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业教育发展的社会与文化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基础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3－0073－08 专业化是近两百年来人类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作为其重要表征与推动力，大学专业教育在这场变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今天在许多国家已颇为普遍的，以专业院系为组织基础，以社会服务为导向的专业教育模式肇始于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专业教育不仅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创新，改变了美国大学的面貌，更强劲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变革。尽管已有不少文章介绍美国专业教育的基本状况，但关于专业教育何以在美国兴起和成长却鲜见深入的研究，这不免使得很多人对美国专业教育雾里看花，学习借鉴时更是盲人摸象，不知就里。实际上，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发展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环境，是美国19世纪社会和文化演变的结果。 一、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走向了以社会服务为基本导向的现代化改革之路。引领这场改革的是一批新兴的大学，老牌学院也随之跟进。这场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成果就是专业教育的兴起，具体表现为：专业学院的制度创新，职业和实用性学科的确立，以及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专业教育模式。 “学院”是传统大学的组织模式。美国殖民地时期的学院模仿英国的大学，主要施行古典教育。但实用主义的美国在高等教育上不断开辟出适应和满足美国社会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容。在19世纪中后期，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化以及美国社会的需要导致美国大学出现了以传授专门职业相关的知识与技能，培养专业实践人才为目标的“专业学院”，授予毕业生“专业学位”。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研究生院的创始者，也是美国工程专业教育的源头。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商学院，也是此后众多商学院的模板。1873年成立的范德堡大学以教育相关专业著称。同一时期，美国最早的一批医学院由从欧洲学成归来的医师们出资在哈佛、马里兰、哥伦比亚等大学创建。到20世纪初，新闻学院、管理学院、建筑学院、艺术学院等已在美国很多大学落脚，基本构成了今天大学的普遍组织模式，并在各领域确立起系统化、标准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培养方案。在专业学院下，美国大学还独创了“学系”结构，进一步从组织上保障了知识和学科的不断细分，为新专业、新分支的设立预留了充足空间。布莱德斯坦因此将美国大学比喻为孕育新专业的“种子机构”。① 同时，在日益复杂的大学组织环境中，学校行政管理与教学活动开始出现分离。这不仅本身符合社会分工细化的要求，直接促成了大学管理和学术研究两个典型专门职业的产生，也使大学对社会需求的变化更加敏感，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式等方面变得更为灵活。大学通过严控招生标准及流程，开设专业课程，开发培养方案和教材，实行标准化考试，授予文凭和资格证书等方式确立了自学生入学至毕业的一整套专业教育规范模式，实际上增加了专业教育的信誉和专业文凭、证书的权威性。另外，研究生院的创立进一步分离了大学中的教学与研究活动，真正确立起了学术研究的专业地位，直接推动了各专业知识、技术的快速发展。1872年美国大学开始授予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位。②同时，大学作为教授们聚集工作的地方，经常也是专业协会、学术期刊、学术会议等保障和推动专业化发展的根据地。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是多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科技的发展导致知识的专门化。科技在社会的应用以及社会分工导致对专业人才的巨大需求。这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专业协会的强力推动。这些不但构成专业教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即社会基础)，还有利于在美国社会酝酿一种专业主义文化(即文化基础)。 二、美国专业教育的社会基础 任何社会实践都是特定社会背景的产物。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特定的需求和问题的回应。在科学技术发展和新的社会分工刺激下，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社会众多新老专门职业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人才紧缺。医疗、工程等比较传统的专业由于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涌现，对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实际工作场景中以老带新的学徒制式训练无法再满足科学化、系统化、细分化的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授，也无法满足行业对专业人员的高质量、标准化的要求。