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发展观论文,社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1)01-0065-03
一
完整意义上的非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是由马克思·韦伯首先开创的。在其传世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第一个真正把西欧以外的社会和文明纳入了自己的研究框架。在韦伯看来，是新教伦理的思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其形成阶段的发展起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源于新教宗教信仰的某种伦理要求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所需的经济动机模式之间的选择性亲和（即逻辑一致性与相互支持的动机性影响）”。它促成了“世俗禁欲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正是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才促使人们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出来，而发展成一套合乎理性行为的系统方法，克服“自然状态”，摆脱非理性冲动的影响，并把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包括生产的、技术的、法律的和管理的）发展成为可计算和可臆测的东西，从而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与成熟。
以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学派的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演变模式和文化传播理论，直接受到了韦伯理论的影响。帕森斯从“社会行动理论”出发，建构了其分析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AGIL"模式。从这一模式出发，帕森斯认为人类历史社会进化的推动力，在于分化、整合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仅仅只有源于古希腊、犹太以色列的文明才真正具备，其表现是使契约和财产制度化。社会进化的标志是法制的完善，以便能够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化的需要。帕森斯高度重视文化在人类历史社会进化中的作用，认为"AGIL"模型”的四个部分虽然互相依赖、互动发展，但所起的作用大小都是不同的，文化系统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系统必然要影响到社会系统内部的经济、政治、综合和价值托管四个部分，为社会系统内部的成员提供基本的价值指导和行为规范的原则。非经济条件的文化价值观念，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对于非西方社会落后国家的发展而言，在一定的意义上，离开了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韦伯和帕森斯的上述观点，对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当代西方现代化论者正是根据韦伯和帕森斯的上述观点，构建了社会发展的有关概念。具体概述为，首先，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其原因就在于发达国家具备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与规范。现代化论者鲍尔说：“经济能否取得成就和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态度，取决于根据能力和态度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采取的组织措施，取决于历史经验，而外部联系，市场、机会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和作用则是次要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其次，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结构一致性”的互容原则。它包括：工业职业结构与核心家庭及开放的社会结构；广泛的职业专业化，教育正式化与全民文化程度的提高；社会制度的分化，职业专业化与竞争体制的多元化结构；经济体系中的货币和私有财产契约化的法律制度；多元化的社会结构与选举制度，民主制度以及多党政治体系。正是这些互容性的因素，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变革及其方向。现代化理论所说的一切变革，都是在这种结构一致性原则之下发生的。
总之，所有的现代化理论都相信：“由于西方科技价值观念的传播，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发达国家现有的一切社会特征。”（注：《马列著作选读》，第316页.）非西方社会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其最大贡献在于首创了若干分析现代社会变迁的概念范畴和模型框架，对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做出了系统论证，特别是注意到了科技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与态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一理论所持的西方中心论和两极社会论却严重背离了社会史实和文化多元性原理，他们对发达和不发达的原因只强调内部优势而没有看到外围的关联，忽视了对于发达的殖民性和后发国家所处的不平等地位的分析，是不公平的。因而从方法论角度看：“现代化理论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发展理论，它缺乏两点基本内容，一是充分的历史阐释，二是足够的结构分析。”（注：《马列著作选读》，第330页.）
二
20世纪的社会发展向世界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发展模式，俄国、日本、中国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并不纯粹是西方现代化传播和扩展的结果（尽管也深受其影响），全球化也决不是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都统一于西方和美国的模式，预见这一发展时代来临的思想先行者，则是伟大的社会发展学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而并奠定了社会发展观的科学基础。他指出，社会发展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社会存在的基本方式——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迁推动着社会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一发展是借助于人们有目的的实践活动得以实现的。
正是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不是由外在的、先天的力量决定的，而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结果。他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而从人的有目的的对象化的实践活动出发，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分野问题。他指出：人们在现实生活的物质生产活动中，必然要发生两重关系：一方面是人们对自然的直接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它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是主体的个人之间在生产中结成的经济关系，它表现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一定的生产方式。由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即现实的生产力相联系的，所以“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一定社会的社会状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决定着一定社会的交往形式即生产关系。也即是说，任何新的生产力的产生都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切历史的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之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页.）正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矛盾运动，才使人类社会呈现出连续不断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全面地展示了机器大工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全过程，并预见了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工业化浪潮。他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和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2页.）随着“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这样，“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城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各个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那些异己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4页.）所以，“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2页.）
马克思认为：一方面，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以其强大的物质力量迫使世界各民族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更按照自己的面貌来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民族都必定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因为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开创世界历史的同时，也造就了资本主义灭亡的现实条件。这种条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及其代表——现代无产阶级的社会；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发展相联系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这意味着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以一切民族都采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而是指那些控制着世界市场并拥有巨大生产力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进行的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准备好的普遍性世界交往，足以使这些发达国家的共同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
