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索普国家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杰索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7）04—0033—06
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是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他生于1946年，剑桥大学政治社会学博士，现为英国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教授。杰索普著述甚丰，代表性著作有《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1985）、《国家理论：把资本主义国家放回应有位置》（1990）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2002）等。他还是四卷本《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批判性论述》（1990）的主编。本文试图通过介绍杰索普代表性著作的主题，对其国家理论作出一个简要述评。
一、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可能性
尽管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国家的性质、作用和对资产阶级国家、过渡时期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国家的消亡等问题作出过大量论述，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某些特征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滥用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得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取得应有的进展，在研究领域中显得相对沉寂，它常常要么被认为缺乏理论性、系统性以及现代政治经验基础而遭到忽视，要么被视作国家主义的诸种意识形态之一，甚至被视作国家主义的代表性意识形态而招致批评。
20世纪6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复兴，这是对凯恩斯主义民族福利国家取得明显成功的反应。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资本、阶级、权力、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持续而广泛的争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三个流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德国起源争论”和“新葛兰西主义”。在198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杰索普系统梳理了这次复兴浪潮中的各种国家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堪称这次复兴浪潮的集大成者。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苏东和许多西方共产主义政党的国家理论之核心概念，在共产党力量比较强大的西方国家中，这种理论极具政治影响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常常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其特征是垄断力量与资产阶级国家合二为一，国家干预成为正式的并且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支配因素。“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认为这种转变加剧了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但也同时为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准备了物质基础，并且它还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在杰索普看来，这种理论由于过分强调垄断资本对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的控制，并将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等同于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认为当资本作为整体掌握着国家时，国家的制度组织形式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必然退却到“经济决定论”之中[1](ch2)。
“德国起源争论”强调从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原则推导资产阶级国家之形式与功能的起源，强调通过从最抽象的决定性到多样性的、偶然性的形式与功能的一步步发展中理解现代国家。这些最抽象的概念和原则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对简单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他们普遍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持体，国家形式跟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跟资产阶级统治的当前需要相一致，因而国家被限定为“理想的集体资本家”，并且认识到“国家形式会使国家功能的发挥出现问题”。这个学派代表了一种理论进步，它强调国家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机构设置和纯粹的受制于资本，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本质因素。但它因为试图纯粹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推导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从而落入了“经济还原论”；其次，它没有说明资本运动规律的逻辑发展是如何导致政治形式的发展，因而是非历史的；第三，由于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是复杂的，因而从某个最初的概念性逻辑出发点展开的简单推论过程，使得这种出发点似乎包括了所有其他的决定性，这既是本质主义的又是理想主义的。[1](ch3)
