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汉文学与母语文学表现力之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文论文,母语论文,韩国论文,表现力论文,之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文学史家们在研究韩国或者日本古典文学时，多只重视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而不重视汉文学。这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现象关系到汉文表现力与民族情感等复杂的问题。其实重视母语创作自然是无可厚非，但是完全不重视汉文学显然也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在古代韩国和日本文学发展的相当过程中，汉文学的地位远远高于其母语文学；汉文学作品的数量，也是一个惊人的数目。由于韩国、日本存在汉文与母语双语创作的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双语文学表现力的争论。
对于汉文学与母语文学的表现力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汉文学的表现高于母语文学。可以说这不是学术界的主流，然而仍然存在这种看法。韩国国文学教授李润济评论母语文学与与汉文学时说：
在韩国，对于这些由韩国人亲手创作并发展起来的汉文文学，不仅是作者，而且是当时整个社会从不怀疑它们属于本国文学。比起那用韩国语表记的文学，汉文文学更好地表达了韩国人的思想情感。仅从这一事实来看，也断不能说它们与韩国文学全无关系。至少对于古代汉文文学来是如此。但是，如果因此而将之说成是韩国固有文学，径直说成是韩国文学似乎也有不妥。（注：赵润济：《韩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4页。）
韩国学者李庆善对于李润济教授的此一说法颇为不满，他反驳说：
汉文学家们自身或许抱有如此的想法也未可知，这也可能是出于骄傲。虽然如此，究根结底这只不过是汉文学者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已。从客观来看绝对不可能如此。因为他们是朝鲜人，常用的是朝鲜语（国语），极其特殊的例子除外，一般不懂得中国语（白话）。从语言方面来看，汉文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是没有坚实根底的畸型。以此畸形的工具，无论何等老练的工匠，如何可能“比国文更好地表达了朝鲜人的思想和情感”呢？（注：李庆善：《韩国比较文学论考》，汉城，一潮阁1976年版，6页。）
这两位学者对汉文学与母语文学表现力之争，可以说是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李庆善对赵润济的批判相当激烈，充满了愤慨，应当说代表了当前大部分韩国学者的看法。轻视汉文学，重视母语文学，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来自于语言方面。这些学者认为，汉文学毕竟是以外国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既然是外国语，总不可能自如地表现本民族的日常生活，一般而言这是完全正确的看法。汉文毕竟不是本民族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汉文只是作为书面语言所使用，根本不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既然汉文远离本民族的日常生活，自然是不可能完善地表现本民族的思想情感。这种看法显然并非是发自于民族情感，而是文学创作的一般性事实。因为韩国或日本学者皆称其汉文学为畸形发展的文学。且看一段韩国文人与中国文人交往的记录，就可明白这种现象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事实。高宗三年，洪淳学曾出使到北京，回国著有《燕行歌》，记录了从汉城出发到北京，最后回国复命的所见所闻。文中有一段记载了他们与中国文人之间交流的情况。他们曾到太师少卿郑功秀的家中做客。其中描写了郑家的房子、院落、摆设等，文字甚为畅雅俊秀。然而他们与郑功秀之间的交谈却是非常困难的。
