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极端表达--读张月然的“誓章鸟”_张悦然论文

记忆的极端表达--读张月然的“誓章鸟”_张悦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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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鸟》讲述的是晚明的“大航海”时代,东南亚的岛屿上,由于遭遇海啸丧失了记忆的盲女春迟寻回记忆的故事。记忆,一直以来是张悦然所关注的一个主题。张悦然在这个主题上倾注了很多眷恋和咏叹,借助这个主题表达了对人生的青春时期的种种缅想。在她笔下,记忆是一种美丽的难以割舍的负担,具有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能引导人物的命运,甚至招致鬼魂。不过,记忆这个主题在张悦然先前的作品中或者是一个情节的引子,或者是构成内容的部件,所发生的效用都没有像在《誓鸟》中这么大这么明显。在《誓鸟》的引言说:“记忆如此之美,值得灵魂为之粉身碎骨”。由此可见,作者要在这部作品中进行一次关于记忆的极致抒写。它的缘起,是张悦然对自己所在的“80后”一代的心灵状态乃至整个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的关注和反思,① 因此,《誓鸟》中的记忆主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

《誓鸟》的创作与作者以往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历史思考融入了当下的体验。这部小说的故事背景是最易引人注目的,晚明时期郑和下西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在通信手段不发达的古代,东南亚发生的一切对于中国内地来说都是传奇,因此,《誓鸟》具备了“先天”的故事性。正如邱华栋所言:“《誓鸟》最为动人的地方在于,它拓展了中国小说家的经验讲述,就是那种黄土地上的经验讲述,将想象的时间之脉和空间的维度,扩展到了东南亚的大海之边上的国度,那是一个中国本土小说家很少涉及到的题材,也很少触及到的无论经验还是想象的领域。”然而,获取经验毕竟是阅读中比较低的层面,是容易实现的。如果我们被故事背景引起的好奇心所牵制、蒙蔽,就看不出作者试图在历史语境下来理解和阐释记忆的深层用意。

在此之前,许多“80后”作家都醉心于描摹一种浓重、稠密的当下生活,尝试近距描写方式为主的陌生化写作:在男作家那里主要对象是事物,在女作家那里主要对象是感觉。张悦然也不例外,她用丰富的想象力,精致的语言,打造出乖张甚至诡谲的比喻,把读者带入一种临界状态。因此,在她以往的作品中所描述的记忆,无不是像照片一样瞬间性的被反反复复抽象和强化的当下感官体验。这样的描写能够见出“80后”一代的细腻、真切与别致,却也暴露出其心理格局的狭小和孱弱。

值得庆幸的是,《誓鸟》中粗犷恢宏的历史背景为作品灌注了阳刚的气血。不同于《幻城》那种纯属虚构的“大幻想”式的故事背景,“历史”的背景在大的时间和空间方面上都是真实的,具有前者不可比拟的现实意义。反过来看,历史的记述本来是由采撷编制细小的个人的记忆来完成的,然而它最终的样貌却是一个充满权谋令人敬畏惶恐的庞然大物,是对个人记忆的歪曲、遗忘与隔绝。作者将自己熟悉并擅长的当下体验在辽阔的背景中展开,无疑对既有的正襟危坐的历史叙述形成了反驳,她试图记述一种避“重”就“轻”的历史,摒弃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拾掇平凡众生的苦难辛酸,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记忆主题的价值遂将由心理的层面推演到社会的层面。这一过程体现出女性作家所特有的个体生存史观,它是一种直觉而来的历史虚无感与无边的现实感观体验相结合的产物,这一点我们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能轻松地发现,想必张悦然对她是有所继承的,不过两者的个体生存史观在各自作品中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张爱玲是成熟而现实的,张悦然是青葱而浪漫的。

将个人记忆与历史连接并融合起来,使得《誓鸟》成为一次个体记忆的历史言说。若进一步深究,我们会发现,在这一言说的过程当中,作者在创作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解放。“80后”的作品总是给人们留下感伤、迷惘、颓废的印象,这一印象扩散到整个80后群体身上,他们甚至被世人称为“垮掉的一代”。而事实上,“80后”在现实生活中大都表现得很“正常”,甚至比他们的前辈更懂得适当地权衡和抉择,只不过在作品中,他们的理性和智慧被青春泛滥的浪漫情绪所冲散,被宣泄情感的强烈需求所延误,不能自由地表现出来。张悦然也是其中之一。从《葵花走失在1890》到《水仙已乘鲤鱼去》,她始终沉溺于营造忧伤的氛围,热衷于编织重得抬不起、浓得化不开的悲剧,这种习惯限制了她的创造力。尽管在《红鞋》中,她试图改用一种零度的、轻巧、玩赏的笔触突破这种限制,但这种改变不能触及根本,因为作者对创作的态度大体还停留在游戏的层面上,并且结果也是不成功的。于是在《誓鸟》中,张悦然开始真正的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心灵成长和创作状态,② 在历史的庄严帷幕之下小心地导演那些个体生存的剧目,同时冷静而投入地观赏它们,不仅使得小说中的人物不再重蹈各种自决人寰的覆辙,而且也将创造力的泥足从悲情泛滥的深沼中拔出。