战后葛兰西的政治著作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对《狱中札记》的“重新接受”和“重新利用”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普兰查斯、拉克劳和墨菲是“新葛兰西主义”的代表人物。普兰查斯的分析起点是法律—政治领域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经济领域相分离。他原创性地确立了国家机器的相对自主性与国家权力的阶级统一之间的循环关系。尽管在后期比较注意国家的经济角色，他对这种干预的局限性分析仍然较为集中于政治因素。“过分政治化”是其主要理论缺陷。拉克劳和墨菲从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得出反阶级还原论的意识形态分析，只承认实际的国家而非完全理论化的国家，从而发展出一个关于领导权的话语理论分析。从中他们拒绝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观点；基于社会关系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和再生产，主体也在话语之中并通过话语而被建构，他们不再赋予阶级对大众民主力量的优先权，也不再把阶级斗争视为必然比大众民主斗争更具影响。忽视阶级斗争和经济分析，是话语理论分析的典型缺陷[1](ch4)。
通过比较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三个主要派别，杰索普提醒我们不存在一个可以穷尽国家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必须从以下这些方面来建立：（1）它建基于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之特性上，并且也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关系、私人劳动的接合结果；（2）它赋予阶级力量在资本积累过程中以一个核心的地位：（3）它确立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把一个还原为另一个，或者把它们当成完全独立和自主的；（4）它考虑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家的形式和功能在历史和民族方面的差异；（5）它不仅考虑了植根于或相关于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上的阶级力量的影响，还考虑了非阶级力量的影响[1](ch5)。
二、重新发现普兰查斯
普兰查斯是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人物，他对杰索普的思想进程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是普兰查斯的著作激发了杰索普的国家理论研究，尤其是普兰查斯最后一部著作中的观点为杰索普提出自己的国家研究方法架起了桥梁。在1985年写作的《普兰查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策略》一书中，杰索普全面回顾和评价了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著作，并且指出了这些著作的重要意义。
由于1969至1970年间与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家密里本德在《新左派评论》上的著名争论，普兰查斯往往被视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呼常常导致了对普兰查斯尤其是其国家理论过于简单化的理解。然而这一称呼部分的是合乎实情的，作为阿尔都塞的亲炙弟子，普兰查斯早期的主要理论框架确实是结构主义的[2](ch1,2)。
在《政治权力和社会阶级》（1968）一书中，普兰查斯批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并诉诸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在他看来，研究国家，就是把它作为特定生产方式中的政治部门来考察，而作为各种因素综合体的生产方式整体，决定了这个部门的范围、地位和职能。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其自主性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分离。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国家是完全自主的，经济部门仍然需要政治前提，国家也仍然必须行使经济职能。因此，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理解为资产阶级统治的简单工具，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国家应被理解为一个社会形态的“秩序”或“组织原则”：它能够调和一个复杂统一体的所有各个方面，并且成为调节这个体系综合平衡的主要因素。在这部过渡性的作品中，普兰查斯忽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连接，忽略了特定局势中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之间的连接。他对政治因素的过分强调招致了“政治至上主义”的指责[2](ch3,4,6)。
1970年，普兰查斯出版了《法西斯主义的独裁》，这部书表现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或议会式资本主义国家与法西斯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差异的忽视。1974年他发表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一书中，包含了一些将其国家理论在共产主义策略问题上的重要应用，而且包含了在阶级理论上的重要发展，即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把生产关系与剥削关系从阶级的决定性地位中移植出去。而在1975至1976年出版的《独裁的危机》中，普兰查斯开始把国家看作贯穿着内部权力冲突的斗争场所，看作一个斗争的主战场。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可以通过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在国家内部展开，并结合着支持社会主义行动的远离国家而发生的大众民主斗争[2](ch7,8,9)。
