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药蛋”派的小说话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药蛋论文,话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流派综论
“山药蛋”是否构成一个小说流派的问题曾经引起过普遍的争论。今天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即将“山药蛋”视为一个小说流派并将其放到现当代小说的发展演变中能见到其独特的意义，这似乎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但是当初围绕它的争论实际上反映出我们在“流派”这一理论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和观念的错杂，以致于这一情况在今天依然影响到我们在这一领域中出现的撞车现象。所以为了阐述自己的想法，往往不得不从分歧的焦点入手，从梳理和阐释走到自己的思考中去。
一种否定性观点认为1942年特别是建国后我们的文学就是一个统一的流派，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社会主义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统一的文学。“山药蛋”只能属于其中而不能“另立”一派。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文学主潮——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等同于流派，并强调机械论式的整体一统化的格局。流派是在比较、竞争的基础上于文学的不同阶段的发展中形成的产物。过于从共性而非流派个性的意义上去找普遍联系，造成了无所不包的“现实主义”和以“现实主义”去作普遍的概括检视时落入空泛，大而无当。这种思维模式长期给我们的文学研究带来很多极大的悖论式的窘迫。例如，说：“山药蛋”是现实主义，他就能列举出几乎所有的作家入此范畴。说“山药蛋”写农村题材，他就会以丁玲、周立波、柳青、王汶石、李准等与你抗衡。说“山药蛋”是民族化、大众化，他便会说每个作家都在作如此努力。总之，只执着于共性相同处，今天的作家也可能与古代作家并无二致，而所有小说都是以语言文字虚构的故事，不独“山药蛋”不必说成流派，即连“现实主义”也成空名。这种取消主义态度是无助于小说研究的。
另一种否定观点认为“山药蛋”中赵树理与马烽风格不同，马烽和孙谦，孙谦与西戎，西戎与束为，束为与胡正，与后来一些人风格均不相同，不可人为地将他们归为一派。此说立论的依据显然是作家的个人创作风格，以此推去文学史恐怕也没有流派了，因为任何流派中作家彼此之间总会在个人化的个性风格上区别于他人而不会完全相同。所以专注于个性风格的相异处而不见流派风格的一致性同样取消了流派，甚至取消了文学研究本身，因为在一个毫无共同价值，毫不一致性，不可比较，无法分析的文学世界中，作家及作品是“恶劣的个性化”产物，永远是个封闭的“个别”，有何研究之必要？流派着眼于流派风格，它是在个性风格基础上形成的群落性特征，是广义的风格，是在差异中见出的一致性，不同中的同，个性的共性。只有在既尊重和承认作家的个性风格又确认同处一共同群落结构中的作家有着大于个性的群体特征意义，“流派”才不会成为空洞的名词，其研究才可落到实处。
1979年刘再复等人发表了《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见《新文学论丛》1979年2 辑）李国涛发表了《且说“山药蛋派”》（见《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使论争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时期，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山药蛋”此后便得到了普遍的确认。“山药蛋”之名以山西的特产见出地方特色，既寓有土头土脑之意，又充满了亲切的乡土气息，褒者以其谐趣，贬者见其轻蔑。此外，因赵树理是带头人，又被称为“赵树理派”；因地处山西这块创作基地，又被称为“山西派”或“晋军”；因《山西文学》的前身《火花》杂志是他们发表作品的主阵地，所以又称为“火花派”。