《誓鸟》中历史与个体记忆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相互照映或者相互融合,而是十分复杂和暧昧的。这种关系透过小说的情节和结构显露出来。

以记忆为主题的个体生存史观影响了作品的情节和内容,而且决定了作品的结构。《誓鸟》的结构形式在继承前人和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

为了模拟时代背景,以便与作品的内容相照应,作者在章节命名上吸收了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明代传奇的因素,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是《贝壳记》、《投梭记》、《磨镜记》、《纸鸢记》、《种玉记》、《香猫记》、《焚舟记》,最后又回到了《贝壳记》。不过,名字与各章内容的关联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关联很明显,比如《贝壳记》、《香猫记》,跟明代传奇更为接近;有的关联就很隐晦,比如《磨镜记》、《纸鸢记》。

《誓鸟》的故事结构主要还是在《樱桃之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备而来的,一方面,这种首尾相连的形式——邱华栋称之为“环形的叙述”——如她所言确实非常独特。③ “如同花环一样绚丽平静,又如同圆形的包裹,把秘密和心灵的波动与黑暗全部在里面,也如同被糖衣包裹的苦药,人生的百般滋味,尽在其中。”另一方面,这种环形结构与记忆主题是紧密契合的,没有记忆主题,这种结构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根由,因为记忆本身就意味着时间的回环。

和《樱桃之远》一样,《誓鸟》的故事结构也采用了双重叙述视角和双重叙事线索,以第三人称叙事的春迟的线索与以第一人称叙事的宵行的线索,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两条线索像藤蔓一样缠绕生发,不仅造成了有益的阅读障碍,引起了丰富的阅读兴味,更表达出层次复合的价值意图。这一点《樱桃之远》并不具备,在《樱桃之远》中,记忆主题没有突出,作者的个体生存史观还处在粗糙的萌芽状态,甚至作者对作品的责任心都还没有觉醒,因此双重视角和线索的结构还仅仅是一个形式探索和试验的附加成果,并非内容表现和价值意图传达的必然要求。在《誓鸟》中,首先,宵行和春迟淡漠的母子关系为双重视角和线索提供了逻辑前提;然后,在宵行的线索中以第一人称叙事,说明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心理认同,借助这个人物对春迟人生历程加以观照,并实现对自身的个体记忆和对历史的认识和反省,传达出自己在成长道路上所进行的严肃的思考和体悟,这是十分有益的,反映了一个青年作家的心灵和智慧正在迈向成熟。对于作者在创作上发生的这种转变,有的读者感到无法适应,因为他们习惯了浅层次的情绪感染和宣泄,④ 但他们的阅读反应也恰恰证明了作者努力完善作品形式的必要性。

此外,《誓鸟》的形式还有一个方面是作者初次采用的,就是在主干故事之外镶嵌一些小故事,在书中,用另外一种字体印刷。这一举措在“80后”的小说形式探索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这些小故事插入并不是任意的,其逻辑基础是触摸贝壳揭开记忆这一关键情节。在大部分小故事的前面,作者都加了一段相同的导入性文字,有些像咒语:

沿着螺旋状的楼梯一直向下走去,这沉堕的王国却并不是地狱。一直走,直到风声塞满耳朵,灰尘蒙上眼睛,荆棘缠住双脚,记忆的主人才幽幽地现身。

这段文字意味着接下来故事就是隐藏在某个贝壳中的记忆。除了第一部分《贝壳记》中瞎子发现贝壳秘密的故事与主干故事有较直接的关系——为后面春迟触摸贝壳的仪式提供暗示,其他的小故事跟主干故事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些小故事的设置却有意想不到的作用:

首先,故事中涉及到的纺织品禁令、巴里安火灾、红屋、三宝井等事物和事件,为想象17世纪西班牙、荷兰殖民者在东南亚对华侨和土著居民进行高压统治的历史提供了资源,也为复原主干故事模糊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间接线索。