同时，新科技带来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解放了许多劳动力，也开创了众多社会服务事业(如学校管理、理财咨询、新闻媒体等)。这些行业迅速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技艺标准，并渴望同样借助正式教育成规模地培养专业人才。③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由自由资本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实力飙升至世界领先，城市化发展迅猛，但城市和企业大量新增的服务需求——管理人员、工程师、律师等——得不到满足也凸显为时代困扰。 与此同时，内战之后的几十年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镀金时代”。不仅有西进运动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发展和希望，也充斥着各种社会弊病导致的堕落与危机——商界投机成风、唯利是图，官场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国民贫富差距急剧拉大，暴力犯罪频发，人心惶惶，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提出了进步主义思想，力图通过社会和政治改革重建公平，维护稳定，提高效率，保障生活。他们四处奔走呼号，将美国带入了“进步主义时期”。④专门职业就是在这期间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的，它所体现的服务和自律的核心精神与进步主义思潮紧密相连。 然而，美国社会对专业人员的巨大需求与对专业道德的热切期盼只是美国大学专业教育兴起的最基本社会背景，并不足以直接决定其形态或保障其成长。与大学有着天然联系的各专业协会，以及它们与政府、市场间的三角制衡机制，才是大学专业教育最有力的社会支撑。专业协会与专业教育一样是促成专门职业确立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它们如鸟之两翼，在美国的专业化实践中缺一不可。前者为后者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保障，同时也不断接受后者的推动。 总的来说，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前期，美国专业化实践在美国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其一是老牌高端技术行业，如医疗、法律、宗教和教育等的专业化，其二是众多新兴专门职业的崛起，如商业管理、公共管理、城市规划、新闻传媒等。两种专业化形态的时间分界大致是在两个世纪之交。威伦斯基通过实证研究得出，这两种形态的专业化都须完成几项相似的任务，只是完成的次序有所差别。老牌技术行业倾向于在形成全职职位后先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起专业学院，以高质量专业教育支持高水平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传递，然后再成立地方性的继而是全国性的专业协会，以其为堡垒，在市场影响与政府干预中把握平衡，寻求对服务质量亦即专业道德的保障。而相对应的，新兴行业则倾向于在形成全职职位后短期内，先成立起能够在尚未完全承认其专业地位的市场和政治环境中，帮助维护行业权利与专业道德标准的专业协会，之后才力图在高等教育机构中建立专业学院，系统发展并传授专业知识、技能。⑤但无论在哪种形态下，专业化的核心活动都是围绕着专业学院和专业协会展开的。 现代美国大学是专业协会与专业教育间天然联系之所在。专业教育的兴起本身是美国大学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创新，而大学承袭的行会气质与结社传统也深深影响着从这里走出去的最初一批专业协会创始者。现代大学中的专业院系是专业人员成长的必经之路，也是他们最初的聚集地和彼此人际关系的起点。从后一种意义上讲，专业协会可以被看作是专业学院在大学外的延伸。专业协会是专业人士为维护行业整体利益自发组成的自治组织，它继承了大学原本的行会制度。从中世纪步入近代以后，许多古老的行会纷纷没落，唯独大学这个学者和学生的行会因其与政府的较亲密关系和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契合而存活了下来。⑥作为“行会制度的幸存者和专业行业的缔造者”⑦，大学将行会的一些基本性质过渡给了专业协会，包括：基于个人在特定事务上的能力和成就——而不是血缘或金钱关系——获得成员资格，新成员通常由现时成员挑选；怀有具体的目标并实行官僚机构式的自我管理；独立于政治与宗教权威之外，有自己的资产和象征性标志。 从本质上讲，专业协会是专门职业内部人员自由组成的自治组织，致力于对内保证行业服务在质量和道德两个层面的高标准，并对外维护行业形象与利益。为了实现对内的目标，专业协会制定行业准入门槛(学历、考试、品格等方面的要求)，确立迎合专业主义“服务导向”的行业道德规范，设置同行评议等监督手段，同时通过科学研究、专业期刊、专业会议等引领专业知识技术水平。为了实现对外的目标，专业协会代表整个行业平衡其与公众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参与相关公共政策和法律的制定，接受公众和政府的监督，并积极投入社会公共服务以营造良好行业形象。 由此，专业协会一方面致力于直接推动本专业教育在大学的发展，扩大其规模，监督其质量，以迎合社会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其对本行业发展的推动，对本专业毕业生出路的保护，间接为专业教育提供外部环境保障。众所周知，美国社会运作的核心基础之一在于权力的制衡。同样的，专门职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也依赖于专业协会在其与政府、市场间的博弈中求得了一种动态平衡。