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经济发展的思想尺度——改革开放40年经济哲学演化图示
王 程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蚌埠 233030)
摘 要： 改革开放牵引着中国语境下经济哲学元问题的出场，通过对“何为经济哲学”这个元问题的争论，经济哲学作为“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这一学科性质被学界澄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经济哲学研究打开范畴追问，货币—资本—财富—经济正义等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场域中通过理性地追问被逐一定位，完整地展现出中国社会现代性发育的核心程式。进入新时代以后，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也开始转换，经济哲学话语体系迫切需要与时俱进地创新：首先，应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元素与西方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其次，根据时代的变化，对原有范畴的外延与内涵加以拓展与深化，同时增加金融化、数字化、共享化等新的范畴研究；最后，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为根本任务。
关键词： 经济哲学； 改革开放； 演化图示； 话语体系创新
真正的哲学是浓缩时代精神，直面时代问题的思想精华，这种可贵的品质在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中显得格外突出。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使生产力、生产关系与交往方式发生历史性变革，使当代中国哲学界对于社会存在的追问拥有了极为丰富的经济事实。与此同时，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错综复杂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难题，人们发现，对经济社会的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合理性(事实判断)的揭示，更需要价值和目的性的牵引。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哲学这门学科在中国逐渐兴起，其自身的规定性也在经济社会发展之中不断演化。海德格尔有言：“哲学活动始终是这样一种知：这种知非但不能被弄得合乎时宜，倒要把时代置于自己的准绳之下。”[1]可见，哲学的任务在于以反思的形式为未来的发展提供指南。本文将经济哲学理解为“丈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尺度”，并非将实践隐匿于思想背后，也非用观念量度观念的演变，而是以思的形式追问历史变迁的理性逻辑，运用范畴整理实践材料，捕捉观念与实践之间从张力到耦合的辩证运动，从而发现经济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与肠外营养支持相比，对胰腺癌合并糖尿病患者术后早期实施肠内营养支持，可显著改善患者术后胰岛素耐受情况，促进患者血糖得到更加合理的控制，从而提高患者术后营养状况，促进患者术后快速恢复，应用效果显著。
一、 改革开放牵引经济哲学元问题的出场
所谓元问题，是指这门学科问题域中的最高问题，它的提问方式与解答路径决定着这门学科展开的逻辑空间。因此，元问题是定位这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学科性质、方法论原则等一系列根本属性的坐标。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哲学之所以无法确立，是因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尚未处在由人的现实利益所驱动的逻辑链条中，“计划人”的经济活动在国家观念的支配下运行，欠缺个人经济体验的社会存在无法导致意识的自觉，人群还没有告别黑格尔意义上的“抽象”，经济哲学没有存在的社会现实依据，元问题自然无法提出。当时，和经济相关的哲学研究，主要表现为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它仍然走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通道中。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形式上的反映。”[2]改革开放以后，个人经济生活在市场化改革下开始萌动，一个个鲜活的经济生活体验与伟大的历史实践推动着中国现代性意识的自我觉醒，经济哲学在中国拥有了存在的现实依据与学术背景。
其一，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为经济哲学的启蒙打开了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空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迫切需要打破原有的思想束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确立，实际上说明了价值目标是价值主体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做出的选择，实践的合理性只能由实践活动本身去证明，思想在冲破藩篱的过程中，必须有新的精神能动性加以注入。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使我国社会发生着深刻的社会转型，诸多新问题纷至沓来，旧的政治经济学框架与哲学思维方式已经无法解释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更无法达致马克思意义上的“改变世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牵引，呼唤着一种新的学科话语的到来。
其二，经济的繁荣与学科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反差，促使学科交叉融合，为经济哲学的诞生提供了学术襁褓。所谓学科的贫困，通常是指“哲学的贫困”与“经济学的贫困”。改革开放以前，前苏联式的哲学体系统治着所有学科的意识形态，这种以自然物质为本体所架构出的世界观，实际上还没有超越康德时代以前人的认知能力，物质—运动—普遍联系成为哲学思维的唯一通道，哲学研究成为沉湎于概念推演和对马列经典文本引文摘句的机械活动，失去了作为“智慧之学”的思想穿透力，无法对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作出思辨的解答，反思与批判精神丧失殆尽。哲学若想在全新历史时代再度启蒙，必须把自己的规定性扎根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借助与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联盟，求解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逻辑，获得自身发展的养分。
