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分析的基础：技术关系还是社会关系——对西方主流新古典理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经济分析论文,主流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古典理论的基础是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相对价格理论，即资源配置可以通过表示要素稀缺性和人们偏好的相对价格进行而达到最优，但在这个理论中，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意义的总量以及总量之间的关系。国民收入核算体系的统计变量完全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即人们为了获取纯粹的价值符号——货币而进行的竞争或游戏，如马克思所表明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实现“按比例分配劳动”或资源配置的一种特殊的方式，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以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竞争。经济学所要研究和解释的主要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关系，而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下的竞争规则和运行规律，并通过修改竞争规则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转化为游戏，从而实现人类的文明，新古典理论的技术分析根本不能用于解释这种特殊的经济制度和承担这种经济制度的研究。
当主流经济学把由经济制度所决定的国民收入统计变量完全套用在生产函数上时，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理论中严重的逻辑矛盾，这种逻辑矛盾在剑桥资本争论中被揭示出来，作为逻辑问题就是总量与相对价格之间的矛盾，而在现实的经验问题上，则表现为新古典理论不能直接使用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资料来说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更不能解释有效需求和经济制度问题。主流经济学中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导致了目前经济学在几乎所有的理论问题上都存在着难以解决的复杂争论。而在现实问题的分析上，由于其理论中的严重逻辑混乱，根本不能对现实经济问题做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和进行有效的预测。
一、根本不存在表示实物的“实际GDP”
在目前的经济分析中，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统计变量成为经验问题研究的基础，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归纳和运用这些统计资料，构成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和制定政策的依据。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告诉人们，这些统计资料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原理是完全对应的，统计中的实物产出——GDP来自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技术进步，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的那些变量就是为了这种生产的技术分析所设计的。虽然它们由名义的货币值来表示，但这些名义变量是与货币供应量相对应的，当采用货币数量论把名义值的变动剔除而改变为实际变量后，这些统计变量就与教科书中生产函数的概念完全一样了，从而使用教科书中的原理即可以对资源有效配置进行分析，而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依据。这样，目前的经济学就像物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一样，在理论与经验观察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事实果真如此吗？
自1929年现代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开始应用和随着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实际GDP成为经济学中的最重要的概念和统计指标。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首先教给学生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衡量实物产出的指标——实际GDP。但这个实际GDP指标并不能反映现实生活状况。例如，在实际GDP的统计中，美国1820年人均GDP是1600美元，中国现在的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是不是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比美国1820年的时候还要差呢？这显然有些荒唐，你只要把美国当时有的那些产品的人均产量和现在中国的人均产量做个对比就可以理解，更不用说我们现在消费的物品绝大部分是当时美国没有的。如人们经常提到，中国现在是“世界工厂”，几乎所有的消费品，包括汽车和民用飞机的拥有量都居世界前列，而且每年向美国出口大量的消费品，由此看来，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怎么可能比美国1820年的生活水平还要低呢？
在一本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有一个应用实际GDP的例子，作者在讲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时写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努力工作和技术进步，使实际GDP的增长率连续三、四十年保持在 7%左右，这段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接下来又说，这种7%的增长率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从战后到90年代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的人均TDP从战后的130美元增加到30000美元，韩国从50美元增加到12000美元，中国台湾从80美元增加到16000美元等等。当我们把上下两段话放在一起就出笑话了，因为GDP每年增长7.2%，10年会增长1倍，这些国家和地区怎么可能按7%的增长率在40年的时间里增长这么多呢？