《国家、权力与社会主义》是普兰查斯最后一部著作。在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中，普兰查斯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中立工具，同时也拒绝把国家视为一个主体。国家既不以一种合理的和无矛盾的方式代表普遍利益和国家利益，也不是具有自身统一性的简单的合法主体，国家应被视作一个制度整体而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主体。他进而指出：“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原创性的主张意味着国家权力（不是国家机器自身）应该被视为政治斗争和与政治相关的斗争中力量平衡的凝聚，这意味着我们既要审查作为一个复杂制度总体的国家形式，也要考虑阶级力量自身的构成。此外，由于历史形式的变化，试图通过正面进攻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的可行性日益招致怀疑。因此，适当的策略是用民主的手段来改造国家以及发展直接的基层民主，承认普选制的作用，扩大和增加政治自由，通过民主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2](ch10,11)。
由此，杰索普指出，不能简单把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归类为“结构主义”。正确理解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必须考虑其三个理论源泉：法国哲学、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和罗马—德国法传统。并且要注意普兰查斯对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等国独裁政权因危机和倒台而造成的民主开放局面进行的比较研究，以及尤其是法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杰索普认为，普兰查斯通过对这样一些具体形势中政治事件的考察而逐渐挣脱了结构主义的束缚，识别出了具体斗争的复杂形式，并将阶级斗争维度重新引入国家理论的中心。此外，随着历史语境的转换，普兰查斯也注意到非阶级力量，如学生运动、女权主义、生态运动等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斗争形式中的作用，以及新的利益代表形式对国家造成的冲击。可见，普兰查斯逐渐从早期的政治和国家的部门理论过渡到了国家的关系、策略研究，特别是“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论断，成了跨越资本理论与阶级理论之间鸿沟的桥梁[2](ch5,12)。
三、策略关系国家理论
杰索普高度评价了战后各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与经济决定论作斗争中的重要贡献。但是他认为无论是密里本德的工具主义、普兰查斯早期的结构主义，还是资本逻辑学派的形式分析、奥菲的“结构选择”等等，它们常常因徘徊于“经济还原论”与“阶级还原论”之间而陷入困境。在杰索普看来，走出困境的起点就是普兰查斯最后一部著作中提出的“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观点。而这种关系方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其路线是结合态势的关系方法与策略分析，形成“策略关系方法”[3](ch1,2,3)。
在杰索普看来，战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可以从宏观上划分为“阶级理论”与“资本理论”。在阶级理论中，国家普遍地被看作为支持资本积累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机构，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未能避免“经济还原论”。而它既承认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却又把一个必然的阶级属性指派给政党或国家机器，因而又最终走向了“阶级还原论”。资本理论方法把资本主义国家看作资本积累的政治支持体，国家形式与生产关系的当前发展阶段相一致，并且它的功能与资产阶级统治的当前需要相一致，它同时也强调了国家的自主性，但它认为国家形式的调节作用实际上是使国家屈从于总资本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还是保留了“经济还原论”[3](ch1,3,9)。
杰索普指出，必须用策略关系方法来中介和统合“阶级理论”与“资本理论”。策略关系方法的直接来源是普兰查斯与福柯关于权力、策略的分析，它把国家描绘为一个竞争平台、代表形式和干预形式的结合以及国家机构的结合形式。依据积累策略、政治策略和领导权方案，策略关系方法重新调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三角关系。国家充当了一个在既定态势中优先考虑、改变或者排除竞争性积累策略的结构选择机制。积累策略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积累的策略选择。政治策略关心的是国家形式、国家政策的制订。积累策略的变动会迫使政治策略转变，国家的形式和功能随着积累策略的改变而发生相应变化。但是政治策略部分地是过去政治策略与现在寻求变革的意外结果，并不必然与资本积累的需求相一致。此外，积累策略不仅必须考虑资本的不同部分和其他经济统治阶级间的复杂关系，还必须考虑统治阶级与附属阶级间的力量平衡。由此，策略关系方法就避免了“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同时，国家还发挥着社会聚合的功能，所以发展一个特定的“领导权方案”，有助于解决资本一般与个别资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领导权方案指向比经济和政治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而且建立在市民社会和国家领域之上。由此，领导权方案应该考虑所有相关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当采取涉及到民族大众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领导权方案。由此，策略关系方法也避免了“阶级还原论”。从策略关系方法出发，杰索普把国家定义为一个制度整体，它不能被当作一个中立的工具或主体，国家本身也不能进行权力运作，只有通过政治体系将决策与组织联结，国家才能发挥作用[3](ch7,9)。
鉴于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家理论的研究重心已经从中欧的马克思主义转移到北美的社会科学，杰索普还分析了目前国家理论研究中的其他几种方法。它们分别是“国家中心论”、“话语理论”、“调节理论”和“自生成系统”理论。