与中世纪行会相似，专业协会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专业人士为了维护自身独立地位：道德原则与整体权益，在与政府及市场的博弈中创建的。代表专业利益的专业协会，原则上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府，以及原则上自由的资本主、义市场，形成了实现专业主义道德约束的“三角形制衡机制”。原则上代表民众的政府在实现专业化制衡上主要运用的是两种工具：一是各种行业法规，例如教育法，是对专业所应承担的服务义务和应遵守的道德约束在强制性上进行升华的结果；二是各种专业许可机制，是出于对公民利益的保护而设置的强制性专业门槛。然而，政府能够且应该强制规定的通常只是专业服务的最低可接受水平，而不是最理想的状态，⑧因而并不能保障民众接受到高水平的专业服务。与此类似，自由市场在专业化制衡结构中所能起的作用也是积极与消极并生的。一方面，自由市场能较及时地反映社会需求的变化，对各专门职业的规模有调控作用，也“逼迫”各专业不断改善自己的服务，改进自己的技术，坚守自己的道德以保持在市场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市场规律并不总垂青维持社会和谐，保护社会发展的核心专业，也并不总抑制容易导致社会不公及损害公共利益的倾向。由此可以看出，专门职业、政府、市场三方的制衡是动态的。它只有在三方权力相对分散且均衡的时候才能达到杜绝权力滥用，保护民众利益，维持社会稳定的效果。 三、美国专业教育的文化基础 美国社会何以能在19世纪中后期认可以专业协会和专业教育为轴心的专业化实践？专业协会何以能在这段时期比较好地实现其与政府、市场间的三角制衡关系？大学专业教育何以能在短时间内有如此蓬勃的发展？要进一步理清这些问题，我们就必须从更深的理论层面上来剖析在当时美国民众间得到广泛认可的专业主义文化。 实际上，专业文化在西方世界古已有之。中世纪欧洲长期实践的学徒制度，城镇手工业行会制度，以至古老大学中的神、医、法学院教育等等，都彰显着社会对专门职业知识与技能的尊重，对专业服务的依赖与信任，以及对专门从业人员地位的认可。但本文即将讨论的是这种专业传统伴随着近代工业兴起而有的新发展，或可称作工业社会的专业主义。它是西方专业文化传统的延续，对其有不少借鉴，但更多地还是迎合了工业时代生产和服务的新需求，在覆盖面和严谨度上都是传统专业文化无法企及的。它当然也不局限在美国，但可以说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被发扬得最为纯粹。 专业主义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阐述。珀金聚焦于它所倡导的新劳动分工与生产方式变迁，将其视作人类社会“第三次革命”⑨的基础，摩尔将它看作一种对个人教育和事业的规训，一种针对专业人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⑩，而布莱德斯坦则将它看作一种以理性为核心特征的美国社会心理文化……另一些学者们在解释专业主义时，通常不是突出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就只是杂乱地列举专业主义的某些表征，缺乏内在统一性。在这些众多解释中，布林特的归纳可谓切中肯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专业主义包含了技术和道德两个方面。”(11) 专业主义最基本的内涵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也是将专门职业、专业人士同普通职业、普通从业者区分开来的最根本依据。现代专门职业与以往历史上同样由专门人员(如医生、教士、手工业者等)从事的行业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业实践的主要基础不再是代代相传的经验和零散的知识，而是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专业学科的完备知识体系的训练。它包括复杂的理论和技术，是专业理性权威的基础。传统的家庭传承和学徒制度不再适合这种体系化、标准化的专业知识的传播。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以正规学校教育模式开展的高等专业教育于是成为个人进入并从事专门职业的必要条件。这种教育的主体内容自然不再是具体的职业实践技能的训练，而是专业理论体系及核心技术的传授。其目标是实现教育产出对专业知识的垄断，使他们获得从事某项专业工作的“独有权限”。(12)当然，由于专业知识和技术会伴随实践不断增加、完善，专业人员在从业后仍必须使自己与其保持同步以保证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正如珀金概括的，“专业知识的基础是人力资本，获得途径是高等专业教育与工作经验。它本身就构成一种稀缺资源，使专业人士能够凭借它取得较高的收入和回报。”(13)在专业社会中，人才超越了物质，成为专业社会最核心的资源。专业人士因其在专业知识、技术上的垄断地位及能够提供的稀有高端服务，而获得其服务对象和社会公众的高度信任和依赖，享受独立自主实施专业服务的特权，以及较高的社会声望和经济收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抬升教育和人才的地位，专业主义理念也试图打破传统的，特别是美国南部的，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集权体制，扩大社会民主程度。高等专业教育在理论上可以打破以出身背景和物质资本为基础的社会阶层划分，使各阶层真正有才能的人能够平等地通过专业教育和专业服务，取得物质和精神上的相应回报，实现社会升迁。(14)从上面对专业主义技术层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专业主义兼有科学理性主义、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特征。 在专业知识和技术之外，专业主义还要求专业人员具有一套以“服务导向”(service orientation)(15)——服务客户、服务社会——为核心的道德律。它要求专业人士在工作中将自身利益置于客户利益之下，在公共生活中承担起“典范”和“社会良心”的角色。“服务导向”可以被视为是对自由经济的修正，也是西方民主思想中权利义务制衡原则的体现。