上面的数字当然是名义 GDP，要解释这些数字当然也要用名义GDP，比如日本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15%，同时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3倍，而韩国在高增长时期名义GDP的增长率接近30%，而在目前采用实际GDP来说明实际产出的增长，同时分离出物价水平的变动和汇率的变动是经济学家不可能做到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国的一位学者通过统计数据的比较对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进行评价，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中，按照目前国外对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最低的估计是4.9%（这是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的统计资料是6.3%），在这同一时期世界上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增长率超过中国，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很高的效率。这位学者所使用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他的结论很少有人能够接受，因为和人们的感觉相差太大。实际上，对这一问题只要查一下实物的产量、生产率和技术水平这些实物指标，然后用这些指标进行对比，结论是不难发现的，实际GDP的统计指标根本就不能表示实物指标。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使用实际GDP指标比较实物给经济学家带来的尴尬。比如要说明中国的GDP究竟是多少美元就必须先解决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经济学家试图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进行计算，结果怎么样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主张人民币贬值时的低估到现在主张人民币升值的高估，经济学家从2美元到14美元之间竟然给出了十多种计算结果，这种误差可能达到7倍的计算是不是还能应用呢？
1930年，凯恩斯在《货币论》一书中针对这种国民收入的统计含义提出疑问，GDP统计中的各种产品是异质的，怎么可以加总在一起表示实物产出呢？实际上，这种加总和指数问题在理论上是有确定的结论的，即只能在单一产品或稳定状态增长（即所有的产品按同样的比例增长）中成立。比如说有苹果和梨两种产品，如果它们的增长率都是10%，可以确定地说产出的增长率是10%；但如果苹果的增长率是15%和梨的增长率是5%，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指数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很容易理解，比如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异质品世界来讲，说 GDP增长8%，显然不如说去年生产的是21寸电视而今年生产了29寸的电视更清楚。
对于物价指数的统计也是如此，这种统计只能在单一产品和稳定状态下才是可能的，比如苹果和梨的价格都增长了10%，可以确定地说物价上涨了10%；但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了15%和梨的价格上涨了15%，或者价格同时上升而苹果和梨的产量比例变化了，我们是不可能得到一个确定的物价指数的。前面所举的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人民币的汇率出现的尴尬结果就是一个例子。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也说，物价指数的统计可能忽视了产品质量的变化。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如果物价指数的统计考虑产品的质量变化，由于产品的质量变化太快（比如电视机），那将使物价指数的统计失去意义，因为只要质量变化了就要把它视为一种新产品而不能与原来的产品构成时间序列的指数。联系到国民收入核算的实际，现实中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远超出前面的例子，不仅产品的质量经常在变动，而且新产品层出不穷。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一问题，目前我国物价指数的计算是以 1990年为基期的，而如今在市场上几乎难以找到与 1990年完全相同的产品，更不用说占消费支出很大比重的新产品。显然，这种物价指数的计算与实物量的统计相差甚远。
从上述分析可见，这种实际GDP作为表示实物的统计变量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一个神话，之所以把它叫做神话，是因为这种异质实物产品的加总和统计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应用上也是没有意义的，或者说，实际GDP是根本不存在的，但主流经济学却使它成为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并被用于所有的经济学应用领域。
当然，这种假的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在现实中并不是毫无用处的，正如这种实际GDP和物价指数一直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但只要对目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有所了解的话就很容易发现，经济学家实际上是把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变动加在一起考虑宏观经济波动，但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名义GDP，那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名义GDP呢？名义GDP正是我们所要研究的最重要的指标，但这种名义GDP绝对不是实物产出的数量和它的货币价格单位，而是与实物或技术完全无关的。
在国民收入核算中，名义GDP是一定时期中新生产的商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这里的价值概念即是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从而是可以加总的，但这样加总的名义GDP已经不表示任何实物，而是一个货币交易增加值的概念。如计算国民收入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值法，即把各个企业新增加的价值加在一起，由此构成企业的总收入，这种收入必等于人们的总支出，因为收入和支出是货币交易的卖和买，二者必然相等。这样，从总支出的角度看，人们花1美元一定有1美元的GDP。由于GDP所统计的是货币交易值，凡不是货币交易的产出（包括劳务）将不会被计入GDP。比如，足球明星的高额报酬被计入了 GDP，而农民自己生产和消费的农产品只要不通过市场交易，就不会计入GDP。
由于GDP是一个经济中全部货币交易量的增加值，我们可以用货币的交易方程式来表示：MV=PT，即货币数量(M)和货币流通速度(V)相乘等于全部货币交易值PT（T表示交易的实物量，P表示价格），而名义GDP的计算则只是所有的交易量的增加值，或从企业会计账户上考虑的增加值。因此，当假设全部交易值与企业的增加值之间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即GDP在PT中的比例是稳定的，再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交易的增加值或名义GDP和货币供应量之间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即MV=GDP。
