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述评论文,党内论文,倾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对错误倾向，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建党原则之一，也是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体现。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错误倾向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主要表现为“左”和右两种倾向，它们都从根本上脱离了实际，危害革命和建设事业，给党的发展带来损害。中国共产党在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同“左”右倾错误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可以说是在反对“左”右倾错误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而周恩来在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漫长历程中，几十年处于党的领导核心，经历了多次党内反倾向斗争的风雨考验和磨炼。因此，他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的基本实践活动、成功和失误，以及理论方面的建树，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加以探讨。本文从三方面对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作一评述。
一、对本课题研究的基本状况
总体而言，对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就其所应达到的深度、所发表的专门成果，以及与其它课题的研究水平相比，在研究者队伍的数量和研究的广度方面都不令人乐观。因此，这是一个有所研究又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是一个能够研究又必须全面系统加以研究的课题。
（一）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步较晚，未能达到其应有的深度。
相比于对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研究，理论界、史学界对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研究起步较晚。就其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研究来说，则更晚一些，只是在《周恩来选集》出版发行之后才开始有所涉及，主要散见于1977年前后的各主要报刊所登载的一些文章，比较集中的是197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的好总理》一书，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几本续编。此后，对周恩来的研究转入实质性阶段，到1986年他逝世10周年形成一次小高潮。特别是1980年到1986年前后，理论界、学术界发表了不少研究文章，也出版了象《怀念周恩来》（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12月）、《周恩来研究文选》（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等著作。在这些成果中， 能够看到一些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研究文章，但并不多。从1989年开始至今，对周恩来的研究进入生平传记、年谱、专题思想方面的领域，专门研究本课题的文章并不多，仅限于面上的史实方面泛泛的议论和分析。
（二）对这一课题的研究重视不够，投入不多，发表的研究成果较少。
专门以研究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专著没有，而专题论文也不超过10篇。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仅有如下几篇比较专题性的：《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而奋斗——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反倾向斗争的论述》（陈金榜著，载《江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一期）、《周恩来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石仲泉著，载《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2期）、 《肃清“左”的影响要正本清源——读〈周恩来选集〉上卷》（胡华、林代昭著，载《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恩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反“左”斗争——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札记》（张春予著，载《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3期）、《纠正知识分子问题上“左”的倾向， 学习〈周恩来选集〉下卷》（杨增和著，载《文汇报》1985年1月14日）、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安建设著，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等。
如果不看题目是否专题性，将凡涉及到周恩来与历次党内反倾向斗争的著作和论文都计入在内，则大约有100项左右。 如凡是研究周恩来生平和思想的著作中都多少涉及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详见《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胡华等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周恩来的卓越奉献》（石仲泉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开国总理周恩来》（力平著，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周恩来传》（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周恩来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总管家周恩来》（熊华源、廖心文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而涉及本课题内容的类似文章则更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的研究有所进行但进展不大；研究成果有所体现但质和量都未达到应有水平。究其原因，主要是课题本身比较复杂敏感，难度较大，有些问题难以把握。因此，研究者们重视不够，投入不多，起步较晚，观点分歧也不是很明显。
二、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的评述
周恩来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研究，兼有生平史和思想史两方面内容，即他一方面参加了为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而进行的党内反倾向斗争实践，另一方面又提出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的宝贵思想。学者们的研究大都从以上两个方面入手，本文将这两个方面再分成几个问题对其研究内容进行评述。
（一）周恩来不仅非常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而且积极参加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伟大实践，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这是一个总论性质的问题，陈金榜认为：“周恩来同志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战争年代，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殊死斗争的同时，非常重视进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同‘左’的和右的错误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1〕这不仅表现在许多重要的关键时刻， 周恩来始终站在正确立场上同错误倾向进行斗争，而且表现在理论方面，他注意清算错误的思想根源，注意总结斗争的经验和教训。胡华、王键初在研究了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时期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活动及论述后指出：“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早认识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进行党的建设”〔2〕的领导人之一。那个时候， 他就提出党员应当正确认识和运用党内民主的权利，反对奴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反对“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绝对民主化倾向，认为这是社会上无政府主义在党内的反映。当然，注意研究周恩来早期重视党内反倾向斗争是必要的，但多数同志都集中在大革命失败前后的这段历史研究上。石仲泉、杨增和指出：“周恩来同志亲身经历了我们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是鲜明的。《周恩来选集》上卷开卷篇《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就是批判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重要著作。他对瞿秋白同志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提出过尖锐批判，认为‘左’倾盲动主义者在政治上发动全国总爆动，在战争中提出‘杀土豪’、‘烧城市’作动员口号，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狂热性’。李立三同志搞‘左’倾冒险主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周恩来同志的反对”。〔3〕