“山药蛋”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其缘起和发展都关涉小说的自身命运与时代潮流的关系，其间许多重要问题令人思考，颇有意义。纵观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会发现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文学的写作与阅读还大都囿于知识圈内，鉴于由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中国民众没有文化或严重缺少文化的现实，新文学所高度重视并试图实现的文学社会效应受阻。文学所关心的重要现实问题之一就是农民问题，新文学中缺少各种成功的农民形象，已有的农民形象不是带着一种书卷气，“学生腔”，就是被纳入文人的知识化眼光，其神情与农民相隔膜。即使象鲁迅与乡土写实派那样以城里人的意识来观照、审视农村，因启蒙而接近农民的小说也是不多见的。文学的大众化作为一个历史提出的艰难课题摆在了新文学的面前。
早期共产党人恽代英、邓仲夏、肖楚女、沈泽民等敏感到这个问题，纷纷倡导重视农民问题的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也高呼到民间去。30年代左联曾开展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提倡写工农，但仍未能把农民作为主要对象。茅盾、沙汀、王统照、柔石、叶紫等人的农村题材小说仍由于生活积累、艺术修养等原因未能获得广大农村读者的普遍接受。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众化的话题被合人民族化的讨论中，并因迫在眉睫的抗战而搁置。虽由于“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倡导出现一批通俗化宣传小品，但大都缺乏文学性和创造性，仍带有站在工农圈外“化大众”的性质。在国统区，作家与民众的距离更为遥远。所以文学大众化仍然在等待着一个主体与客体双方成熟的条件。
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使文学最终与革命史挂钩。30年代末开始，农村革命根据地日渐稳固，并不断发展壮大，大批文艺工作者投奔革命，纷赴根据地。这本身也是向农村农民的靠近，它不仅促进了根据地所在农村的文化事业的兴盛发展，而且为文艺大众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1938年毛泽东发出了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号召。1942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具有革命美学纲领性的重要讲话，提出了文艺的方针和工农兵方向。作为革命领袖关键性的导向和提倡，在根据地、解放区，一个有崭新性质的文学环境——实现大众化的新时代的文学环境的客观条件成熟了。“山药蛋”在此后这个环境下生长发展是必然的历史现象，在文学新的变动中它占尽地利，又得风气之先。鲁迅曾说到文艺的大众化是需有赖于“政治之力的帮助”，如此看来，“山药蛋”也就在历史的可能性机遇中萌生并实现，以至占居了一个突出的小说流派的位置。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山药蛋”流派结构中的主体构成和成熟。首先是它的带头人赵树理，他是在泥土地上长大又长期生活于泥土中的农民知识者，是农民文学所要求的真正懂得农民的农民作家。早在1930年至1937年的习作中如《金字》、《铁牛复职》、《盘龙峪》、《糊涂县长》、《到任的第一天》等已初步表现出他农民式的审美观察、民间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质朴技巧等特征。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和此后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已表明他大众化风格的成熟，并且他的这些成名的代表作也率先成为“山药蛋”的奠基作品。郭沫若在读了这些作品后认为赵树理已成一株大树，并预感到了它还将发展壮大为一片“大树林子”。