上述名义GDP的定义可以清楚地表明，GDP根本就不是实物的统计，而是一个货币值。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这个货币值是没有意义的，从而要用实际GDP和物价水平把这个货币值抛弃掉，然后用生产函数去说明实际变量。但正如前面所表明的，这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而主流经济学所抛弃的货币和名义变量则正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市场经济中最本质的东西，即这些名义变量所表示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是竞争，这一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无时无刻都感觉到的。在竞争中人们想要得到的和为之奋斗的是什么呢？不是任何实物，而是金钱或货币这种纯粹的价值符号，他们所考虑和追求的并不是实际变量而是名义变量，即货币本身。在这样一种比谁挣钱多的游戏中，出现了GDP或名义GDP，这个名义GDP包含着一组由货币量值构成的名义变量，其中有工资、利息、利润、资本、折旧和储蓄、消费、投资等名义变量，由这些名义变量构成了企业为获取利润而产生的财务账户，即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完全是以货币价值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的，而根本不涉及任何实物的考虑。正是这一点，使名义 GDP成为重要的统计变量。例如，假设企业的成本不变，则名义GDP的增加意味着企业赢利的增加，而企业赢利的增加则是企业经营的目的。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加总问题，即在国民收入的统计中那些球星和歌星超过千万的高额收入怎么会和面包加在一起构成GDP。为什么面包工人的微少工资可以和球星、影星的收入加在一起构成GDP总量呢？原因只是在于他们都是资本家雇用的，假如利润率是10%，资本家付给面包工人100美元的工资，就要把面包卖110美元而得到10美元的利润，而付给影星的1000万美元的工资就要从出售电影中收回100万美元的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自20世纪30年代人们使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以来，并没有从理论上考虑它的性质和意义。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似乎可以作为GDP等国民收入统计的理论依据。在批评了斯密把物质产品的生产作为生产劳动的定义后，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只要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劳动或雇佣劳动就是生产性劳动，这里只要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用货币计量即可联系到GDP的统计。如前面所表述的，当采用货币交易时，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和所有的工人都被资本家所雇用，则马克思的生产性劳动的定义是与国民收入的统计相一致的，即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货币的买和卖两个过程，以使货币增殖，而根本不涉及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的具体形式。这样，我们可以解释货币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之间稳定的比例关系，因为作为货币交易增加值的GDP是比例于资本投入的加价过程，如果假设全部货币都是作为银行贷款的资本，GDP与全部货币交易量将保持稳定的比例，决定这个比率的是货币利息率。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我们前面所列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那些统计变量都被作为实际变量来使用，被联系到生产函数和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可是这些统计变量都只是名义的货币值，但主流经济学有办法处理，即参照名义GDP和实际GDP的解决方法，把货币工资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工资，名义利率除以价格水平就成为实际利率，而厂商在没有货币幻觉的条件下只是考虑实际变量，这样就可以把这些变量套用在生产函数上了。如前所述，当这些变量根本就不表示实物，那么主流经济学的这种滥用一定是漏洞百出的。
先来看折旧，折旧这个概念在实物或技术上是表示固定资产磨损的，但这里却是个价值概念，即由政府规定固定资产的价值按几大类每年摊入企业成本的比例。显然，各种不同的机器设备在技术或实物上的磨损是不同的，而且是政府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要严格规定统一的折旧比率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政府不这样严格规定，那么企业一定会逃税，这种折旧与固定资产的物质磨损以及精神磨损没有一点关系，美国政府曾采用过的“加速折旧”政策只是减税。实际上，企业在做投资时，即使完全从价值上考虑也不把折旧率作为成本计算的依据，而是采用毛利和投资回收期的方法进行计算。
对于工资和利息这两种构成企业成本的因素，企业在进行成本收益计算时显然只是采用名义量值，最简单的道理是物价指数只是政府在事后计算和公布的，企业不可能根据政府公布的物价指数向工人和银行修改以前签订的契约，而对产品价格的预测也只能是名义的货币值，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实际变量和价格水平进行“理性预期”。
这里最使人困惑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资本被作为实物的机器设备纳入到生产函数中，即Y=F(K,L)，以表明其对实物产出的生产力。但在国民收入统计中，资本只是一个价值概念，它来自于以前用货币计量的投资。奇怪的是，主流经济学在采用生产函数分析时把资本的产出——GDP用物价指数方法分出实际GDP，同时把资本的收益——利率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利率，但从来没有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以及投资去除以价格水平而变成“实际资本”及“实际投资”，这种生产函数的计算显然存在着逻辑错误，即把名义值和实际值搅在一起了。同样，在生产函数中，劳动的计量采用的是实际值，而资本却是没有被价格水平除过的名义值，这又怎么能够计算它们各自的边际产出呢？把名义值和实际值的资本劳动比率(K/ L)放在一起又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中的资本是不是主流经济学生产函数中的机器呢？对此在统计资料中是不难找到说明的。按照统计资料，美国的总资本中60%左右是地产，而且这个比例在长期中一直保持稳定，由于美国的投资率在长期是稳定的，那么就意味着，由投资所转化的资本增加或资本积累主要是地产的增值或地价上升，而根本不是机器的增加。这样，资本就只是那块儿地，资本积累只是人们用更高的价钱（投资）去买那块儿地。