它从骨子里透出启蒙思想和新教伦理的气质。单就最初产生专业主义的美国来说，“服务导向”所要求的使命意识，理性思考、自我约束等都深植于其更为久远的文化和政治传统中。(16) 专业主义道德要求实质上可以理解成一种“社会交易”(17)。交易的双方是拥有高深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与缺乏专业知识、不具备相关技术的公众，例如医生与病人。交易的内容是公众交付给专业人员以信任和任其独立自主进行专业活动的自由(专业人员享受的权利)，以换取专业人员在相关领域对客户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绝对保障(专业人员须履行的义务)。对待客户，专业人员必须将服务对象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社会，专业人员需要承担起与其所享受社会地位和威望相适应的公共服务义务。摩尔也认为专门职业与一般职业的一大重要区别在于“前者通常与特定的客户打交道，并且客户的利益会因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而遭受重要影响”(18)。 专业人员的道德约束还体现在对专业本身的忠诚上。专门职业对其从业者来说不是一般的职业，而是“事业”(19)，是专业人员进行社会身份认定——权利、义务、地位、权威、待遇、生活方式、所承载的社会期待、所具备的品性等——的关键依据。它要求专业人员全身心投入专业实践(20)，并保持高度专业认同，将自己和同行视为整体，内化专业准则(21)。鉴于个人社会声望与收益固然取决于其品性和专业水平，但更有赖于社会对其专业整体的认可程度，专业市场需求大小与垄断程度(22)，所以严守专业准入标准，服务质量和专业道德，保持专业整体形象也是专业人员必须承担的责任。 在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在“镀金时代”种种社会弊病的刺激下，上述这一套专业主义理念并不是少数学者或社会批评家的观点，而是发展成了一种广为流行的社会普遍心理。这是大学专业教育实践得以在这一时期产生、传播并得到广泛认可的最关键理念基础。当时，众多企业家、教育家、社会实业家等凭借自身教育和能力——而非身份地位或固有财产——确立起自己的事业，“自行伍而至将相”的事迹，通过报纸等新媒介传播到寻常人家，连同西进运动，内战中自由北方的胜利，新的科技对劳动的解放一起，拓展了人们对平等和自由的想象。加之以爱默生为代表的一批公众演说家的竭力宣传，使得专业主义所主张的平等的教育机会，严格的理性规训，科学的社会服务，高贵的奉献精神，民主的社会秩序等理念在美国民众间广为流传，获得极高的社会信赖。这些观念既符合美国的传统价值，符合大发展时期对效率和进步的追求，也满足了人们对走出“镀金时代”的混乱与迷惘的强烈渴望。它如同一盏指明灯，照亮了走在昏暗路途上的美国人。布莱德斯坦指出：“专业主义形成了一种文化……它为美国人提供了定位价值的依据，指引他们朝特定的方向发展自己。”(23)他认为专业文化的核心是社会对专业权威的绝对认可，是“一种对专业道德、专业成就，专业约束与专业控制的普遍社会信仰”(24)。这种信仰无形中为专业协会的发展增添了无穷的动力。同时，这种专业文化也极力推崇科学、理性，推崇大学专业教育，推崇坚韧、自信、自制，不惧挑战，爱好竞争，乐于奉献的完美人格。它相信每一个个人都能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能在某一专业领域成就一番事业，而专业教育是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规训环节，是由“人”到“专业人”的塑造，是进入专门职业的资格的获取。 四、美国专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及成因 美国大学专业教育发展已逾百年，取得了辉煌成就，但伴生的问题也不可小视。专业教育的问题可归纳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其一，大学对专业的定义过分实用化，导致鱼龙混杂，降低了专业的门槛，毁坏了专业的威信；其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与专门职业的精英化要求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从而导致了另一对矛盾，即教育产出的过剩与专业精英循环的形成。这些问题在二战之后大有积重难返之势，直接威胁到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质量与信誉。它们反映和加速了专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的坍塌，但追根溯源，却也早就包含在专业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弗莱克斯纳就在《现代大学论》中痛惜美国大学为了实践利益一再降低专业设置标准，轻视学术研究，导致专业教育沦为机械、批量产出“技术工人”的机构。(25)布莱德斯坦在40年后也观察到，“在美国生活中，任何工作和任何子文化都能在其被确立为具有独特理论知识体系的大学学科之时取得(专业的)认可和地位”。(26)过分实用化凸显了专业教育在发展中对专业主义技术层面要求的曲解。究其原因，专业主义并没有对专业学科构成要件提出明确界定。这种模糊性为很多无法真正确立起足以实现“独有的权限”的专业知识体系的行业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专门职业所享有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声望也直接刺激许多行业将自己包装成“专门职业”并堂而皇之地进入大学。弗莱克斯纳认为美国大学混淆了“真正的专业(learned professions)”与“一般职业(vocation/practice)”，认为这不利于两种教育的健康发展，且对专业教育尤其不利。(27)大学不加取舍地吸纳各行各业最终只会危及专业教育本身的信誉与质量。 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专业主义的精英化要求的矛盾越来越深。