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结构、市场势力与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基于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的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汇率论文,制度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势力论文,非对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优汇率制度选择始终是国际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也是各国（特别是大国）政治博弈的焦点问题。汇率作为两国货币之比价，集中反映了该国以货币为代表的综合经济实力，直接影响着两国之间的核心经济利益。目前，中国实行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备受争议，他们认为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所导致的人民币汇率低估造成了当前“非均衡”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非均衡”不仅反映了汇率管理（干预）对“公平”国际竞争秩序的干扰，甚至还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海啸的“罪魁祸首”（Bernanke，2008）。
然而，极为有趣的是，纵览世界各国汇率与汇率制度分布之格局，我们可以发现：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并非中国所独有，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选择了固定的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发达国家普遍选择了浮动汇率制度；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也通常是贬值的。①本文旨在探讨这种汇率与汇率制度分布事实的缘由。理论上，一国选择其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须考察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其中非对称性是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选择不同的关键。我们认为这种非对称性主要体现在当前之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龚刚、高坚、李炳念（2012）着重从是否国际货币的角度分析了非对称国际货币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要求，本文将从技术结构和市场势力的视角分析当前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对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通常是“二元经济”，劳动资源禀赋丰裕，为消化劳动剩余并发挥其禀赋优势，他们往往选择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而通常来讲，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核心差异性较小，可替代性较高，企业市场势力较弱。这都意味着在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公平的弱势地位，为了应对这种非公平弱势所带来的经营风险和劣势收益，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对汇率进行适当的管理，而不能选择所谓“公平”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文章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构建有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两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借以分析这种不同技术选择对本国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第四部分我们研究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汇率制度选择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议的领域之一，自Friedman（1953）从隔离外部需求冲击的角度倡导浮动汇率制度以来，关于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孰优孰劣的争论便全方位展开。研究内容涉及经济结构决定论、政府政策配合论、经济冲击决定论、政府信用论、害怕浮动论、依附论、原罪论、两极论（中空论）、霸权稳定论、产权交易费用决定论、非对称国际货币体系论等等；②而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由Mundell-Fleming模型到动态的Dornbusch模型，再发展为近期的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ic Macroeconomics）③。
（一）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
汇率制度选择文献分析维度和范式的发展，为理解、分析和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害怕浮动论（Calvo and Reinhart，2000）主要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甚至是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汇率完全浮动的事实，并从政府公信力和汇率穿越（pass through）等角度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原罪论（Hausmann，Serraand Stein，2000; Eichengreen and Hausmann,1999）则是从债务美元化切入，分析了这对本国金融脆弱性和本国汇率制度的要求；依附论认为一国选择何种货币作为其货币锚，依附于本国经济、政治外交活动，通常选择与其交往密切的大国货币作为货币锚；非对称国际经济秩序论（龚刚、高坚、李炳念，2012）坚持发展中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源于其货币非国际化的特征，非国际化货币令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处于非对称、非公平的地位，相对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风险，因此需要通过汇率的管理积累必要的外汇储备以防范风险。
实际上，目前主流经济学仍然更多偏好于浮动汇率制度，即便是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且这种理论的偏好也开始逐渐影响政策选择，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所谓的中间汇率制度，转向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Hagen and Zhou,2007; Poirson,2001）。