再来看投资概念，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投资意味着固定资产或机器的形成，但现实中的投资却只是一个货币额的支出，它可以用于购买各种商品和劳务（比如股票和球星），与消费不同的是，投资的目的是要形成价值上的资本存量以获取利润。采用简化的方法，我们可以把投资所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分成三类，即雇用工人、购买机器设备和直接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对这三类还可以简化为雇用工人和资本存量两类，因为机器只是生产机器的厂家雇用工人和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生产出来的，从而可以把机器“还原”掉；再进行简化，使用前述的地产在总资本中占有绝大的比重，我们可以把资本存量理解为就是一块儿数量固定的土地。上述简化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出投资的含义，投资作为一种增加的货币额的支出，当它用于雇用工人时将增加工人的工资和同时增加企业的成本，当被用于购买原有的资本存量或土地时将引起资本存量的价格或地价上升，这种资本存量的升值就成为企业的利润，利润就来自于新增的投资购买原有的土地而引起的地价上涨的部分。因此，从实物角度看，投资还可能生产机器，但从价值的角度看，投资与机器是完全无关的，只是与作为价值量的工资和利润相联系。
最后来看储蓄和消费。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储蓄和消费的比例取决于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按照这种理论，经济学家创立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变动，如生命周期假说和世代交叠模型。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储蓄和消费只是一笔货币额，或者说是人们在一定时期获得的金钱支出掉和没有支出的比例，还可以说人们是把钱花掉还是存起来或用于投资去挣更多的钱，而根本就不是按照时间偏好去消费某种实物产品。
凯恩斯在《货币论》和《通论》中提出了节俭的悖论和建立在富人有更高储蓄率的消费函数和收入决定理论，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理论被主流经济学完全曲解了，并被用于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举我国现实中的例子，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和失业增加的经济紧缩，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消费的大幅度下降。国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按照主流经济学的消费函数理论来对此进行解释，即消费的下降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变革引起的人们消费倾向的改变，比如要存钱支付养老、医疗、购买住房和子女的教育费用等，但这种似乎有道理而又看似符合实际的说法却是大有问题的。对此可以考虑一个重要的经验事实，即在美国的长期国民收入统计中消费倾向是相当稳定的，是不是美国在100多年中社会福利制度没有发生变化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不仅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在技术（如新技术革命）和人们的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老一代的美国人拼命地攒钱而现在年轻人却大量地负债消费，但奇怪的是，统计上的消费倾向竟然没有变化。确实，上述这些技术上的因素会影响人们消费的时间偏好或时间选择，但它们只能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期货价格），而不能影响国民收入核算统计中货币的消费和储蓄变量，因为这些变量只是表示人们社会关系的货币量值，而与技术或时间偏好完全无关。
消费和储蓄既然是货币量值，我们可以从货币的角度来解释上述问题，如果假设人们的储蓄是作为银行存款保持的（这在货币供给的统计上即是 M[,2]），那么人们能不能把作为储蓄的银行存款多取出10%用于消费呢？显然不可能，这必然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同样，人们也不能多储蓄10%作为银行增加的存款而没有相应的投资贷款，这也会使商业银行倒闭，当人们试图这样做时，必然会使商业银行改变货币供应量，从而引起收入水平的变化而阻止人们改变货币量值消费与储蓄比例的企图，或通过经济波动来加以调节，这即是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和节俭的悖论。对于我国1997年以来的消费下降，其重要原因是从1991年以来收入分配发生了严重的两极分化，或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消费倾向的改变则是次要的。
以上对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统计变量的分析表明，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实物、生产函数、时间偏好等技术关系是完全无关的，而是表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或用于表示这种特殊的比谁挣钱多的竞争游戏。
二、虚构的总量生产函数
凯恩斯1936年发表的《通论》一书开创了以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用以解释经济波动问题。同时，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理论的批判，其要点是，新古典理论所研究的是一个“实物经济”，即以生产函数（消费偏好）为基础的实物的投入产出关系，这种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把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分为两个部分，价值理论研究相对价格，再由货币理论（数量论）决定价格水平，而我们现实是生活在一个“货币经济”中，这里并不存在名义货币量值与实际量值的截然划分。然而，“凯恩斯革命”在战后完全被主流经济学倒转了，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被划分为实际变量和名义变量两部分，“实物经济”的研究被延伸到国民收入核算的所有统计变量。1954年索洛采用总量生产函数对美国经验统计资料的分析，标志着主流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宏观经济理论的形成，通过萨缪尔森十几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使总量生产函数的分析被应用于所有国民收入核算统计资料的分析，用于解释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