……花柳交椅，相对而置，主客落座，下人献茶。杯精而细美，置于盅托之上，注满香茗，以礼劝品。少呷细饮，满口生香。然彼方语言，与我不同，主客相对，无以通情，安坐良久，似哑似聋。幸天下文字相同，决意笔谈。遂置砚磨墨，各持毫管，书以诗笺，终通语言。来往问答，坦诚自然，肝胆披沥，情曲相通。……上述诸公，皆文章才士，笔端之下，溢彩流霞。诗近晚唐，相和酬答。众公善书，字有王羲之神韵，相互品评自乐。余虽无识，文笔不足，亦当场联句，即时和答。诗虽简陋，但具联形，故而博得众公称赞，责以过谦。
这段文字描绘的现象极为奇特：笔谈成为中韩文人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诗酒唱和本为文人墨客之交际方式，但是完全不能以口语相通，汉文实为畸形现象。然而不论承认汉文为畸形与否，韩国文人却能自如地创作诗文，倒也成了彼此相通的渠道。而且韩国人的诗文写得很好，能够准确生动地描绘当时极为复杂的场面。口语完全不能交流，诗文却有很高的表现能力，这种矛盾的现象在古代的韩国与日本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如果把汉文作为外国语言来看，这种畸形的现象就显得非常鲜明，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现象。
认为汉文学的表现力高于母语文学，这种看法同样也存在于日本文学。栗山邦彦（文化四年卒，1807）为江户时期阿波藩著名的汉文学家，赞岐国牟（礼今木田郡牟礼町）人。栗山与尾藤二洲、古贺精里一起，反对明代古文辞，提倡唐宋平易晓畅的古文，使日本近世文风为之一变。他作为一代文豪，其作品格调高迈，畅达自如。他著有《栗山文集》六卷五册，另外还有《栗山逸文》。他年轻时曾经编过日文汉译的辞书《杂字类编》，可知对汉文和日文都有很高的造诣。他也从事过母语文学的汉译工作，曾把《平家物语》的一段译为汉文，收入在他的《栗山逸文》中。斋藤拙堂曾评论栗山的这一段汉译时认为：
文颇近小说体，然依《平家物语》一辞不漏，笔笔生动，描写如画，确在原文之上。（注：斋藤拙堂：《拙堂文话》，卷七。）
《平家物语》为日本文学史家公认的名作，可是斋藤拙堂却认为栗山的汉译胜于《平家物语》的母语原作。这可谓是独特的看法，这种看法也代表了这样一种思想：汉文在表现日本民族生活与情感时，并不低于日文。这里当然也应看到斋藤拙堂本人也是汉文学家，这里可能包含他对汉文学的特殊感情。然而日本的情况与韩国大不相同，日本八、九世纪便开始走上了创造母语文字的道路，母语文学从八世纪以后，是越来越繁荣，也产生了母语文学的各种体裁形式：物语、俳句、能乐、净琉璃等，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日本文学的发展史上也发生过汉文学高于母语文学的说法，但并没有像韩国一样成为普遍的问题。
赵润济和李庆善的看法，代表了韩国现今学术界的一般看法。然而他们的论争其实是古代母语文学与汉文学之争的延续而已。汉文学与母语文学之争并非始于现代，在古典文学时期也有过。初时韩国的文人士子对于母语文学持否定者较多，以为母语文学淫荡鄙俚，不值一观。这当然都是汉文学家们的看法。否定母语文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由于母语文学往往有不合儒家礼教之法的内容；其次在文学形式上不及汉文学那么完备；再次在语言上俚俗而失雅致；其四母语诗歌及文学的作者往往是“愚夫愚妇”，为社会下层人民所作。这些都是为文人士大夫们所不齿的。文人士大夫们所崇尚的是中国文学，因而所重视的自然也是士大夫们所创作的汉文学。在文人士大夫的观念之中，汉文学就是本民族的文学，也是正统的文学。他们之间交往酬唱也以汉诗为主。汉文学是文人志士挤入朝政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而这是最重要的原因，韩国的科举以诗词赋等为其考试内容，汉文学的地位及其影响不言而喻。
洪大容是一个提倡母语文学的文人，但他也曾描述母语诗歌在形式方面的缺陷，说：
韩鲜固东方之夷也，风气褊浅，方言侏离，诗律之工，固已远不及中华。而词操之体益无闻焉。（注：洪大容：《湛轩集内集·大东风谣序》，卷三。）
在洪大容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出当时文人是何等地鄙视母语文学。母语文学之所以受到歧视，是因为它不可能具有像中国诗歌一样精致的艺术形式。当然从上面的描述当中还不能认为洪大容也是鄙视母语文学的。