周恩来不仅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而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坚持统一战线的策略，正确实行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为此，他提出必须开展严肃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问题上反对错误倾向。总之，多数研究者认为周恩来无论在革命还是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党内的反倾向斗争，认为这是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增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重要一环和首要条件。他不仅重视反对党内的“左”的和右的倾向，而且注意反对党内的诸如形式主义、唯成分论、极端民主化等各种非无产阶级的错误倾向。早在1929年，周恩来就提出“加紧党内的政治教育”的思想，与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关于“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的思想是一致的，为当时党的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不少研究者专门研究了周恩来参加的一些重要的反倾向斗争实践。石仲泉的《周恩来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就属代表作。〔4 〕他专门研究了周恩来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对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认为周恩来自1926年冬担任中央军委书记、1927年夏进入政治局以后，一直参与党中央领导工作，亲身经历了党内的历次路线斗争，对“左”右倾机会主义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许多文章，在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经验的时候，对党的历史上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文献既是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历史结晶，也是周恩来对我们党的理论贡献的一个重要部分”。石文认为，周恩来当时写的许多文章，如《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和《论统一战线》等，都深刻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认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集中地表现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实行投降主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周恩来那时在党中央工作，不同意他们制定的城市暴动计划和一系列“左”的政策，为此曾受到瞿秋白的处分。李立三搞“左”的冒险主义，他一开始就表示反对，并发生激烈争论，被李立三指为“右倾”。为了纠正这两次“左”倾错误，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大量工作，使白区的党组织较快地得到了恢复，革命力量重新得到发展。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关于武汉工作问题》、《立三路线的理论基础》等重要历史著作中，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对这两次“左”倾错误进行了批判。石文指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在批判中不免也沿用了那个时期流行的一些不正确提法，但是，总的来说，他对‘左’倾错误的批判，不仅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有些批判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周恩来对这两次‘左’倾错误的批判是深刻的，也是很有胆识的。”
陈金榜结合学习周恩来的有关论述，也研究了周恩来在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错误倾向斗争中的实践活动和理论贡献。该文专就周恩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主要是“八七”会议至李立三路线时期反倾向斗争的实践和理论，谈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作者认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曾发生过3 次大的“左”倾错误。周恩来1927年11月到上海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后，在批判和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并同其取消主义作斗争的同时，以极大的精力同党的错误，特别是作为当时主要危险的“左”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同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斗争中，周恩来既是受害者，又是抵制者。党的六大以后，周恩来看到了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两种不同倾向，并同其作了坚定的斗争。1928年11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告全党同志书》的第四部分，即《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就尖锐地指出了小资产阶级意识对于党的建设的极端危害性，提出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等不正确的倾向继续猛烈争斗。”周恩来在纠正立三路线的斗争中，特别强调应坚决反对“左”比右好的观念，并着重分析了李立三错误在思想理论上的错误。
郑健民、王金堂在《周恩来同志与顺直党的建设》一文中，〔5 〕专就1928年冬，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到天津向顺直省委传达党的六大精神，改组省委，纠正党内的错误倾向，解决党内出现的复杂纠纷作了研究，认为“这是北方党历史上一次很有成效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郑文认为，周恩来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几个问题的回答》，同他参加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一样，是我党早期论述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文件之一，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纠正政治路线上错误倾向的同时，周恩来认为还必须反对错误的组织倾向，如党内生活的极端民主化、干部政策上的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小组织倾向等。批判小资产阶级意识，发展无产阶级意识，也是周恩来在顺直省委反对错误倾向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反对的主要是经济主义倾向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
