实践的行为：“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诚必用贤。”（《荀子·致士》）如果用贤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不采取行动，要想使贤者至，不肖者退，无异于南辕北辙，只有付诸实践才会有实际的效果。从务实出发，荀子提出统类多变的主张，“……言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荀子·性恶》），在基本精神不变的情况下，根据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作出相应的发展变化，乃是圣人之智，显出其灵活多变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一性格特征使他能够从时代的特点和要求出发，重新审视儒学，在吸收其长处的基础上，兼采其他各家之长，丰富、发展儒学，使之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以上所论，只是从孟、荀对孔子语的引用这一角度探讨了他们学风的不同，而不是对他们对孔子学说继承发展的评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讲，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孟子从内圣方面发展了孔子的心性学说，荀子强调礼法，从外王方面发展了孔子学说，分别将孔子儒学引向内圣和外王两个发展方向，奠定了儒学发展的两条路线的基础，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