李退溪为韩国汉文学的重镇，他的文学作品和思想在韩国具有广泛的影响。从退溪对母语诗歌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母语文学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他在《陶山十二曲序文》中说：
吾东方歌曲，大抵多淫哇不足言。如《翰林别曲》类，出于文人之口，而矜豪放荡兼以亵慢戏狎，尤非君子所宜尚。惟近世有《李鳖六歌》者，世所盛传，尤为彼善于此，亦惜乎其有玩世不恭之意，而少温柔敦厚之实也。（注：李退溪：《陶山十二曲序文》。）
退溪是韩国朱子学的代表性人物，他从儒家思想与母语文学关系的角度否定了母语文学的普遍现象。母语诗歌的内容大多不合儒家思想，多淫声，缺少温柔敦厚之意。在文艺为载道之器的时代，载道为基本的准则，如有相违之处，必然为文士大夫所不取。汉文学与母语文学相比较而言，则更多地表现了儒家思想，成为文学楷模。洪大容是提倡母语文学的文人，在他的描述之中也可以看到一般文人对母语文学的态度：
其所谓歌者，皆缀以俚谚，而间杂文字。士大夫好古者，往往不屑为之。而多成於愚夫愚妇之手，则乃以其言之浅俗，而君子皆无取焉。虽然诗之所谓风者，固是谣俗之恒谈，则当时之听之者，安知不如以今人而听今人之歌耶。（注：洪大容：《湛轩集内集·大东风谣序》，卷三。）
韩国母语文学出现之后，逐渐出现了提倡母语文学、肯定母语文学价值的思潮。这一思潮的产生使汉文学置于被拷问的位置上。这种思潮的特点便是否定汉文学，肯定母语文学。肯定母语文学本来无可厚非，完全是值得提倡的积极现象。肯定母语文学主要是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发自于民族的情感。随着历史的发展，民族意识的觉醒，文人们逐渐认识到母语文学的重要性。因而文坛出现了一些提倡母语文学的文人。这些文人的出发点当然是民族的感情，希望出现更加适合于本民族生活情感的母语文学。应当认为这种出发点是正确合理的。金万重、洪大容、朴趾源等文人便是这一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其二，认为母语文学从文学本质来看高于汉文学。提倡母语文学的文人并不是简单地从民族情感出发提倡母语文学。他们依据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主张文学应当真实自然，唯有天机而成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洪大容在《大东风摇序》中说：
惟其信口成腔，而言出衷，曲不容安排，而天真呈露，则樵农讴，亦出於自然者，反复胜於士大夫之点窜敲推，言则古昔而适足以斫丧其天机也。（注：洪大容：《湛轩集内集·大东风谣序》，卷三。）
洪大容的理论根据十分充分，他提倡母语文学，是依据文学应当“出於自然”、“真机”的文学理论。所谓自然真实者便是自然地表现情感。文学本来就是情感的产物。这一理论在中国和韩国的古典文学理论之中相当普遍，陆机缘情说就以为文学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的产物。以这种理论来看，母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没有与韩国情感的间隔，更加自然真实地表现了韩国人的情感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母语文学的表现力当是高于汉文学。洪大容的理论更是接近于老庄的文学理论，而与儒家的劝讽理论存在一定的距离。他在《大东风谣序》中称：“歌者言其情也，情动於言，言成於文，谓之歌。舍巧拙忘善恶，依乎自然，发乎天机，歌之善也。”（注：洪大容：《湛轩集内集·大东风谣序》，卷三。）磨岳老樵《青丘永言后跋》中也有和洪大容相同的看法，其出发点也是一致的。
其三、为母语和母语文学的形式辩护，是几乎所有提倡母语文学者的立场。韩国母语文学之中尤其是诗歌作品，没有中国古体诗、近体诗、乐府诗的形式，亦没有押韵合律之要求。故在文学的形式上，“腔调虽不雅驯”，“曲不容安排”，这就是指缺少形式上的规则之美。母语诗歌没有中国诗歌那样的形式之美，在语言上母语多属民间俚语，用之于诗歌之中，被文人们斥为鄙俗不堪。面对母语诗歌本身存在的这些特点，母语文学的提倡者们从语言和文学的形式两个角度进行辩护。
从语言上看，母语诗歌多用谚语、俚语、俗语等，因此俚语等概念在当时就成了母语的代称。一些学者们认为这是国文学走向母语文学的必然现象，是为母语诗歌辩护的主要方面。金天泽说：