（二）二元经济与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
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国内经济特征是“二元经济”，考察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也必须首先考察“二元经济”的影响。目前，基于“二元经济”视角的汇率与汇率制度选择文献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林毅夫、李永军（2003）认为竞争优势的建立离不开比较优势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只有充分依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够建立竞争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自己的经济发展；“出口导向型”国家通常选择适度贬值的汇率以保持一定的国际竞争优势。④为了维持这种适度贬值的要求，因此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一般将对汇率进行适当的管理，而非选择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这就是从“水平性”效果的角度解释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同时，也有大量学者直接从“波动性”的角度分析汇率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和增长的影响，多数研究发现汇率的波动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Bahmani-Oskooee and Payesteh，1993; Caporale and Doroodian，1994; Chowdhury，1993，1986; Doroodian，1999），理论机制的解释主要集中于风险溢酬、交易费用、定价规则（PTC还是PTM）和汇率穿越（pass through）等。然而，无论是汇率“水平性”还是“波动性”影响的研究文献中，都没有对“二元经济”条件下企业特质，尤其是关于企业技术结构选择和市场势力，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进行详细的考察。
从技术上看，研究“二元经济”条件下产业技术特征对本国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首先需要将不同要素技术结构的产业部门融入到当前主流的开放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值得庆幸的是，Ju、Shi和Wei（2011）在此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构建了一个包含Heckscher-Ohlin结构（两个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可贸易部门）和折现因子内生的小国开放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将跨期贸易（intertemporal trade，即经常账户调整）与期内贸易（intratemporal trade，即产品贸易）进行了有机结合，为多维度考察开放宏观经济现象提供了较大的便利，特别为我们从要素技术结构的视角分析汇率与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
接下来，我们将在Ju等（2011）的基本分析框架下，结合新凯恩斯主义价格粘性和垄断竞争等市场的非完美性，分析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条件下企业特质（技术结构和市场势力），对其最优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
（一）居民
我们假定经济体由分布于[0，1]的连续、同质、无限生命的风险规避型个体组成。遵循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OEM）文献的通常假设，令代表性居民的效应函数由消费和闲暇两部分组成，且二者具有可分性（Corsetti et al.，2010）。因此，效应函数可写为：
其中，汇率
为直接标价法，即单位外币的本币价格，δ是资本折旧率。式（3）最后一部分是投资的调整成本，v是反映调整成本的参数。
给定的收入序列和价格向量序列，受约束于方程（2）和方程（3），本国居民将最大化其一生预期折现总效用：
（二）企业
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分析这种产业技术结构特征的不同所带来企业决策的区别。
1.劳动密集型产业与PTM定价
计价货币选择是影响企业所面临汇率风险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货币定价方式，如PTM（Pricing to Market，消费市场货币定价）或者PCP（Producer Currency Pricing，生产者货币定价），意味着不同程度的汇率“穿越”（pass through），也因而给企业带来不同程度的汇率风险。决定计价货币选择的因素众多，但我们认为核心的是企业的市场势力，只有当一国企业具有较高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生产产品拥有较大的差异性，企业才能够采取本国货币定价以规避汇率风险（Bacchetta and Wincoop，2005）。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来讲，通常其市场势力较弱，因此多采用消费市场货币定价（PTM）或者其他国际货币定价。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所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均实行PTM定价方式。
其中，
是总要素生产率，
资本要素报酬份额，代表着生产要素的相对使用份额，反映了企业的要素技术结构。
中间品生产厂商成本最小化问题可表述为：
企业以市场名义贴现因子折现预期利润并进行利润最大化决策，假定企业按照Calvo（1983）规则定价，每期生产中间产品的厂商调整价格的概率为（1-ξ），因此其没有进行价格调整的概率就是ξ。厂商定价行为的优化方程为：
显然，该式成立依赖于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
如前所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企业只能选择PTM定价方式。此时，一价定理不再成立，这实际上是一种价格歧视，也意味着市场存在分割。PTM的定价方式使汇率波动的穿越效应（pass through）直接影响企业利润。在国内和国外的需求约束下，企业通过选择
来最大化利润。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最优化的一阶条件为：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在此假定两国的通胀都保持基本稳定，因此上式可整理得：
于是，我们得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价格粘性条件下的定价原则：