循着这一思想基础，马克思晚年对非西方社会发展的俄国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作出了探讨。马克思认为：十九世纪的俄国在世界历史一体化的潮流中，已经不是孤立的和封闭的国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既处于同一时代，又与之有着广泛的交往，完全有可能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既定成果作为自己跨越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物质前提；同时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生产，而且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的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加之俄国当时广泛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这一古老的社会制度，其生命力比“氏族社会、希腊社会、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得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页.）虽然在这种具有二重性的农村公社里，“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是和较古的公社条件是不相容的，”但是其二重性的特征又是它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因为“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联系的千百万的各种公社关系，使公社基础稳固。”（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7页.）
需要申明的是，我们在这里着重提出了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探索和论证，其目的是透过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前途的设想来揭示出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一般意义：亦即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绝不是一种僵化的发展理论模式，在他的唯物社会发展观里，蕴含着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其理论逻辑是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的。在他看来，俄国之所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主要一点是俄国有它自己的历史背景，这就是，俄国是一个“半亚细亚”社会。正是俄国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它能在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世界性交往普遍发展的条件下，借助于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使俄国的土地公共所有制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因此，当代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自身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根据“世界历史”发展的新情况，有效地利用和改造本国自身具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现状，只有在对自己民族现实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具体研究的比较中，才能把具体的过程及其现状与现实的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找到理解自身发展与变革的钥匙。因为人类社会实际本质活动的丰富性决定了社会变迁的多样性，而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则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三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从人的本质活动的创造性出发，强调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性。面对21世纪的社会发展，我们亟须大力破除传统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缺陷，代之以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的社会发展观。
首先，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的主体自我决定论。西方传统的社会发展观是一种本体决定论的先验发展观，无论是斯宾塞，还是帕森斯他们都首先肯定了一种先在的本体作为发展的根据，然而，这种发展观只适用于解释自然现象的演变和进化，并不适用于解释社会发展。因为自然事物没有目的，不会自主地追求发展，它只能被动地接受环境的改造，其发展表现为一种不可改变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讲，自然界的发展是先定的被动式发展。
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却是人们有目的实践活动对象化的结果，这种发展的原因不是先定的力量，而是实现目的的活动本身。因为人在与社会不断的进行交往的物质实践活动中，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关系中，生产出自身和他人的存在以及自身和他人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形态关系，从而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向前发展。因此，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自我超越。
其次，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社会发展作为人的自我超越，是一种远离始初状态的自我否定，并不是向人的自然状态的复归，而是不断创造。人是物质世界长期进化的产物，但不是不断还原为物质，而是其能动的主体精神力量不断增长的过程。实践之所以是创造性的物质活动，是因为实践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它能在改变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确证人类的本质力量。“共产主义和过去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生产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也是到了那时，即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挥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所驾驭的时候，共产主义就不再是理论，而是现实，在那个历史发展中，人才真正地确立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成为历史的主人，实现了人类的彻底。
再次，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是，这种一般规律不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之外，而是在人的历史活动之中。因此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特殊道路、多样性选择统一论的结果。马克思本人一再声称自己没有“建构模式”的企图。“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和意义。”
20世纪社会发展的实践一再证明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几十年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吃尽了“全盘苏化”与“全盘西化”的苦头，至于曾经热闹一时的“南斯拉夫模式”、“匈牙利模式”、“东亚四小龙的新儒家文化模式”，也只能提供某些借鉴和参考。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选择有自身的特点的发展道路。
最后，破除社会发展的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
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20世纪人类社会发展遭遇的种种困厄，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核战争威胁、物欲横流等现象对人类共同利益威胁的增加，在内容上涉及全人类利益，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解决这类问题，各民族国家需要在世界范围内协调互补，共同努力。这就要求一切民族国家都必须破除社会发展的自我中心论，而回复到世界整体发展关联的一体化进程中。因为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已初步形成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每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将作为这种整体发展的部分而存在，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整体形成的规律，对部分的发展具有制约的作用，因此，确立每一民族国家的发展，必须首先确定其有世界整体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及其自身发展的特殊阶段。由于现代文明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并且首先是以资本主义为其实现方式，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注定是要向全球范围扩张的，并且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占据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但是，资本主义所建立的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它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但却力图把这种生产力限制在狭隘的生产关系范围内，资本主义是一个必然灭亡的社会，但资本主义之必然灭亡却是世界性的：现代工业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极限，也就是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的起点，而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只有在世界体系中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论不仅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在本质上代表着人类的未来。“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一个最终摆脱了人的自我异化，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身心层面恢复和谐统一，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的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才能得以最终实现。
收稿日期：200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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