“山药蛋派”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现象。赵树理所行不孤，后来成为该派中坚力量的“五战友”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也都先后成长起来。尽管在40年代他们并不生活在同一地区，无法一起结社相聚但在文学大众化的方向上追求一致，从情趣上神往赵树理的风格。更重要的是他们与赵树理一样，大都是生长于山西的泥土地，懂得农民，有着丰富而大致相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们先在一个班排当战士，又一起到延安鲁艺学习，然后返回晋绥解放区从事文化工作，（都编过面向农民的通俗报刊。）又都担任过农村基层（区、村）的领导工作。这使他们对毛泽东的文艺讲话有更进一层的共同理解，当他们这些经验和认识升华为创作动机时，不约而同地认同了用小说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指导生活这样一个基本意向。赵树理说：“我在作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也算经验》）。抓住普遍而重要的生活矛盾予以解决并总结经验教训，这是他们对“问题小说”时兴的通解。
由于“山药蛋”流派的主体构成的基本成熟与客观的文学环境相和谐，该派在解放前即已形成雏形并迅速发展，体现了如下特点：1、 在《讲话》指导下自觉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按中国农村实际走大众化、民族化道路。结合民间阅读习惯（含听说习惯）为农民写农民，进而以教育农民提高觉悟和精神文化素养，以适应革命斗争的发展。小说追求通俗化。2、由于“山药蛋”作家的出身、经历、文化结构、 工作特点、与农村文化和民间艺术的关系以及主体导向等因素，该派表现的艺术气质是农民或接近于农民的特点。3、形成了沟通传统， 适于民间的一个体系（后面将着重分析，此略）4、着眼于农村生活方面的题材， 给新文学添加了时代色彩。
这是一个致力于小说大众化或大众化小说的群体，在文学发展的雅俗矛盾方面肯定会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最早地由他们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国民构成最主要成分的国度，文化素质不高，文盲或半文盲还占当时老百姓的绝大多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山药蛋派”小说的大量出现，其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解放后，随着战争隔绝环境的消除和文学环境的改善。“山药蛋”作家彼此的了解和艺术交流日益加深，特别是他们（老山药蛋们），在北京的聚会似乎缔结了一个文学的契约，魔力般地使他们纷纷返回山西继续生活和创作。随即又出现了以韩文洲、李逸民、义夫、杨茂林、草章等人组成的第二代“山药蛋”。一个稳定的规模庞大而又颇具影响力的小说群体终于聚合在一起，“山药蛋派”成熟了。解放前除了赵树理的力作外，“山药蛋”业已出现一批有影响的作品，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马烽的《张初之的故事》，西戎的《谁家的》，束为的《红契》，孙谦的《村东十亩地》，胡正的《长烟袋》等。解放后又有赵树理的《登记》、《三里湾》、《锻炼锻炼》，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束为的《老长工》、《迟收的庄稼》，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摘南瓜》、《两个巧媳妇》等一大批作品。五、六十年代是“山药蛋”的黄金收获季节。
