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研究——唯物史观史学方法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唯物史观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历史评价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同忽视唯物史观的史学方法论有关。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认为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容易产生大而空的问题，实证研究才是历史学的正宗做派；二是认为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现代化理论等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历史，比之运用唯物史观更能够得到科学结论，因为唯物史观毕竟已经是100多年前的理论了；三是以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建构”历史，主张历史本身不存在客观性。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重新认识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很有必要。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是以唯物史观理论的立场、观点转化为研究历史的方法，它强调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是同一的。但它在转化为史学方法论后，有自身的特点与要求。笔者在研究恩格斯的史学思想时，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后半期产生的，和尼布尔、蒙森、兰克为代表的德国批判史学的产生在时间上有同步性，它们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也就是唯物史观创始人是如何看待批判史学的？笔者发现恩格斯对于当时在西方史学界如日中天的批判史学，持一种有保留的赞赏态度。一方面认为批判史学发明的文献资料考证方法是科学的，在确定历史事实的真伪时必不可少，历史研究不能缺少这一步工作。如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史时，曾经广泛收集有关爱尔兰研究的著作，他发现后来收集到的一些资料比之以前的有了更多的可靠性，原因是它们比原先的那些多了一些历史批判态度。在对《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一书所作的批评中，恩格斯指出：“这本书没有任何价值”，“作者所举出的每个证据，都需要再用新的证据来加以证实”，因为他“不会作最起码的历史文献批判”。①这里的评价就是从赞同批判史学的立场出发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批判史学以陈述事实为历史研究的目的，仍然未能脱离旧的历史编纂学的窠臼，主要的缺陷是，由于对历史的联系缺乏了解，因而不能正确地反映出历史的进程。他在不少地方谈到德国批判史学存在这样的问题，如认为“德国的历史科学在三十年战争以后，曾经由于德国的政治极端腐败而堕落到卑贱的地步，现在竟然由于德国上升到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而再次堕落到同样卑贱的地步”②。相反他认为梅林的《莱辛传奇》就高明得多，“是现有的对普鲁士国家形成过程的最好的论述……正确地揭示出相互联系”③。认为考茨基在《一八七八年的阶级对立》一文中，对兰克的《论近代史的几个时代》所作的批评很好。认为格罗特、尼布尔、蒙森以及当时的其他一切古典古代历史编纂学家，都没能弄清氏族的关系，将其看作是幻想的产物，而摩尔根由于自己的发现为唯物史观做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学家毛勒的著作，认为毛勒的著作是研究古德意志公社所有制的经典作品，但他仍然指出了他的研究方法存在4个方面的不足：引用证据和事例时缺乏历史感；不能用发展的眼光理解历史；对暴力的作用认识不足；将历史看作是直线上升的过程等。
经过这样的考察，我认为当时恩格斯是这样看待批判史学的，即认为它在整理史料方面是科学的，但由此形成的历史学派并不是科学的。不能发现历史的内在联系，不揭示历史的规律，历史学就不是科学的。这是唯物史观与当时的批判史学的区别所在。唯物史观之所以在科学价值上高出德国批判史学一筹，是因为前者是以自觉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为基础，而后者却把黑格尔彻底抛弃了。西方史学史专家古奇曾指出：“黑格尔当时正享有盛名，他对兰克即无助益，兰克对黑格尔来说也无用处。”④由于缺乏辩证法，德国批判史学当然也就无法去理解历史的辩证运动过程。恩格斯对批判史学的认识，在20世纪得到广泛的认同。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谈到，20世纪历史学之所以会走上社会科学化的道路，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观念认为，19世纪的历史学虽然是科学，但是不够科学，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科学改造。唯物史观是现存的唯一科学的历史观。从恩格斯和巴勒克拉夫的认识出发，可以肯定地说，历史学回归到实证主义研究立场上，就使历史学倒退到19世纪批判史学的水准上，从而倒退到准科学的地位上了。
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构成包含着历史研究的宗旨、学术价值、目的，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方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需要注意的思维方法等内容。历史研究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表达出先进阶级的愿望，做到科学性与价值判断相统一，是唯物史观历史研究的宗旨。阐明历史进程的总联系和历史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并对未来作出预测，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目的和基本方法，也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恩格斯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表达”了“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⑤虽然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也是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方法，但认为任何一个阶级、学派都可能使用它们。对它们的使用只是在与研究宗旨和目的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即与立场相联系的情况下才产生特殊性。所以，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特质是，运用辩证法研究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并表达出历史的过程与趋势。这是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科学性的体现。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是一个整体，它是研究宗旨、目的、方法、学术价值的统一。今天，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有没有失去它的有效性？