其二，生产力的进步引领哲学和经济学双重革命，既为新时代经济哲学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思想明证，也鞭策着中国学术界用新的范畴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体现新时代的中国精神。首先，在哲学领域，传统的形而上学逐渐退居时代幕后，后现代主义哲学、英美分析哲学开始成为新的热点。哲学的转向表明，人类在经历了以主体性资本为核心范畴的经济增长之后，人类更为注重技术与自由之间的张力问题，尤其是通过实践形式构造哲学的倾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其次，与哲学的转向相对应的是，经济学界开始将“非经济人假设”作为重大的时代命题加以研究。虽然凯恩斯在20世纪初就曾提出：“古典理论所假设的特殊情况的属性恰恰不能代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经济社会所含有的属性……它的教言会把人们引入歧途，而且会导致出灾难性后果。”[22]但他并没有解决价值因素如何具体引入经济学分析的问题。到了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塞勒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在经济学假设中引入了对公平和正义的关切，并将之视为引发经济动机的重要变量，这表明经济学已经开始向追求人类幸福、关心人性发展的价值判断回归。哲学与经济学的时代演化，为经济哲学提供了新的思维工具，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将制度因素融入这些思维工具，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接地气”的理论话语，是中国经济哲学体现自身特殊性的重要标志。
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则是对经济发展、思想进步与学说体系演进之间的双重追问，在此基础上，刻画出社会进步的整体性逻辑。那么，处在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哲学话语体系创新何以可能？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二，围绕着经济哲学的本体论争论，经济哲学的方法论在当时也颇受人们关注。著名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指出，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国内经济学界也普遍认为，经济哲学方法论其实就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代名词。实际上，这种方法论是英法启蒙时代的产物，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抽象，建立起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它存在于经济学的两端，上端体现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端体现为对经验事实的逻辑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在李嘉图时代得到了具体的升华，形成了真正的科学抽象，即从分散的各种现象中吸收最本质的东西，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体系都从属于一种基本的演绎范式。边际革命以后，数学模型的广泛运用，使这种方法论更为理性化和科学化，而所谓的经济哲学方法论，就是在系统梳理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将这些方法重新编目排序，抽象总结，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的方法论体系，包括假设演绎模型、证伪原理、库恩的实证科学方法等都是这种方法论的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并没有受到哲学界的认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为经济哲学方法论研究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学者普遍认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经济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该方法所内涵的“存在之链”，与人类当下现实的历史创造性活动的精神反思工具紧密关联，它并不是表象的质料或任何物性化存在本身，而是在人对自然的对象化生产关系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关系中建构出的历史性生活世界的一种“构镜”，经济哲学运用范畴对这种世界构镜的有序性进行深度反思，因此，这种方法论体现为扎根于具体的社会存在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具有普遍特质的真理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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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涉及元问题的第三个层次是关于经济哲学的价值层面的研究。面对经济学界愈发理性化的研究趋势，学界普遍要求恢复经济学的哲学向度，在经济学研究中重视“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哲学作为一种综合性交叉学科，应当将价值判断居于首位，经济哲学其实就是关于经济伦理的再度抽象。毕竟，从古希腊时期到现代性发育以前，经济学一直从属于道德哲学，即使在《国富论》中，从伦理学到经济学的演化路向也十分明显。阿玛蒂亚·森曾指出：“有两个中心问题尤为根本：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成就的判断。”[7]因此，当代经济哲学的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重建经济学的伦理范畴，这些伦理范畴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一是经济发展与“人是目的”之间的关系；二是财富增长与分配正义的关系；三是经济规则与契约伦理的关系；四是经济发展与生态伦理的关系；五是经济组织行为与制度伦理的关系。因此，经济哲学还与心理学、人类学、组织行为学、管理学等学科具有密切的联系。