“国家中心论”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中心”，要求国家理论研究重新把国家引入注意中心位置。它认为国家事实上有着自身的制度逻辑、相关利益和行为，是一个依照其自身逻辑而运作的主体，国家和社会同样都是独特的和自我决定的。杰索普反对这种国家主义观点，借鉴话语分析理论的一些观点批判了它。话语分析理论证明社会认同从来不可能是完全封闭的和稳定的。这种理论得出的结果是社会偶然性领域的稳定扩展以及国家被等同于作为一种可能性艺术的政治统治。但在急剧扩展政治斗争领域时，它却否认了国家作为政治行动之优先场所的重要性。因而，话语分析理论从反对本质主义出发，对社会和国家进行了解构，它隐含的结论是：不但社会不存在，国家也不存在。[3](ch10)
杰索普还受到调节理论和自生成系统理论的深刻影响，试图把策略关系方法整合进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之中。调节理论产生于对20世纪60年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危机的回应，并且主要关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分析。调节理论方法与策略关系方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国家分析是这种理论的薄弱环节。而自生成系统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不可能存在任何单一的协调的制高点中心，政治系统具有彻底的自主性，作为政治系统的国家其本质是自我描述的[3](ch11,12)。
四、后福特主义与治理国家
杰索普于200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一书，是新世纪国家理论实现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该书中，杰索普结合“前学科”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后学科”的社会科学知识与方法，详细考察了战后福特主义语境中福利国家的一般特征、特殊变体及其对经济、社会再生产的作用，批判地分析了为回应大西洋福特制危机和全球化而进行的福利国家重构，分析了作为国家理论当代出路之一的治理理论，从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和未来作出了具体解释和预测。
杰索普指出，无论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所依赖的“资本—劳动”关系的再生产，都不可能纯粹依靠市场关系进行再生产，两者都需要补充性的再生产、调节和治理模式。同样，劳动作为一个虚拟商品，也无法单独通过工资形式和劳动力市场实现再生产，各种非市场机制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杰索普解除了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的最终决定性，从而克服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传统。他更多地考虑经济和非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采纳了比通常经济分析更广泛的经济解释，主张不管是在狭义还是广义上，经济都是由传统上被当作是超经济因素所共同构造的。在考察作为生产方式和调节对象的资本主义时，他不仅采纳了经济概念，同时还考察了政治、国家、生活世界、市民社会与经济范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他运用策略关系方法将国家界定为社会性嵌入的、社会合法化的和策略性选择的制度、组织、社会力量以及围绕着（或至少与其有密切关系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作出集体性约束的决定而组织起来的相对统一整体[4](ch1)。
在此基础上，杰索普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对大西洋福特主义的主要贡献以及1973年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它们陷入的困境。杰索普指出，福特主义范式的危机使得人们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不断调整和重构，并由此引发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到来。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随着跨界交易的复苏和虚拟经济的兴起，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逐渐分离；结构或系统的竞争不断获得重要性，并使得培育知识基础的重要性不断增长；全球化使得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复杂难辨。而后福特主义时代的降临，技术和经济范式的转换，新的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及其社会体制的重构，对于国家的形式和功能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语境中，政治的总体反应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国家管理者、经济和其他社会力量正在试图将凯恩斯主义充分就业国家转变为一个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它试图重新塑造国家行为，并试图发展新的统治和治理形式来解决国家和市场中新出现的问题[4](ch2,3)。