20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潮流，用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历史研究，其功绩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使历史研究走上了定量化道路，二是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三是丰富了史料的使用。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并没有形成与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对立。
首先，运用唯物史观所进行的历史研究，本身包含着社会科学化的成分，马克思主义史学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化历史学的先驱。马克思不是被称为社会学三大创始人之一吗？以至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时，认为马克思进行的是历史研究。⑥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研究，十分注重定量化。马克思把经济问题研究与历史研究整合在一起，这不就是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理论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汉民族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所进行的研究，注重以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生产方式的结构、民族构成的结构等，超越了兰克式的事实陈述性研究范畴，是一种社会科学化的历史研究，虽然它还比较粗糙。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布罗代尔，也曾经声称他对于地中海区域的研究，是受到马克思的启发的。被称为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师的福柯(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历史学家)也曾说：“如今在写历史的时候，不可能不直接地或间接地运用到与马克思思想相关的一系列概念，也不可能不置身于一个马克思曾描述、定义过的境域中。说到底，做个历史学家和做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所不同，是值得怀疑的。”⑦这些都说明唯物史观与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是紧密联系的。
其次，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历史，不能脱离历史观。例如，弗洛伊德用他的精神分析方法考察人类历史进程，撰写了《文明的缺憾》，阐发的是一种原性历史观。福山用现代化理论撰写《历史的终结》，阐发了一种人性的历史观。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上升到历史观的事实说明，理论与方法没有截然的界限，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也说明当要阐述历史的进程与趋势时，仅凭方法是不够的，必须运用历史观。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事例。这部书是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会议发起人的主观愿望是，通过邀集九个不同学科的代表性学者，阐明跨学科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实例，为新时期中国历史学今后的发展提供明晰的路径，推动其结构和体系的转换。
书中体现出的历史认识是富有探索精神的。一方面我们看到一种历史自觉意识的展现，虽然各个学科的作者都是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出发谈问题的，但又都把聚焦点集中在历史认识如何可能、历史知识如何形成这一主题上。文集从社会科学与历史学方法论，历史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关系，历史叙述的形式与特点，区域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各个方面，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以浓缩的方式展现了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探索、努力、实验。这种探讨是专注于学理的，即历史认识通过什么途径形成，历史知识如何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载体。它没有强调历史学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没有涉及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施加于外部的关系，所以是一种历史自觉的表现。这样的实验当然是难能可贵的，是创新意识的体现。每一个学科都是不断地在反思自己的学科的自主性的过程中逐渐进步的。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这种探索还是很不够的，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是也应看到，在这种实验中也存在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与唯物史观的运用隔离起来，好像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运用唯物史观是不合拍的。其中的一些文章有一个针对性，即认为概念分析式的历史研究才是科学的，宏大叙事不是科学的历史叙述范式，由于唯物史观是宏大叙事之一种，以它研究历史过程为目的的范式已经过时。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商讨，是因为其对历史认识的自觉并不是完整的。历史认识不仅不能放弃对历史过程的探讨，而且还是历史认识的基础和最后阶段。历史认识不仅要对历史作出本质的说明，还要对历史的进程与趋势作出说明。而只有历史观才能对历史进程与趋势作出说明。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说过：“对于历史而言，问题永远是：往何处去？”
