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年谱(1975-1997)》学习笔谈——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笔谈论文,重要思想论文,政治体制改革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走过20多年的历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途径。在最近新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中，又公开发表了他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重要论述。
1.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认为，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难以克服现行体制的弊端，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1980年11月7日，邓小平在接受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遗留下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机构重叠、官僚主义等。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顺利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88页）1982年3月，他在会见巴西外长时说：中国正在抓两件大事。“一是搞体制改革，克服官僚主义。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这件事搞不好，我们就会丧失民心，四个现代化也没有希望。二是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行为。”（《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07页）。1986年12月6日，他会见墨西哥总统德拉马德里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一要大胆、要坚决，第二要谨慎，要照顾到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就我个人来说，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们这一代要搞，年轻一点的同志要搞，我们的娃娃将来也要搞，当然那时他们不再是娃娃了，在管事了。只有这样搞，才能扫除实现现代化的障碍。”（同上，第1156～1157页）
2.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但政治体制改革要慎重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协调发展，既积极又稳妥地进行。1986年12月12日，他在会见日本国家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权利下放、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主要方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不够理想。权利下放、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中国的体制改革不容易，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实际问题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赞成改革的人，也会变成反对改革的人。改革不仅是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只要搞改革，左右前后都要碰到障碍。所以，我们要慎重，做这件事不能太急，太急了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他还举例说：“中国古代有个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我们的改革不只是过五关，但是我们下决心改革。我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一个头绪，但看不到改革的完成”（同上，第1157页）。1987年7月14日，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时明确指出：“八年来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就不适应了。政治体制不改革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且会影响到许多事情。政治体制不改革，官僚主义就消除不了。政治体制改革要坚决搞下去。”（同上，第1201页）
3.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邓小平认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迫切需要发现、选拔、培养和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1981年1月12日，他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说：“我们有个根本的改革，就是逐步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是搞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有才能的人上来。这是很费脑筋的问题，有很多障碍，但不这样做就没有希望。”（同上，第706页）同年1月2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时指出，中国的人事变动正向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变动更有利于中国的安定团结，更有利于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更有利于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过去一些个人专断的现象可以得到更好的纠正，因此也更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更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上，第709页）。1987年7月14日，他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科尔时说：“十三大以后，我们党和国家机构领导班子要相对地年轻化，以增加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力。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老党，领导层里老年人比较多。这种状况不改变不行。因为老年人往往有一种习惯势力，精力也不那么充沛了，对新鲜事物不那么敏感了。所以要力求做到逐步年轻化，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相应地还有国家机构的领导成员，要年轻化。”（同上，第1201页）
4.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邓小平认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1978年3月8日，他同刘西尧等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为什么不可以公布高考的成绩？学校不能扩大招生，房子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职工多了？学校不需要的人，由省市统一规划，调到别的地方去。我赞成对招生问题进行公开解释，不管什么人都不照顾。今后招考时，民主方式是要的，这是堵后门的最好办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1979年4月15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和夫人时指出：“现在我们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经济上做些调整。……另一件是思想战线要适应搞四个现代化，要发扬民主。但搞民主没有纪律不行，没有法治不行。民主和法治是统一的。”（同上，第505页）1981年9月4日，他会见美国代表团时又说：“我们提倡民主，加强民主，同时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把法制建设提到重要地位。中国同美国相比，中国法律太少，法官、律师等司法人员太少。我们必须制定必要的法律，同时培养司法人才。”（《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67页）1985年4月，他会见美国工人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工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我在法国呆过，知道西方对‘专政’不容易接受。其实，任何国家都有专政职能。我们还是讲民主的，讲民主和法制。我们现在还要扩大民主，要相应地加强法制。”（同上，第1042～1043页）
5.政治体制改革要从中国实际出发
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从国情出发，不照搬别国模式，并描绘出我国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再到社会各领域的渐进型程序。1988年7月15日，他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说：“中国的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苏共党代表大会最近首先提出实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来说难度大。为什么中国首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做起，而不是从政治体制改革着手？因为中国在政治上问题不大。”（同上，第1242页）1991年10月5日，他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我们的改革是先从经济上，从改善人民生活上做起，不是从政治上做起。在宣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时，我就说过，不赞成美国式的民主。我当面对布什以及其他美国人多次讲，我们不会学美国。我们不赞成西方民主，但是我们也确实要民主，要社会主义民主。”（同上，第1332页）1987年4月17日，他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中国有些人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甚至煽动学生上街。这些人既不了解中国，也不了解西方。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妨碍中国政治形势的稳定，所以我们迅速处理了这个问题。中国不能再乱了，所有影响稳定局面的事情都要避免。我们搞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要健全民主和法制。民主也好，法制也好，都要有领导地进行，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只能稳步渐进。”（同上，第1180页）
总之，年谱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具有极为深邃的内容，还有关于民主集中制等方面的精辟论述。但上述观点已基本反映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科学内涵。这对于我们贯彻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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