我东人所作歌曲，专用方言，间杂文字。率以谚书传行於世。盖方言之用，在其国俗不得不然也。其歌虽不能与中国乐府比并，亦有可观而可听者。中国之所谓歌，即古乐府暨新声，被之管弦者俱是也。我国则发之藩音，协以文语，此虽与中国异，而若其情境，咸载宫商谐和，使人咏叹淫泆，手舞足蹈，则其归一也。（注：金天泽：《青丘永言序》。）
金天泽的这一段论说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韩国歌曲用母语（方言）来创作，是韩国习俗的必然要求，因而在歌曲中用母语创作是很自然的现象。无论是中国的歌，还是韩国的歌，从其本质上来说咏叹舞蹈之作。其不同之处只是发音而已。韩国为藩，必然多用藩音。二，金天泽关于语言的意识颇值得关注，他将母语称为方言，汉语自然是标准语。也就是说他虽然是母语文学的提倡者，但他同样没有把汉语看成是外国语，而是看成是标准语，母语只是方言而已。三，金天泽提倡母语文学，认为有“可观而可听者”，不过并非全面的肯定，对母语诗歌的评价是有限度的。他把母语歌曲与中国乐府相比较，认为还是不能与中国乐府相提并论。
文学形式与语言本身有密切的关系，为母语辩护必然导致为母语文学的形式进行辩护。朴趾源为母语文学的形式进行辩护说：
家人常谈犹列学官，而意讴里谚亦属尔雅矣，故文之不工，非字之罪也。彼评字句之雅俗，论篇章之高下者，皆不识合变之机，而制胜之权者也。（注：朴趾源：《燕岩集·骚坛赤帜引》，卷一。）
韩国语本身不可能具备汉文一样合辙押韵的可能性，然而这是韩国母语的问题。这其实是以汉文学的形式去要求母语文学的形式，汉文学的形式是以汉文的特点形成的特有的文学形式，不能以汉文学的形式之美要求非汉文的文学形式。既然语言和文学形式不同，就应当有不同的形式要求，这才是懂得诗之“合变之机”。不管对象是否发生变化，一味地坚持以汉文学形式的标准评价母语文学，就是脱离了对象。除朴趾源外还有许多其他作家也指出，在文学作品之中杂以谚语俚字，是“不得不然”，这也是合于韩国语言和民俗的。为母语文学的诗歌缺乏形式进行辩护时，洪大容以为过分追求形式将丧失诗歌更重要的自然之趣。他说：“自周以后……诗与歌异其体，人伪滋，而情与文不相应，是以其声律之巧，格韵之高，用意虽密，而愈失其自然理致，虽正而愈丧其天机。”（注：洪大容：《湛轩集内集·大东风谣序》，卷三。）中国文学自周以后歌与诗就分为二体，就出现了情与文不相应的现象。母语诗歌没有中国文学或者汉诗那样多的形式要求，自然真率，出于天机，没有情与文不相应的情况，更贴近于生活。这是从形式的角度批判汉文学，同时也提倡了母语文学，没有形式之拘忌。
其四、在提倡母语文学的同时，汉文学就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批判汉文学的根据也主要是从自然、真实等角度进行的。认为汉文学缺乏真实情感，而多求声律之法。律法之愈高，其表现的意识情感则愈卑下，作品越是远离率真的本质。朴燕岩曾谓：
山川风气地异中华，言语谣俗世非汉唐。若乃效法於中华，袭体於汉唐，则吾徒见其法益高而意实卑，体益似而言益伪耳……字其方言，韵其民谣，自然成章，真机发现，不事沿袭，无相假贷，从容现在，即事森罗。（注：朴趾源：《燕岩集·婴处稿序》，卷七。）
韩国的自然环境、民俗风情自与中国不同，可是在文学创作上偏以中国文学为楷模，这就远离了韩国人民自身的生活。文学失去了自然真机，也就成了赝品。金万重将汉文学斥之为鹦鹉学舌而已。
松江《关东别曲》、《前后美人歌》乃我东之离骚。而以其不可以文字写之，故惟乐人辈口传相受授，或传以国书而已。人有以七言诗翻译关东曲而不能佳。或谓泽堂少时作，非也。鸠摩罗什有言曰：“天竺俗最尚文。其赞佛之词，极其华美，今译以秦语，只得其意，不得其辞。”理固然矣。人心之发於口者为言，言之有节奏者，为歌诗文赋。四方之言虽不同，苟有能言者，各因其言而节奏之，则皆足以动天地，通鬼神，不独中华也。
今我国诗文，舍其言而学他国之言，假令十分相似，只是鹦鹉之人言。而闾巷间，樵童汲妇咿呀而相和者，虽曰鄙俚，若真膺，则固不可与学士大夫所谓诗赋者同日而论。况此三别曲者，有天机之自然而无夷俗之鄙俚，自古左海真文章，只此三篇。（注：金万重：《西浦漫笔》，景仁文化社1974年版，652页。）
金万重批判汉文学的角度与朴趾源有所不同。如果说朴趾源主要是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内容的角度批判汉文学的话，那么金万重则主要是从语言的角度批判汉文学，以为汉文学是借用他国民族的语言来创作，这自然只能是鹦鹉学舌之作，不足为取。
在进行以上的论述之后，还应当注意的是笔者并无意认为汉文学的表现力一定高于母语文学，也不认为母语文学的表现力高于汉文学，所主张的是对双语文学的现象要做历史具体而又客观的分析。