会议的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相违背显示出问题所在。会议组织者在后记中感叹道：“原先以为不同学科的进入会使历史学这具骨架上的血肉更加丰满，没想到最后好像被其他学科吃的连骨头也没有了。历史学自身的特性何在似乎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⑧“如何确立中国历史学的主体性可能是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学家必须努力关注的问题。”⑨我们认为这一疑问显示出的问题是，在历史研究中仅仅凭其方法不能达到客观化，方法的运用必须与历史观结合起来。缺少了对历史进程与趋势考察的宏观视野，历史学就失去了主体性。社会科学理论的运用必须服从研究的目的性，而研究目的，也就是研究的价值取向，是由历史观提供的。历史观在指明历史发展的趋势、目的的时候，包含着人们应当如何创造历史的说明，这种对历史主动性的阐述，是历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价值判断。缺乏这种判断，历史研究不可能客观。如果历史观不能正确反映历史客观实际，社会科学理论并不能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我们主张将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运用结合起来，历史观为其提供框架，社会科学理论使其精确化。王家范先生的《中国历史通论》就吸收了现代产权理论，用所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解释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深刻分析了中国古代土地所有制与小农经济状况，使其历史认识大大地精确化；同时它并没有放弃对于历史过程的叙述，反而是在着眼于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的宏观视野中进行考察的。社会科学方法应当和历史观结合的问题，我们从对韦伯的类型分析方法上也可以得到证明。韦伯曾将社会控制支配类型分为卡理斯玛型、传统型、法理型三种，用它来分析不同社会的历史本质。韦伯没有交代过类型如何产生，他只是直接地使用了它们。从表面上看，韦伯似乎是仅仅用社会学概念进行历史研究，与历史观无涉。但我们应看到，这背后仍然是有历史观作为支撑的。韦伯的三种类型概念存在递进关系，后面的类型比前面的类型先进，这就是一种历史观的表达，只不过韦伯将其当作不言自明的理念而已。所以，在韦伯那里，社会科学方法是与历史观结合在一起的。
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认为，历史是历史学家建构出来的，历史的客观性存在于历史认识主体之间，同一阵营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赞同的观点就是历史客观性的体现。这种观点在中国历史学界产生的影响是，有些人将其作为先进的历史认识论看待，以此作为历史评价的标准。这是需要讨论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是在什么语境下提出这一问题的，它指涉的范围限度是什么。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是在批评实证主义史学缺乏对价值判断认识的前提下提出问题的，所以，它理所当然地把认识主体的立场当做探索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它们是从历史认识的内部机制出发来探讨问题的，把主体头脑中的观念作为认识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这为它们的历史认识论划定了一个范围：事实只是观念意识到的事实，观念之外的历史不在它们的认识范围内。海登·怀特曾道出了这一问题，他说：“只有假定过去的存在具有可言说的意义，历史话语才是可能的。历史学家之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不关心过去是否真正存在这一形而上学问题，或者，如果它确实存在，我们是否可以真正认识它这一认识论问题，原因就在于此。”⑩中国学者也指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是“从历史认识主体与生俱来而不断被他们及其同时代人改替的历史意识内部来看待世界，看待历史学的功用与目的”(11)。由于这种观念有其一贯性，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对于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所主张的历史是建构出来的观点，我们也只能在历史认识内部机制的范围内理解，它们对历史下的一些定义，如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进行的对话，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记忆等等，都只应在这样的范围内理解，超出这一范围，就不符合它们提出这一观点的本意了。
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主张历史是主体建构出来的，与近代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发生学有承接关系。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尔在反对神学信仰的战斗中，提出认识发生于逻辑，观念的明晰是认识是否成为真理的限度，为确立认识的科学性开辟了道路。这以后就成为了一种传统，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是通过逻辑的推演得出的。18世纪意大利的维柯曾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通过对人的活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人类生活的真理，但他的思想长期不受重视。认识如何形成真理的思维方式仍沿袭笛卡尔的道路前行，经由康德再到黑格尔，观念都是统领着事实的，没有观念就没有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后，在历史认识史上实现了变革。他们主张，事实是认识发生的起点与终点，获得真理的方式就是认识事实，所以一切科学都是实证科学。以观念推导事实的哲学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为连思维科学都是实证科学。由于事实是发展的，对事实的考察必须用历史分析方法进行，所以一切实证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我在《恩格斯的历史认识论》一文中对此作过初步的探讨。这里要补充强调的是，唯物史观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造的理论，也是对西方文化传统进行改造的理论。西方文化传统是从文化本身的逻辑进行文化的创新发展的，而唯物史观是从社会实践的需要进行文化的创新发展的。前者决定了只要是能够形成逻辑的清晰和一致，就能够成为标新立异的学说，而后者决定了必须对社会实践起到促进作用的理论，才是科学的理论。前者不需要通过实践进行历史真理的检验，后者则相反。所以，马克思的墓碑上的铭文是，哲学不但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