它深植于专业主义的一对内在矛盾中，即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一个社会需要的专业人士是有限的，真正的专业化必然要走精英路线。据布林特的严格统计，二战前全美只有1％的人口符合专业标准，而到1994年这个比例也不过增加了11倍。(28)摩尔也强调即使在专门职业中，真正能独立服务客户，符合专业标准的人也不是全部，甚至不占多数。(29)大学专业教育的民主性应是一种“质”的民主，而不是“量”的民主。然而，大众化导致学生基础参差不齐，人均教育资源减少。加之过分实用化的弊病，导致大量学生有专业之名，而无专业之实，既无法胜任专业服务工作，对于技术要求较低的工作却又“教育过度”。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毕业生占据了美国社会三分之二的岗位，其中大部分沦为了“杀鸡”用的“牛刀”(30)。这不仅浪费了资源，更扩大了社会差距。 而与专业教育产出过剩现象相对的却是顶尖专业人才中间的精英循环问题。虽然专业教育在理念上是面向全社会有能之士开放的，但美国顶尖大学招生规模非常小。在实际人学竞争中，各种与出身相连的不平等仍极有可能渗透进学生筛选过程。此外，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新技术的日新月异，专业教育的难度越来越大，对实验室、图书馆、高水平教师等软硬件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因此而加重的经济、时间和精力成本足以让许多学生望而却步。少数接受了优质基础和中等教育，拥有足够经济积累(通常来自于家庭)，且缺少就业压力的年轻人垄断了成为专业精英的机会。在摩尔对成就专业人士的因素的分析中，第一项就谈包含了父母学历及职业背景、家庭经济水平等内容的“社会背景”(31)也就丝毫不奇怪了。最终，很大程度上，专门职业还是成为了一小部分原本就在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聚集的领域。 这些问题与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社会基础的坍塌相互映射，专业主义理念的第二对内在矛盾——营利与服务——也由此产生。专业人员是专业知识技术的垄断者，普通民众根本无法对专业服务形成有效监督，因而所谓“服务导向”的道德约束实际极为脆弱。正如珀金指出的，专业精英的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则必然导致道德堕落、政治集权、经济垄断和社会不公，最终使专门职业走向自我毁灭。(32)尽管专业协会试图通过设立行业标准，提供公共服务等方式实现对专业人士的道德约束，但作为自治组织，它们仍不免将行业利益放在第一位，寻求垄断——而不是服务客户——的动机始终是其最强动力。(33) 专业协会无暇重视专业道德约束，也因为它们自身疲于在“三角制衡关系”中保障生存。克劳斯指出，20世纪30年代起有个大趋势是，美国政府权力和市场都越来越“集中化”——联邦政府权力扩大，大企业对市场的垄断增强，而专门职业却仍是分散的，这使得“三角制衡”结构中的两方聚拢并压制第三方，专业独立性很难维持。另外，由于行业分工的细化，服务分层的多样化，以及上文提到过的专业教育产出过剩、质量下降等原因，大约从上世纪60年代起，多数专业协会基本已无法维持市场垄断。(34)专业协会敌不过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便只能选择顺从其所代表的利益取向，而更忽略对普通客户的道德责任。而通。过专业教育筛选而形成的顶尖专业精英循环则易使专业权力也向政治与市场权力靠拢，从而更不利于维护“三角制衡”关系。长此以往，专门职业将很可能失去民众的信任，且危害到大学专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兴起是特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镀金时代”与进步主义运动相撞的独特时机，以专业协会为核心的众多专门职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推崇专业主义的社会思潮，都是促成美国大学专业教育在彼时彼地以其独特形式兴起的关键基础。他国如要借鉴美国经验，务必要对这种种基础有所考量。美国大学专业教育的理论基础并非完美，社会基础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代变迁，它们对专业教育的影响也更多地体现出消极的一面。美国的案例除经验外，更有教训。如何及时调整大学专业教育以应对种种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诱惑与挑战，是值得教育实践者深思的命题。 收稿日期：2014－03－27 注释： ①Burton J.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New York:Norton,1976),121. ②Ibid.,130. ③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54-57. ④对于“进步主义时期”的确切年份界线，学界众说纷纭，并无定论，但通常认为这一时期自19世纪80、90年代到20世纪20、30年代。在此期间，美国人针对当时多种社会问题进行了政治、经济、教育等多领域的改革活动，实现了美国在20世纪初的腾飞。Arthur Man,The Progressive Era(New York:Holt,Rinehart & Winston,1963),1-5. ⑤H.L.Wilensky,"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2(1964):137-158. ⑥Elliott A.Krause,Death of the Guilds:Professions,States,and the Advance of Capitalism,1930 to the Present(Michig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10,13-14. ⑦Ibid.,9. ⑧W.P.Alford,K.Winston,& W.C.Kirby,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New York:Routledge,2011),6. ⑨前两次革命分别是“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工业革命”。