其次,在主干故事的情节逐渐推向高潮或发生重要转折的时候,插入小故事将其中断,这样不仅平衡了叙事的节奏,而且调适了审美的距离。

再次,作者克服了她以往铺陈想象和倾诉心声的癖好,尝试了古典小说“说部”的叙事方式,采用冷静的笔触、简洁凝炼的情节和点到即止的细节描写,制造了一个个比贝壳还要精致的记忆。这些小故事跟主干故事比起来虽然占据的篇幅悬殊很大,可是其中的主人公的形象与春迟相比没有丝毫逊色。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弥散在情节中的轮廓式的故事背景通过一个个的小故事凝结成清晰可见的板块,这就形成了《誓鸟》作为一部广义的历史小说⑤ 所具有的描绘时代背景的独特方式。在这种方式之下。背景和故事彼此疏离,它们各自内部的情感能量也因此得到了释放:一方面,与背景疏离的故事克服了考据式的阅读惯性,自由开展的故事的细节,尤其是心理细节得以顺理成章地被理解。另一方面,与故事疏离的背景也一改惯常历史小说中僵硬、陈腐、庞大的面目,变得生动鲜活;作者通过小型的独立叙事,凸现出其中“苦难”和“执着”的精神内核,使这些板块之间的统一性从表面贯彻到本质,也对主干故事中人物的精神形象产生了强有力的烘托和映衬效用,从而将背景与故事在更高的层面上熔合为一体。

总之,《誓鸟》一方面体现出作者对已有的写作经验和写作资源的整合与提炼,不少先前作品的情节模式、人物原型在这部《誓鸟》中都得以重现;一方面也有不少创新,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把握主题的精准和深刻的程度较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正如邱华栋所言,这部小说可谓是“张悦然最为成熟的作品”⑥。一直以来,“80后”作家的创作能否立足文坛成为当代文学后续力量颇受争议。虽然批评界从文化意义上给予了“80后”文学以正面评价,前辈作家也不遗余力地褒奖他们的创作才华,然而“80后”作品思想的深度和力度不够,掌控长篇小说情节和结构的能力不足却是不争的事实,甚至“80后”作品的原创性也受到质疑。《誓鸟》的出现改变了这种现状,值得我们阐释和细读,它为提升“80后”创作的整体水平起到了标杆的作用,为我们在跨越代际和年龄限制的公正平台上看取“80后”文学提供了范本,希望它能够成为这一文学群体迈向全新阶段的开端。

注释:

① 张悦然说:“现代社会一方面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诱惑越来越多,所以古典武的忠贞和坚守,在有些现代人身上就看不到了,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没有了道德的底线。”“80后这代人是有问题的,不仅仅是80后作家这个圈子。我们这代人共同有着独生子女的缺陷,缺乏安全感,而且没有团结协作的观念。忠实,持之以恒,能够随时被美好的事物感染,是我们这一代人最稀缺的禀性。”“我借用东南亚海岛上一个关于贝壳的传说编织了隐藏在心底多年的故事。我认为蔑视记忆、生活态度冷漠的人是可怕的。其实大家每个 人都是誓鸟,只要你还具备爱的能力。”(《我不是80后——告别青春文学新作〈誓鸟〉转型张悦然》),见《每日新报(电子版)》2006年11月17日。

② 张悦然:“现在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是,虽然我们的作品影响了很多人,但这种影响只是一种共鸣,它不在更高的高度上。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牵引读者,这就要求我自己的成长要先于他们。”“现在我觉得我的文字肩负的东西更多了,可能落笔的时候会更慎重一些。”(见罗雪挥 刘芳:《张悦然:没有人给我们一条救命的绳索》,《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7月24日第73页。)

③⑥ 邱华栋:《〈誓鸟〉:一只穿越时间的凄美之鸟》,大洋书城网站。

④ 有读者在网络张发表了对该书的观感:“遗憾的是,在这本书里,打动我的东西明显少了,或者说几乎没有。她似乎走在一个迂回的路上,重拾拼砌文字的乐趣,热衷于营造一个文字和故事并驾齐驱的阅读环境,这种姿态使她过早地退到了故事的背后,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于是,笔者和受众之间仿佛失去了那条连接彼此息息相关的感情线索,文字的感受也再也不是感同身受。只剩下简单的,优与劣。”(joycelee:《从〈葵花走失在18905〉到〈誓鸟〉》,BlogCN论坛。

⑤ 邱华栋认为:“《誓鸟》是一部广泛意义上的历史小说。”(邱华栋:《〈誓鸟〉:一只穿越时间的凄美之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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