1958年，卡尔多依据美国和英国的长期统计资料，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六个程式化事实。①为了易于争论，我们采用美国从1850年至 1950年100年间的经验资料重新表述这些事实。 (1)GDP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左右；(2)资本劳动比率按照一个稳定的指数提高，由于根据统计资料，美国的储蓄率（消费倾向）长期保持稳定在 10%，假设劳动数量（人口）不变或按一个很小的指数稳定增长，则每人资本将以稳定的比率增长；(3)资本产出比率不变，资本是GDP的3倍，同时，资本的增长率（即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为3%；(4)工资和利润（收入分配）在GDP中的比率保持稳定，工资占GDP的75%，利润为25%，由于GDP的增长率是稳定的，从而工资的增长率也是稳定的；(5)利润率一直稳定在10%左右。
现在我们来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对这些经验事实的解释。根据生产函数：Y=F(K,L,A)，其中Y是实际产出，K是资本，L是劳动，A为技术进步。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为：Y=AK[,α]L[,β]，其中α和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这样，则有：
把上面的经验数据代入公式，采用收入分配的数据作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或边际生产率，假设劳动数量不变和把技术进步作为余数，则有如下计算：
3%=3%×0.25+0%×0.75+A/A
A/A=3%-0.75%=2.25%
按照上面的计算，索洛得出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对增长率的贡献为75%），资本增长的贡献率占有较小的比重。卡尔多依据程式化事实提出，按照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论，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资本的产出弹性（边际生产力）下降，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提高和收入分配中利润的份额下降，但经验资料却显示了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的比例。索洛对此的回答是，这里存在着中性的技术进步，其含义是，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Y/L)也以同样的比率提高，即当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了3倍，劳动生产率也提高3倍，这样，按劳动生产率加权的资本劳动比率并没有变化，从而资本产出比率和收入分配比率保持不变，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同步性可以在上面的统计资料中很容易得到证实。
卡尔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各个国家之间的资本劳动比率有很大的差异，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我们上面没有列出各国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但如果假设各国的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就可以根据各国的人均GDP得到资本劳动比率的资料，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40倍，美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也是中国的40倍。如果把世界各国的人均GDP从高到低排列起来，差别是很大的，但为什么资本产出比率却大致相同呢？按照前面索洛的解释就是，技术进步的比率恰好与资本劳动比率同步上升。同时，这种相同的资本产出比率为新增长理论提供了依据，即技术进步体现在机器上，新增的资本总是采用新的机器，从而使资本产出比率不变。
以上用了大量篇幅重述众所周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目的在于表明，当阅读这些解释时是不是觉得它太反感觉了呢？这些经验事实的统计数据令人惊奇的规则，又怎么能够和极端不规则、甚至不能统计的技术进步如此协调呢？技术发明显然并不是规则的，如众多文献所表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于100年前，技术进步是随着时间加速的，如目前已经被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说法是，近30年来的技术进步相当于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这种说法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即目前受高等教育和进行科研的人员数量是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从而技术进步的速度必然会更快，因为一百多年前人们连基本的生活需要都不能满足时是很难从事科学研究的，然而，这种技术进步的变化并不能在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被公认是技术进步最快的时期，号称“新经济”时代，但其经济增长率并没有显著的提高，而是接近于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100多年来3%的稳定的长期增长率。
实际上，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都可以用于对这种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批评，比如，统计中的资本并不是机器，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例并不能代表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异质的资本品和产出是不能加总的。但我们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索洛在上述采用生产函数的测算中犯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错误，即按照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原则，花1美元一定会有1美元的GDP，从而投资支出是1个亿，GDP一定有1个亿，而索洛却把投资乘上0.25来说明投资和GDP之间的关系，由此当然会得到75%的技术进步的余数。
应用“花1美元一定会有1美元的GDP”这种国民收入核算最简单的原理，我们可以对前面的统计资料做出合理的或逻辑一致的解释。为什么美国资本产出比率长期保持不变呢？因为投资就是资本形成，只要假设新增的总支出来自于投资，当投资率不变或资本的增长率不变时，资本产出比率必然不变。按照这个推理就可以回答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3%，因为美国的资本增长率是3%。为什么各国的资本劳动比率不同而资本产出比率相同呢？因为GDP只与总支出中的投资有关，而与劳动这个实际变量无关，从而只要投资对资本的比率不变，资本产出比率在各种资本劳动比率条件下都相同，这与技术进步和机器的改进完全无关。索洛所计算的美国劳动生产率的稳定增长或“中性的技术进步”，只是根据美国名义工资率或货币工资率的稳定增长来计量的，或者说只是货币的统计数据而不能代表实物的劳动生产率。为什么美国长期的利润率保持不变呢？假设GDP中工资和利润的比率不变，当资本的增长率和GDP的增长率不变时，利润率一定不变。