经济哲学元问题争论的背后，反映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在当时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思想状态。首先，经济活动的不断丰富使人们萌发了对社会经济本质的探索兴趣，但是，在历史转折时期人们对于经济社会的认知态度却无法步调一致，正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言，在一个正在发生剧烈转折的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思想意识分裂发生在行为、情感和生活的各种领域[8]，作为经济生活的高度抽象，经济哲学元问题本身的争议，正是这种现实经济生活的剧变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它背后隐藏的是人在历史转折时期精神不断追求上升的冲动。其次，实践的发展推动学科板块的地震，作为在中国新兴的学科，经济哲学无论在经验质料还是学科支援方面获得的支持都尚未成熟，作为经济哲学元问题争论的背后，折射出诸多学科需要重新调整外延与内涵的迫切需求。最后，争论唤醒了经济学与哲学的联姻，争论本身所体现的正是改革伊始两大学科缺乏理解与互动的尴尬境遇。因此，争论将两个学科理论研究的“危机”展现在人们面前，通过争论，两大学科开始直接对话，携手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大智慧”，成为深度影响当代中国学术走向的历史事件。时至今日，关于“何为经济哲学”的争论已逐渐平息，实践的快速发展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活动中不断涌现出的新范畴，经济哲学研究也从抽象走向具体，有学者提出，经济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有着相同的理论视域与价值目标，其本质是“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9]，它既是一种思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更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论追问。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经济哲学打开范畴追问
谷祺教授所著的《工业企业成本计划》（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成本计划理论与方法的专著。书中介绍了成本计划的一般原理，剖析了传统计划方法的弊端，并提出了成本计划具有适应性等观点，对当时的成本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对货币范畴的深度反思。在现代性发育的过程中，现代货币(信用货币)成为人类告别偶然性，走向普遍性的重要范畴，它是人类从狭隘笨拙的实物交换走向自由通约的重要中介，给人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自由空间，西美尔指出：“货币哲学的意义是：它在实践世界中代表所有存在的公式的最可靠的图像和最清晰的体现，据此，事物通过彼此得到了它们的意义，并且它们的存在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被确定了。”[11]同时，货币也是拜物教产生的根源，作为商品价值的实现形式，货币成为商品形成和流通的两次投影，货币幻象成为现代性社会的真实写照，对人类心灵的深度异化的分析，离不开对货币这个范畴的追问。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育，使中国社会必须直面货币这个问题，货币范畴本身包含了诸多需要中国理论界化解的难题，比如，社会主义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道德与利益的张力问题等，都需要对货币范畴加以反思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经过思想交锋，人们普遍认识到，货币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的符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的完整意义体现为以下三个向度：一是货币化生活世界的降临，是市场经济发育到来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以货币为尺度，重估一切价值，包括雇佣劳动等现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具备历史合理性，“衡量经济市场化的最重要指标，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12]。社会的发育不是靠抽象的信仰驱动，而是转向现实的经济利益；二是货币经济的深度发展，需要理性化的矫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打开，一度使货币成为呼风唤雨的潘多拉魔盒，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使货币成为国际经济往来的重要枢纽，货币的开放性、安全性、虚拟化等问题需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深度拓进；三是社会主义下的货币观念需要向人的本质回归。在利用货币激活市场创造力的同时，不能忘记马克思货币拜物教批判的深刻洞见。因此，需要以经济哲学的视角反思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的宏大变革，洞悉人类生存方式，促进货币经济向“人的社会本质”复归。总之，对货币范畴的探讨打开了经济哲学的范畴追问，正如莱布尼茨的“单子”，货币折射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的变迁、经济利益的变革、实践的变化和价值观的改变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运动过程。
所谓话语体系，是指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系统的外在表达方式。话语体系的创新并不意味着原有问题域的全部退场，事实证明，在话语体系的创新过程中，一些范畴在新的话语体系中仍然存在，但是获得了新的内涵，同时，时代的发展又产生了诸多的新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的话语体系。
由资本范畴转向财富范畴的研究，表明经济哲学的视野从“物”的文本逻辑向“人”的文本逻辑转变，“财富”是沟通资本与人的价值之间重要的经济范畴，黑格尔认为，财富是“一切人相互依赖的全面交织所含有的必然性”[15]。马克思更为鲜明地指出：“财富的本质就在于财富主体的存在。”[16]可见，财富作为人的活动的物化形式，应当以人的需要与满足为判断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经过一段高速推进之后，“以人为本”的价值判断成为理性追问的重要话题，正如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开篇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愈高，人们对于物的真实本质和固有性质研究愈深，则真实财货的数目愈大，而虚拟财货的数目就愈小。”[17]对财富的追问不但反映出中国现代性发育的轨迹，更体现出经济哲学思辨逻辑的上升趋势。首先，经济哲学对财富范畴的剖析，既来源于物之本体，又超越了“物”的范围，人的精神、道德、知识、情感、社会关系不再是因为它们对经济增长有所促进而具有财富意义，相反，它们作为财富的意义在于其自身具有不可替代的属人价值，因而，财富范畴所涉猎的领域不断扩大。其次，当代社会之所以出现财富幻象，是因为人们背离了财富的物质实体性构成、忽视了财富生成的社会历史关系、割弃了财富的人性内涵，而在主观意识上通过直觉、想象和意念等路径所形成的意向性存在。最后，在知识经济背景下，财富的生成机制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知识的高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财富生成时空原理，即由传统的财富生成长时段路径、地域性特征向财富生成的瞬间性路径、弹性积累和跨区域流动转化。尤其是虚拟经济借助信息技术，把社会资本高度有效地加以集中，财富生成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财富增长很大程度上不再依赖于传统的物质生产要素，而是转向创意、发明等新的生产样态对财富生成路径的开辟。总之，对财富范畴的研讨，表明经济哲学率先引出了人民财富论的观念，即社会主义财富观要和创造财富的主体——人民群众相挂钩，哲学的预见功能深刻启示了未来中国发展观念中的人民共享财富观。