在进入新时期以后，马烽、西戎等主将仍保持着创作的势头，而且又有一批被称为“山药蛋”的新秀如韩石山、田东照、王东满、马力、潘保安等人的出现。但是应注意的是在经过“文革”，进入新时期历史阶段后，作家们的经历、观念都发生了新质变化，流派风格的共同特点渐已相对减少，新一辈创作个性的突出和受新观念裹挟的各种派外痕迹已经显露，而且有的还正处在风格的形成中。特别是中国大众读者不论在文化素养、观念构成、情感方式方面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也有新的变化。鉴于此，也鉴于流派的特定时间性，“山药蛋派”小说已渐入余绪。
二、小说分析
“山药蛋”的小说宗旨是鲜明的，即立足于农村现实提出问题，并以期解决问题，指导生活。赵树理写道：“‘说书唱戏是劝人哩！’这话是对的。我们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劝人”在“山药蛋”作家是一个普遍的小说功能观，其主导思想就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现实的革命斗争。所以小说带有宣传和教育的性质，极其重视文学的社会效应。《小二黑结婚》指导农民正确看待恋爱与婚姻问题，《三里湾》则帮助人们提高对农业合作化的认识。追求小说的“指导现实的意义”（赵树理：《也算经验》）是山药蛋作家结构小说，激发创作激情的共同目的。
山药蛋一贯侧重于写实的创作方法，强调作家真正的“深入生活”，提倡“亲手栽花”，而不是“走马观花”或“下马观花”，认为“作家应直面现实生活”（马烽：《作家应直面现实生活》），做“生活的主人”。他们的小说能深入到生活的内里，反映真实而清醒，既努力表现了新时代新生活中的新事物和光明面，同时也不掩饰矛盾、缺陷和阴暗面。既写出了新人的光彩也揭露反动人物的丑恶；既涉及敌我矛盾又涉及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落后的农民（或农民的落后意识）。赵树理在这方面尤为突出，他生动地写出了一批存在种种缺陷，有待教育的落后农民，如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飞娥、吃不饱、小腿痛、常有理等。周杨在《赵树理文集序》中说：“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他坚持忠于观察，合于实际的写作态度，即使是在50、60年代也不追求“时髦化”的处理，如《三里湾》中没有人为设计的“阶级敌人”和坏分子，《老定额》、《实干家潘永福》等作品中也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浮夸笔墨。山药蛋“问题小说总体上成功地实现了所追求的功利效应。
如果说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农民形象，成功地写出了一批第一代农民（旧中国被奴役的下人），并扶植了乡土写实派小说，为新文学提供了最初的实绩；那么赵树理开启的山药蛋派也承传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并在新的环境下塑造了中国第二代农民（正与旧的生活方式告别，在革命斗争中迎接新生活的农民。）山药蛋小说的人物尽管还带有解放前受压迫和斗争的痕迹，但他们的精神气质则更多新时代新生活的特征，这一特征在解放后的创作中日益发扬光大。所以，山药蛋作家是写新一代农民及其生活的能手。
山药蛋派人物画廊中异常突出的是以下几种类型的农民形象：1 、小二黑、小芥、李有才、金桂、艾艾等富于斗争精神的新一代先进农民；2、陈秉正、赵大叔、胡忠汉、等正直善良的老一代翻身农民；3、二诸葛、三仙姑、福贵、小腿疼、吃不饱、赖大嫂等落后或有某些缺点的农民；4、王金生、田局长、潘永福等优秀的农村干部；5、王聚海、范登高等官僚主义或蜕化变质的农村干部。从总体人物特征上看，山药蛋小说的人物虽不乏生动性，易于留给人以深刻长久的印象，但仍然缺少象阿Q、朱老忠、梁三老汉这样性格丰富多样，立体感强的形象。 这与山药蛋重事（问题）轻人或人依于事的心态有关。由于不是重人轻事，事依于人，即没有把塑造各种独特有突出个性深度的人物置于小说的中心，小说最终呈现于人们的是类型化的“扁平”人物而非真正的典型。类型人物在文学中也是常有的，并且同样可取得成功的人物造像方式，特别是启蒙性质的文学这类形象就越多。类型人物出示一种人格品质，例如悭吝人只是悭吝而已，伪君子只是虚伪而已。这些人物的全部成功出色的表现就在于围绕着他们人格品质的中心。二诸葛、三仙姑、吃不饱、常有理等都是出色的类型化人物。