需要说明的是，实际上在价格粘性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产品定价的基本原则仍然是对边际成本的加成。当θ越大，产品差异性越小，企业定价能力越弱，于是需要制定一个相对较低的价格加成，由此垄断利润也较低。
2.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与PCP定价
假定企业仍然按照Calvo规则调整价格，调整概率是ξ。在需求约束条件下，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决策可表述为：
（32）
由于PCP定价模式，国内外市场一价定律成立，即：
（33）
因此，利润函数可化简为：
（34）
求解最优化可得PCP模式下的定价规则为：
（35）
当然，不可否认一价定律在转嫁企业汇率风险的同时，带来了需求冲击风险。但是由于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较高，可替代性相对较弱。因此需求弹性较小，汇率变化所带来的需求冲击也相对较小。
四、发展中国家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二元经济”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条件的最鲜明特征，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中心任务。汇率制度作为一国制度集合的重要元素，是促进二元结构转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对拉平二元分割、提升产业结构、促进发展中国家市场整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选择适合的汇率制度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与汇率制度
伴随着国际分工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分工边界的扩展和分工层次的深化，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分化也越来越明显。一国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决定着其在国际价值链梯度中的位置，也决定着其在国际收益分配体系中的份额。对纵向国际分工体系而言，要素禀赋结构仍然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发展中国家劳动资源禀赋充裕，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相对明显，这也往往令其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和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决定着其最优的汇率制度选择将不完全同于发达国家。竞争的规则是弱肉强食，在一个本身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提倡汇率的完全自由浮动，实质上就是放任国际垄断势力对本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盘剥，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讲意味着巨大的经营风险。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主要承担了浮动汇率制度下的汇率风险，企业因处于产业链低端而缺乏市场势力，只能以市场国货币定价（PTM），汇率波动直接影响企业本币计价利润，导致汇率风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企业风险吸收弹性较小，这不仅是由于其本身的利润率较低，制造业部门成本刚性显著，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不够。
对汇率的适当管理是发展中国家在这种非对称、非公平国际分工体系下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和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化的必要条件。从“水平性”效果上看，汇率适当管理就是要保持汇率的适度贬值，而从“波动性”效果来看，就是要维持汇率基本稳定，防止汇率过度波动。
图1表现了发展中国家汇率调整机制。
下面我们将在前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比较两种汇率制度不同的影响。
（二）垄断利润与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始终是困扰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全球化的重要障碍，也是限制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Grassman法则”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多数以出口国货币定价。但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出口却通常不能以本币计价，这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管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企业技术选择所决定的市场势力，由于其产品核心差异性较小，可替代性较弱，因而企业贸易谈判中不能够通过选择本币计价而规避汇率波动风险。这意味着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拥有的无论是债权还是债务的敞口风险都将不断增加，阻碍了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因此，我们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一：在PTM定价规则中，汇率的波动首先使企业面临外部定价错位风险，且这种风险随着价格粘性的增加而增加，理论上完全自由浮动的价格体系与PCP定价模式下价格扭曲风险为零。
与此同时，PTM定价规则下价格外部粘性还将使其收益流面临直接汇率波动风险。通常我们假定本币是本国唯一流通法币，即仅本币价值进入效应函数，倘若放松该假定那么企业将决定一个本币和外币的最优组合，不会影响实质性结论。我们知道：
（37）
其中，
是外币计价的本国出口产品收益，而
则是出口收益的本币价值。当产品外部价格粘性时，外币收益相对固定，但本币计价收益就面临全部的汇率风险。当然，我们知道在PCP定价模式下，价格风险转化为需求风险，但是由于PCP模式下产品的可替代性较低，企业具有市场势力，因此需求冲击风险相对较小。
命题二：在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下，产业链低端的发展中国家企业承担主要的汇率波动风险，而具有市场核心差异性、能够采取PCP定价的产业链高端产品可规避汇率风险，同时低可替代性意味着需求冲击风险远小于PTM定价下的汇率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由定价方程（29）可见，当生产者存在完美理性预期时，企业定价将仍然具有有效性，适当的价格策略能够使浮动汇率制度与固定汇率制度有着相同的利润，但无疑完美理性预期假设对企业来讲确实是一个过强的假设。
在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多的定价错位风险和汇率风险，然而由于低市场势力，其在全球价值链收益分配体系中却处于弱势地位。我们知道，根据资产特性，在一个均衡的市场体系里，资产的风险性与收益性应该成正比，换言之，如果某资产的风险性越高则其所要求的风险溢酬也越高。