由于财富启动了私向化的概念，其生成与“剩余”和“占有”密切相关，因而，经济正义成为当代经济哲学关注的重要范畴。涛慕斯·博格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对财富的不正当追求扭曲了正义的观念，“它把善理解为幸福或者理解为合理欲望之满足。这样一来，制度的正义就会过分依赖于当时恰好占支配地位的欲望”[18]，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通过大数据分析表明，资本市场愈完善，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就愈大，两极分化就愈发严重[19]。可见，经济正义的诉求恰恰反映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因为诉求本身显示出一种试图矫正市场经济消极后果的努力。尤其在市场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规制两极分化趋势的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平等的价值取向，需要经济哲学的智慧加以解答。首先，经济正义具有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张力，经济正义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制度性安排的道德属性范畴，它既规范着社会交往中的原则，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正义并非追求绝对平等，鼓励个人创造仍然居于首位，在这个前提下，正义主要体现为通过公有制经济基础调节贫富差距，守住人民生活的底线，在此方面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其次，经济正义也会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历史发展表明，人们对自己劳动的付出在分配机制中获得相应收益的经济权利诉求，本身就是受制度和心理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因此，经济正义本身包含着历史、国别、民族性格、经济生活水平、道德传统等诸多因素，如果拿一种正义标准量度不同国家经济正义的水平，是一种乌托邦的做法。最后，经济正义不仅是中国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中审视全球经济正义问题。21世纪以来，资本金融的高度发达，使资本逻辑在当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大卫·哈维[20]指出：资本的寄生形态不但没有消失，反而以空间生产的形式再度崛起，全球范围内财富分配状况仍在恶化，21世纪中国资本制度的创新，需要以“和合”理念为核心的中国精神与中国资本相结合，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同时，带动世界发展从经济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
“过去一年我们做了即时配送的模式，‘京瞬达’通过实时的快递网络，联动达达网络，对生鲜产品和超市的产品进行送达。2017年我们升级了‘京准达’服务，预约商品送达时间精准至1小时甚至是30分钟。”王振辉表示，目前我们既有分钟级的送达，又有小时级的送达，也有当日达的方式，最终使京东物流做到信誉度高又快捷高效，这也是京东物流一直秉承的竞争定位。今后我们还会挖掘新的场景，比如汽车零部件、汽车维修，如何通过快速的网络送达，让汽车行业的物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通过对经济哲学发展图示的刻画，在现实的学术发展历程中，并非完全的线性排列，在某些方面具有共时性的研究特征。总之，经济哲学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获得了丰富的感性素材，哲学观照现实的功能不断加强，深刻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在经济生活领域的文化自信与自觉。
三、 新时代的到来与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
从货币范畴向资本范畴的转换，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哲学研究视野的一次重要演进。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3]资本不仅是打开现代社会的总钥匙，也是市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前苏联模式的束缚，理论界一直把资本视为社会主义的大敌，将之置于完全对立的层面进行批判。改革开放以后，经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人们发现，无论是对经济发展还是社会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资本这个现代社会的核心范畴，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资本的逻辑在中国大地展开，资本新形态在消解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社会结构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两极分化[14]，这些难题引发了经济哲学对资本的问题展开深度剖析，这里主要存在三对需要厘清的关系：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资本的作用如何勾连？二是资本逻辑的推动效应和负面影响如何考量？三是各类资本的性质如何定义？围绕着这些问题，学界不但对当代资本主义病理进行了诊断，而且更加注重对中国资本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其一，21世纪资本形态有了新的变化，金融资本的高度发达，使资本分割剩余价值的手段更为便捷与隐蔽，但是，资本追问剩余的秉性没有变，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没有变，资本主体间的相互竞争与对立没有变，《资本论》的逻辑预设与批判框架在当代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属于人类社会第二形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需要资本在阳光下最优化运行，资本的发展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助推器，以各类资本为纽带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于资本的价值判断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区别。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为主体，其手段与目的都是追求资本增值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是追求人的发展的最大化，资本是这个目的的手段；其四，资本的二重性导致资本逻辑的负面效应在所难免，社会主义制度需要运用制度优势导控、规则资本的负面影响，不断强化资本的经济助推作用，弱化资本对人民利益和生态环境的侵犯。对资本范畴的探讨，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准备与学术积淀。