类型化人物常能与一种绰号——人格品质的比喻相联，例如除了上述所举外，山药蛋小说中以绰号方式指代人物的现象极为普遍，再如“小腿疼”、“糊涂涂”、“气不死”、“老牛筋”、“铁算盘”、“笑面虎”、“三年早知道”等，即连田局长、马工作员、潘永福等也可以成为某种共性意义的代名。人物类型化的绰号或代名又往往与喜剧相联（关于山药蛋小说的美学品格将在最后一部分谈及），柏格森指出：“喜剧所描写的性格，是我们曾经碰到过而且还会碰到的性格。它注意相似性。它的目的是要把类型呈现在我们眼前”（《笑的研究》，伍蠡甫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山药蛋小说的人物所依据的现实中的农民正在向旧的生活诀别，在进入新生活时又不免滞有旧生活的因袭，这成为小说表现的普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不能是强力性的，教育农民也只能通过善意的启发和喜剧所涉及的讽刺与幽默，使之在笑声中与旧社会以及自身的某些陋习缺陷诀别，这是必然的美学选择。在每个类型身上维系着作家们视为普遍性的问题，即“曾经碰到过而且还会碰到”（实际上已被作家们不断重复地碰到而一再感受）的“相似性”东西，这是山药蛋小说人物意义的隐秘所在。类型人物通常是写意的，许多论者也指出了山药蛋小说对人物的“画神不画形”，例如“诸葛的“不宜栽种”、三仙姑的“米烂了”、李有才的快板等。写意与“画神”并不意味这些作家游离了写实的轨道而进入了表现的或者抒情的范畴。这里关键在于他们的写意与“画神”既非形而上的追索，也非个人情感化、内心化的呈现。他们所瞩的“意”与“神”乃是生活中人事错杂的常态共相，因而山药蛋小说并未背弃而是恪守了写实的前提，否则将遭到尚实的阅读习惯的拒绝，致使民族化、大众化落空。但是也应看到，类型化人物的写实方式在他们虽然获取了极大的成功，但比有突出个性的人物方式所展开的全部人生景象，山药蛋的小说尚属浅易的现实主义，因而只有立体化、运动化的“圆凸”人物才更具有现实的真实感。当然人们也应清醒：不可以更高的要求去苛责曾经是必然的历史。
山药蛋小说因看重“问题”而必然表现为对故事的浓厚兴趣。他们都极善于讲故事，其讲述往往侧重于平凡生活中的平凡事件，其“问题”也提出得平实、切身，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加强故事性是将“问题”具象化的明智策略。它的妙处在于一是投合了农民爱看故事，听故事的接受习惯，易于顺势抓住大众读者群；二是“问题”掺入故事，成为故事演绎的一个隐形的目的，在听或看的快感中被平易的理解力所融化吸收。
从叙事方式看，山药蛋小说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特征实际上落脚于民间艺术和古典小说叙事的移用，人们经常可以从他们的叙事中轻易地发现这两种痕迹。青年时期的赵树理即已热爱和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说书、演戏、画中堂、变戏法等）。马烽、西戎、胡正等也在收集民间故事、接触民间说唱艺术方面下过苦功。他们的小说因此在叙说、写人、抒情、调动效果和技法上有明显的说唱、传说等民间特点。在承传和发扬古典小说叙事传统方面，山药蛋也十分出色。尽管只有《吕梁英雄传》直接用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旧瓶”外，但更多的小说还是化用了传统的结构方法。要言之，他们的故事往往是线索单纯，以一贯穿，情节完整密集，首尾圆合。先是开门见山，“从头说起”，交待人物的身份和事件的缘起，按事件的先后顺序以自然的时间流程顺当地叙述。最后再交待事件的结局和主要人物的下落。这种被经常使用的纵式结构或是以人引事，或是以事带人，或是人事纠合，或者是故事套故事，连贯顺畅，环环相扣。考虑到农民读者的接受效果，他们经常舍弃单纯的景物描写和环境描写乃至静态的心理开掘，以确保故事的不被中断和行动直观。他们甚至注意插入一些快板、幽默的话语、或设计点“扣子”，造成一种悬念以引人入胜。对人物也擅长于以白描的笔法简洁而准确地勾勒其神态。除了这些中国古典小说的极有效的传统招术之外，我们还发现“山药蛋”小说也很讲求开头和结尾。开头多有精心的设计，而结尾大都以“大团圆”的方式来收束，这此都很契合农民群众的欣赏习惯。