对于上述回答，人们必然会提出，应用“花1美元一定会有1美元的GDP”的统计原理所解释的只是名义GDP，而不是实际GDP。确实，我们以上所解释的只是由货币表示的名义量值，但是是否出于巧合，按照美国长期的统计资料，从1850～1950年美国的物价水平基本上是不变的。②这样，我们只要解释了名义GDP，就等于解释了实际GDP。
按照前面对国民收入核算统计变量的分析，根本就不存在与新古典生产函数分析相对应的实际变量。在实际中，我们可以找到生产各种具体产品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或微观生产函数，但它们决不可能加总为总量生产函数，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得到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任何技术上的数据，如果问主流经济学家这些生产函数的数据从哪里得来的，回答只能是来自货币量值的统计数据，那么为什么不从货币的角度去解释这些数据呢？
由于GDP只是货币的交易增加值，我们完全可以从货币的交易方程式MV=PT和MV=GDP出发来讨论GDP的决定。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一书中通过对统计资料的整理显示，美国从 1860年至1950年期间，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稳定的，大约为6%，这样，只要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即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GDP的增长率长期保持稳定。为什么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几乎没有影响呢？因为商业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根本不考虑技术，他们也不需要知道任何的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所依据的只是企业是否有价值计量上的抵押品或作为抵押的资本。比如计算机的速度按照“摩尔定律”成倍地增长，是否商业银行会据此向计算机厂家贷款呢？显然不是。银行只是根据企业能够提供作为抵押品的原有资本存量的价值进行贷款，计算机速度提高了也只能降价。
自索洛开了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先河之后，众多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学生沿着索洛的分析发表了成堆的文献，来测算各种要素的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然而，这种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并不好使，如果换个角度看前面索洛对经济增长的计算，“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所占的份额）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种误差。换句话说，这种增长理论与实际的误差要达到75%。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试图填补这个巨大的误差。丹尼森开了个头，把索洛公式中的技术进步项(A)换成了教育和研究与发展费用投入，这样就可以找实际的数据进行测算了。
1999年，一位在国外任教的中国籍学者用丹尼森的方法对我国教育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测算，即用经济增长率减去投资增长率乘（利润份额表示的）产出弹性，再去除以教育经费，其结果是，在中国教育投资增加1元，GDP将增加46元。人们一定会问，投入1元怎么会产出46元，因为如果这是真的，中国实际GDP的增长率完全可能比现在高几十倍（即把投资完全用在教育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花1元钱只能增加1元GDP。现在几年过去了，学生交的学费成倍增长，已经到了交不起学费的地步了，但中国的GDP增长率却下降了。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通过经验数据来说明人均GDP高的国家有更高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由此表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然而，这却是一个滥用生产函数的典型例证，因为教育支出只是教师（科研人员）的工资，而教师的工资必然是随着人均GDP一同上升的或成比例上升的，因此根本不用查阅统计资料也可以说出人均GDP与教育支出之间的稳定比例关系。
在凯恩斯建立起宏观经济分析体系之后，正是索洛采用总量生产函数的方法使新古典理论与实际重新获得了联系，由此在经济学界开始了应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解释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几代经济学家、并驱使他们的学生去从事这种根本不存在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演练。③由于生产函数中的那些变量之间并不存在理论或逻辑上的联系，经济学家只好借助数学来寻找统计规律，数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往往在经济学中首先被应用。实际上，这种在经济学中大量使用数学的努力已经被经验证实是不成功的，成堆的用生产函数进行经验数据推导的文献几乎没有应用价值。列昂惕夫（1983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作为主流经济学基础的新古典理论，是在 19世纪70年代由几位数学家和工程师发动的一场“边际革命”完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边际革命100多年后的今天，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名单中出现了许多的数学家和“工程师”，这难道不值得经济学界反思吗？
三、新古典理论—没有竞争的市场经济理论