对于周恩来在党内反倾向斗争问题上的重大实践，学者们围绕上述几方面研究比较多，虽然有许多问题尚不明确，但相对成果多一些。而对于周恩来在反对王明的“左”右倾错误方面的研究则比较薄弱，对于他在建国前后的反倾向斗争问题研究及其他各个领域的研究虽也有一些，但都不够深入。如张春予在《周恩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反“左”斗争——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札记》、石仲泉在《周恩来的反冒进与毛泽东的反反冒进》、《周恩来在难以超越的“大跃进”年代》、《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高文谦在《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周恩来》等文章中，都比较多地研究了周恩来建国前后经历的几次大的反倾向斗争。这些研究虽题目不同，内容个别，但基本观点大都遵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史料充实，但争鸣不多。
（二）周恩来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重视清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进行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提出了许多反对错误倾向的重要思想。
这也是研究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主要在以下方面展开研究：
1.“一切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肃清‘左’比右好的观念”。
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就产生了“左”比右好的错误倾向。针对这一错误思想，周恩来在1930年9 月写给长江局的指示信中尖锐指出：“你们应坚决反对这一观念：‘左’倾会比右倾好些，在现时只怕右倾不怕‘左’倾。要知右倾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而‘左’倾也同样会障碍革命与断送革命的。”学者们指出，周恩来在党的“七大”上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时，进一步批判了“左”比右好、宁“左”勿右的错误，阐明了两者本质的一致性，强调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切忌一刀切。陈金榜指出：“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切中时弊的，在今天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6〕石仲泉进一步评价说：“这是一个很有科学预见的英明论断。 ”“右倾断送革命成为人们公认的历史事实，‘左’倾会断送革命吗？人们还投以疑惑的眼光。但是，历史很快就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紧接着发生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丝毫不亚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人们对‘左’倾机会主义的危害认识得更加清楚。周恩来的这个论断也就更加显示出真理的光芒。”〔7〕胡华、林代昭认为，周恩来既重视反右，也注意批“左”。 早在20年代，在参加创建旅欧党、团总支部时期，周恩来就在《赤光》第2期上，发表《革命救国论》（1924年2月），一方面批判了“右倾于振兴实业”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理论；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左”倾于“毁坏一切、自由行动”的无政府主义。〔8〕
2.“充分认识产生错误倾向的社会历史和阶级根源，尤其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
学者们对周恩来这一思想上的认识，也比较一致，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 陈金榜指出：为了进行理论上思想上的斗争， 周恩来早在1928年就十分注意清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明确指出：“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周恩来认为，在我们党内所以会发生“左”和右的错误，究其社会阶级根源，“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9 〕石仲泉则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了周恩来对“左”右倾错误产生的分析：第一，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集中地表现在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否认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对资产阶级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实行投降主义。第二，瞿秋白、李立三两次“左”倾错误，从政治上看，都是坚持“城市中心论”，妄图发动城市武装起义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第三，从思想路线看，两次“左”倾错误领导人都严重地脱离客观实际，陷入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第四，从组织路线看，两次“左”倾错误都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对干部滥施处罚，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办主义。力平在《开国总理周恩来》中认为，周恩来在1928年11月起草的《告全党同志书》中，突出地强调思想建党的重要性，提出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与毛泽东是“所见相同”，不同的是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一个在中央，一个在地方。〔10〕胡华、林代昭认为周恩来纠正“左”倾错误，注意正本清源，分析它的表现形式、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地提出改正的方法。与前不同的是，他们专门研究了周恩来关于党内“左”倾错误产生的社会阶级根源和表现形式的有关论述，认为他在批判“左”的错误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是重视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他从1928年11月开始到抗日战争时期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批判，明确地区分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与“左”倾的“不断革命论”、科学社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界限。〔11〕
3.“反倾向斗争主要是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只有彻底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点，然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走上正确道路”。
研究者们通过分析周恩来在1928年11月前后的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论述后提出：那个时候，周恩来就提出“反机会主义主要的是要肃清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思想。有学者结合研究周恩来在顺直党的建设问题上的论述，进一步评价了他的反对错误的政治倾向，必须同反对错误的组织倾向结合起来的思想理论。如当时顺直省委和其他地区党的领导机关中，存有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和唯成份论的错误，还有的歪曲反机会主义思想斗争的性质，把反对机会主义斗争变成了反对知识分子的斗争。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结合顺直党内生活的状况，周恩来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支部生活，加强组织纪律教育等一系列措施，为顺直党的组织整顿指明了方向。
4.周恩来不仅深刻地论述了党内错误倾向的理论基础和社会根源，而且正确地阐述了反倾向斗争的方针和方法。
第一，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必须对各种错误倾向进行“彻底的揭发与批评”。有作者指出，周恩来认为“我们党正是在反对和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同的是周恩来提出纠正各种错误倾向，“主要还在批判一切机会主义的观点，使全党同志有明白的认识”，而不要太着重个人的责任。