其一，新的生产工具、资本形态以及生产要素催生生产力的革命性变革，为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存在依据。一是互联网技术开始成为生产力中的核心要素之一，网络经济消融了国别界线，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链条完全国际化；二是智能化革命将重新书写工业版图。“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将满足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构建以智能制造为根本特征的新型制造体系已在全球国家普遍出现。”[21]同时，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向智能制造方向延展，人与机器的关系将被重新书写；三是运输途径进一步发达，使世界贸易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高铁经济、空港经济等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始呈现；四是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的突破性进展，使人类更为清晰理性地审视自身的存在，从“个体”到“单体”的转变，需要新的人性标准与价值观加以考量和引领；五是能源技术的进步带来生产与消费的再次革命，传统的产业价值链受到严峻挑战，研发、生产、流通、消费环节的直接对接，使原先的线性产业链成为相互贯通的立体性结构，新的社交生态系统正在生成。生产方式的变革使经济社会出现了一大批新的经济范畴，这些范畴亟待运用新的话语体系加以分析研究。
第一，是对经济哲学本体层面的探究。罗宾逊夫人曾在《经济哲学》开篇指出，经济哲学是研究经济学形而上学背后的道德问题[3]。苏兰伊·翁格尔则认为：“经济哲学是对包含所有社会科学的实际制度的审查。只有当经济理论处于这种考察的范围之内时，它才需要被考察。”[4]可见，西方对于经济哲学的理解，大体呈现出两种路径，罗宾逊夫人注重经济学背后的伦理价值元素与道德追求，而翁格尔则更倾向于经济制度方法论的考察。当经济哲学在中国起步时，同样面临这样的困惑，在“何为经济哲学”这个元问题面前，国内理论界围绕经济哲学到底是“economic philosophy”还是“philosophy of economics”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前者认为，经济哲学是哲学对经济世界的理性追问，所谓经济世界，一是以经济为取向的市场行为和活动的总和，二是“世界3”存在的理论经济学[5]。因此，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经济活动以及运动过程，它的研究出发点是完整的生活世界中的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经济哲学应当属于结构性跨学科；后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主要体现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学哲学在西方通常就是经济学方法论或经济学认识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6]，这种观点表明，经济哲学应当作为经济学的前提出场，它是对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意义、基本范畴、经济现象等经济学说体系的哲学阐释。因此，经济哲学的学科属性应当定位为线性跨学科。
从思想史上看，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总是跟着哲学的转向而不断向前推进，例如，从古代哲学到现代哲学，体现为从“沉思”向“实践”的转变，这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催生了古典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古代哲学的“事物”被构想为“自在”的整体性存在，思想对事物的把握方法在于“静观”。主体性思维对于对象的构造起主要作用，哲学的理论性开始从属于实践性。这恰恰是古代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两种话语体系的高度抽象，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论经济学》中对于财富问题的讨论，主要体现为罗列大量的经济事实，缺少实质性的分析评价，这说明古代经济学在“静观”哲学的指导下，仍把经济范畴当做感性的直观存在来把握。资本主义萌发以后，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确立勾连着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诞生，完整地显现出“人”对于经济世界主动构造的强大能力，在此基础之上生成了以“资源的稀缺性”、“货币中立”、“均衡思想”和“理想化的假设”四个核心特征的经济学话语体系。
基于上述两大背景，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应运而生并显现出自身的特征，这些特征明显地体现在对“何为经济哲学？”这个元问题的解答路径中，它主要关涉三个层面。
亚里士多德把“范畴篇”置于《工具论》之首，意味着范畴是人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马克思是自觉地运用范畴的运动揭示经济规律的第一人，在马克思看来，对经济范畴的考察应当从其具体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向度展开，也就是要揭示经济范畴的物质内容在具体条件下的同一性和连贯性，以及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中同一范畴所反映的不同社会形式。而罗宾逊夫人的著作《经济哲学》中的各个篇目，也是由经济范畴所构成，诸如“价值”、“效用”、“发展”、“欠发展”、“游戏规则”等范畴，正是当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当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21世纪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经济利益格局深度改变，人们对效率和公平的主观偏好、对社会发展的价值选择以及对生存状态的重新认识，推动经济哲学研究从元问题的争论走向对重大的现实问题的探索，正如克罗齐所言：“哲学，由于已处在新的关系中，只能必然是历史学的方法论环节，即对构成历史判断的范畴的解释。”[10]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范畴群构成了经济哲学研究新的问题域。