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必然要寻找能够解释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而目前经济学中统治对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正是这种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理论，这一理论不仅解释市场的供求和相对价格的资源配置，而且解释了所有的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新古典理论从1870年的“边际革命”至今的130多年对经济学的统治中，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支配着西方学术界、政界和实业界人们的思维和观念。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可能不受它的影响乃至支配，因为目前并没有一种能够与之竞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西方经济学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经济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从理论基础上讲，西方经济学是解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虽然它是要解释、并正在解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其解释是错误的。同样，马克思经济学毫无疑问是要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虽然它被前苏联理论借用于解释那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其解释在我国传统体制时期对我国学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但这种“苏联传统”对马克思经济学（以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
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彻底扭转了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向，即以社会关系为基础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竞争、收入分配和以统一利润率为基础的市场调节过程，而转向了以资源配置为核心的技术关系的研究。对新古典理论的最简单的表述是，给定资源和人们的消费偏好，可以求出符合人们偏好的产出最大化的解，这种最大化的解可以用相对价格来表示，因而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又称作相对价格理论。
前面曾对生产函数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只是指总量生产函数，就资源配置问题而言，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生产函数、效用偏好和相对价格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如教科书所表明的，任何社会要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都要遵守这些原理，或只有按照这种相对价格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我们对此是毫无疑问的。在获得了这种最大化问题的数学求解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现实的市场分析，即由瓦尔拉斯所提出的一般均衡理论，其基本命题是，在一个分散决策的经济中，每个人都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通过市场供求和相对价格的变动使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达到这种最大化。
可以说，新古典理论对资源配置和相对价格的研究对于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重要的或有用的，但绝不是最重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这种逻辑证明应用到了对现实市场的解释，并误认为就是对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描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把它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联系起来，认为对一般均衡的证明就是对斯密“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运行的证明。但这却是一个天大的错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或现实市场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之上的，而在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中根本就不存在竞争，或者说不可能存在现实市场经济中的竞争。
人们对此一定会有疑问。你说的不对吧，教授在课堂上讲《西方经济学》时是非常强调竞争的，这里有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有利润最大化的厂商，有供求竞争，还有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等等，不仅有竞争，而且还有由竞争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分配制度，即工资、利润和企业家的收入，而且这位教授一定会采用“新古典的竞争原理”把现实中竞争的无情和残酷讲解得淋漓尽致，并告诉学生只有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不讲竞争了，而且反对由竞争产生的这种收入分配。然而，这里如果真的要为新古典理论辩护的话，上述说法却是对新古典理论极大的误解和歪曲。如前所述，第一，新古典理论是一种资源最优配置理论，其收入分配理论所说的只是要素价格的决定，或者说资源的最优配置必须按照表示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进行；第二，对一般均衡的证明所表明的是，在分散决策条件下可以通过供求和价格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需要严格的假设条件，如瓦尔拉斯所说，如果有一个拍卖者就更容易达到均衡了。但是，这里并不存在那位教授所讲的竞争。
关于竞争，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会给予极大的关注，穆勒在150年前就说过，竞争是构成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关于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是否可以加入竞争或描述现实的竞争过程，在经济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这里不打算涉及这些极为复杂的争论，而是沿着前面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指标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即：在前面所表述的新古典理论中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一种总量，更不可能存在由货币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可能存在现实中人们围绕着货币或以争夺货币表示的价值（总量）为目的所进行的竞争。