由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在西方，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传播。人们更多地从社会理论的角度，而没有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理解唯物史观。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则由于僵化、教条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失误，直接把唯物史观作为历史学的理论，没有在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方面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所以，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于对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历史认识如何可能，历史学是不是科学的讨论展开之时，它是在西方文化传统的范围内进行的。被沃尔什称为的分析历史哲学异军突起，向实证主义史学发难，率先提出历史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指出，“历史学必然永远都是建立在一种前提假设之上的”(12)，批评实证主义史学忽视了价值判断在历史认识中的作用。
分析历史哲学探讨了历史认识主体的自主性问题，探讨了历史认识观念独立于现实的机制是什么的问题，从主观观念方面，回答了历史认识如何成为科学的问题。历史认识主体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进行认识的？认识的范围如何划定？认识的方式和途径是什么？认识所能达成的目标是什么？产生的效果如何？这些问题，分析历史哲学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分析历史哲学认为，这一切都在历史认识主体原有的经验和观念的基础上发生，历史认识主体的经验和观念形成了历史认识的主导性，历史表现为历史学家与过去的对话。由于分析历史哲学主张历史价值体现在历史认识主体上，观念的真实就是历史的真实。它是从历史认识主体的原有观念出发确立历史认识价值的。
在分析历史哲学之后产生的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则认为，历史叙述呈现历史意义，而历史叙述为语言结构所限定，所以历史是由语言建构出来的。其学术价值是，揭示了语言叙述方式与过程如何决定历史意义的表达机制。海登·怀特曾说，一直以来，“历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没有普遍公认的分析形式，没有可供交流发现的语言，也没有用来确立起发现元真理的概念化和证实技术”(13)，而他的任务就是建立这样一套方法。它的实践价值是，历史学家在进行历史叙事时，应当理性地意识到，通过编排历史事件的秩序和赋予不同的重心，可以表达某种历史意义的需要。历史学家所再现的历史，不是完整的历史，而是通过叙述表达具有某种意义的历史。有人指出：“当代历史哲学一项重要贡献就在于，对历史表现的形式分析积极地展现出历史文本中主观性介入和存在的方式。”(14)从这里我们看出，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所作的努力是，历史叙述如何科学化。
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从历史主体的不同角度，能动地发展了历史认识论，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它们仅仅把历史科学作为认识世界的知识，而不是改造世界的知识，社会实践问题脱离了它们的视线，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视野看，这并不彻底。
由于唯物史观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学中得到运用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但未占据主流地位，而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在世界文化话语权上并不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阐发，还存在不系统的状况，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还是有限的。从这一角度看，这提出了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有待完善的问题。我们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历史认识论可以更为有效地揭示出历史认识的特征，因为一个立足于从社会与文化的外部关系建立的历史认识论，显然比一个仅从文化内部的机制建立的历史认识论，更有理论的包容性，更有合理性空间，然而也是更有难度的目标。分析历史哲学、后现代主义历史观念对历史认识论的贡献，为唯物史观历史认识论的建构提供了思想材料，但不应当认为可以取代唯物史观。历史是主体建构出来的观点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认可。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8页。
④[英]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81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49页。
⑦[法]福柯：《福柯集》，杜小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1页。
⑧⑨杨念群等主编：《新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83、883页。
⑩(13)[美]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陈永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94页。
(11)(14)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109页。
(12)[英]布莱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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