其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需要经济哲学为“中国话语权”提供智力支持。作为一种交叉性较强的哲学形态，经济哲学也体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功能。“对现实问题的剖析，既关系到当前问题的解决思路，也关乎未来方向的历史抉择。”[23]可见，话语体系之争意味着主义之争和道路之争。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没有独立自主的话语权，永远无法实现民族的真正觉醒，哲学如果缺乏具有民族观念和发展模式的意识形态话语，就难以产生强大的民族认同感。因此，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事业中，经济哲学也必须跟随时代的要求，为新时代中国话语权提供支持。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经济哲学话语体系创新的三个维度。
为保证折页机构的工作精度，折页机构的运动副间隙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同时，折页机构的速度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下，可以忽略销轴与套圈间的碰撞，认为销轴与套圈始终保持接触.
其一，在坚持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吸纳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元素与西方最先进的学术成果，将当代中国叙事从“照着说”转变为“接着说”和“重新说”。首先，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时代的经济哲学话语体系创新中必须起指导作用。唯物史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和彻底的辩证法。就唯物史观对经济哲学的指导意义而言，它体现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这种精神能够根据时代的变迁对问题意识、历史意识进行时空检验，从而引领经济哲学的前提、方法不断去伪存真，通过反思达到真理域。其次，新时代经济哲学的话语体系创新，必须注入民族精神。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经济哲学的研究方法虽然有所创新，但是还没有完全摆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范式，所谓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价值论等诸多视角，仍然是西方哲学所架构的话语体系，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先驱赫尔德曾指出：“民族是一特定文化的承载者，文化维系着它的所有成员；它的成员若脱离文化而孤立出来，必然陷入极度的贫困中。”[24]可见，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如果脱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髓，只会成为没有灵魂的空中楼阁。中国经济哲学作为民族自省的一种方式，必须代表一个民族对自身的理解程度，因此，如何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融入经济哲学话语体系，是新时代经济哲学研究新的理论突破点；再次，正确对待西方最先进的理论成果，坚持唯物主义指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并不等于完全拒斥西方。正如马克思当年撰写《资本论》所运用的是19世纪最先进的哲学与经济学原理一样，新时代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也必须整合运用当代最先进的智力资源，避免沉醉于幽静孤闭的自我直观中。
其二，根据时代的发展，对原有的范畴的外延与内涵加以拓展和深化并增加新的范畴研究。当社会历史条件发生转变时，对范畴的理解应跟随历史的变迁与时俱进的加以推进。一直以来，经济哲学研究以货币、资本、财富、经济正义为核心范畴，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的实践场域，取得一系列丰富成果。但如上文所述，新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与交往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些范畴本身所具有的外延与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这些范畴相勾连的存在环境也在日新月异的变革中，因此，必须在原有范畴的研究中，融入新的范畴体系。笔者提出，在话语体系创新的过程中，应重点考察金融化、数字化和共享化这三个范畴的意义。首先，资本金融化虽然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是它在数字化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形式，数字化与金融化呈现出整体性融合的特征。尤其是区块链革命的到来，使去中心化、自治性、智能化合约成为资本金融最新的运行方式，将解放和加速经济体系的重建，并且解决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25]。在这一背景下，资本、金融、数字化已经成为新的范畴链，需要新的话语体系加以解答；其次，由此带来的“金融内化”、“数字内化”，导致人类生命存在形式发生转变，资本主体的定位已处在异质多元化的维度，作为“单体”的个人，通过符号化的操作，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在各种不确定性维度中找到获利的空间，人类如何在金融化、数字化的世界中追求自由的存在，这是一个达致人类心智进化的精神现象学问题；最后，金融化、数字化所带来的财富范畴效应呈现出“共享化”特征，一方面，资本在追求剩余的过程中，通过共享的方式不断接力洗盘，创造新的寄生空间；另一方面，广大用户通过共享，感受到了财富效应的满足，那么，如何从制度安排上规制共享经济的负面效应，体现新时代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判断，激发人民在共享中的创造力，从经济理性上升到政治理性之后，再升华为人的自由理性，需要经济哲学进一步加以研究。