第二，周恩来一贯主张批评错误倾向时，应该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反对党内斗争扩大化。他对历次整风、整党运动都反复强调，“整党审干必须采取严肃而又谨慎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少学者在谈到这一点时，也同时研究了周恩来关于保护知识分子的宝贵思想。周恩来在1928年就强调指出：不能“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这是很错误的”。他历来反对这种打击知识分子、制造“工学界限”的思想和作法。〔12〕周恩来在纠正顺直省委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时，也坚决“批判了这种唯成份论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错误，认为这种观念根本上仍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13〕建国后，周恩来仍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遵循正确的知识分子方针。李蔚在《周恩来同志和知识分子》一文中〔14〕认为：“周恩来同志是我们党内最懂得知识分子，最善于作知识分子工作，而又最为知识分子所爱戴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周恩来把低估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否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看法，看作是党内的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进行严肃批评。他努力纠正在知识分子中很少吸收党员的关门主义倾向，并亲自介绍知识分子入党。这方面的情况，张春予在《周恩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反“左”斗争——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札记》〔15〕中谈到不少事例。作者指出：“周恩来作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之一，对文艺工作历来十分关注”。“建国后，他在文艺事业上的各种活动，都贯穿着一个总的方向——反‘左’”。“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作者进而划分了周恩来在文艺战线上的反“左”斗争的3个阶段， 结合他的有关论述（大都收录在《周恩来选集》下卷中），归纳了周恩来的5 个思想观点：一是针对“左”倾错误煽起的“五子登科”的歪风，呼吁艺术民主；二是针对“左”倾错误提出的只能歌颂不能揭露的片面主张，提出两者不可偏废的指导思想；三是针对“左”倾错误造成过多行政干预，呼吁发挥作家的独创性；四是针对“左”倾错误造成的只看政治不看艺术的片面艺术，强调文艺作品必须有艺术性；五是针对“左”倾错误造成的“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理论，提出艺术典型多样化的正确主张。石仲泉结合历史总结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左’倾路线的这个错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条重要教训，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以另外的形式重复了”。〔16〕
第三，周恩来严于律己，在批评错误倾向时，总是把自己摆进去。有研究者指出，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周恩来“对于自己的过失和错误，认真作自我批评，不厌其烦地循循善诱地指出来，使大家受到教益；而不是自以为是，自封一贯正确，更不是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所作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就是一个范例”。〔17〕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肃清“左”的错误的影响时应该采取的态度，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优良作风和高尚品质。
（三）周恩来在党内反倾向斗争中的实践和理论启示及历史局限性评价。
不少研究成果在探讨了周恩来在党内反倾向斗争（特别是反“左”倾斗争）的实践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后，都从历史启示的角度作了分析，并对周恩来的历史局限性作了评价，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
关于历史启示，石仲泉认为周恩来“把革命的坚定性和批判的科学性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一方面，他十分重视对机会主义错误开展思想上理论上的斗争，认为这是巩固党的重要武器；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对机会主义错误的批判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合乎历史实际的眼光来分析这些错误。这是我们开展党内斗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方法，也是我们学习周恩来同志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论述的精神所在。”〔18〕陈金榜则认为，“周恩来同志对人不溢美，对己不诿过，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勇于承认错误，善于吸取经验教训，坚定地勇往直前”。〔19〕
关于历史的局限性，学者们的研究不是很充分，有些也比较复杂，但多数认为正如任何伟大的领袖人物不是神而是人，都有过失和错误一样，“周恩来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也曾有过失误，犯过错误，而且犯过左的错误”。除此之外，他在几次反倾向斗争中也用了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提法，如在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时，就沿用了那个时期流行的一些不正确的提法，在个别人的处理中也有失偏颇，但总的看是有非常重要的历史价值的，也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建国以后，周恩来在反倾向斗争中同样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志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又正如邓小平所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十分艰难，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做了不少违心的事。这些评价，应当说是十分公正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种客观与主观上的局限性。陈金榜对此作了分析，较有见地：第一，应该看到，周恩来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他在很多重要关键时刻，都站在正确的立场同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这是应该肯定的。第二，周恩来的思想理论，也是在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发展和趋于完善的，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第三，“对此同对待任何历史问题一样，都应该‘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总之，通过对上述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有关问题的评述，笔者不难发现：对周恩来与党内的反倾向斗争本身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绩，尤其是对周恩来在大革命失败后这段时间内反对“左”倾错误的研究比较好。通过对这些研究成果的述评研究，也的确感到周恩来不仅积极参加了党内反倾向斗争的伟大实践，极为重视反倾向斗争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的重要性，而且对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理论作了一定贡献，特别是在破除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观念方面，更为可贵。但总的感觉这些研究的全面性不够（反倾向斗争是全面性的），研究反右与反“左”相比，研究反“左”的多些；研究前期与后期相比，研究前期的多些；研究理论与实践相比，研究实践多些；研究成绩与失误相比，研究成绩多些。
注释：
〔1〕〔3〕〔6〕〔9〕〔12〕〔13〕〔19〕刘炎、米镇波编：《周恩来研究文选》（1976—1986.1），南开大学出版社，第342、439、347～348、354～355、337～338、357页。
〔2〕〔8〕〔11〕〔17〕胡华等著：《周恩来的思想及理论贡献》，广东人民出版社，第77～81、159～160、162、164～165页。
〔4〕〔7〕〔16〕〔18〕石仲泉：《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中央党校出版社，第42～53、52、52、53页。
〔5〕《党史研究》，1980年第6期。
〔10〕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14〕《光明日报》，1983年1月8日。
〔15〕《学习和探索》，198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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