山药蛋小说的语言也是颇值谈论的。他们的小说流溢出一股清新，质朴，顺畅的语言之风，没有欧化式或半文半白式的夹生语言。他们在山西农民口语的基础上成功地提炼出十种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既非原生状态的语言照搬，也非作家个人化的硬造。构成该流派语言风格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土气而不怪癖；二是通俗而不粗鄙。山西是方言复杂的省份，马烽、孙谦的故乡孝义、文水话就不同于西戎的老家蒲县的方言土语，而与赵树理家乡的沁水方言也有很大差别。为了避免各言所言所造成的效果隔膜，他们非常注意以全民族的语言规范和惯常方式去精选山西方言口语，力避偏狭怪僻的纯地方特产，而使用那些普通的“官话”或频繁用于交际的方言口语词汇。所以山药蛋小说的语言有着浓厚的山西土气，但既不等同于实存的方言土语，也不让“外路人”费解。与许多方言口语一样，山西语中除了它极富表现力的一面亦有许多“荤话”、“脏话”，有的油滑，有的啰嗦，于是就象赵树理所说：要“看看哪些说法是高明的，应该学习的，那些是俗气的，油滑的，调皮鬼喜好而正经人厌恶的，学不得的。”经过一番对群众语言的提纯和加工，山药蛋形成了一种具有形式美感（自然清新、质朴、灵活、形象化、节奏感强）的通俗而不粗鄙的文学语言。由于以上两个特点，山药蛋小说语言较有表现力，朴实中蕴含文采，敦厚中见出机智，庄重严肃而又诙谐风趣。西戎的《谁害的》写妇女干部高桂莲向一位乡下老太婆做思想工作，通篇以庄户人老百姓拉家常的口吻进行，字字浅易入耳，句句明了中听。孙谦在《村东十亩地》中这样描写地主“活财神”：“他时时刻刻打算盘，生法子捉弄人……他和你耍笑脸，笑脸后面藏着杀人刀，他给你下软蛋，软蛋后边就是‘顶心锤’。”这种比喻生动，简练而形象的描写语言充满了小说。孙谦在谈论赵树理小说时说：“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惟妙惟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恢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第300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常语易，奇语难，此讨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讨之重关也”（刘熙载：《艺概》）。“山药蛋”小说在文学语言的大众化、民族化、规范化和健康清新方面提供了一种风格，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特别是赵树理的小说建国后屡被选为不同类别的语文教材的范文绝非偶然。
三、美学品格
“山药蛋”及其小说语象提供了一种地域色彩浓厚的审美景观。小说将故事置于太行山区和汾水流域的地方环境中，呈现为由此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乡土生产与生活方式织构的系列风景画和风俗画。小说中走出的农民形象带着本地的乡土气息，“山药蛋”味。不仅从外型到内质体现出深入骨髓的农民精神和作派，而且以晋地的特点区别于别处的农民形象。例如，既不同于梁斌笔下“燕赵豪侠”朱老忠，也不似周立波的“关东硬汉”赵玉林；更有别于中原的李双双或是秦川的梁生宝。这种地方的审美风味并不游离开故事，而是通过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父老兄弟、婆媳妯娌、邻里亲朋间的矛盾纠葛、婚丧嫁娶、吃穿住行、春种秋收等最基元事象中渗透出来。或者说这种地方风味正是山西农民普普通通的气息，那么写这种普通农民的普通事来体现这么一种地方独有的“味”，实质上透露了山药蛋作家们的一种基本的小说审美态度。
从这种态度出发，他们进而深入到农民的审美心理中促成了“山药蛋”小说的独特审美趣味。赵树理说：“深入体会群众的文学艺术兴趣，然后从这个基础上运用自己的艺术本领，为群众造出既合口味又有进步意义的艺术品”（赵树理：《“普及”工作旧话重提》）马烽更明确认为：“群众喜欢简练朴素的文字，口语化、群众化的语言，我们就不应该写那些洋腔洋调、疙里疙瘩的句子；群众喜欢层次分明，结构顺当的小说，我们就不应该编造那些结构变幻莫测的文章”（《短篇小说的新、短、通》）。鉴于群众的审美习惯和现有的经验构成，他们努力以人像的白描，富于动作态势的人物故事，平易的叙述，简单明了的线索等呈现为亲切浅近的审美风范，即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一种可行的大众化、民族化的美学品格。