如上所述，新古典理论是一种相对价格理论，相对价格则表示要素的稀缺性和人们的消费偏好之间的关系，相对于给定的偏好来讲，哪一种要素越稀缺它的价格就越高，从而根据要素可以替代的假设就可以按照相对价格配置资源了。显然，在这个理论中是不需要总量的，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要有相对价格就可以了，而且它不可能得到总量或有意义的总量。道理很简单，把两个表示稀缺性的相对价格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呢？又能够表示什么或有什么用呢？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在整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总量，新古典理论的基本原理已经完整地表述了，在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中也根本没有总量。对于货币，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只是交易媒介或为了便利交易而使用的，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用途而不会被人们作为财富持有。如在《微观经济学》中就没有货币，在凯恩斯之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也很少讲到货币，在现代《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货币也只是表示价格水平的名义变量。
当我们证明了在新古典理论中不存在总量和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后，新古典理论的竞争概念和理论就清楚了，在严格的意义上讲，它只能是为了传递信息，因为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可竞争的其他目的。试问，在新古典模型中人们竞争是为了什么呢？如果你问现实中的任何人，他们都会明确地告诉你，竞争是为了钱或货币，为什么要追求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货币呢？因为它代表着成就和社会地位，而且具有无情的支配力，但如果去问严格推理的新古典理论（而不是新古典理论家）它又能告诉你什么呢？因为在它的理论中人们所追求的只是实物产品，至多是现在消费还是未来消费，而不会再有其他的了。
这样，我们可以清理新古典的竞争概念了，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只能表示出他们的消费偏好，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只是按照要素的相对价格和替代原理去获得最大产出，供求和价格只是传递信息，工资、利息和利润只是要素价格，而那位教授讲的实际中所有的事在这里是根本没有的，而是他自己加进去的。多少代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像那位教授一样，不断地把实际中的东西加到讲义里，然后告诉学生这个理论就是对现实的描述，然后学生再照此告诉他的学生们，所有的人就都误以为真了。
然而，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必然会导致逻辑错误，因为那位教授只有偷换概念才能把原来没有的东西加进去，比如我们前面讨论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时表明的，所有这些变量与原来新古典理论中的概念都是完全不同的，在马歇尔那里，土地是要获得地租的，但在总量生产函数中，土地和地租已经没有了，而是把实际上的土地叫做资本了，并告诉人们这是机器。当把概念偷换了且依然使用原来的原理，不仅逻辑上是错误的，而且不可能和经验事实相一致，如上述索洛的经验检验就出现了75%的误差。
导致新古典理论与现实之间巨大差距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理论所讨论的只是技术关系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实际中的这些国民收入统计变量是由资本主义特殊的竞争规则所产生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借用马克思的话说，在新古典的相对价格中不包含任何价值的原子（只有使用价值），从而不包含任何竞争的原子。更进一步，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或目前经济学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并不是技术上的生产函数问题，这些问题是工程师的事（数学家可以帮助解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竞争的博弈规则，对于特殊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来讲，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这种人们为获取金钱的竞争，其目的是要通过修改游戏规则而把人们之间残酷的竞争和仇视变为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游戏，以技术关系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可能适合于承担这种研究。④
注释：
①参见卡尔多(1978)，"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N.Kaldor:Further Essays on Economic Theory. Holmes & Meier Publishers,Inc.
②参见弗里德曼和施瓦兹：1963,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60,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③在前不久的一次“中国经济学年会”，一位在美国任教的中国学者把这种演练称为“填空”，即中国学生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主流经济学的方程式拿来，然后填上中国的数据。
④新古典理论的研究或许更适合于一个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因为在他们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是没有竞争的，无怪乎新古典理论的资源配置原理在前苏联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研究并加以利用，如康托诺维奇的线性规划的研究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也受到很大的重视，但其应用只能是在一个设想的、而不是现实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新古典理论诞生不久的1883年，维塞尔就提出这种资源配置理论可以直接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通过计划委员会来获取信息和进行计算，以后的帕累托（1901年）和他的学生巴罗尼（1908年）更是阐述了一种计划经济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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