与福特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经济主要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经济，国家起着两方面的作用：第一，它必须促进知识产权从而有利于知识的商品化（专利、版权和许可）；第二，它必须保护作为整体经济竞争优势之基础的知识共享。竞争国家不断参与技术情报的收集，帮助创造独立的技术能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技术能力和技术转换，以使许多公司可以尽可能从由特定经济部门承担的研发活动所创造的新技术中受益。同家还通过创制直接支持企业的机构和结构或支撑企业氛围的机构和结构，以及通过风险资本的提供、补贴、商业园的建立、技术转化机制、技术帮助、知识产品的投资等措施直接参与到有利于资本的技术租金的追逐之中。与福特主义时代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相比，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另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变化在于民族国家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民族国家经济在大西洋福特制中是理所当然的经济管理目标，权力关系主要围绕着民族国家展开。而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由于移民的不断增长而受到挑战，它降低了种族的同质性、文化的同质性和公民对民族国家的忠诚；新社会运动的兴起也在不断挑战大西洋福特主义的工业逻辑和凯恩斯福利国家主义的逻辑，转而支持另外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4](ch3,4)。
由此，国家组织和政治就发生了新变化：第一个趋势是国家的去国家化。民族国家机构正逐渐空洞化，其权力正不断地被超国家制度剥夺，或转移给地区或地方层次以及一些正在出现的权力网络，国家能力在超国家的、国家的、次国家的以及跨地方的层次上进行重建。第二个趋势是政治制度的去官方化。如果说去国家化涉及到民族国家活动领土的分散，那么去官方化则包含公共—私人划分的重新绘制、任务的重新分配、组织和任务之间关系的重新连接。第三个趋势是政策规制的国际化。国家内部行动的国际背景已经扩展到包括超地域的或跨国的因素和过程，对于国内政策来说，它们在策略上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中，民族国家自主性的丧失使得超国家合作、协调和次国家空间的复活成为必要。但它同时也为民族国家调解不断增多的超国家和次国家行动拓展了空间，与政策规制国际化相应的是民族国家试图为塑造国际政策规制而斗争。因此，杰索普提醒我们，裁定民族国家正在失去作用似乎过于匆忙，国家的重新调整既不是民族国家的逐渐衰弱，也不是基于更多市场、更少国家的简单移植，事实上只是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遭到侵蚀。相反，民族国家其他方面的边界正在推进，其他的政治形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民族国家不是正在消亡，而是正在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重新调整以回应挑战[4](ch5)。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背景下，“治理”的兴起无疑是民族国家有希望的出路。“治理”强调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方面，不仅包括公共机构和行为者，还包括非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在行为方式方面，不仅包括权力或权威，还包括参与、协商、谈判；而且在这些内涵中更偏重于后面的内容。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杰索普指出，国家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的角色，国家既是更广泛社会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证该社会的机构制度完整和社会凝聚力的责任承担者。元治理不可混同于一个至高无上、控制一切治理安排的政府，相反，它担当制度设计、提出远景设想的任务，从而促进不同领域的自组织。此外，它还同时包含为集体反馈、不同行动场所和领域问的功能联系和物质依赖提供学习机制，并且鼓励不同目标、空间和时间、治理安排的行动和结果间的相对连贯性。因此，元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一个语境，使得不同的治理安排得以实现，而非为它们制定特定的策略和计划。即使如此，杰索普指出，治理、元治理也有可能会遭遇失败，这或许根植于国家自身存在的悖论：一方面，它是一种处于某种社会形成过程内部的、与其他的制度性整体并列存在的制度性整体；另一方面，人们又把具有总体性的、维护社会形成过程的凝聚力之责任专门赋予了它。而这一治理、元治理的失败正是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危机的潜在根源。对此，杰索普认为，永久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协调的尝试总是不充分和不完善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采取一种追求最低满意限度的策略，它包含三个维度：第一，反思在不能完全成功的情况下，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结果；第二，精心培育一整套灵活的应对措施，尽可能改变并选择那些最能成功的策略；第三，需要一个自我反思的“反讽”，其作用在于相关的社会力量必须认识到失败的可能，但却仍然按照可能成功的方式坚持下去[4](ch6)。
德国政治理论家奥菲曾经提出过著名的“奥菲悖论”：“资本主义不能与福利国家并存，但是没有福利国家它也无法存在。”通过分析凯恩斯主义福利民族国家向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的转型，通过分析全球化、后福特主义与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背景下治理、元治理的国家重建策略，杰索普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转向熊彼特主义劳动福利后民族政体，国家正在危机与克服危机的艰辛探索中不断试错式地重构着，其未来仍然是开放的，奥菲悖论可以得到解决[4](ch7)。
从杰索普关于国家理论的诸多著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仍然具有巨大的解释力。同时，杰索普的著述对我们重新思考国家、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那就是，我们今天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能仅仅停留于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出关于国家的诸多论述，需要结合时代变化，结合现代社会科学发展，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收稿日期：2007—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课题“马克思国家学说在全球化时代的意义研究”，项目编号：05JJD710134。
标签：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