Harold Perkin,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Routledge,1996),xi-xii. ⑩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 (11)Steven Brim,In an Age of Experts: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7. (12)H.L.Wilensky,"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70.2(1964):137. (13)Harold Perkin,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Routledge,1996),6. (14)Ibid.,xii. (15)学者们在讨论专业主义道德层面要求时的用词略有不同，但意思相近。这里用的“服务导向”引自摩尔·威伦斯基使用的“服务理想”(service ideal)一词也较为贴切。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13-15; H.L.Wilensky,"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veryo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0,2(1964):140. (16)Steven Brint,In an Age of Experts: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7. (17)W.P.Alford,K.Winston,& W.C.Kirby ed.,Prospects for the Professions in China(New York:Routledge,2011),3-8. (18)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3. (19)Burton J.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New York:Norton,1976),172. (20)摩尔将其作为专业行业的最基本要求。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7-8. (21)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71. (22)Harold Perkin,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Society(New York:Routledge,1989),6-7. (23)Burton J.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New York:Norton,1976),x-xi. (24)Ibid.,x. (25)A.Flex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85-96. (26)Burton J.Bledstein,The Culture of Professionalism:The Middle Cla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US(New York:Norton,1976),125. (27)A.Flexner,Universities:American,English,Germa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36. (28)Steven Brint,In An Age of Experts:The Chang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 in Politics and Public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3. (29)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17-18. (30)Harold Perkin,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Routledge,1996),38. (31)William E.Moore,The Professions:Roles and Rules(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0),66-69. (32)Harold Perkin,Professional Elites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Routledge,1996),xiii. (33)Elliott A.Krause,Death of the Guilds:Professions,States,and the Advance of Capitalism,1930 to the Present(Michig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x,3. (34)Elliott A.Krause,Death of the Guilds:Professions,States,and the Advance of Capitalism,1930 to the Present(Michiga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15.29.标签：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大学论文; 美利坚大学论文; 行业道德论文; 服务文化论文; 专业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