其三，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需要以鲜明的问题意识为导向。作为调节社会发展的隐性手段，哲学的作用在于通过观念的反思引导社会不断地追求“善”的升华，经济哲学作为丈量经济发展的思想尺度，其理论价值正是体现在经济理念的演化与提升。因此，问题导向既是经济哲学的生命线，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更是哲学社会科学保持强大生命活力的根本途径，“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26]。经济哲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本身就是为了回应时代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解决时代重大问题中，才能达到对固有的理论范式和经济范畴摧陷廓清、全面升华的效果。在新时代条件下，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社会化与私向化的关系、市场经济与法的关系、中国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已呈现出新的变化，如何回应这些时代赋予理论工作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把握时代脉搏、顺应时代要求、回应时代呼唤，使经济哲学的研究话语始终处于历史进步的前沿阵地中。
本工程拟选用“三航拖4007”作为此次拖航任务的主拖轮，其设计推进力为53t。拖航半潜驳的动力按照拖轮总拖力的70%为拖航功来计算，则有F拖=53×0.7=37.1t大于R总2=31.75t，其拖力满足本次拖航任务的要求。
我国特色农产品的英语翻译以直译为主，其中超过九成的农产品翻译使用汉语拼音代替，仅有几个单词具有实际意义。以乐山著名特色农产品——哈哥兔肉干为例，商家多将其翻译成“TuRouGan”；峨眉糕的英语翻译多为“E Mei Gao”。这种翻译实际上不能起到很好的解释作用，反而会使外国游客在购买时更加困惑，不能理解该特色农产品的制作材料、制作特色、口感等。因此，由于特色农产品在英语标准化翻译中存在过多直译现象，导致很多外国游客并不能通过当地特色农产品了解区域文化特色、内涵与风俗习惯，难以发挥特色农产品的文化传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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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iteria of Thought to Measur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 Graph Representation of Economic Philosophy Evolution During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ang Cheng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China)
Abstract ： Reform and opening up lead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meta-question of economic philosophy in Chinese context.Through the debate on the meta-question of “What is economic philosophy”,the subject natur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that is “to pursue the accomplishment of economic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was clarified by the academic circles. As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established and promoted the study of economic philosophy, currency, capital, wealth and economic justice, these definitions are positioned one by one through rational questioning in the field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practice, which completely shows the cor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society. After entering a new era, the production mode has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The research horizons of philosophy and economics have also begun to change.Thus economic philosophy discourse system urgently needs to innovate with the times. First of all, under the guidance of adhering to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e should absorb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ical elements and the most advanced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the West.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we need to expand and deepen the extension and connotation of the original category,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increase the new category research such as financialization, digitization and sharing. Finally, the innova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needs to be guided by a clear problem consciousness and focused on solving major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Keywords : economic philosophy； reform and opening up； graph representation of evolution； discourse system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4339(2019)03-242-08
收稿日期： 2018-08-03.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资助项目(AHSKQ2018D38).
作者简介： 王 程(1981— )，男，博士，副教授.
通讯作者： 王 程，437130405@qq.com.
标签：经济哲学论文; 改革开放论文; 演化图示论文; 话语体系创新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