这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获得的平均利润率相对较低。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浮动汇率制度风险溢酬悖论。
命题三：在非对称国际分工体系下，垄断性差异导致企业面临风险溢酬悖论。即拥有更低平均利润率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反而承担主要汇率波动风险。
显然，在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浮动汇率制度实质上是一个强化的“马太效应”机制，如此机制下只能是弱者更弱，强者更强。发展中国家不能被“自由市场”的幌子所蒙蔽，在所谓的“公平”的背后，本身是地位的不平等，根源上的非对称、非公平性导致发展中国家必须对汇率进行适当的管理，一方面降低本币汇率的波动性，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适度的汇率贬值，取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应对这种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模拟，直观地展示汇率冲击的影响。假定汇率冲击按照正弦曲线波动，如图2中的点状虚线所示，其中汇率冲击是唯一不确定性来源，模拟期数为100。模拟中所用主要参数如下⑦：
由于模拟取价格粘性为5期，不同部门不同定价模式下国外价格（图中线状虚线所示）波动情况基本相同，但在PCP定价模式下汇率冲击对本币价格没有影响，而PTM定价模式下的汇率冲击对本币计价的价格有着显著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模拟显示的是每期最优决策的情况，理性经济人决策结果不会使价格完全随汇率波动，对价格粘性（Calvo规则中ξ比例）的企业而言，价格将完全随汇率波动，这再次说明PTM定价模式下企业面临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同时，我们由方程（19）和方程（31）可以看出
而
因此部门1将获得更多的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在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下，考察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不能忽视其生产方面的特殊性，劳动密集型技术特征和产品的非差异化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多的汇率风险和更低的经济利润，通过选择适当的固定的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能够从生产的角度稳定经济，而且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全球（包括本国在内）的社会福利。
综上可见，发展中国家固定的或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选择是针对当前非对称的国际分工体系的理性必然选择。当前的国际分工体系扶强抑弱，所谓“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令发展中国家面临更多的定价错位风险和直接的汇率波动风险，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因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而获得极低的平均利润，这种高风险性和低收益性的“风险溢酬”悖论意味着浮动汇率制度并非发展中国家的理性均衡策略。因此，实行适当的汇率管理以获取必要的国际竞争优势和降低面临的国际风险是发展中国家应对“非公平”国际经济秩序“合理而公平”的必要举措。
*作者感谢龚刚教授、姚国庆副教授、李飞跃、杨光、陈孝伟等老师和南开大学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讨论会成员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①数据主要基于IMF的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2006）。需要说明的是，关于汇率制度的分类主要存在法定（de jure）和实际（de facto）两种方式，基于不同的分类方式和具体测量指标的设定，不同分类方案存在一定的区别，但基本上都支持以上结论。更多可参见：龚刚、高坚、李炳念（2012）。
②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张志超（2002）、沈国兵（2002，2003）、李靖（2002）等。
③Mundell-Fleming模型由Mundell（1961，1963）、Fleming（1962）开创，是最基本的分析框架，Dornbusch（1976）将模型动态化并专门探讨了汇率超调问题，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是Obstfeld and Rogoff（1995）最先构建，在M-F-D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微观基础和福利分析，是目前国际经济学界主流的分析框架（包括开放条件下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NOEM的相关文献综述可参见Lane（2002）、Bowman and Doyle（2003）和Corsetti et al.（2010）。
④关于人民币汇率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即传统的贸易收支弹性理论是否在中国成立，国内学者近些年来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贸易收支弹性理论在中国基本成立，从而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贸易差额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此类研究包括刘尧成、周继忠、徐晓萍（2010），卢向前、戴国强（2005），封思贤（2007），刘荣茂、何亚峰、黄烁（2007）等。另一种则认为贸易收支弹性理论在我国的表现并不明显，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缓解我国的贸易顺差。此类研究包括金洪飞、周继忠（2007），贺力平（2008）等，因此，即使人民币升值也不能缓解我国的贸易顺差。显然，本文的讨论是以第一种观点为出发点。
⑤Ju、Shi和Wei（2011）引入消费者内生折现因子是为了化解利率过度决定的问题。
⑥为了模型分析的方便，我们仍沿用传统的劳动密集的资本密集的分类方式，也即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代表非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实际上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国际上仍然可能没有明显的定价权。
⑦因篇幅限制，文中未列出模拟所用Gauss代码，有兴趣的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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