讽刺与幽默使山药蛋小说常常构成风趣恢谐的喜剧色调。这种效果也往往仰仗经济的白描笔法或漫画式的笔调，迅速抓住人物的神态和品质。二诸葛的“不宜栽种”，三仙姑的“米烂了”，李有才的“吃饱了一家不饥，锁住门也不怕饿死小板凳”等让人触目而笑。不仅“小腿痛”、“吃不饱”、“常有理”这一类绰号结着幽默的“扣子”，就连“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这类俗语、谚语也能生发谐趣。生长于晋地乡土的山药蛋作家久浸于民间文艺的熏染，是风趣而懂得群众智慧并由此涵养了自身智慧的农民作家群。他们的性格也投影到小说中，如赵树理善于用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反派人物，用善意的讽诫针砭落后的群众和群众身上的缺陷和不足，用突出的幽默风趣笔墨褒扬先进人物。《三里湾》里的“一阵风”王满喜对“惹不起”、“常有理”、“能不够”的捉弄和摆布实际上是作者的一种劝诫的讽喻方式，体现了作者对新生活的优越性满怀信心，同时也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智慧性格。与赵树理愉快轻松的讽刺与幽默相比，马烽则较为深沉，《我的第一个上级》里写水利学校毕业生彭杰骑车去县上报到的路上，撞倒了一个慢吞吞在街心迈八字步的人，这人一边慢慢爬起，一边平和地说：“你也别发火，我也不要生气。反正都跌倒了，各人爬起来走罢。”这固然幽默逗笑，但读过小说，人们了解到这就是曾在抗洪抢险中疾如猛虎的搏战英雄，给自己身体留下了残疾的水利局的田局长时，感受又陡然增加一份深深的敬意。西戎善于寓谐于庄，将幽默渗入严肃的叙述之中，《赖大嫂》写要正确对待一个落后的妇女问题，但庄重的感受中不乏幽默可笑处。孙谦、束为、胡正等人的幽默成分不多，有的作品如《老长工》、《两个巧媳妇》几乎无幽默，甚至有时会有些微的抒情笔致，如《南山的灯》：“雨停了，天晴了，明净的夏天的夜晚，满天的星星闪着笑眯眯的眼睛，月亮铺洒着皎洁的白光，村子里象洗刷过一样清爽，一阵凉舒舒的微风吹来，树叶子在轻轻歌唱。”这种抒情笔致与山药的本色稍有疏离，但仍然契合于群众的审美趣味，合于大众化，民族化的审美品格，当然也是流派的基本风格。
山药蛋派小说在解放区的形成过程中就已隐约现出某些后果迹象：战争环境使解放区文学几乎处于封闭状态。客观环境不仅使他们无法借鉴更多优秀的外国文学珍品；而且对当时中国同行的交流也是有限的，甚至在认识上也未意识到借鉴与交流的重要性。在理论观念（文学、美学、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美学）上涉猎较少，创作还过多停留在新经验的积累和直感层次上。这些原因使他们的小说呈现以下不足：1 、一部分小说，特别是中后期的一些作品因太执着于“问题”，出现类似赵树理《邪不压正》式的败笔。为了配合政治的中心任务而进行宣传，使作品就事论事、图解政策，成为“政策文学”、“说教文学、口号化和概念化的毛病时有出现。即便是他们的最好的作品也有这种因素的存在。2、类型化人物居多而且是成功的，但由于缺少有深度， 个性化强，立体感突出的人物性格，人物世界的总体感受流于简单化。3、 山药蛋小说容量不够博厚，缺乏更广阔的视野和磅礴的气度，难以驾驭更深邃的主题，营造更宏伟的艺术结构。
这个流派的小说是在那么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中，建立在艺术的迁就前提上的迁就的艺术。当然“迁就”也是双方彼此的一次共同行动与默契。仅就文学关系来说，小说艺术通过这一新的姿态转换走出了书房和校园，走入了民族大众；另一方面民族大众以自己的选择和认可接受了它，使它产生未曾有过的效应。但问题又远不是这么单纯，由于这种关系同时集结着政治、军事、经济、历史、社会、文化等相应的更为现实而重要的一系列“问题”，山药蛋小说的面目也就复杂化了。面对这样的复杂性，任何简单的结论都属幼稚，而且也难以卒然作定。所以我只能说山药蛋对本世纪后半期小说的推动和影响是别的小说家或流派所无法替代的。同时，他们所成就的东西也因时代、环境及个人气质方面的诸多原因而留有某些令人惋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